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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典范。她结构宏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矛盾冲突也多种多样:父与子、嫡庶之间、亲疏之间、主奴之间、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其中,父与子的冲突是历来文学的主要冲突之一,而在《红楼梦》中,贾政与宝玉的冲突要广泛而深邃的多,相较于贾赦与贾琏、贾珍与贾蓉之间的冲突,后者显然要肤浅的多。他们不是两个时代的代表,而是时间长河中两种人性、两种价值观、两种立身态度、与生存状态的冲突。
关键字:《红楼梦》;父子冲突;家族利益;价值观
《红楼梦》中的贾政与贾宝玉父子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对父子。贾政正经,有使命感,端正方直;宝玉来历不凡,对女子深情体贴,相对于贾府中的贾敬、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皮肤滥淫”的蠢物,他们父子拥有各自的可贵之处,但他们之间却是疏离的,互相不能认同。贾政对宝玉是期望过高却又粗暴教育,宝玉对贾政是拼命躲避,彻底逃离,无法相互理解与沟通,终以悲剧告终。
一、家族利益的冲突
贾政与宝玉的冲突,首先是家族利益的冲突。宝玉因衔玉而生,被祖母视为珍宝,贾府的统治阶层对其寄予厚望,因此重振贾府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宝玉身上。在他满一周岁时,贾政索罗万物让他来抓取以测其将来志向,可宝玉偏偏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第二回)。当即惹得贾政大怒“将来酒色之徒耳。”贾政的“怒”暴露了内心的焦躁,对宝玉成长为合格继承人的强烈期待。到七八岁时宝玉又常说些奇怪的话:“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又引起贾政的大为不满,便“大不喜悦”。早在之前,作者借冷子兴的口演说荣国府时,也已透露出父子矛盾的端倪。原来这贾府“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第二回)这种“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危机,在贾府中感受最深最痛彻的是贾政。中国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利益上,要求个人对家庭尽义务。贾政是家族利益的代表,他很清楚贾家的现状,是蒙组上阴德才有了现在的富贵,但这是极不可靠的,必须通过科举走上为官之路。对于贾家的未来,他也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宝玉风姿清爽,理应是官场的最佳人选。但宝玉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完全没有家族的使命感,他最烦四书五经,最看不起那些国贼禄鬼。他理想的世界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功利性,混迹于大观园的女孩子之中,逍遥快活,是一个拒绝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异端。[1]贾家男人的堕落与不堪让素以继业为己任的贾政感到了家族的使命感,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家族责任感的贾政,其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二人的矛盾冲突也在所难免。
在宝玉挨打一节中同样可以显现出贾政与宝玉在家庭利益上的不可调和之处。在这一节中,书中共记录到贾政的三次流泪:第一次是在宝玉挨打之前,“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第三十三回),男儿有泪不轻弹,此种场景足以见得这位封建正统的正人君子以难以自控,内心之气。第二处是在宝玉被打后,贾政听了王夫人一番话后,“不觉长叹一声,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第三十三回),想到自己已是天命之年却只有一子,不觉悲从中来,阵阵心酸,不知以后家业要交付何人。第三次流淚是在宝玉被打王夫人叫着贾珠的名字时,“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第三十三回)想到贾珠历来恭敬孝顺、贤良,深得正统人士的认可和喜爱,当然是贾府继承人中最适合的人选,反观宝玉的异端之行,便情不自禁的留下泪来。作为封建家长的贾政,早已认定宝玉是不可或缺的命根子,是贾府的唯一希望。所以自打宝玉出生之日便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可宝玉的思想充满叛逆精神,他的种种行为使得维护正统的贾政感到危机重重,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2]
二、正统与异端间的矛盾
