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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是我国铜元十大珍品之一，早已被中外泉家瞩目。许多有关中国铜元的出版物中都把它列入大珍，一级，并作为出版物的封面。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货币馆”有一个导览图触摸屏，上面有一枚能代表我国铸工精美、极为稀有的古钱币，它就是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1987年成都钱币学会按照中国钱币学会课组布置的研究课题，对四川铜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编辑出版了《四川铜元研究》一书，对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作了高度评价，定级为大珍，一级，参考价一枚10万人民币，可见该币在我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三十铜元直径36毫米，铜质分为红铜、黄铜两种，可见版式有水龙、飞龙和闭爪单宝龙三种，珠圈上面书“四川省造”四字，珠圈下面书“当三十”三字，珠圈左、右分别书满文“宝”、“川”二字，珠圈内书“光绪元宝”四个大号楷书字，按上下右左顺序排列，中心为芙蓉花团。形状瑰丽，铸工高超，图案精美，观其珍品，韵味无穷，具有巴蜀文化之特征，充分展示了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的魅力。这枚元宝存世量极少，四川大学博物馆作为馆藏文物也仅有一枚。可见此币之珍罕，足见一斑。
物以稀为贵，贵在设计精美，制作精良，更主要的是属于尚未正式发行流通的试铸样币，存世量极为有限。据有关资料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四川铜元局参考湖北式样，铸造了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五文、当十文、当二十文三种铜元作为流通货币。此后，试铸了少量的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样币，样币铸造出来，按照有关程序，依次报送到主管财政的布政使（藩司）、督部堂（总督衙门），最后报送清廷户部（财政部），因“当三十”不符合币制而被清廷“禁令行用”。按清朝的币制，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流通行用的铜币只有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五种，没有比二十文面值更大的币种了。这种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因不符合币制而被“禁令行用”理所当然，四川铜元局也无理申辩。正因为是禁止流通的试铸样币，数量自然有限，流传至今当然十分罕见。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被中外泉家和各种书刊评级为大珍当之无愧。当三十文币值，在全国仅此一种，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外钱币藏家的青睐，为寻觅这枚稀世之宝，一些藏家曾奔走各地，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据《四川近现代史大事记》记载：“清代硬币，沿用铜币为中心，在四川设宝川局，铸造铜币流通行便，以弥补制钱不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四川总督鹿传霖曾派人员向美国进口全套铸造银元和铜元的机器设备运抵成都，由于在航运途中遭遇一系列事故和失事，使钢模造成重大锈蚀，负责安装设备的两个美国技师随后来川，造币厂设备安装工作很快完工，但铸造出来的铜币有很多瑕疵，不能投放市场，必须另购新的钢模，替换已锈蚀的钢模才能投产使用，因此，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仍未造出银元和铜元。”后因西藏问题，鹿传霖奉召入京，被解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由山西巡府擢四川总督，奏报清廷，由四川银元局铸造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三种，以弥补银两不足。次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由四川铸造铜元的计划落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调署四川总督认为“铜元其用较银元倍易，其利亦较银元倍厚”，后奏报清廷，由四川银元局铸造铜元散发使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批准立案，锡良派员续购机料，设印花、压铜、粑铜、化铜各厂，开铸‘四川官局造’当五、当十、当二十光绪元宝三种，初时，因质量较好，铸工精致，民间乐用，川省当局还规定可用铜元抵交丁粮、厘捐等项公款。”四川铸造铜元的时间，比广东要晚三年。
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铸造于何年？学术界说法不一，台湾钱币学者徐祖钦认为铸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显然有误。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文物鉴赏》一书记载为铸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也不完全准确。成都市钱币学会编著的《四川铜元研究》一书，推断铸于1905年5月以后较为准确。笔者所见之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可以佐证。其中一枚黄铜质当三十铜元上面留有可供考证铸造年代的字迹和图案。该铜元正面除了正版文字和图案外，隐约可见到“当制钱x文”、“川”“司”（铜字右半边）和“小四花”等图案。该铜元表面显得粗糙，但字迹工整、图案清晰，铜元上留下这些字痕的原因，是因为该铜材不是经过将各种原料（铜、锡、铅等）按比例投入坩锅内熔炼，然后浇铸成条块、经反复辗压至标准规格的厚度，再冲压出符合规定尺寸的圆形铜饼，经过退火、酸洗等工序后成为铸造铜元的新材料。而这枚铜币的材料，是一块试模后，只经过简单辗压的旧铜材，试模后的旧铜材虽经辗压，但有些字迹和图案痕迹仍然留在冲压出来的铜饼上，试铸出来的铜币，就成为可供考证铸造年代等史实依据。
