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有很多身份: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无党派人士;2001年“亚洲诺贝尔奖”菲律宾麦格赛公共服务奖得主;北京市人大代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妇女发展专家;妇女跨文化网络名誉主席;全球妇女基金会董事。
她也有许多称谓:最基本的“吴老师”,民众口中“最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某些人口中的“神经病”,还有“国际叫花子”。
但有一个名字和一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吴青,冰心和吴文藻的女儿。
教授·人大代表·刁民
2009年,吴青72岁。教授身份,琴瑟和谐,儿子在美国。倘若依世人眼光,她早该过上含饴弄孙、伺候花草的和乐生活,与中国其他同龄的老人一样。
但她偏偏“折腾”:每周二下午去固定的选民接待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选民,高峰期能一次性接待两百来人;为农家女学校奔忙,用她的话说,“任务主要是弄钱”;电话公开、手机公开,从不介意陌生人拨打;有个专用的本子,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对于吴青而言,她没有休息日,每一天都在奔忙。
为了保证足够的休息,丈夫陈恕在大门上贴上字条:“每天中午1点到3点为午休时间,请勿打扰。”尽管如此,还是有阻不了的打扰,例如电话,例如冒冒失失上门的来访者。
当这样的状态成为“常态”,它持续了多久?二十五年。
1984年,海淀区选举人大代表。外国语大学这边的条件是: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人事处的人将校内的人筛选一番,看看有几个人符合。当时的吴青算是党委推荐的一个人,就有人问她:你想不想当?她说想,很明确地想。
如果时光倒转,不知会不会有人后悔这一询问——从那之后,吴青的生命轨迹发生了转折,她令一些人感激和敬爱,令另一些人如坐针毡。她是刺头,是最敢说真话的人,是“有争议的人”。但最关键的,她的“个人存在”被更加鲜明地提炼,令她之所以是“吴青”,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84年,吴青成为了海淀区人大代表。1988年,她又被提名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该届代表会上,她史无前例地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来,她什么事都敢质疑,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争取。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在她眼里“有问题”,便无法置之度外。
仅以一件小事为例:从前北京规定,没有人陪伴,残疾人不得乘坐地铁。“这是不平等的”,吴青说。她跑去地铁的每一站,问乘务人员是否清楚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残疾人活动,每天的客流量中有多少是残疾人,是否知道应该提供怎样的服务?她又去行走“盲道”,发现只设置了右侧通道,而没有左侧的。于是,她找到发改委,坚持一起去走一遍“盲道”看看,正午炽烈的太阳下,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
并非凭借一己之经验或看法来对事务挑剔,吴青自有她的理论支撑:随身带一本《宪法》,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从《宪法》中找依据。它是母亲冰心赠予的,多年翻阅,已经把书页翻黄翻烂,后来吴青给封皮套上一个塑料小硬壳。《宪法》二十几年未离身,遇事时每每拿出来,翻到某页某行某一句,指着和对方说某件事为何不合理,应该如何解决。对方往往很尴尬,甚至于怒火上窜。
有人劝她安生,挂个名衔,悠悠闲闲当太平神仙。她做不到。
“我是个刁民。”吴青自嘲。
很多年前,母亲冰心和父亲吴文藻曾给她这样的教育:“人要有社会责任,不能仅为自己而活。这一点特别重要。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他和野兽没有两样。猫本能地会照顾自己的小猫;母鸡看到老鹰的时候,会本能地把小鸡护在自己翅膀下。这些都是本能,但人不一样,人有思维,有独立的看法,而且有责任去改变。”
吴青选择了改变的责任,而改变现状的第一步,就是改变自己。
二十多年的人大代表经历,她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冰心·吴青·爱
吴青之所以成为吴青,自然有她不可替代之处。撇开家庭因素,她的阅历和人生也足够精彩,足够成为话题。
然而还是无法避开“冰心”。冰心是那个从五四时期便走上街头,发表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的女人;也是那个无论在怎样的黑暗年代,也坚持带给人们宁静和温暖的女人;但在这个家庭中,她首先是母亲。父母赋予儿女生命,包含精神与情怀。
剔除所有的社会身份和光环,于吴青而言,自己的一切均是母亲赋予。
