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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是一夜走红的“神曲”，也是一把扭转命运的钥匙。刨作者金承志获得巨大的奖赏，不仅有了青年艺术家的口碑，也有了网红、歌星般的人气和商机。但好运是自己挣得的，《张士超》不仅是呈现他不安分天性的载体，也是他突破既有体系后独立探索得到的结果。在很长的时间里，合唱和音乐剧都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媒介，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空间。“神曲”的钥匙也给中国合唱打开了一扇新的门，通向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通向大众的兴趣。
张士超也随着这首歌成名，但名声为他打开的门后，却是一块尴尬的空间。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首歌的标题，一个忘了钥匙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他和金承志曾经非常接近，是音乐学院一起求学的朋友、合租的室友。而面对探索音乐的种种困难，他努力和抵抗过，也经历过迷茫和蛰伏。现在他选择重拾音乐学业。
一道出发的朋友，一个已经抵达了新大陆，另一个正推船入海，重新进发。
2016年4月，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有场音乐会开场了。门票空前热销，乐界的老前辈说：“我们北京的音乐会，从来没说哪个音乐厅——特别是中山音乐堂，1200个座位——找不着票！”
音乐会的名字叫《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主人公张士超和所有观众一样入场，坐在末排。大学时候的室友金承志在遥远明亮的舞台上，握着话筒往台下挥手，张大哥，对不起——是金承志创作指挥了这首爆红网络的合唱“神曲”。
全场观众一齐扭头，张士超站起身，招招手，又坐下。舞台上继续演，张士超觉得还有人在看他、偷拍他。自从年初有了这首歌，到处都有^问，他是不是那个“神曲”？钥匙放哪里了？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他们照着歌词问他，都像认识他一样。张士超到现在也没去过华师大，他知道人们关心的张士超只是一个符号。他怕演出后又有人缠问，提前走了。
开场以前，张士超去跟金承志还有合唱团合影。有人问他，一会儿演《张士超》他要不要上台。张士超说他绝对不要上台。
他坐去外面的露天长椅上等开场，跟一个《音乐周报》的记者聊他自己的事。很多人当他是虚构人物，在网络世界里，金承志是他的“创造者”。
四年前在上海五角场合租的时候，两个人这样接近，一起住在五六十平米大的房子里。狭小的老小区，临街架着上百根晾衣杆，一头靠着川流不息的大十字路口，有饭馆、菜市、发廊，另一头沿着国定路走下去，是梧桐森森的复旦大学。月租三千多块，卧室一人一间，都是书多得放不下。他们上午睡觉，夜里写曲。在一起就聊聊音乐、打《实况足球》、看比赛。
他们在十几公里外的上海音乐学院读书，金承志学指挥，张士超学作曲。同学朋友里公认他们是“大师”、才子，也是搞怪的角色。金承志编个鬼故事也写成合唱作品，讲—群冤魂跟个坏人索命。他台上指挥大家唱得阴气森森，排练的时候，自己乍死乍活，一个^给大家演一台戏的剧情。张士超也不逊色，军训里借走教官的哨子，半夜一吹，把一栋楼的同学都骗起床来紧急集合。他在大会上做了检讨，检讨完又偷偷在底下写曲子。到军训结业，他指挥几个男生给大家唱军旅歌，“好兄弟！好姐妹！我们在一起！”调子意外一转，被他改成beatbox，满教室同学又是笑又是尖叫。
王国维说诗人把世界看作游戏的材料，游戏起来却又怀着热心，“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张士超说这句话像他也像金承志。
他们各自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的性格。在老家温州，金承志和另外七个男生是中学里的捣乱分子。他们下午逃了课，就跑去挨个敲开其他教室的门。等老师一开门就招招摇摇地冲里面的同学高喊：“我们已经下！课！啦！”跟着就跑出了学校的小世界。
金承志的父亲经营眼镜加工厂，一家人住在工业区的工厂楼上。金承志去逛过附近那些做民工生意的录像厅和巡演的杂耍团，也打着暗语到小巷子里收集过打口的摇滚碟。家里装了卫星电视，金承志照着电视，模仿台湾谐星吴宗宪、日本的摔跤选手，还有佛光栏目里讲着做人道理的老和尚。
