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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诸多西方记者中，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与众不同，颇具特色，至少创造了3个纪录：在中国逗留时间最长（即75年之久），获得了中国国籍（1957年）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他曾任《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还曾担任过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作为著名记者、作家，他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和《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有着真挚深厚的抗日根据地情结，曾经两度踏上三晋大地。
为采访真相，冒险穿梭于晋绥抗日前线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众志成城，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红色延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想前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来延安等地采访。这个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包括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名“随员”。 爱泼斯坦作为《联合劳动新闻》 《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该记者团。蒋介石虽然勉强同意参观团去访问延安，却采取了派人参加记者团加以严密控制、为参观团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严格检查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工具等许多“防范措施”。
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出发，经西安会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参观三五九旅等行程之后，于6月9日由叶剑英和王震陪同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此时，距离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已过去整整8年。虽然一本《西行漫记》早让爱泼斯坦对延安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但真正对延安产生深沉的迷恋，却是在他亲身踏上延安的土地之后。爱泼斯坦一行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毛泽东在会见爱泼斯坦时，二人坦诚热烈地各抒己见，主要谈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等问题。据爱泼斯坦后来数次回忆说：“令我一生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
爱泼斯坦、武道、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所见所闻还觉得不够尽兴，急切想亲赴抗日前线更详细地探个究竟。
于是，在访问延安后，于8月13日，他与福尔曼、武道一行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时，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爱泼斯坦一行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遇到这个被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于9月6日晨被八路军攻克后的大批被俘日伪军。进入马坊村中，只见被毁燃烧的敌碉堡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恐惧。
他们连日参观了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还与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好碰上了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汾阳县城。爱泼斯坦为能有幸近距离一睹激烈战斗而兴奋不已。战斗打响后，爱泼斯坦一行数人于9月15日、16日深夜，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的高地，举起望远镜，观察八路军击毁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以及边克敌人据点等战斗过程。并将奇袭实况看了个一清二楚。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爱泼斯坦等却异常振奋。
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到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应战。
令爱泼斯坦等深受感动的是抗日边区那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攻打汾阳胜利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
更使爱泼斯坦等兴奋异常、大开眼界的是，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八路军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武道高兴地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爱泼斯坦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他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 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 、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战争。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全世界。”
