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孕19个星期时，去明尼苏达州布法罗医院进行B超检查。丈夫吉姆陪同我前往，这天是13日星期五，一路上我们没有什么担心的。其实我在想可能有意外的好消息在等待着我们：吉姆和我都有双胞胎家史，头3个月里我的肚子挺得很快，我想我可能也是怀的双胞胎！
　　当吉姆和我注视着显示屏的时候，围产期学医生哈里·法布用扫描笔扫视着我的大肚子，半天没说话。
　　“你吃过增产药吗？”医生最后问道。
　　“没有。”我回答道。我是自然怀胎，就像怀1岁半的儿子特拉维斯一样。“我怀的是双胞胎吗？”
　　医生迟疑了一下说：“我看有四个。”
　　我吃了一惊，同时交织着激动和恐惧，像电流一样袭遍全身。因为我身高1.56米，48公斤体重，怎么能怀下四胞胎呢？他们都能活下来吗？我们能养活得起5个孩子吗？
　　进一步的检查，显示每一个胎位正常，生活在各自的囊里，意味着他们有更好的机会生长发育。
　　吉姆问瘦小的身子能否承受得住四胞胎的怀孕，法布医生肯定地说能的。他还解释说四胞胎一般进入妊娠期29或30个星期后出生，如果分娩时施行剖宫产手术，存活率会更高一些，发病率会更低一些。
　　他还告诉我们四胞胎一般是两窝双胞胎，或一窝三胞胎加一个独胎——他们是两个卵子同时受精的结果。这样的四胞胎或面目有异或性别不同。而一卵四胎——一个卵子受精后又裂变三次——生出来的四胞胎不仅性别相同，而且面目也一模一样，这样的可能性很少。（在美国异卵双生的四胞胎占出生率的七十二万九千分之一，而同卵四胎的统计数字还没有。）
　　漫长的等待，
　　惊人的结果
　　为了尽可能地推迟分娩时间，医生嘱咐我卧床休息。我请了长假，丢下高中英语教师的工作，母亲也从鲍曼过来帮忙料理家务，照看特拉维斯。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感到不舒服，但是却无聊到了极点，我是多么渴望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散步啊！
　　我怀孕30个星期后，被接收住院等待。那几天暴风雨不断，有时好几天城市陷入瘫痪。医生让我提前住院——他们不敢冒气候耽搁的险。三个星期后，2月10日下午4点，宫缩开始。法布医生调来了20个护士、新生儿专家、内科医师和麻醉师来帮忙。



　　晚上10点50分，吉姆和我眼看着法布医生举起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而是四个女婴。她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后来检查证实她们是同卵怀胎，真是奇迹！米甘最大重1.77千克；萨拉最小0.95千克，她被输了24个小时氧气。没有一个胎儿存在健康问题——这在多胎中少见。
　　生产后5天我就回家了，但是女儿们仍然呆在医院里需要特别护理，直到她们能吸奶了才能回来。没有一个护士能辨别她们，因此用彩色美术纸为她们的保温箱作了记号。卡利贴的是黄色纸，肯德拉贴的是红色，米甘是绿色，萨拉是蓝色。这个效果真不错，两个月后女儿回家时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我甚至按颜色给她们穿衣服，以便我们知道手里抱的是哪一个孩子。
　　在起初的日子里，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竞相过来帮忙，夏天我雇了一位大学生做保姆。我们严格地按照时间表安排起居饮食：早晨6点半洗澡喂奶，上午9点喂第二顿，中午第三顿，下午4点第四顿，6点半第五顿，晚上9点最后一顿。我们每星期要洗14车衣服，每天配制24瓶牛奶。至于用了多少尿布，数不清了。
　　至5月，女儿们夜里不再哭闹了，午睡也很踏实。每天4个小时的午睡使我能恢复体力，我还利用这个时间给特拉维斯读儿童画报。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四个宝宝同声大哭。“她们要一直哭下去吗，爸爸？”特拉维斯问道，他刚过了两岁。吉姆笑道：“我想不会吧。”
　　起初特拉维斯很为妹妹们自豪，称她们是“我的宝宝”，守候在她们身边。但当我们开始把女儿们抱到外面时，他开始嫉恨她们，因为她们吸引了人们所有的注意力。直到最近特拉维斯9岁了，他才真正地喜欢自己的妹妹了。
　　
　　自豪地看着她们长大
　　女儿们7个月时，我决定回校上班。我们需要这笔工资，还有健康保险金来维持生计。这时，我们的保姆也回大学学习去了，我们又雇了一个以前的学生，还请了一位年轻少妇早晨来帮忙。
　　虽然出生时体重均较一般胎儿轻很多，但她们的发育都很好。
　　13个月时，她们开始走路，咿呀说话了。
　　尽管女儿们长相无甚区别，我们做父母的从近处还是不难分辨她们。米甘个最高，眼睛深陷稍小一些。卡利娇小，但是萨拉最小。肯德拉圆脸眼睛稍大一些。但是从远处或从相片里，我有时也很难分辨她们。女儿们喜欢问领导、亲戚和保姆：“您知道我是哪一位吗？”在她们看来，人们把她们弄混了挺好玩的。
　　当她们开始学步时，我作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每次出门，给她们穿上同样的衣服。如果一个女儿丢失，我可以指着她的姊妹们说道：“就跟她们一模一样。”找到她会更容易一些。
　　尽管女儿们性格有异，然而她们又有惊人的相似。她们都喜欢学“体操”，看《布雷迪邦》的重播，为我化妆。和特拉维斯在一起，她们骑车、滑冰、捉迷藏和游泳。
　　四个女儿都喜欢拨弄是非，但是她们又互相袒护，因此从来弄不清是谁在里面搞的鬼。
　　一次，她们爬进路边的一辆运货车里，扭动钥匙，把汽车发动了。吉姆正在草地里刈草，他看见汽车突然向前滚动了2米到了车库门口，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伤害停住了。
　　还有一次她们用钝剪刀互相剪头发，而几天后，她们要参加家人的婚礼。这次我真火了。幸亏她们的衣服有配套的帽子。因此她们看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或许最大的挑战是吃一顿和平饭。女儿们都抢着看电视，争着第一个报道当天的新闻。她们在幼儿园的几年尤其令人头疼，因为这个年级只有两间教室，每一个女儿都得和她的一个姊妹分在一起。吃饭时萨拉开始讲她的故事的时候，卡利总要打断，萨拉一阵尖叫：“嗨……听我说。”
　　为了避免同胞竞争，我们尽量关爱到每一个孩子。如果我领着卡利去邮局，吉姆就得让米甘骑在割草机上。如果今晚我让肯德拉梳头，明晚就该轮到萨拉了。至于特拉维斯，吉姆经常领着他去钓鱼。
　　我现在当然不像过去那么累了。女儿们能自己穿衣、洗澡了。过去我们每星期得花220美元用在日托上，自从她们上学后，我们每星期只需花80美元请钟点保姆，吉姆和我现在甚至有钱去外面下馆子了。
　　真难相信自从做B超以来8年已经过去,11月13日星期五原来是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