作为封建大家族的家长的贾政,一心想培养一个能重振家门的孝子贤孙,以期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再得以苟延残喘。他对宝玉是寄予极大期望的,期望宝玉能走仕途之路。贾政明知宝玉的才情于仕途经济上无所用处,故在宝玉表现出过人诗词才情时,并未对其过多赞许,相反,贾政对宝玉最常说的无外乎是“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无知的孽障!”等,还叮嘱他:再不许作诗对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第二十三回)此外,贾政每当会见重要宾客,总叫宝玉作陪,不仅让其接触北静王爷这样的权贵,还让其多接触贾雨村这样的官僚,以让宝玉增长见识。贾政深知宝玉未来将要承担的责任,故时刻加以鞭策。[3]而宝玉偏偏又最讨厌谈论“仕途经济”一类的“混账话”,称那些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蠧”。当湘云劝说他“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说说讲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第三十二回)时,宝玉听了“大觉逆耳”,马上就说道:“姑娘清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肮臜了你这样知识经济的人。”随后又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可见宝玉对“仕途经济”一类“混账话”的不齿,连和他感情甚笃的湘云也不留一点情面,这也是他将黛玉视为知己的原因。这势必引起贾政的极大不满。作为一个封建正统的卫道者,他绝不允许家族里出现与正统思想不协调的音符。而宝玉的言行恰恰是和贾政平时的教训和期望背道而驰的,在贾政眼里,宝玉走的太远。
在贾政看来,唯有读圣贤和八股文章才算读书,而诗词杂书则不算在列,前者正是谋取功名和官位的敲门砖。因此,他的望子成龙之心一直有增无减,他让宝玉读朱子注释的四书五经,将来考科举进官场,宝玉为了享受自由快乐的生活,坚决不走这条路,也不喜欢阅读那些枯燥无味、没有灵性的文章。他让宝玉写八股文,宝玉却认为那是沽名钓誉的敲门砖,不屑为之。他期盼宝玉能光宗耀祖,宝玉却厌透了这个家。这种长期的怨恨积累,终于导致了矛盾的总爆发。
三,世俗贵族与精神贵族的矛盾
宝玉对人平等的态度、兼爱泛爱精神是善根使然,他自然的打破贵贱、尊卑、内外等级森严的界限,呈现一种平民精神,使得固守贵族等级观的父母十分不满。贾政痛打宝玉一节,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宝玉打破贵贱等级制度的行为自然不被贾政所理解,甚至将其看成是“痴”、是“傻”的表现,并常常加以呵斥,认为宝玉不务正业。对待琪官、蒋玉菡这样的朋友,贾政更是认为他们会大坏贾家门风,损害贾家声誉。贾政的评判标准自然是官场人士或是饱读诗书的儒士,这种标准明显带有等级阶层的界限,宝玉重的是人心,贾政重的是等级,这种矛盾无法可调和。
参考文献:
[1]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37
[2] 吕立汉,《封建末世正统文人的艺术写照—贾政形象试论》,《明清小说研究》,1997:1
[3] 胡文彬,《胡文彬谈红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159
关键字:《红楼梦》;父子冲突;家族利益;价值观
《红楼梦》中的贾政与贾宝玉父子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对父子。贾政正经,有使命感,端正方直;宝玉来历不凡,对女子深情体贴,相对于贾府中的贾敬、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皮肤滥淫”的蠢物,他们父子拥有各自的可贵之处,但他们之间却是疏离的,互相不能认同。贾政对宝玉是期望过高却又粗暴教育,宝玉对贾政是拼命躲避,彻底逃离,无法相互理解与沟通,终以悲剧告终。
一、家族利益的冲突
贾政与宝玉的冲突,首先是家族利益的冲突。宝玉因衔玉而生,被祖母视为珍宝,贾府的统治阶层对其寄予厚望,因此重振贾府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宝玉身上。在他满一周岁时,贾政索罗万物让他来抓取以测其将来志向,可宝玉偏偏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第二回)。当即惹得贾政大怒“将来酒色之徒耳。”贾政的“怒”暴露了内心的焦躁,对宝玉成长为合格继承人的强烈期待。到七八岁时宝玉又常说些奇怪的话:“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又引起贾政的大为不满,便“大不喜悦”。早在之前,作者借冷子兴的口演说荣国府时,也已透露出父子矛盾的端倪。原来这贾府“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第二回)这种“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危机,在贾府中感受最深最痛彻的是贾政。中国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利益上,要求个人对家庭尽义务。贾政是家族利益的代表,他很清楚贾家的现状,是蒙组上阴德才有了现在的富贵,但这是极不可靠的,必须通过科举走上为官之路。对于贾家的未来,他也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宝玉风姿清爽,理应是官场的最佳人选。但宝玉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完全没有家族的使命感,他最烦四书五经,最看不起那些国贼禄鬼。他理想的世界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功利性,混迹于大观园的女孩子之中,逍遥快活,是一个拒绝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异端。[1]贾家男人的堕落与不堪让素以继业为己任的贾政感到了家族的使命感,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家族责任感的贾政,其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二人的矛盾冲突也在所难免。
