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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伽达默尔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之一，也是哲学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原则对翻译影响深远。本文主要采用阐释学中“视域融合”这一条原则为理论基础，从译者的文化意识、译者的历史意识以及译者的读者意识来探讨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
关键词：阐释学；视域融合；译者主体性
H319.5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研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科学。从古代的神学阐释学，到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近代阐释学，直到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自它诞生之日起，阐释学就与翻译关系密切。在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是至关重要而又密切联系的三个概念。理解具有历史性和对话性的特点；而视域融合又是理解现实的形式，它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和对话性。本文拟从伽氏的视域融合理论对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加以探讨。
一、视域融合
什么是视域？“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它囊括了从某个特定的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局限于自己视域范围内的理解。译者首先作为读者，他会带着他原有的视域去阅读文本，从而与原作者的视域产生冲击，形成新的视域。而这个新的视域还要与目的语视域碰撞，又产生完全不同于前面的视域。简而言之，视域就是过去的视域与现在的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或者说是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相融合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历史性的译者是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相互发生融合而形成新的视域，并用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的过程。视域是理解的起点，文本所包含的视域是透过原作者的眼睛、心灵与笔所观察、感觉和描绘的视域，而译者从其自身当时的情境中来理解文本，因而也有他自己对文本的视域。视域总是开放的，由于这种開放性，我们在领会时总要碰到许多不同的视域。领会一开始，领会者（译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领会的那个视域，随着领会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伽达默尔，1999：393）。视域融合后所产生的新的融合视域，既包含领会者的视域，也包括文本的视域，但此时再也无法明确区分了，它们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新的传统了。新的视域已超越了它们融合的视域的最初问题和成见，给了我们新的经验和新的领会的可能性。
二、视域融合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大体可划分为文学派和语言学派两个阶段。无论是在文学阶段译者所处的理想与现实差距的两难境地，还是在语言学阶段译者被视为翻译机器的窘迫状况，盖源自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哲学基础。二元对立认识论认为，思想作为客体的对立面，能够客观地反映客体，而达到这种客观反映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准确性就成了当然的要求，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客观和科学性。20 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从认识论的主题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由传统的被动媒介式的语言工具论转向了本体存在论的语言论。这一转向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开放、广阔的空间和视觉，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彰显了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首先，语言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不仅承载文化，它本身也是文化。因此，语言已经从工具进入了本体。其次，语言系统不再是一個自足封闭的系统，能指和所指不再是那么简单、单一与确定，其意义的生成不再是能指指向所指的那种明确的关系。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对话”的性质，并非一切都已经在我的“意识”之中显明。对话的结果，不是事先预料的，也不是意识能够控制的（张之沧，林丹，2007：327）。由此可见，视域融合理论抬高了领会者（译者）的地位，从而对原文、原作者、原意的神圣地位形成了轮番的冲击波。原文和译者不再是主体和附庸的关系，译者不再是“媒婆”、也不再“隐身”，译者和原作者、原文之间展开了积极的对话，译者至少变成了多个主体中的一极。那么如何充分发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多元化阐释呢？
三、《葬花吟》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多元化阐释分析
从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对原著的不断地阐释。由于不同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面对的原著视域不同，因而其翻译活动要受到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及其个人的知识背景与文学感悟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对其译作产生影响。被世人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精品的《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是其女主角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古体诗。它明为写花，实为写人。叙述者从阐释学视角直视人物内心，让读者看到了“花谢花飞飞满天”中花与人的视域融合，体会到“风刀霜剑”般的环境恶劣，深深感受到林黛玉“独把花锄泪暗洒”时的心痛，不由得与她共同感叹“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而那“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凉与无奈更是达到极致，已使读者分辨不清到底是人是花，还是诗里诗外？下面以大卫.霍克斯和许渊冲英译的《葬花吟》两译本中的部分诗句为例，对视域融合视角下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充分体现的浅析如下：
例1：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霍译：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
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
许译：As flowers fall and fly across the skies，
Who rues the red that fades， the scent that dies？
从上述译文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霍克斯作为西方人的影子。而许渊冲先生则是尽职保持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对于不同时代的学者来说，“天”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最初“天”的含义是指天灵盖。在古代我们也把坐天下第一把交椅的皇上称为“天子”。在封建时期的大家庭里，它也指丈夫或父亲，如左传里的“君，天也，天可逃乎？”；在“天似穹庐”里是指天空；《史记》里的“天将降大任”所指的是上天；还有季节、自然和天气等等含义。但在不同的宗教文化里，“天”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如在基督教中，“天”指的是上帝呆的地方或者是好人死了之后所进入的天堂；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天”指的是与人类活动毫不相干的四季更迭、天气瞬息万变；在道家思想里，“天”则意味着人类世界的和谐。在霍的译文里，他没有把“天”译成“heaven”而是译为“air”，实现了从“天堂”到“空中”的变译，跨越了中国传统的道教而成为了西方的基督教。这是因为霍克斯生长在笃信基督教的英国，几乎每天读基督，颂基督，唱基督，“air”在他的视域里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所以造成了他主观上的偏见和理解的历史局限性，致使其在翻译时始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视域，即使从宗教信仰的层面也没有如实再现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而许先生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的是孔孟思想的教育，在他的视域里不会出现“heaven”这样的词语，因而自然地就把天译成了“skies”，意味着天空辽阔无际。这是两位译者把原有的视域与目的语视域融合起来的结果，同时也使译者的主体性充分充分得到了展现和阐释。 例2：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锈帘。
霍译：Floss drifts and flutters round the Maiden’s bower，
Or softly strikes against her curtained door.