9月21日离开前线的时候，爱泼斯坦等先后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高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爱泼斯坦一行当天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又参观了驻地群众的反“扫荡”演习。第二天，还前往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抗日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以及部队以爆破炸毁敌碉堡的战斗。
爱泼斯坦等在晋绥前线参观时，还与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见与交谈。他们用自己的笔，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做了实实在在的描绘。爱泼斯坦单独访问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他在事后写道：“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的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讲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上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当八路军指战员把刚刚缴获来的饼干和香烟等战利品热心地送给他们品尝时，爱泼斯坦却用缴获的日本军用名信片，以西方记者的视角，写信警告日本首相：“日军侵华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10月2日，爱泼斯坦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经过这次亲赴前线历时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爱泼斯坦收获颇丰。期间鲜活的所见所闻和点滴感想，他都随时随地记录在了4个厚厚的黑色胶皮笔记本里。这些笔记本不仅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其原因等新闻5要素和一串串不可多得的重要数字，而且还认真地描绘着八路军和民兵的地道及其使用的各式武器、地雷等，以及敌人的碉堡等许多图画。之后，他向全世界如实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爱泼斯坦等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爱泼斯坦一行在晋西北前线的活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次访问以后，不少外国记者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非常友好地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其反动统治的真相对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这些外国记者撰写和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从此国际舆论的趋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爱泼斯坦不仅及时写了20余篇生动感人的通讯报道，分别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报刊上发表。稍后还写了系统介绍解放区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即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对于爱泼斯坦等那些正直的中外记者来说，这次延安和晋绥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爱泼斯坦70岁诞辰前夕，有人向他提出问题：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件？爱泼斯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在以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44年采访晋绥之后，爱泼斯坦没有忘记过抗日革命根据地及其人民，始终惦念关心着山西老区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为一睹发展，深情穿行于老根据地山水间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8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在参加完邓小平和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庆贺他70寿辰的招待会后，经中宣部郁文副部长的嘱托，《山西日报》编委会特邀爱泼斯坦来到山西这块革命热土做一次参观访问。
5月16日，在秘书黄浣碧、摄影兼翻译张水澄的陪同下，爱泼斯坦由北京抵达太原。《山西日报》总编辑陈墨章和副总编辑胡青光等即刻前往宾馆拜望，并先后陪同爱泼斯坦与省、市领导亲切会见和交谈。
随后，《山西日报》编委会指派胡青光与范漂、曹秀、王悦一道陪同爱泼斯坦出访山西各地。
爱泼斯坦首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省博物馆、刘胡兰烈士陵园、玄中寺、杏花村酒厂等名胜古迹，之后又直奔佛教圣地五台山。
路经革命纪念地松岩口村时，爱泼斯坦提议停车，下车后，心怀纪念和感触，拜谒了设在此处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结识的老战友白求恩的纪念馆。
到了台怀镇，游览完显通寺和塔院寺之后，爱泼斯坦又不知疲倦地攀爬了108个台阶，顺利地登上了菩萨顶。这时，陪同人员关切地问他累否时，老当益壮的爱泼斯坦却像顽童一样高跳了几下，畅笑几声回答说：“根本不累！”于是，午餐后稍作休息一会儿，就又游览了龙泉和南山两寺。至此，70高龄的爱泼斯坦在一天之内便来来回回连登了3次108个台阶，令人惊奇叫绝。跨过五台山红门岩，爱泼斯坦先登上了我国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建筑应县木塔，再上著名的北岳恒山，俯瞰了直立山崖的人间奇观——悬空寺。折回古城大同市后还津津有味地观赏了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以及九龙壁等风景名胜。所到之处，爱泼斯坦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才智和技艺。他感慨万端地竖起大拇指说：“就为了这，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感到十分骄傲！” 接下来，爱泼斯坦又访问考察了完全由我国自行勘测、建造的向京、津、唐输电的大型坑口电厂，我省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神头电厂和中外合资的平朔露天煤矿，以及左云县富裕的小山村上张家坟等地。一路走访下来，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昔日荒凉的塞外古战场，如今已经变成了蒸蒸日上的新天地。山西的工人、农民兄弟，顾全大局，肯出大力，无私奉献，支援全国的建设与发展，真是了不起呀！全国人民都会衷心感谢他们的！”
