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沿岸的世界里，公元前五世纪可以说是“雅典的世纪”。当时的雅典势力如日中天，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公民当家作主，甚至可以流放被认为危害城邦的上层贵族。文化哲学家辈出，可以称为全希腊的学校。在军事上，雅典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海上的霸主。政治上，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政治体制相当严密和完善，各方势力互相制衡，其民主制度堪称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能创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相比之下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似乎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创见，但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后战败了，这说明雅典光芒四射，看似美好的整套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中有某些不足之处。为什么雅典还是没有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人才济济的雅典这么快就走向衰落？

咄咄逼人的雅典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的科林斯辩论中，可以看出雅典人并不想要战争。这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稳健而不可逆转地将同盟者置于雅典控制之下，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原因出在雅典身上。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公元前478年，希波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波斯人，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加入了该同盟的国家，要向雅典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同等价值的金钱。同盟的性质后来发生了变化，雅典使盟友渐渐变为自己的臣属邦，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雅典开始为了自己城邦的利益而动用同盟的金库。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同盟，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这样，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国的转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伯拉希达声称斯巴达是希腊诸邦的“解放者”。
　　雅典应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关于这一点雅典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地对有些动摇的雅典人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至于雅典的敌人更是如此认为。例如叙拉古的将军赫摩克拉底就曾说：“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
　　虽然战争总是伴随死亡和废墟，但确实有使参与者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战争。人们的精神在这样一种战争中可以说受到了一次精神的磨练。是非道德的基本标准未遭到破坏，价值观反而得到提升。例如，希波战争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它使得希腊人团结起来，并成功验证了自身的强大力量，证实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却不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对希腊人不仅是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深深地损害到他们的精神与道德。

　　雅典在起初所遭受到的瘟疫似乎对道德准则造成了损害，因为“虔敬和不敬的都一同死亡。”但是，自然造成的祸患是暂时的。雅典人很快在精神和斗志上恢复过来，几乎没有看到瘟疫所造成的持续不良影响。他们在瘟疫、在歷次失败后的自我恢复能力令人吃惊。雅典的道德体系是不会轻易被天灾和偶然出现的不利状况所动摇的。

残忍的内战

　　但是，精神和道德在战争中还是受到致命和持久的伤害，它并非来自天灾，而是来自人自身的行为，来自人所发动的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变得毫无意义，战争本身的规则也被破坏了。而且这不是一场外战，而是一场内战。从国际角度而言，希腊各个城邦反目成仇，“希腊”再也没有在地中海一带成为主导力量。在许多城邦内部，贵族党和民主党之间也都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和流血。那些原来比邻而居的人们厮杀起来比对外敌还更凶狠、更残忍。
　　这些内乱不仅是戕害生命，还是对底线伦理和基本道德的侵犯。最初，道德指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受到侵害，就反击。在这个道德体系之下，一个周期最多只会爆发两次战争：挑起与反击。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道德体系被改变了。人们不再因受侵害而战斗，而因所谓“畏惧受到侵害而战斗”。先发制人的想法。使得一个周期出现无数次无止境的报复。那些仁慈的人被残酷淘汰，心狠手辣的则得以掌管国家。“明智的远见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则只是软弱的外衣”。
　　这都是发生在奉行民主制的其他城邦的问题。而在政体相对稳定的雅典，困扰他们的是如何避免民主制产生错误。在米提林暴动中，雅典民主制就差点犯下了过错。幸好，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戴奥多都斯，没有畏惧民众。他激烈地反对处死米提林人的建议。此处他提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弊病：责任问题。雅典人认识到制衡的重要性，提案人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应对他们加以限制。但雅典人认为，如果提出提案是有风险的，那么提案人就会更谨慎。而最后的结果是，提出提案的个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危险，而做出决议的群众却不负责任。如果改变决定，受处罚的是提议人。这种裁决方法在现代国家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它使得提议者和发言人三缄其口。但好的制度不应该通过事后的手段来规范事前，因为事后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人们要么在提出建议时忘记这条处罚。要么因为害怕处罚而不提出建议。 　　戴奥多都斯强调他为米提林人辩护的目的不是出于适当和公平，而是这样做对于雅典最为有利。他甚至说报复他们是正义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和利益不能一致，所以应当更考虑利益。尽管如此，他還是很隐晦地提到自己的正义观，他说：“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应当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因为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罚的恐怖。”“对待一个自由民族的正当方法不是要在他们叛变之后处以严重的惩罚;而应当在他们叛变之前予以防范。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的话，我们也应当只归咎于尽量少数的人。对于保全雅典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让人家对我们不住，也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们有利的人处死。”

　　这并不是只针对米提林公民，他所指的“城邦”也包含了雅典，他所指的“人家”也包含了雅典公民。戴奥多都斯在这里倡导一种开明的态度，要信任同盟者，不要因为惦记着他们会伺机反叛而对他们轻易动用残酷的刑罚。
　　这件事也许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某种尴尬和无奈，面对大众，尤其是在某些紧迫的问题上，要使正确的提议通过常常得使用演讲技术。有时不可能说出全部的理由或者真相，甚至于不排除说谎。但比较起来，雅典民主制在这一次还是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对比，修昔底德随后就记述斯巴达人为了讨好底比斯人，不留情地杀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亚人。而所谓的野蛮人色雷斯人，不仅杀死密卡利苏斯城内的成年平民、甚至杀死儿童学校的儿童。雅典人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做得比斯巴达人有文明的教养和高尚，修昔底德也是这样认为的。