在宝玉挨打一节中同样可以显现出贾政与宝玉在家庭利益上的不可调和之处。在这一节中,书中共记录到贾政的三次流泪:第一次是在宝玉挨打之前,“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第三十三回),男儿有泪不轻弹,此种场景足以见得这位封建正统的正人君子以难以自控,内心之气。第二处是在宝玉被打后,贾政听了王夫人一番话后,“不觉长叹一声,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第三十三回),想到自己已是天命之年却只有一子,不觉悲从中来,阵阵心酸,不知以后家业要交付何人。第三次流淚是在宝玉被打王夫人叫着贾珠的名字时,“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第三十三回)想到贾珠历来恭敬孝顺、贤良,深得正统人士的认可和喜爱,当然是贾府继承人中最适合的人选,反观宝玉的异端之行,便情不自禁的留下泪来。作为封建家长的贾政,早已认定宝玉是不可或缺的命根子,是贾府的唯一希望。所以自打宝玉出生之日便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可宝玉的思想充满叛逆精神,他的种种行为使得维护正统的贾政感到危机重重,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2]
二、正统与异端间的矛盾
作为封建大家族的家长的贾政,一心想培养一个能重振家门的孝子贤孙,以期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再得以苟延残喘。他对宝玉是寄予极大期望的,期望宝玉能走仕途之路。贾政明知宝玉的才情于仕途经济上无所用处,故在宝玉表现出过人诗词才情时,并未对其过多赞许,相反,贾政对宝玉最常说的无外乎是“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无知的孽障!”等,还叮嘱他:再不许作诗对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第二十三回)此外,贾政每当会见重要宾客,总叫宝玉作陪,不仅让其接触北静王爷这样的权贵,还让其多接触贾雨村这样的官僚,以让宝玉增长见识。贾政深知宝玉未来将要承担的责任,故时刻加以鞭策。[3]而宝玉偏偏又最讨厌谈论“仕途经济”一类的“混账话”,称那些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蠧”。当湘云劝说他“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说说讲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第三十二回)时,宝玉听了“大觉逆耳”,马上就说道:“姑娘清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肮臜了你这样知识经济的人。”随后又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可见宝玉对“仕途经济”一类“混账话”的不齿,连和他感情甚笃的湘云也不留一点情面,这也是他将黛玉视为知己的原因。这势必引起贾政的极大不满。作为一个封建正统的卫道者,他绝不允许家族里出现与正统思想不协调的音符。而宝玉的言行恰恰是和贾政平时的教训和期望背道而驰的,在贾政眼里,宝玉走的太远。
在贾政看来,唯有读圣贤和八股文章才算读书,而诗词杂书则不算在列,前者正是谋取功名和官位的敲门砖。因此,他的望子成龙之心一直有增无减,他让宝玉读朱子注释的四书五经,将来考科举进官场,宝玉为了享受自由快乐的生活,坚决不走这条路,也不喜欢阅读那些枯燥无味、没有灵性的文章。他让宝玉写八股文,宝玉却认为那是沽名钓誉的敲门砖,不屑为之。他期盼宝玉能光宗耀祖,宝玉却厌透了这个家。这种长期的怨恨积累,终于导致了矛盾的总爆发。
三,世俗贵族与精神贵族的矛盾
宝玉对人平等的态度、兼爱泛爱精神是善根使然,他自然的打破贵贱、尊卑、内外等级森严的界限,呈现一种平民精神,使得固守贵族等级观的父母十分不满。贾政痛打宝玉一节,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宝玉打破贵贱等级制度的行为自然不被贾政所理解,甚至将其看成是“痴”、是“傻”的表现,并常常加以呵斥,认为宝玉不务正业。对待琪官、蒋玉菡这样的朋友,贾政更是认为他们会大坏贾家门风,损害贾家声誉。贾政的评判标准自然是官场人士或是饱读诗书的儒士,这种标准明显带有等级阶层的界限,宝玉重的是人心,贾政重的是等级,这种矛盾无法可调和。
参考文献:
[1]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37
[2] 吕立汉,《封建末世正统文人的艺术写照—贾政形象试论》,《明清小说研究》,1997:1
[3] 胡文彬,《胡文彬谈红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