她记得母亲常常对她说的那句话:“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1937年,吴青出生。这是冰心和吴文藻结合的第八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家人开始了四处流亡的日子。有一阵,她听到天上飞机的声音都会害怕到脸色雪白。
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等。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
在日本时,吴青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心里恨死日本人了。”那年吴青九岁,颇有些男孩气概的她,早成为附近中国孩子圈中的“头儿”。她发誓绝不和日本孩子玩,也绝不学日文。吴青集合了一大帮中国孩子,大家集体骑车出来,一见到日本孩子就追,吓得对方四处奔逃。
她没想到母亲会狠狠斥责她。“日本人民也是反战的,民众是无辜的。”那个一生追求着爱与美的母亲,一到日本便找到从前在美国念书时的四位日本女同学,常常在一起谈论反战问题。“外公参加过甲午战争,妈妈怎能不恨呢?但她只恨侵略。”那之后,吴青再没追撵过日本孩子。
在国外,吴青狠狠地“野”了一阵。放学以后去外面玩,冰心也不管她,只是天黑了会来叫她吃饭。她不喜欢练字,冰心和吴文藻从不强迫。考试成绩不好,也不责罚,只有在试题实在简单、成绩又实在不像话时才打几下手板心。
“爸爸和妈妈并不因为我是小孩子便专断。他们很尊重我,关于我的事情都会和我商量。”
尊重并不代表纵容。当吴青和哥哥姐姐撒谎、偷东西时,冰心会严厉得出奇。孩子们不肯承认错误,就用牙刷蘸了肥皂刷他们的口;再严重一些,就灌奎宁水。那是治疟疾的药,苦到令人皱眉,却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对于孩子而言,这是极可怕的惩戒。他们从此不愿意再撒谎。这个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多年以后,当吴青当上人大代表时,她郑重地宣称:“我要当,就得讲真话。”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经常对子女说的话。在吴青的眼里,母亲尊重和热爱一切生命,却又谦和冲澹:当吴青因为贪玩抓着小麻雀折腾时,她说“小麻雀也想回家见到妈妈”,女儿放了小麻雀,从此不再抓捕;她在简单的室内给小读者们一一回信;有孩子用父亲单位的信纸写信,被冰心教育,“你应该用自己家买的信纸,而不是用公家的东西”;她曾经穿着极俭朴的衣服蹲在地上擦地,被来访者误以为是家里的佣人。
“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言传身教,很难割裂出一个没有“冰心”的“吴青”。冰心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温柔和淡然,传递给了女儿,也传递给了读者;但另有一些只传递给了女儿,那就是愤怒和坚持。
剧变·黑暗·蜕
1951年,冰心和吴文藻带着儿女归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身为社会学家的吴文藻在海外学术圈的发展势头很好。但冰心有“去国怀乡”之念,加之读者们几乎都在国内,于是选择了归来。
迎接他们的是一系列政治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
1954年,培养出费孝通等众多优秀学生的吴文藻被打为了右派,经历了80多场批斗。没有法庭、没有辩护,只需要一个人认定,往昔的儒雅学者便成了贱民。“一夜之间,哥哥成了右派,爸爸成了右派,舅舅也成了右派。”
频繁的运动让她看到人情冷暖。父亲是历史系的主任,逢年过节都会请系里的老师来家里做客。被打为右派后,再请,就有人发话,“吴文藻是在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昔日门庭盈满,今朝门可罗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心和女儿的默契变成了沉默。
成分问题甚至影响到吴青的婚姻:父母亲的婚姻是极浪漫的,“像爱情小说里的经典片段”;到了自己却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政治压力如此之大,只想找一个稳重可靠的人。很幸运的,她遇到了未来亦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陈恕:这个高大、朴实的男人和她相扶相伴了一生,而且无论她做出怎样激越的举动,他都默默支持。
和陈恕的结合成为那段时光中不多的一点亮光,但生命的航道却仍然黑暗。1966年,文革开始,他们被抄了家。父亲吴文藻每天必须挂着一块牌子出行,上面写着“我是右派”,任何人都可以打他。母亲冰心一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八口(包括吴青三兄妹和他们的配偶)被分散去八个地方劳动改造。
黑暗年代中,吴青和陈恕的儿子出生。由于要劳动改造,孩子被送去托儿所。年仅两三岁的孩子在那里被恐吓:“你姥姥和姥爷是黑人,你爸爸妈妈都是黑人!”难得有机会接孩子回来住时,他哇哇大哭不要“黑人”抱,吴青呆立无言。
他们甚至无从获得老友们的消息。老舍在文革中自杀,同在北京的吴青母女却一无所知。还是大姐吴冰从兰州寄回来一封信,“娘,舒伯伯去世了,您知道吗?”对于冰心和吴青,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老舍那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怎么会死?!