信奉强权的雅典

　　但对于一些比较需要战略眼光的影响深远的事件，雅典民主制往往不能发挥作用。一个民主制的国家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往往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此时国家很强大，有能力对极其遥远的国家发起进攻。但是直接民主制判断遥远地方的事情远不如它判断近处的事情。群众的决议只代表了首都人民的志愿，而不能代表所有人民的志愿。民众渴望军队再获战果，却完全不了解新战场是多么遥远，多么危险。结果，民主往往不能制止战争。特别是开疆拓土的远征。
　　米洛斯对话中，雅典阐述了自己的对外价值观。这是一次在少数统治者面前的发言。以前雅典人的演讲在公众面前举行，所以阐述雅典出兵的理由时要诉诸正义，而这次就没有必要了。这次发言代表了雅典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雅典代表坦白地说，诸如“因为雅典人打败了波斯人，所以有维持帝国的权利”（科林斯辩论）;或者“雅典人现在和米洛斯人作战，是因为米洛斯人损害了雅典人”（西西里远征）——这些在此前此后经常使用的套话，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雅典在此刻亮出了自己外交方面作为立国之本的价值观：“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这段话揭示了雅典帝国的本质：雅典帝国的维系，并不是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或者共同的价值判断。恰恰相反，雅典帝国是靠力量维系起来的，所依靠的向心力是属邦对雅典的恐惧，畏惧雅典的报复。这是一个靠力量差距所产生的恐惧所维系的帝国。雅典人建议米洛斯考虑一下力量的差距，只在这个前提下争取他们所能够争取的。而米洛斯人则试图让雅典人设身处地，说这个原则对雅典和任何其他人的影响一样，如果雅典到了倾危的一日，敌对国不会收手，而属邦则会纷纷叛离——这句话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得到验证。
　　但雅典人不以为意，也许他们觉得帝国的末日还很遥远。他们只是敦促对方在武力威胁面前考虑怎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言外之意是弱小的米洛斯人是丝毫不足惧的。米洛斯人的问题就仅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去无望地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这里的逻辑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功利和强权逻辑，完全是实力在说话，再没有其他的考虑。
　　整个辩论中，雅典人都是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来应对。他们认为雅典的实力太强大，而米洛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不在乎米洛斯人的态度。雅典人极其冷静和清醒的只考虑一种国际关系，这就是功利至上、实力至上、强权至上。如果只有这一种国际关系，那人类的处境确实是永远不会让人乐观。自然，不仅任何强弱都是相对的，最强的也可能有一天强弱易位。因此以这个逻辑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联盟，必然是脆弱的，不可持久的，而且还是后患无穷的。
　　后来雅典人又为他们远征西西里辩护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城邦行使绝对权力的时候，合乎逻辑的方针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针，种族上的联系只有在他们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依照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决定他的朋友和敌人。”这些话类似近代“没有永久的敌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这可能真的是人类过去历史的基本事实。这样的行动逻辑是没有错误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行动，而不顾其他国家利益的话，帝国是不能持久的。雅典人还为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说：“在希腊，我们统治了一些城市，使我们自己不受别人的统治;在西西里，我们是来解放一些城市，使我们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他们派遣强大的舰队来进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为害怕遥远的西西里人会侵害他们。雅典人又说：“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干涉政策雅典人西西里远征，最后以失败告终和我们的国格荣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这种为追求一种自身绝对安全的干涉理由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一个帝国安全不可能只由军队来保证，而是靠全体帝国治下的臣民同心协力所维护的。

　　虽然说雅典远征西西里完败，但单从雅典自身而言，这一损失并非是不可恢复的：人力上，仅计重装步兵，两次远征军共损失2700人。而作为对比，在战争初期的瘟疫中病死的重装步兵接近4400人。事实上，即使在西西里远征军覆灭之后，在极端不利的情形下，雅典仍然差不多独力地支撑了八年。然而，“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之后，冬季里整个希腊马上起来反抗雅典了。”因为雅典帝国是靠力量维系的，力量失去，帝国也不复存在。我们提到一个国家是如何得到拥护时，常常会这样说：“即使到了这样万分危急的时刻，也没有一个属邦背叛投敌。”而雅典帝国，没有得到这样的拥护。
　　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到处都只能听见功利的声音，正义和道德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喑哑的。雅典人没有选择以正义道德作为约束自己与同盟国的准则，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准则。偶尔听到谈论正义与道德的，只是弱者，强者甚至已不屑于掩盖自己。这样他自然也就完全不受正义的约束，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弱者的这种论调对强者来说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米洛斯人完全不要谈正义，而只是计算他们放弃自由独立和不放弃自由独立的利弊。而如果真的要趋近一种持久的和平，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真正建立起“一个”帝国。而并非松散的联盟的话，那就必须超越这样一种纯粹功利和强权的逻辑。在希腊诸邦衰落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可以做到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