许译：Softly the gossamer floats over bowers green，
Gently the willow fluff wafts to broidered screen.
在翻译活动中，目的语读者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在翻译结束后才能真正实现。因此，译者不可能在译作完成后才去想到这一交流活动，而必须将其纳入翻译的过程中去加以考虑。在翻译表达阶段，由于译者的读者意识（包括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其创作及其最终表达，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他就会时刻提醒自己所确立的读者群的存在，有时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与接受习惯，甚至会采取适当的变通手段或增补诗句成分的方法。以上诗句中的“春榭”和“绣帘”分别紧跟在动词“飘”和“扑”之后，中间未加任何限定词。王力先生曾指出：在诗歌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谓语的中心词（称为‘谓词’）。把这个中心词炼好了，就是所谓一字千金，诗歌也变为生动的、形象的了”（王力 2000：45）。这样看来，原文名词前省略限定词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而译成英语时，要么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变通手段，如许译中的“floats over bowers green”；要么按照一定语法框架补充限定词，如霍译中的“the Maiden’s bower”和“her curtained door”。在增补限定词时，译者须同时考虑人称的选择，以使译文的视角明朗化。由此可见，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之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不断地使译文与心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話，考虑到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为了让读者更加乐于接受，就要适当采取这种方法。
例3：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霍译：The Maid， grieved by these signs of spring’s decease，
Seeking some means her sorrow to express.
许译：In my chamber I’m grieved to seek spring depart，
Where can I pour out my sorrow—laden heart？
事实上，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正是这些共性为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进行交流与翻译提供了主要的可行性依据和基础，而不同文化所具有的个性或者特征则构成了进行这种交流的障碍或曰翻译的难题，因而文化意识是译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一个问题（胡文仲，1994：418）。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现今视域——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以初始视域——原语文化为主导，对现今视域——现存文化的部分否定，通过翻译来部分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以达到变革的目的。译者不仅要灵活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还要游刃有余地把握两种不同的文化。語言符号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而这种文化信息的内容是最难表达的。译者必须通过自身对两种文化的理解、感悟、对比、分析与掌握，以及对自身文学素养的发掘来把握文学与文化，尤其是要以目的语文学与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特点来引导自己的翻译活动。在原诗中，人称的使用是随着女主人公感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从隐含到显现的过渡见证了葬花人的感情逐渐走向高潮的过程。如果说在诗歌第二部分人称的使用得到了凸显，表达了主人公内心强烈感情的迸发，那么在第一部分叙述者则是淡化了人称的使用，重点描写了周围环境的恶劣与残酷以及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与无奈。而正是这种淡化给译者留下了阐释的空间，也为他们在发挥主体性时采用不同手段提供了可能。
结束语
翻译是文本和译者的“对话”，本质上是译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在哲学阐释学的理论背景下，传统译论中的“忠实、通顺、典雅”标准在翻译过程中仍然贯穿始终，在哲学阐释学理论框架下，可体现为译者作为“阐释者”在两次视域融合过程中对原文本和目的语文化做出的种种考量。随着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兴起，宣告了译者、译作和原作者、原著平等对话时代的到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译者可以“现今视域”与“初始视域”和谐共存为目标，在一定的框架里纵横驰骋，妙笔生花。
参考文献：
[1]Gadamer， H.G. Truth and Method[M].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2004.
[2]谢志辉.哲学阐释学和阐释者的主体性[J].求索，2014，（7）：59-62.
[3]余斌. 译者主体性在“对话”与“视域融合”中的彰显[J].上海翻译，2015，（3）：45-49.