回忆起那段岁月,吴青说她“痛彻心肺”。母亲冰心一直在呼吁“爱”,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爱”,但在当时的世界中,爱被掐死了。她目睹了太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心里积淀了太多的痛楚、疑惑、挣扎、愤怒。“这样一个人治,这么一个国家,是不符合世界上民主法制的潮流的……人的良知、良心和人性绝不应该受辱。”那一刻,吴青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重新唤回“爱”。
那么,爱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吴青回答:“尊严。”
1982年,吴青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一次,她参加了一个社区领袖的活动。一个非裔美国人说起当年马丁·路德·金以及拒绝在公交车上让座给白人的罗萨·帕克斯,黑人对于人权和民主的争取令吴青震动,她看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们中国同样需要民主法制。”
血脉·锐利·另一种表达式
1983年,吴青回国。1984年,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冰心支持她参选。当选的那一天,冰心对女儿说:“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随后,她送给吴青一本《宪法》。这本小册子跟随吴青25年,已被使用得破旧。
1988年,吴青由海淀区人大代表十人联名提名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的“唯一反对票”,就在那场代表会上投出。
“在那次会议上,我发现议案审查委员会,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里面有政府的官员。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否则失去监督和公正。于是我投了反对票。”会议之前,她曾和与会代表说,“人代会期间不是莺歌燕舞的时候,而是人大代表收集各地方公民意见,讨论解决的时候。”大家都点头认可。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到了表决时,只有她一人投出了反对票。
她坐得相当靠前。散会后吴青往回走,后面没有一个人动,大家都往前看。她奇怪,以为哪个老先生晕过去了,也回头看:前面早就空了。吴青忽然明白,所有人都在好奇看谁大胆投了反对票。她扬着头走出去,“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为什么不能扬着头。”
出来后,许多记者来和她握手,说,吴老师,你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民主。也有很多人议论说,吴青是神经病,想出风头。甚至身为丰台区代表的哥哥,在得知海淀区投反对票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妹妹后,吃惊得挂了电话。
但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是理解和支持的。那就是母亲冰心。“她非常支持我。”冰心将林则徐的两句话写在条幅上,赠予爱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颠沛和磨难,吴青变得锐利,冰心也更加显露出内心坚强的一面。“80年代后,妈妈的文章变得有棱有角。”许多文章未能在国内发表,只能散见于港台报刊。
倘若好人的定义就是“和事佬”,吴青宁愿不做这种“好人”。
她根据《宪法》第76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在工会边上借了一个小房间,贴出通知:每周二下午设为“接待日”,在那里接待选民。
她也根据《宪法》第77条,向选民不定期地汇报工作。第一次汇报时,吴青的学生们来了,曾经被吴青解决过问题的人们也来了。总共500多人到场,结束时,他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多钟。
“折腾”几年的结果,就是被人忌恨,被人诅咒。之前有人打电话来威胁:“你出门的时候最好小心意外。”
怕不怕?要不要想办法防备?
