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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11日,郁达夫致信许广平,不厌繁琐地一一介绍新加坡的语言、气候、往来路线、所需费用、出入境手续,以应许广平谓海婴多病和生活困难想去新加坡之事。一个月后,许广平复信,说海婴肺部不好,总怕他也突然死去,她眼睁睁看见周先生活生生地死掉,给死骇怕了,去新加坡之意也动因于此,但此外仍有很多困难,也没有一定打算动身之意。两信发表时一名《乱离中的作家书简》,一名《文人的穷》。郁达夫与鲁迅一生相知,在“穷”字上的共通共鸣,大概最为肯綮。“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两地书》)为穷困;“正当三十几岁的壮年,不得不客死在黄河东岸,山西的运城”(《关于黄仲则》)是穷途。而鲁迅和郁达夫的运命,亦与之成谶,前者于苦劳中长逝,后者于南洋客死。房伟以郁君的传奇历史为经,以铃木和“我”的孤狭人生为纬,离世独立者的孑然与现世不安者的惶然彼此交织,于同一时空中共振,小说《苏门答腊的夏天》读之令人潸然有感。
这时代,很多感动都不过是言不由衷地讨个口彩,你的心思再能旁逸斜出,通常也压不过职称和房贷(小说里“我”纠结于前者,铃木受负于后者),于是总有些如影随形的蝇营狗苟,把人推向犬儒的绝地。但物极必反,捆绑得太厉害,反倒生出无依无傍的放浪形骸来,生活能把世界变成宁古塔和沧州,无视生活就能把你变成三和大神与凉山兄弟。“人到中年,在一所无关紧要的大学,任职助理教授,收入不高,也没什么学术名气”的铃木去苏门答腊“找魂”,不只是郁达夫先生的魂,而且是自己的魂;我“按照家乡风俗,举行一场‘木古茨’招魂仪式”,既想招先生的魂,也想再见被自己剽窃的朋友的魂。中年男子把心里的如狼似虎和熙来攘往放下,只期望一次阴魂不散。而一次又一次的灵魂寻找与相见,就是三和大神逃出富士康。
郁达夫流离海内、亡命海外,他和你我有差不多的贪婪、骄傲、虚荣和情欲勃发,但其行止既超过人之上限,也超过人之下限,凡所经之处皆哗然一片,最奇的是在人生终点上他却又交出了傲慢也交出虚荣,从一个“曾因酒醉鞭名马”的放纵诗人一转而变成“已戒酒,在宪兵部,绝对不喝一口”的抗日通译。上世纪30年代,他对史沫特莱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以至于被除名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世纪40年代,他却作诗“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又俨然抗日领袖。直至人生终点,郁达夫也消失得神秘莫测,半世纪后还让东亚南亚的学者们一次次拿起笔来,兵戎相见。无怪房伟在《苏门答腊的夏天》里不厌其烦,一遍遍对郁君的轶事传奇进行细节上的丰满,这大概就是先生的魅力吧,一觑其面,就让人见异思迁。
与这种恣意丰满的人生相對,“我”和铃木的人生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个山寨,但三人的飘零孤寂却有五分相似。在郁达夫的庇护之下,胡愈之、张楚琨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同仁社”,胡愈之在《郁达夫流亡和失踪》中回忆,“因为政治认识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在苏门答腊建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尼问题,都没有让达夫参与。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开办酒厂赵豫记以为掩护,所谓“赵豫”,大概取自李白的《笑歌行》“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既有矢志复仇之志,也存了千载浮名、无人相知的悲剧性自讽,“同仁社”并不视其为“同仁”,也恰说明了这种自讽的真实性。
而小说中的“我”是“厚着脸皮给编辑寄礼物,发短信过去,也是没回复。我只能躲在宿舍抽烟、听音乐、看章谦留下的黄色小电影。我在半夜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疯狂拖动凳子,有时也忘记将小电影静音,弄得满楼道都是娇喘吁吁的声音”;铃木则是“家里买房没有几年,房贷沉重,长男又不幸病逝。他在大学的薪俸也不高。”他“需要去一个陌生地方,为一个看似重要,有意义的事奔忙。”三个男人,都活在各自被悬置的生命里,肩了重负又怀揣幻想,又都不得不在命运的转弯处中止或折回。在房伟的笔下,郁达夫、铃木和我在不同的时空里一边举目远望,一边把自己烧糊的人生丢在一旁。
在郁达夫的殒身之地武吉宜丁他有碑无墓,在其诞生之地富阳他有居无冢,除了“我”,似乎没有人真想知道杀死郁君的凶手为谁,也没有人真在意郁君的遗骨最终委身何处,正如小说中所引“尸无处寻,死地未定,死而未定—比死更悲惨的,他竟然被夺走了他的死”,郁君因之变了漂浮的能指、不散的阴魂。他被赋予累累名号,却依旧罕有人视其为“同仁”,所谓漂浮的能指,无非就是一些符号的衣冠冢。房伟在小说结尾把故事引向神秘,故事的主场由赤道上的岛屿转向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从海拔712米的武吉宜丁骤升至海拔3000米的大凉山。“木古茨”是沟通生灵与阴魂、印尼与上海、“我”与郁君的超级链接,故事随着萨满浓烟拔地而起,无言的幻象迫使“我”对视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所言的那个“魔都”,有关郁君的叙事则沉没在对视里。房伟用他的方式,记述了一个瞎眼的时代,用这部小说,打捞了被褫夺的所指。
责任编辑:朱广金