参观完以上塞外重点建设项目和知名风景地，爱泼斯坦又经阳方口、岢岚县，风尘仆仆地来到他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故地——原晋绥边区机关驻地兴县蔡家崖。
爱泼斯坦兴奋得就像游子回归“母亲”怀抱、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怀着迫切的心情和浓厚的感情，高兴地拜谒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住过的窑洞，毛泽东先后对晋绥干部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作重要讲话的旧址，晋绥边区烈士纪念塔，又精神抖擞地参观了展品丰富的蔡家崖纪念馆。蔡家崖党支部书记还热情地陪同爱泼斯坦走家串户，耳闻目睹了革命老区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确有改善的可喜变化。爱泼斯坦指着农户窑洞顶上安装的电视天线欣喜地说：“这东西在40年代是根本看不到的，这里是有点儿现代化的味道了！”兴县县委领导又请来了仍健在的老干部、老民兵，同爱泼斯坦一道回忆与缅怀当年的峥嵘往事和英雄业绩以及军民鱼水深情。当谈及八年抗战中仅兴县就牺牲了1100余人的往事时，爱泼斯坦动情地说：“中国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大懂得这些，所以应当对他们多讲革命历史、光荣传统和英雄业绩。这就是最好最生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今天搞‘四化’，同样应该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要不忘注重坚持倡导发挥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
访问完晋北、晋西北返回太原后，爱泼斯坦又执意冒雨回访了太原市郊古交区的关头村。乡亲们听说当年他们集会欢迎过的那个洋人又来看望他们了，都冒雨挤满了大院来热烈欢迎他。76岁的杨玉柱老人紧握爱泼斯坦的双手，激动地说：“40年啦，咱们见一面可真难啊！”爱泼斯坦也深情地讲了许多，说他今天又能见到众多乡亲们，真的太高兴了！爱泼斯坦还喜不自胜地走进人群，拍一拍这个人的肩膀，握一握那个人的手，摸一摸孩子们的头……
在省城新闻界负责同志的座谈会和《山西日报》中层以上干部的座谈会上，爱泼斯坦在大家的热情要求下，既生动活泼又尖锐深刻地叙谈了他数十年新闻记者采访和写作生涯中所积累的丰富宝贵经验。当有人问他为啥这样酷爱新闻工作时，他笑着答道：“我觉得新闻工作是一项美好的事业。作为一名光荣的新闻工作者，要想搞好这项工作，自己首先应该多接受教育，多学点知识。我自己就是受到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以及在延安采访中央领导时的多种教育。当你学到一点东西后，通过报道，把自己的经历与思想及所采写的见闻发出去，同读者交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一个教师了。记者，是一种很愉快的职业。你只要热爱自己的新闻工作，并不断探索和提高它，是不会变老的！”正是有如此远大的理想和顽强的毅力，爱泼斯坦虽年事渐高却仍然活力四射、精神焕发而笔耕不辍。诸如此类爱泼斯坦的现身说法，真如一部活生生的教材，活灵活现地呈现给广大新闻工作者不少的启迪与教育，无不颇为受益。趁着大家的兴致，他边谈边记，还不时地抽空摄影……他将新闻老记者的广博性和敏锐性及旺盛战斗力等发挥得淋漓尽致。谈及资料，那可是爱泼斯坦的命根子，他总是倍加珍惜。最具说服力的便是，这次再访山西，他还带来了一直保存完好的40多年前采访晋绥解放区时的4个笔记本。他深有体会地说：“笔记是很好的记忆，插图又能形象地帮助记忆。有些资料已先后用过了；就是还没有用过的，也不能轻易丢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临别前，爱泼斯坦在这次出访活动的影集扉页上，给半个多月里陪同他左右的胡青光题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以作留念。这段题词是——
青光同志：
愿我们的山西之行，永留在我们温馨的记忆中！仅致最好的祝愿和谢意！
（责编 曲星）
为采访真相，冒险穿梭于晋绥抗日前线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众志成城，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红色延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想前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来延安等地采访。这个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包括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名“随员”。 爱泼斯坦作为《联合劳动新闻》 《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该记者团。蒋介石虽然勉强同意参观团去访问延安，却采取了派人参加记者团加以严密控制、为参观团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严格检查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工具等许多“防范措施”。
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出发，经西安会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参观三五九旅等行程之后，于6月9日由叶剑英和王震陪同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此时，距离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已过去整整8年。虽然一本《西行漫记》早让爱泼斯坦对延安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但真正对延安产生深沉的迷恋，却是在他亲身踏上延安的土地之后。爱泼斯坦一行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毛泽东在会见爱泼斯坦时，二人坦诚热烈地各抒己见，主要谈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等问题。据爱泼斯坦后来数次回忆说：“令我一生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
爱泼斯坦、武道、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所见所闻还觉得不够尽兴，急切想亲赴抗日前线更详细地探个究竟。
于是，在访问延安后，于8月13日，他与福尔曼、武道一行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时，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爱泼斯坦一行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遇到这个被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于9月6日晨被八路军攻克后的大批被俘日伪军。进入马坊村中，只见被毁燃烧的敌碉堡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恐惧。