在四川晚清铜元史版本中出现“当制钱”、“川”、“铜币”的称谓是在1905年之后的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颁布《整顿圆法酌定章程》十条，令行停铸“光绪元宝”，将全国各省图案各异的铜币，改为统一的“大清铜币”，“当制钱xx文”，只在币面中心铸以阴文或阳文各省简称，以示区别，并向各省颁发了“户部大清铜币”祖模。规定大清铜币只能用红铜铸造，各造币厂所剩余之黄铜质材料只能用作试机材料。由此证明：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铸造年代应为1905年5月之后较为准确。这枚黄铜质当三十无疑是一枚试铸币。
从全国来看，晚清时期铜元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但四川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农商发达、地僻道险、交通不便，又协管西藏，而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两，然银两只能用在田赋和其他巨额支付上。方孔小钱和机铸铜元在边远地区仍感供不应求。为了满足边远地区的需要，四川省造“光绪元宝”旧版和川字大清铜币（户部铭）新版1905年之后都在铸造。还代铸了“户部大清川滇铜币”、“四川卢比”等币种，直到1907年才停止铸造以上品种的钱币。据史料考证，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是在1905年清政府统一全国大清铜币式样期间设计铸造出来的样币，时间为1905年5月以后。
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除了已知的“水龙图”和“飞龙图”外，还有一种红铜质背配闭爪单宝龙的更是罕见，可能是背龙缺乏新意，套用了正在铸造行用的当二十文背龙图案，送藩司和督都审批时被否决，在正式铸造“户部大清川字铜币”的币种图案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背龙浮雕图案了。
四川为什么要独出心裁铸造不合币制的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众所周知，四川铸造铜元的历史要比沿海省份晚几年。按清政府规定，全國有资格铸造铜币的省份只有17个，四川在未铸造铜元之前，湖广铜元已经大量流入四川，冲击了四川铸造铜元地位。面值越小的铜元铸造成本就越高，且无利可图，小面值一文、二文、五文铜元，全国各省一般都不愿主动铸造。鉴于此，四川试图铸造面值较大的当三十文“光绪元宝”完全可以理解，也可能是优先考虑到经济利益，目的是为了赚钱！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空虚，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赔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强行要四川摊派分担，使四川人民苦不堪言，挖空了四川财力。四川铸造当三十文较大面值铜币，绝非是标新立异的偶然现象，实为缓解金融矛盾之策。清早期，四川边区动乱不断，乾隆皇帝曾两次派兵御驾亲征，平定四川两金之役，对四川财力消耗极大。清晚期，清廷又向四川强行摊派办洋务、操练北洋海军和修整上海黄浦江等项白银多达数百万两，川省也在不断操练新军与太平军作战，消耗了四川大量财力。1905年，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进军川藏“改土归流”，建设川藏干线，征战七年，每年由四川解银一百万两，对稳定川藏边区，打击英国殖民主义军事、政治、经济侵略起到重要作用，但更加重了四川人民的经济负担。民国初期，四川军阀割踞，内战不断，四川各防区也铸造了多种无面值的马兰钱，连四川红色根据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都铸造过当五百文等多品种大面值铜元。其目的只有一个，铸造大面值铜币不仅有利可图，也可以解决兵马钱粮不足之经济矛盾。（责编：丁丑）
当三十铜元直径36毫米，铜质分为红铜、黄铜两种，可见版式有水龙、飞龙和闭爪单宝龙三种，珠圈上面书“四川省造”四字，珠圈下面书“当三十”三字，珠圈左、右分别书满文“宝”、“川”二字，珠圈内书“光绪元宝”四个大号楷书字，按上下右左顺序排列，中心为芙蓉花团。形状瑰丽，铸工高超，图案精美，观其珍品，韵味无穷，具有巴蜀文化之特征，充分展示了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的魅力。这枚元宝存世量极少，四川大学博物馆作为馆藏文物也仅有一枚。可见此币之珍罕，足见一斑。
物以稀为贵，贵在设计精美，制作精良，更主要的是属于尚未正式发行流通的试铸样币，存世量极为有限。据有关资料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四川铜元局参考湖北式样，铸造了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五文、当十文、当二十文三种铜元作为流通货币。此后，试铸了少量的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样币，样币铸造出来，按照有关程序，依次报送到主管财政的布政使（藩司）、督部堂（总督衙门），最后报送清廷户部（财政部），因“当三十”不符合币制而被清廷“禁令行用”。按清朝的币制，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流通行用的铜币只有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五种，没有比二十文面值更大的币种了。这种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因不符合币制而被“禁令行用”理所当然，四川铜元局也无理申辩。正因为是禁止流通的试铸样币，数量自然有限，流传至今当然十分罕见。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被中外泉家和各种书刊评级为大珍当之无愧。当三十文币值，在全国仅此一种，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外钱币藏家的青睐，为寻觅这枚稀世之宝，一些藏家曾奔走各地，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据《四川近现代史大事记》记载：“清代硬币，沿用铜币为中心，在四川设宝川局，铸造铜币流通行便，以弥补制钱不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四川总督鹿传霖曾派人员向美国进口全套铸造银元和铜元的机器设备运抵成都，由于在航运途中遭遇一系列事故和失事，使钢模造成重大锈蚀，负责安装设备的两个美国技师随后来川，造币厂设备安装工作很快完工，但铸造出来的铜币有很多瑕疵，不能投放市场，必须另购新的钢模，替换已锈蚀的钢模才能投产使用，因此，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仍未造出银元和铜元。”