李丹,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亦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在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撰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977-1983)》等专著。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入选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学术成果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这时代,很多感动都不过是言不由衷地讨个口彩,你的心思再能旁逸斜出,通常也压不过职称和房贷(小说里“我”纠结于前者,铃木受负于后者),于是总有些如影随形的蝇营狗苟,把人推向犬儒的绝地。但物极必反,捆绑得太厉害,反倒生出无依无傍的放浪形骸来,生活能把世界变成宁古塔和沧州,无视生活就能把你变成三和大神与凉山兄弟。“人到中年,在一所无关紧要的大学,任职助理教授,收入不高,也没什么学术名气”的铃木去苏门答腊“找魂”,不只是郁达夫先生的魂,而且是自己的魂;我“按照家乡风俗,举行一场‘木古茨’招魂仪式”,既想招先生的魂,也想再见被自己剽窃的朋友的魂。中年男子把心里的如狼似虎和熙来攘往放下,只期望一次阴魂不散。而一次又一次的灵魂寻找与相见,就是三和大神逃出富士康。
郁达夫流离海内、亡命海外,他和你我有差不多的贪婪、骄傲、虚荣和情欲勃发,但其行止既超过人之上限,也超过人之下限,凡所经之处皆哗然一片,最奇的是在人生终点上他却又交出了傲慢也交出虚荣,从一个“曾因酒醉鞭名马”的放纵诗人一转而变成“已戒酒,在宪兵部,绝对不喝一口”的抗日通译。上世纪30年代,他对史沫特莱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以至于被除名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世纪40年代,他却作诗“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又俨然抗日领袖。直至人生终点,郁达夫也消失得神秘莫测,半世纪后还让东亚南亚的学者们一次次拿起笔来,兵戎相见。无怪房伟在《苏门答腊的夏天》里不厌其烦,一遍遍对郁君的轶事传奇进行细节上的丰满,这大概就是先生的魅力吧,一觑其面,就让人见异思迁。
与这种恣意丰满的人生相對,“我”和铃木的人生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个山寨,但三人的飘零孤寂却有五分相似。在郁达夫的庇护之下,胡愈之、张楚琨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同仁社”,胡愈之在《郁达夫流亡和失踪》中回忆,“因为政治认识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在苏门答腊建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尼问题,都没有让达夫参与。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开办酒厂赵豫记以为掩护,所谓“赵豫”,大概取自李白的《笑歌行》“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既有矢志复仇之志,也存了千载浮名、无人相知的悲剧性自讽,“同仁社”并不视其为“同仁”,也恰说明了这种自讽的真实性。
而小说中的“我”是“厚着脸皮给编辑寄礼物,发短信过去,也是没回复。我只能躲在宿舍抽烟、听音乐、看章谦留下的黄色小电影。我在半夜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疯狂拖动凳子,有时也忘记将小电影静音,弄得满楼道都是娇喘吁吁的声音”;铃木则是“家里买房没有几年,房贷沉重,长男又不幸病逝。他在大学的薪俸也不高。”他“需要去一个陌生地方,为一个看似重要,有意义的事奔忙。”三个男人,都活在各自被悬置的生命里,肩了重负又怀揣幻想,又都不得不在命运的转弯处中止或折回。在房伟的笔下,郁达夫、铃木和我在不同的时空里一边举目远望,一边把自己烧糊的人生丢在一旁。
在郁达夫的殒身之地武吉宜丁他有碑无墓,在其诞生之地富阳他有居无冢,除了“我”,似乎没有人真想知道杀死郁君的凶手为谁,也没有人真在意郁君的遗骨最终委身何处,正如小说中所引“尸无处寻,死地未定,死而未定—比死更悲惨的,他竟然被夺走了他的死”,郁君因之变了漂浮的能指、不散的阴魂。他被赋予累累名号,却依旧罕有人视其为“同仁”,所谓漂浮的能指,无非就是一些符号的衣冠冢。房伟在小说结尾把故事引向神秘,故事的主场由赤道上的岛屿转向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从海拔712米的武吉宜丁骤升至海拔3000米的大凉山。“木古茨”是沟通生灵与阴魂、印尼与上海、“我”与郁君的超级链接,故事随着萨满浓烟拔地而起,无言的幻象迫使“我”对视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所言的那个“魔都”,有关郁君的叙事则沉没在对视里。房伟用他的方式,记述了一个瞎眼的时代,用这部小说,打捞了被褫夺的所指。
责任编辑:朱广金
李丹,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亦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在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撰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977-1983)》等专著。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入选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学术成果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