他们连日参观了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还与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好碰上了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汾阳县城。爱泼斯坦为能有幸近距离一睹激烈战斗而兴奋不已。战斗打响后，爱泼斯坦一行数人于9月15日、16日深夜，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的高地，举起望远镜，观察八路军击毁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以及边克敌人据点等战斗过程。并将奇袭实况看了个一清二楚。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爱泼斯坦等却异常振奋。
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到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应战。
令爱泼斯坦等深受感动的是抗日边区那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攻打汾阳胜利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
更使爱泼斯坦等兴奋异常、大开眼界的是，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八路军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武道高兴地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爱泼斯坦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他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 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 、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战争。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全世界。”
9月21日离开前线的时候，爱泼斯坦等先后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高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爱泼斯坦一行当天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又参观了驻地群众的反“扫荡”演习。第二天，还前往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抗日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以及部队以爆破炸毁敌碉堡的战斗。
爱泼斯坦等在晋绥前线参观时，还与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见与交谈。他们用自己的笔，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做了实实在在的描绘。爱泼斯坦单独访问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他在事后写道：“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的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讲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上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当八路军指战员把刚刚缴获来的饼干和香烟等战利品热心地送给他们品尝时，爱泼斯坦却用缴获的日本军用名信片，以西方记者的视角，写信警告日本首相：“日军侵华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10月2日，爱泼斯坦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经过这次亲赴前线历时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爱泼斯坦收获颇丰。期间鲜活的所见所闻和点滴感想，他都随时随地记录在了4个厚厚的黑色胶皮笔记本里。这些笔记本不仅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其原因等新闻5要素和一串串不可多得的重要数字，而且还认真地描绘着八路军和民兵的地道及其使用的各式武器、地雷等，以及敌人的碉堡等许多图画。之后，他向全世界如实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爱泼斯坦等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爱泼斯坦一行在晋西北前线的活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次访问以后，不少外国记者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非常友好地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其反动统治的真相对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这些外国记者撰写和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从此国际舆论的趋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爱泼斯坦不仅及时写了20余篇生动感人的通讯报道，分别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报刊上发表。稍后还写了系统介绍解放区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即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对于爱泼斯坦等那些正直的中外记者来说，这次延安和晋绥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爱泼斯坦70岁诞辰前夕，有人向他提出问题：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件？爱泼斯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在以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44年采访晋绥之后，爱泼斯坦没有忘记过抗日革命根据地及其人民，始终惦念关心着山西老区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为一睹发展，深情穿行于老根据地山水间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8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在参加完邓小平和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庆贺他70寿辰的招待会后，经中宣部郁文副部长的嘱托，《山西日报》编委会特邀爱泼斯坦来到山西这块革命热土做一次参观访问。