张娅（1978-），女，湖南长沙人，硕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中西文化比较，英美文学研究。
关键词：阐释学；视域融合；译者主体性
H319.5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研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科学。从古代的神学阐释学，到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近代阐释学，直到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自它诞生之日起，阐释学就与翻译关系密切。在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是至关重要而又密切联系的三个概念。理解具有历史性和对话性的特点；而视域融合又是理解现实的形式，它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和对话性。本文拟从伽氏的视域融合理论对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加以探讨。
一、视域融合
什么是视域？“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它囊括了从某个特定的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局限于自己视域范围内的理解。译者首先作为读者，他会带着他原有的视域去阅读文本，从而与原作者的视域产生冲击，形成新的视域。而这个新的视域还要与目的语视域碰撞，又产生完全不同于前面的视域。简而言之，视域就是过去的视域与现在的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或者说是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相融合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历史性的译者是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相互发生融合而形成新的视域，并用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的过程。视域是理解的起点，文本所包含的视域是透过原作者的眼睛、心灵与笔所观察、感觉和描绘的视域，而译者从其自身当时的情境中来理解文本，因而也有他自己对文本的视域。视域总是开放的，由于这种開放性，我们在领会时总要碰到许多不同的视域。领会一开始，领会者（译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领会的那个视域，随着领会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伽达默尔，1999：393）。视域融合后所产生的新的融合视域，既包含领会者的视域，也包括文本的视域，但此时再也无法明确区分了，它们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新的传统了。新的视域已超越了它们融合的视域的最初问题和成见，给了我们新的经验和新的领会的可能性。
二、视域融合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大体可划分为文学派和语言学派两个阶段。无论是在文学阶段译者所处的理想与现实差距的两难境地，还是在语言学阶段译者被视为翻译机器的窘迫状况，盖源自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哲学基础。二元对立认识论认为，思想作为客体的对立面，能够客观地反映客体，而达到这种客观反映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准确性就成了当然的要求，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客观和科学性。20 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从认识论的主题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由传统的被动媒介式的语言工具论转向了本体存在论的语言论。这一转向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开放、广阔的空间和视觉，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彰显了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首先，语言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不仅承载文化，它本身也是文化。因此，语言已经从工具进入了本体。其次，语言系统不再是一個自足封闭的系统，能指和所指不再是那么简单、单一与确定，其意义的生成不再是能指指向所指的那种明确的关系。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对话”的性质，并非一切都已经在我的“意识”之中显明。对话的结果，不是事先预料的，也不是意识能够控制的（张之沧，林丹，2007：327）。由此可见，视域融合理论抬高了领会者（译者）的地位，从而对原文、原作者、原意的神圣地位形成了轮番的冲击波。原文和译者不再是主体和附庸的关系，译者不再是“媒婆”、也不再“隐身”，译者和原作者、原文之间展开了积极的对话，译者至少变成了多个主体中的一极。那么如何充分发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多元化阐释呢？
三、《葬花吟》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多元化阐释分析
从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对原著的不断地阐释。由于不同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面对的原著视域不同，因而其翻译活动要受到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及其个人的知识背景与文学感悟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对其译作产生影响。被世人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精品的《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是其女主角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古体诗。它明为写花，实为写人。叙述者从阐释学视角直视人物内心，让读者看到了“花谢花飞飞满天”中花与人的视域融合，体会到“风刀霜剑”般的环境恶劣，深深感受到林黛玉“独把花锄泪暗洒”时的心痛，不由得与她共同感叹“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而那“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凉与无奈更是达到极致，已使读者分辨不清到底是人是花，还是诗里诗外？下面以大卫.霍克斯和许渊冲英译的《葬花吟》两译本中的部分诗句为例，对视域融合视角下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充分体现的浅析如下：
例1：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霍译：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
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
许译：As flowers fall and fly across the skies，
Who rues the red that fades， the scent that dies？
从上述译文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霍克斯作为西方人的影子。而许渊冲先生则是尽职保持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对于不同时代的学者来说，“天”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最初“天”的含义是指天灵盖。在古代我们也把坐天下第一把交椅的皇上称为“天子”。在封建时期的大家庭里，它也指丈夫或父亲，如左传里的“君，天也，天可逃乎？”；在“天似穹庐”里是指天空；《史记》里的“天将降大任”所指的是上天；还有季节、自然和天气等等含义。但在不同的宗教文化里，“天”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如在基督教中，“天”指的是上帝呆的地方或者是好人死了之后所进入的天堂；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天”指的是与人类活动毫不相干的四季更迭、天气瞬息万变；在道家思想里，“天”则意味着人类世界的和谐。在霍的译文里，他没有把“天”译成“heaven”而是译为“air”，实现了从“天堂”到“空中”的变译，跨越了中国传统的道教而成为了西方的基督教。这是因为霍克斯生长在笃信基督教的英国，几乎每天读基督，颂基督，唱基督，“air”在他的视域里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所以造成了他主观上的偏见和理解的历史局限性，致使其在翻译时始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视域，即使从宗教信仰的层面也没有如实再现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而许先生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的是孔孟思想的教育，在他的视域里不会出现“heaven”这样的词语，因而自然地就把天译成了“skies”，意味着天空辽阔无际。这是两位译者把原有的视域与目的语视域融合起来的结果，同时也使译者的主体性充分充分得到了展现和阐释。 例2：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锈帘。
霍译：Floss drifts and flutters round the Maiden’s bower，
Or softly strikes against her curtained door.