吴青摇摇头,很轻地笑了一笑:“防不胜防。你要取得东西,就得付出代价。”
她没有做“沉默的大多数”,而且也永远不会做。
90年代,吴青担任加拿大世界发展署妇女专家。期间,她去了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贫困山区考察。眼前的一切令她吃惊,“我懂得了什么叫贫困,而我遇到的很多农村妇女却不知什么叫吃饱。”许多女人是文盲,而且她们的命运从一出生就已经锁定:嫁给不认识的人,为贫穷的兄弟换亲。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生活都需要呵护。培训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回到北京后,在《农家女》杂志主编谢丽华的支持下,吴青开始筹办一所农家女学校。目标很简单:为最贫困家庭的16~18岁的女孩免费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她开始到处募款,在任何会议上,只要见到人便开始游说,包括国外来宾。“国际叫花子”这一不无讥讽的称号,便由此得来。吴青并不在意。
母亲冰心再次给予了她支持,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全部捐给爱女办学。1998年,北京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大东流村正式开办。在学校的正门立石上,刻着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第一堂课是关于“做人”。曾经教过45年大学生的吴青站在讲台上,告诉底下的农家女们:“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要自尊、自爱、自强,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些话,多年前母亲曾告诉过她,现在她又原封不动地赠予了这些年轻的女孩。
“人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
1999年2月28日,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种种风云变迁的女作家冰心病逝。那天晚上,吴青只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那一刻之后,她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妈妈不再痛苦了。
这对母女生命相守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冰心离开了,但她的血脉仍然承袭了下来。诚如她曾说过的那样,吴青是最像她的孩子。而这个孩子继承了她的正义、她的韧性、她的无畏和坚持。
2002年,吴青关注推动的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有了进展,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条例》出台。
2009年11月3日的下午,吴青在家中接到电话。一位受工伤的职工因单位拒绝负责而找到她,向她询问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由于正在接受采访,吴青沉稳地倾听几句,便约他晚上上门讨论。放下电话,吴青显得欣慰,她说这是一个变化:人们从只知道自己“冤”,到开始寻找法律途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而中国的未来,便取决于这样微妙的、不知不觉的变化。
她也有许多称谓:最基本的“吴老师”,民众口中“最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某些人口中的“神经病”,还有“国际叫花子”。
但有一个名字和一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吴青,冰心和吴文藻的女儿。
教授·人大代表·刁民
2009年,吴青72岁。教授身份,琴瑟和谐,儿子在美国。倘若依世人眼光,她早该过上含饴弄孙、伺候花草的和乐生活,与中国其他同龄的老人一样。
但她偏偏“折腾”:每周二下午去固定的选民接待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选民,高峰期能一次性接待两百来人;为农家女学校奔忙,用她的话说,“任务主要是弄钱”;电话公开、手机公开,从不介意陌生人拨打;有个专用的本子,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对于吴青而言,她没有休息日,每一天都在奔忙。