后因西藏问题，鹿传霖奉召入京，被解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由山西巡府擢四川总督，奏报清廷，由四川银元局铸造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三种，以弥补银两不足。次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由四川铸造铜元的计划落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调署四川总督认为“铜元其用较银元倍易，其利亦较银元倍厚”，后奏报清廷，由四川银元局铸造铜元散发使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批准立案，锡良派员续购机料，设印花、压铜、粑铜、化铜各厂，开铸‘四川官局造’当五、当十、当二十光绪元宝三种，初时，因质量较好，铸工精致，民间乐用，川省当局还规定可用铜元抵交丁粮、厘捐等项公款。”四川铸造铜元的时间，比广东要晚三年。
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铸造于何年？学术界说法不一，台湾钱币学者徐祖钦认为铸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显然有误。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文物鉴赏》一书记载为铸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也不完全准确。成都市钱币学会编著的《四川铜元研究》一书，推断铸于1905年5月以后较为准确。笔者所见之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可以佐证。其中一枚黄铜质当三十铜元上面留有可供考证铸造年代的字迹和图案。该铜元正面除了正版文字和图案外，隐约可见到“当制钱x文”、“川”“司”（铜字右半边）和“小四花”等图案。该铜元表面显得粗糙，但字迹工整、图案清晰，铜元上留下这些字痕的原因，是因为该铜材不是经过将各种原料（铜、锡、铅等）按比例投入坩锅内熔炼，然后浇铸成条块、经反复辗压至标准规格的厚度，再冲压出符合规定尺寸的圆形铜饼，经过退火、酸洗等工序后成为铸造铜元的新材料。而这枚铜币的材料，是一块试模后，只经过简单辗压的旧铜材，试模后的旧铜材虽经辗压，但有些字迹和图案痕迹仍然留在冲压出来的铜饼上，试铸出来的铜币，就成为可供考证铸造年代等史实依据。
在四川晚清铜元史版本中出现“当制钱”、“川”、“铜币”的称谓是在1905年之后的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颁布《整顿圆法酌定章程》十条，令行停铸“光绪元宝”，将全国各省图案各异的铜币，改为统一的“大清铜币”，“当制钱xx文”，只在币面中心铸以阴文或阳文各省简称，以示区别，并向各省颁发了“户部大清铜币”祖模。规定大清铜币只能用红铜铸造，各造币厂所剩余之黄铜质材料只能用作试机材料。由此证明：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铸造年代应为1905年5月之后较为准确。这枚黄铜质当三十无疑是一枚试铸币。
从全国来看，晚清时期铜元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但四川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农商发达、地僻道险、交通不便，又协管西藏，而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两，然银两只能用在田赋和其他巨额支付上。方孔小钱和机铸铜元在边远地区仍感供不应求。为了满足边远地区的需要，四川省造“光绪元宝”旧版和川字大清铜币（户部铭）新版1905年之后都在铸造。还代铸了“户部大清川滇铜币”、“四川卢比”等币种，直到1907年才停止铸造以上品种的钱币。据史料考证，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是在1905年清政府统一全国大清铜币式样期间设计铸造出来的样币，时间为1905年5月以后。
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除了已知的“水龙图”和“飞龙图”外，还有一种红铜质背配闭爪单宝龙的更是罕见，可能是背龙缺乏新意，套用了正在铸造行用的当二十文背龙图案，送藩司和督都审批时被否决，在正式铸造“户部大清川字铜币”的币种图案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背龙浮雕图案了。
四川为什么要独出心裁铸造不合币制的四川省造当三十“光绪元宝”？众所周知，四川铸造铜元的历史要比沿海省份晚几年。按清政府规定，全國有资格铸造铜币的省份只有17个，四川在未铸造铜元之前，湖广铜元已经大量流入四川，冲击了四川铸造铜元地位。面值越小的铜元铸造成本就越高，且无利可图，小面值一文、二文、五文铜元，全国各省一般都不愿主动铸造。鉴于此，四川试图铸造面值较大的当三十文“光绪元宝”完全可以理解，也可能是优先考虑到经济利益，目的是为了赚钱！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空虚，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赔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强行要四川摊派分担，使四川人民苦不堪言，挖空了四川财力。四川铸造当三十文较大面值铜币，绝非是标新立异的偶然现象，实为缓解金融矛盾之策。清早期，四川边区动乱不断，乾隆皇帝曾两次派兵御驾亲征，平定四川两金之役，对四川财力消耗极大。清晚期，清廷又向四川强行摊派办洋务、操练北洋海军和修整上海黄浦江等项白银多达数百万两，川省也在不断操练新军与太平军作战，消耗了四川大量财力。1905年，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进军川藏“改土归流”，建设川藏干线，征战七年，每年由四川解银一百万两，对稳定川藏边区，打击英国殖民主义军事、政治、经济侵略起到重要作用，但更加重了四川人民的经济负担。民国初期，四川军阀割踞，内战不断，四川各防区也铸造了多种无面值的马兰钱，连四川红色根据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都铸造过当五百文等多品种大面值铜元。其目的只有一个，铸造大面值铜币不仅有利可图，也可以解决兵马钱粮不足之经济矛盾。（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