5月16日，在秘书黄浣碧、摄影兼翻译张水澄的陪同下，爱泼斯坦由北京抵达太原。《山西日报》总编辑陈墨章和副总编辑胡青光等即刻前往宾馆拜望，并先后陪同爱泼斯坦与省、市领导亲切会见和交谈。
随后，《山西日报》编委会指派胡青光与范漂、曹秀、王悦一道陪同爱泼斯坦出访山西各地。
爱泼斯坦首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省博物馆、刘胡兰烈士陵园、玄中寺、杏花村酒厂等名胜古迹，之后又直奔佛教圣地五台山。
路经革命纪念地松岩口村时，爱泼斯坦提议停车，下车后，心怀纪念和感触，拜谒了设在此处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结识的老战友白求恩的纪念馆。
到了台怀镇，游览完显通寺和塔院寺之后，爱泼斯坦又不知疲倦地攀爬了108个台阶，顺利地登上了菩萨顶。这时，陪同人员关切地问他累否时，老当益壮的爱泼斯坦却像顽童一样高跳了几下，畅笑几声回答说：“根本不累！”于是，午餐后稍作休息一会儿，就又游览了龙泉和南山两寺。至此，70高龄的爱泼斯坦在一天之内便来来回回连登了3次108个台阶，令人惊奇叫绝。跨过五台山红门岩，爱泼斯坦先登上了我国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建筑应县木塔，再上著名的北岳恒山，俯瞰了直立山崖的人间奇观——悬空寺。折回古城大同市后还津津有味地观赏了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以及九龙壁等风景名胜。所到之处，爱泼斯坦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才智和技艺。他感慨万端地竖起大拇指说：“就为了这，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感到十分骄傲！” 接下来，爱泼斯坦又访问考察了完全由我国自行勘测、建造的向京、津、唐输电的大型坑口电厂，我省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神头电厂和中外合资的平朔露天煤矿，以及左云县富裕的小山村上张家坟等地。一路走访下来，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昔日荒凉的塞外古战场，如今已经变成了蒸蒸日上的新天地。山西的工人、农民兄弟，顾全大局，肯出大力，无私奉献，支援全国的建设与发展，真是了不起呀！全国人民都会衷心感谢他们的！”
参观完以上塞外重点建设项目和知名风景地，爱泼斯坦又经阳方口、岢岚县，风尘仆仆地来到他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故地——原晋绥边区机关驻地兴县蔡家崖。
爱泼斯坦兴奋得就像游子回归“母亲”怀抱、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怀着迫切的心情和浓厚的感情，高兴地拜谒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住过的窑洞，毛泽东先后对晋绥干部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作重要讲话的旧址，晋绥边区烈士纪念塔，又精神抖擞地参观了展品丰富的蔡家崖纪念馆。蔡家崖党支部书记还热情地陪同爱泼斯坦走家串户，耳闻目睹了革命老区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确有改善的可喜变化。爱泼斯坦指着农户窑洞顶上安装的电视天线欣喜地说：“这东西在40年代是根本看不到的，这里是有点儿现代化的味道了！”兴县县委领导又请来了仍健在的老干部、老民兵，同爱泼斯坦一道回忆与缅怀当年的峥嵘往事和英雄业绩以及军民鱼水深情。当谈及八年抗战中仅兴县就牺牲了1100余人的往事时，爱泼斯坦动情地说：“中国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大懂得这些，所以应当对他们多讲革命历史、光荣传统和英雄业绩。这就是最好最生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今天搞‘四化’，同样应该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要不忘注重坚持倡导发挥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
访问完晋北、晋西北返回太原后，爱泼斯坦又执意冒雨回访了太原市郊古交区的关头村。乡亲们听说当年他们集会欢迎过的那个洋人又来看望他们了，都冒雨挤满了大院来热烈欢迎他。76岁的杨玉柱老人紧握爱泼斯坦的双手，激动地说：“40年啦，咱们见一面可真难啊！”爱泼斯坦也深情地讲了许多，说他今天又能见到众多乡亲们，真的太高兴了！爱泼斯坦还喜不自胜地走进人群，拍一拍这个人的肩膀，握一握那个人的手，摸一摸孩子们的头……
在省城新闻界负责同志的座谈会和《山西日报》中层以上干部的座谈会上，爱泼斯坦在大家的热情要求下，既生动活泼又尖锐深刻地叙谈了他数十年新闻记者采访和写作生涯中所积累的丰富宝贵经验。当有人问他为啥这样酷爱新闻工作时，他笑着答道：“我觉得新闻工作是一项美好的事业。作为一名光荣的新闻工作者，要想搞好这项工作，自己首先应该多接受教育，多学点知识。我自己就是受到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以及在延安采访中央领导时的多种教育。当你学到一点东西后，通过报道，把自己的经历与思想及所采写的见闻发出去，同读者交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一个教师了。记者，是一种很愉快的职业。你只要热爱自己的新闻工作，并不断探索和提高它，是不会变老的！”正是有如此远大的理想和顽强的毅力，爱泼斯坦虽年事渐高却仍然活力四射、精神焕发而笔耕不辍。诸如此类爱泼斯坦的现身说法，真如一部活生生的教材，活灵活现地呈现给广大新闻工作者不少的启迪与教育，无不颇为受益。趁着大家的兴致，他边谈边记，还不时地抽空摄影……他将新闻老记者的广博性和敏锐性及旺盛战斗力等发挥得淋漓尽致。谈及资料，那可是爱泼斯坦的命根子，他总是倍加珍惜。最具说服力的便是，这次再访山西，他还带来了一直保存完好的40多年前采访晋绥解放区时的4个笔记本。他深有体会地说：“笔记是很好的记忆，插图又能形象地帮助记忆。有些资料已先后用过了；就是还没有用过的，也不能轻易丢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临别前，爱泼斯坦在这次出访活动的影集扉页上，给半个多月里陪同他左右的胡青光题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以作留念。这段题词是——
青光同志：
愿我们的山西之行，永留在我们温馨的记忆中！仅致最好的祝愿和谢意！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