为了保证足够的休息,丈夫陈恕在大门上贴上字条:“每天中午1点到3点为午休时间,请勿打扰。”尽管如此,还是有阻不了的打扰,例如电话,例如冒冒失失上门的来访者。
当这样的状态成为“常态”,它持续了多久?二十五年。
1984年,海淀区选举人大代表。外国语大学这边的条件是: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人事处的人将校内的人筛选一番,看看有几个人符合。当时的吴青算是党委推荐的一个人,就有人问她:你想不想当?她说想,很明确地想。
如果时光倒转,不知会不会有人后悔这一询问——从那之后,吴青的生命轨迹发生了转折,她令一些人感激和敬爱,令另一些人如坐针毡。她是刺头,是最敢说真话的人,是“有争议的人”。但最关键的,她的“个人存在”被更加鲜明地提炼,令她之所以是“吴青”,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84年,吴青成为了海淀区人大代表。1988年,她又被提名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该届代表会上,她史无前例地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来,她什么事都敢质疑,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争取。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在她眼里“有问题”,便无法置之度外。
仅以一件小事为例:从前北京规定,没有人陪伴,残疾人不得乘坐地铁。“这是不平等的”,吴青说。她跑去地铁的每一站,问乘务人员是否清楚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残疾人活动,每天的客流量中有多少是残疾人,是否知道应该提供怎样的服务?她又去行走“盲道”,发现只设置了右侧通道,而没有左侧的。于是,她找到发改委,坚持一起去走一遍“盲道”看看,正午炽烈的太阳下,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
并非凭借一己之经验或看法来对事务挑剔,吴青自有她的理论支撑:随身带一本《宪法》,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从《宪法》中找依据。它是母亲冰心赠予的,多年翻阅,已经把书页翻黄翻烂,后来吴青给封皮套上一个塑料小硬壳。《宪法》二十几年未离身,遇事时每每拿出来,翻到某页某行某一句,指着和对方说某件事为何不合理,应该如何解决。对方往往很尴尬,甚至于怒火上窜。
有人劝她安生,挂个名衔,悠悠闲闲当太平神仙。她做不到。
“我是个刁民。”吴青自嘲。
很多年前,母亲冰心和父亲吴文藻曾给她这样的教育:“人要有社会责任,不能仅为自己而活。这一点特别重要。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他和野兽没有两样。猫本能地会照顾自己的小猫;母鸡看到老鹰的时候,会本能地把小鸡护在自己翅膀下。这些都是本能,但人不一样,人有思维,有独立的看法,而且有责任去改变。”
吴青选择了改变的责任,而改变现状的第一步,就是改变自己。
二十多年的人大代表经历,她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冰心·吴青·爱
吴青之所以成为吴青,自然有她不可替代之处。撇开家庭因素,她的阅历和人生也足够精彩,足够成为话题。
然而还是无法避开“冰心”。冰心是那个从五四时期便走上街头,发表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的女人;也是那个无论在怎样的黑暗年代,也坚持带给人们宁静和温暖的女人;但在这个家庭中,她首先是母亲。父母赋予儿女生命,包含精神与情怀。
剔除所有的社会身份和光环,于吴青而言,自己的一切均是母亲赋予。
她记得母亲常常对她说的那句话:“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1937年,吴青出生。这是冰心和吴文藻结合的第八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家人开始了四处流亡的日子。有一阵,她听到天上飞机的声音都会害怕到脸色雪白。
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等。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
在日本时,吴青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心里恨死日本人了。”那年吴青九岁,颇有些男孩气概的她,早成为附近中国孩子圈中的“头儿”。她发誓绝不和日本孩子玩,也绝不学日文。吴青集合了一大帮中国孩子,大家集体骑车出来,一见到日本孩子就追,吓得对方四处奔逃。