在互联网新兴的年代，他上网泡论坛，顶着“西门吐血”的名号和人讨论诗词、小说、动漫、游戏。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的网友，给他从《神奇宝贝》里“绝对零度”的招式，讲解到零度的定义，又引导他读了《时间简史》。父母连劝带训，要金承志抓一抓学校里的功课，但不采取强硬措施。这些千奇百怪的校外經历，就成了金承志成长的重要养分。他就像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拦路生长的树，没有被移进马路边整齐划一的树列里。
高中，一项群体性的活动逐渐占据金承志的全部心思，他打算日后以此为职业——打《反恐精英》。他和伙伴们成立战队，叫DZL——温州话“童子佬”的首字母，小屁孩的意思。金承志做队长，每天出了学校就练习游戏，周末带大家全天训练。他们参加竞技赛，跟大出他们近十岁的玩家对抗，一度打到全国八强。跟着，高考就到眼前了。
金承志暂停了战队的活动，让大家好好迎考。他自己的模考成绩只有两百分。高考那几天一个人待在家，等着大家考完再一起打球。战队就要各奔东西，金承志对前途一片茫然。一个音乐老师介绍金承志到北京拜师学指挥，学好了考音乐学院。金承志甚至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指挥。
北京城的另一面，张士超也从老家沈阳来考学了。每周六天练篮球影响了他的功课，他上着课脑子里也在想怎么运球。一个音乐老师介绍他跟一个老教授学作曲，张士超一学就对应试教育彻底没了兴趣。老教授说学音乐总是吃得上饭，给人教教钢琴总没问题，人生大幸是从事你热爱的事业。
他被老教授推荐来了北京继续学习。有时自己混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借谱子看，蹭音乐会，晚上就坐在二十四小时的咖啡厅写曲。有天晚上心血来潮，他打电话给东北的朋友，问磨剪子、戗菜刀的调子怎么喊？卖皇姑雪糕的调子怎么喊？朋友说他正睡宿舍里呢，模模糊糊哼了遍。张士超记下来又做调整，写出一套室内乐作品集《叫卖调》。2007年，他凭着这套作品，考进了上音作曲系。 同一年，金承志去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考场。去年他的老师说他能报考了，考得上的。他说，做不了第一名我不考。这次他第一个进考场，径直问考官：“先唱歌，还是先弹琴，还是先指挥？”考官吴灵芬是中国合唱协会的副理事长，指挥界的泰斗。
金承志开始弹琴，正弹到第三首曲子，就转头去看她。他觉得差不多了。吴灵芬喊了停。金承志成了合唱指挥系录取的第一名。
2008年冬天，金承志和张士超在上音的英语课里碰上了。金承志是刚从北京转来的借读生，张士超已经是这里的老油条了，老师又说他捣乱，又偏爱他。这回张士超刚从芝加哥领到一项青年作曲家首奖回来，老师就让他放作品录音。课后金承志过来跟张士超借谱子细看，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金承志后来常跟张士超讨教作曲，张士超写了曲也交给金承志指挥。有次在作曲班演作品，老师评价张士超曲子写得不错，又说这个指挥也好。
2011年升读大五，两个人搬去了五角场。有天金承志回家没带钥匙没带钱，张士超人在外面。金承志就打车去找他。张士超给了他自己的钥匙，又给了他一百多块车钱。谁也想不到一件小事，经过生活的重重演化，会让他们以后有了很大的差别。
到2012年夏天，租房合约就要到期，金承志和张士超也要毕业了。很少有收入稳固的岗位给指挥和作曲，校友里一毕业就转行的比比皆是。他们两个也都对前途犹豫不定。
这年二月，金承志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舞台鞠躬谢幕。他指挥的复旦大学合唱团获得声乐一等奖。每三年里，各省选拔出来的非专业高校团体里只有三十个能拿到这等奖项。
但是金承志的这份指挥工作也要终结了。这年他没去学校报到，拿不到毕业证，体制内的岗位对他不大可能了。一波经济危机在考验家里的眼镜厂，父亲被确诊出癌症，希望金承志离校以后能回工厂接班做老板。
做合唱指挥也不见得总是有意思。从两年前的秋天开始，他就一直在复旦排练那首要参加展演的歌。行政老师有时也给他们选点别的歌，《雨后彩虹》、《小河淌水》、《百年复旦》唱得最多。有几次排练，金承志谱子都不带，练一会就说笑点不相干的事。
评奖的意义也是可疑的。吴灵芬说中国的合唱比赛很多还停留在群众歌咏大赛的时代审美里，喜欢嗓门大，喜欢指挥花里胡哨的比划。她提醒金承志，要少参加比赛。
不比赛，那只有走演出这条路了。听古典乐的观众很少了，合唱更没人听。
金承志又一次茫然了。比赛、学业、无陇的家庭后盾，这些在他生活里占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在同时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指挥，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想去国外留学，又想工作，又想转行。”