许译：Softly the gossamer floats over bowers green，
Gently the willow fluff wafts to broidered screen.
在翻译活动中，目的语读者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在翻译结束后才能真正实现。因此，译者不可能在译作完成后才去想到这一交流活动，而必须将其纳入翻译的过程中去加以考虑。在翻译表达阶段，由于译者的读者意识（包括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其创作及其最终表达，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他就会时刻提醒自己所确立的读者群的存在，有时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与接受习惯，甚至会采取适当的变通手段或增补诗句成分的方法。以上诗句中的“春榭”和“绣帘”分别紧跟在动词“飘”和“扑”之后，中间未加任何限定词。王力先生曾指出：在诗歌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谓语的中心词（称为‘谓词’）。把这个中心词炼好了，就是所谓一字千金，诗歌也变为生动的、形象的了”（王力 2000：45）。这样看来，原文名词前省略限定词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而译成英语时，要么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变通手段，如许译中的“floats over bowers green”；要么按照一定语法框架补充限定词，如霍译中的“the Maiden’s bower”和“her curtained door”。在增补限定词时，译者须同时考虑人称的选择，以使译文的视角明朗化。由此可见，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之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不断地使译文与心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話，考虑到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为了让读者更加乐于接受，就要适当采取这种方法。
例3：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霍译：The Maid， grieved by these signs of spring’s decease，
Seeking some means her sorrow to express.
许译：In my chamber I’m grieved to seek spring depart，
Where can I pour out my sorrow—laden heart？
事实上，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正是这些共性为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进行交流与翻译提供了主要的可行性依据和基础，而不同文化所具有的个性或者特征则构成了进行这种交流的障碍或曰翻译的难题，因而文化意识是译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一个问题（胡文仲，1994：418）。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现今视域——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以初始视域——原语文化为主导，对现今视域——现存文化的部分否定，通过翻译来部分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以达到变革的目的。译者不仅要灵活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还要游刃有余地把握两种不同的文化。語言符号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而这种文化信息的内容是最难表达的。译者必须通过自身对两种文化的理解、感悟、对比、分析与掌握，以及对自身文学素养的发掘来把握文学与文化，尤其是要以目的语文学与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特点来引导自己的翻译活动。在原诗中，人称的使用是随着女主人公感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从隐含到显现的过渡见证了葬花人的感情逐渐走向高潮的过程。如果说在诗歌第二部分人称的使用得到了凸显，表达了主人公内心强烈感情的迸发，那么在第一部分叙述者则是淡化了人称的使用，重点描写了周围环境的恶劣与残酷以及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与无奈。而正是这种淡化给译者留下了阐释的空间，也为他们在发挥主体性时采用不同手段提供了可能。
结束语
翻译是文本和译者的“对话”，本质上是译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在哲学阐释学的理论背景下，传统译论中的“忠实、通顺、典雅”标准在翻译过程中仍然贯穿始终，在哲学阐释学理论框架下，可体现为译者作为“阐释者”在两次视域融合过程中对原文本和目的语文化做出的种种考量。随着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兴起，宣告了译者、译作和原作者、原著平等对话时代的到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译者可以“现今视域”与“初始视域”和谐共存为目标，在一定的框架里纵横驰骋，妙笔生花。
参考文献：
[1]Gadamer， H.G. Truth and Method[M].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2004.
[2]谢志辉.哲学阐释学和阐释者的主体性[J].求索，2014，（7）：59-62.
[3]余斌. 译者主体性在“对话”与“视域融合”中的彰显[J].上海翻译，2015，（3）：45-49.
张娅（1978-），女，湖南长沙人，硕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中西文化比较，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