她没想到母亲会狠狠斥责她。“日本人民也是反战的,民众是无辜的。”那个一生追求着爱与美的母亲,一到日本便找到从前在美国念书时的四位日本女同学,常常在一起谈论反战问题。“外公参加过甲午战争,妈妈怎能不恨呢?但她只恨侵略。”那之后,吴青再没追撵过日本孩子。
在国外,吴青狠狠地“野”了一阵。放学以后去外面玩,冰心也不管她,只是天黑了会来叫她吃饭。她不喜欢练字,冰心和吴文藻从不强迫。考试成绩不好,也不责罚,只有在试题实在简单、成绩又实在不像话时才打几下手板心。
“爸爸和妈妈并不因为我是小孩子便专断。他们很尊重我,关于我的事情都会和我商量。”
尊重并不代表纵容。当吴青和哥哥姐姐撒谎、偷东西时,冰心会严厉得出奇。孩子们不肯承认错误,就用牙刷蘸了肥皂刷他们的口;再严重一些,就灌奎宁水。那是治疟疾的药,苦到令人皱眉,却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对于孩子而言,这是极可怕的惩戒。他们从此不愿意再撒谎。这个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多年以后,当吴青当上人大代表时,她郑重地宣称:“我要当,就得讲真话。”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经常对子女说的话。在吴青的眼里,母亲尊重和热爱一切生命,却又谦和冲澹:当吴青因为贪玩抓着小麻雀折腾时,她说“小麻雀也想回家见到妈妈”,女儿放了小麻雀,从此不再抓捕;她在简单的室内给小读者们一一回信;有孩子用父亲单位的信纸写信,被冰心教育,“你应该用自己家买的信纸,而不是用公家的东西”;她曾经穿着极俭朴的衣服蹲在地上擦地,被来访者误以为是家里的佣人。
“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言传身教,很难割裂出一个没有“冰心”的“吴青”。冰心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温柔和淡然,传递给了女儿,也传递给了读者;但另有一些只传递给了女儿,那就是愤怒和坚持。
剧变·黑暗·蜕
1951年,冰心和吴文藻带着儿女归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身为社会学家的吴文藻在海外学术圈的发展势头很好。但冰心有“去国怀乡”之念,加之读者们几乎都在国内,于是选择了归来。
迎接他们的是一系列政治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
1954年,培养出费孝通等众多优秀学生的吴文藻被打为了右派,经历了80多场批斗。没有法庭、没有辩护,只需要一个人认定,往昔的儒雅学者便成了贱民。“一夜之间,哥哥成了右派,爸爸成了右派,舅舅也成了右派。”
频繁的运动让她看到人情冷暖。父亲是历史系的主任,逢年过节都会请系里的老师来家里做客。被打为右派后,再请,就有人发话,“吴文藻是在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昔日门庭盈满,今朝门可罗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冰心和女儿的默契变成了沉默。
成分问题甚至影响到吴青的婚姻:父母亲的婚姻是极浪漫的,“像爱情小说里的经典片段”;到了自己却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政治压力如此之大,只想找一个稳重可靠的人。很幸运的,她遇到了未来亦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陈恕:这个高大、朴实的男人和她相扶相伴了一生,而且无论她做出怎样激越的举动,他都默默支持。
和陈恕的结合成为那段时光中不多的一点亮光,但生命的航道却仍然黑暗。1966年,文革开始,他们被抄了家。父亲吴文藻每天必须挂着一块牌子出行,上面写着“我是右派”,任何人都可以打他。母亲冰心一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八口(包括吴青三兄妹和他们的配偶)被分散去八个地方劳动改造。
黑暗年代中,吴青和陈恕的儿子出生。由于要劳动改造,孩子被送去托儿所。年仅两三岁的孩子在那里被恐吓:“你姥姥和姥爷是黑人,你爸爸妈妈都是黑人!”难得有机会接孩子回来住时,他哇哇大哭不要“黑人”抱,吴青呆立无言。
他们甚至无从获得老友们的消息。老舍在文革中自杀,同在北京的吴青母女却一无所知。还是大姐吴冰从兰州寄回来一封信,“娘,舒伯伯去世了,您知道吗?”对于冰心和吴青,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老舍那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怎么会死?!
回忆起那段岁月,吴青说她“痛彻心肺”。母亲冰心一直在呼吁“爱”,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爱”,但在当时的世界中,爱被掐死了。她目睹了太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心里积淀了太多的痛楚、疑惑、挣扎、愤怒。“这样一个人治,这么一个国家,是不符合世界上民主法制的潮流的……人的良知、良心和人性绝不应该受辱。”那一刻,吴青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重新唤回“爱”。
那么,爱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吴青回答:“尊严。”
1982年,吴青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一次,她参加了一个社区领袖的活动。一个非裔美国人说起当年马丁·路德·金以及拒绝在公交车上让座给白人的罗萨·帕克斯,黑人对于人权和民主的争取令吴青震动,她看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们中国同样需要民主法制。”
血脉·锐利·另一种表达式
1983年,吴青回国。1984年,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冰心支持她参选。当选的那一天,冰心对女儿说:“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随后,她送给吴青一本《宪法》。这本小册子跟随吴青25年,已被使用得破旧。
1988年,吴青由海淀区人大代表十人联名提名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的“唯一反对票”,就在那场代表会上投出。
“在那次会议上,我发现议案审查委员会,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里面有政府的官员。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否则失去监督和公正。于是我投了反对票。”会议之前,她曾和与会代表说,“人代会期间不是莺歌燕舞的时候,而是人大代表收集各地方公民意见,讨论解决的时候。”大家都点头认可。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到了表决时,只有她一人投出了反对票。
她坐得相当靠前。散会后吴青往回走,后面没有一个人动,大家都往前看。她奇怪,以为哪个老先生晕过去了,也回头看:前面早就空了。吴青忽然明白,所有人都在好奇看谁大胆投了反对票。她扬着头走出去,“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为什么不能扬着头。”
出来后,许多记者来和她握手,说,吴老师,你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民主。也有很多人议论说,吴青是神经病,想出风头。甚至身为丰台区代表的哥哥,在得知海淀区投反对票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妹妹后,吃惊得挂了电话。
但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是理解和支持的。那就是母亲冰心。“她非常支持我。”冰心将林则徐的两句话写在条幅上,赠予爱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颠沛和磨难,吴青变得锐利,冰心也更加显露出内心坚强的一面。“80年代后,妈妈的文章变得有棱有角。”许多文章未能在国内发表,只能散见于港台报刊。
倘若好人的定义就是“和事佬”,吴青宁愿不做这种“好人”。
她根据《宪法》第76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在工会边上借了一个小房间,贴出通知:每周二下午设为“接待日”,在那里接待选民。
她也根据《宪法》第77条,向选民不定期地汇报工作。第一次汇报时,吴青的学生们来了,曾经被吴青解决过问题的人们也来了。总共500多人到场,结束时,他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多钟。
“折腾”几年的结果,就是被人忌恨,被人诅咒。之前有人打电话来威胁:“你出门的时候最好小心意外。”
怕不怕?要不要想办法防备?
吴青摇摇头,很轻地笑了一笑:“防不胜防。你要取得东西,就得付出代价。”
她没有做“沉默的大多数”,而且也永远不会做。
90年代,吴青担任加拿大世界发展署妇女专家。期间,她去了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贫困山区考察。眼前的一切令她吃惊,“我懂得了什么叫贫困,而我遇到的很多农村妇女却不知什么叫吃饱。”许多女人是文盲,而且她们的命运从一出生就已经锁定:嫁给不认识的人,为贫穷的兄弟换亲。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生活都需要呵护。培训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回到北京后,在《农家女》杂志主编谢丽华的支持下,吴青开始筹办一所农家女学校。目标很简单:为最贫困家庭的16~18岁的女孩免费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她开始到处募款,在任何会议上,只要见到人便开始游说,包括国外来宾。“国际叫花子”这一不无讥讽的称号,便由此得来。吴青并不在意。
母亲冰心再次给予了她支持,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全部捐给爱女办学。1998年,北京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大东流村正式开办。在学校的正门立石上,刻着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第一堂课是关于“做人”。曾经教过45年大学生的吴青站在讲台上,告诉底下的农家女们:“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要自尊、自爱、自强,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些话,多年前母亲曾告诉过她,现在她又原封不动地赠予了这些年轻的女孩。
“人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
1999年2月28日,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种种风云变迁的女作家冰心病逝。那天晚上,吴青只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那一刻之后,她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妈妈不再痛苦了。
这对母女生命相守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冰心离开了,但她的血脉仍然承袭了下来。诚如她曾说过的那样,吴青是最像她的孩子。而这个孩子继承了她的正义、她的韧性、她的无畏和坚持。
2002年,吴青关注推动的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有了进展,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条例》出台。
2009年11月3日的下午,吴青在家中接到电话。一位受工伤的职工因单位拒绝负责而找到她,向她询问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由于正在接受采访,吴青沉稳地倾听几句,便约他晚上上门讨论。放下电话,吴青显得欣慰,她说这是一个变化:人们从只知道自己“冤”,到开始寻找法律途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而中国的未来,便取决于这样微妙的、不知不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