张士超一直在一家儿童音乐教育公司实习，编配儿童钢琴曲目。七八个人的公司，开会讨论曲目，管财务的、管招生的都进来发言。张士超开始还发言，后来不说话了，干坐完一下午的会。
他从大二起，参加国内的作曲比赛就没再拿过奖。评委通常不听参赛作品的演奏，只阅读谱面，不少评委就会倾向于表象上的复杂和漂亮。有作曲家应运教出一套《怎样在作曲比赛中获奖》的教材，指示学生把“每分钟=60”的标记改成59、64一类的零头，基本拍从四分音符改成八分或者十六分，总之要“更唬人”，“显得你专业得多”。
张士超相信就是因为他和这股故作繁复的风气拧着来，他的作品才老不得奖。大五，他写出一部极尽复杂的室内乐曲《祖率》。“就是想告诉大家，这种东西我也能写，而且我写得比你还复杂。”他拟好几个乐段，编上号，然后遵照更号二、更号三、更号五这些计算器上无理数结果的指挥，小数点后的数码是几，就把编号几的乐段搬到谱子上去。作品入选了上海当代音乐周，填上了他奖项履历上的一块荒地。但他觉得这是他世俗人生的产物，不是艺术人生的。
他和金承志离开了他们的小房子。金承志回温州陪父母，还是不肯接班管工厂。父亲解散了两百多号工人，到市区外的泽雅山上租了栋农民别墅休养身体，头一阵夜里都睡不好觉。金承志也陪在山上。
山上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老人，挑柴，放羊，抱小孩，坐在祠堂前面看人下棋，在村口摆个山货摊子等零星来的游客，或者聚到谁家门前，一起吹拉弹唱。
金承志第一天来山上还想着没WiFi怎么办，第二第三天就想喝雪碧。他去看父亲钓鱼，坐在溪边的石滩发一下午呆，一个人在山里逛到天黑。晚上，黑色的山坡上亮起一粒粒米黄的小灯。他看见村子里最穷的人家，窗上只是微微亮——他们还在点蜡烛。
两个月后，金承志就回了上海。他成了自由职业者，接一些学校和民间团体的指挥委托，业余时间仍旧管着他过去办的学生社团彩虹合唱团，他和团员自愿每周排练三小时。
张士超在头先那家公司全职上班了。业余到琴行教小孩钢琴，接作曲的散活儿，写企业宣传歌，或者晚会歌、大红歌。两年忙下来，手上始终攒不下钱，不说在上海买房子，假使他的家人生病，“你作为一个拿了这么多奖的（作曲家），回到家里什么忙也帮不上，而邻居家的孩子又能找人托关系住到好的床位，又能去把什么事都摆平了……这是说得最实际的话。”
他跟金承志说，他要回老家了。金承志问他回去干什么。张士超也说不清，总之他要先赚钱，再回来作曲。他说就像行军打仗，先要建好粮仓。
到了2014年年底，张士超坐在沈阳一家社区的儿童培训店里，跟家长解释教钢琴多少钱一小时，合唱多少钱一小时。他的工作包括接待家长、找培训老师、进货、发传单、管财务、编写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店西边斜对着一家饺子馆，张士超觉得自己也像在开一家饭馆。
他隨身总带个小笔记本，饭桌上讨论到的主意，跟培训老师开会的草稿，都写在上面。他很久不作曲了，偶尔也把本子上的五行线当做巨大的五线谱，在上面写点简单的小歌，教店里的孩子们唱。
过了几个月，张士超找沈阳的作曲家朋友见面，拿出他的小本子提议，组织乐手开场音乐会。他想把iPhone铃声、斗地主或者眼保健操的音乐编配成交响乐，他相信是个商机。 “你别整。”朋友说。他相信沈阳人宁可买票去看二人转，“不管你演的是贝多芬还是魔兽世界，对他们来讲都是听不懂。我了解这个地方，它不是上海。”
“都是这样的演出，肯定是很好卖的了。”
张士超还是想开音乐会，准备要自己动手作曲。在钢琴上创作交响乐，他要依赖强大的内心听觉，去想象各种音色迥异于钢琴的器乐、超出两手能弹的旋律，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可是电话和微信上总有人在找他，店里的小孩子在敲钢琴和唱歌，客人进进出出，一会儿一顿饭局。
原创的主意全撂下了，他又一次把自己扳向了世俗人生的轨道。音乐会的曲目改成流行乐，用现成的曲谱，有《碟中谍》《加勒比海盗》的配乐，也有阿黛尔、披头士的歌。朋友替他找来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乐团。张士超自己做指挥，给乐团取名叫“极雅”。
这是场“会被同行唾弃”的音乐会。张士超另外开了个微信号，转发自己门店和乐团的信息，老微信留着联系上海的师友，从来不发沈阳这摊子事。音乐会定了七月在盛京大剧院演出，沈阳人管那里叫“大钻石”。他们提前一个月售票，卖出四万多的票房，“大钻石”一晚场租就要五万，乐手也要给演出费。处理积票又是桩事，他到处送人，送不出去了就拿去马路上半价折给黄牛。
后来再办一场音乐会，他赚了两千块。那是一家奶粉商邀请做的胎教音乐会，张士超指挥着极雅乐团，给满场孕妇演奏了《欢乐颂》一类的曲目。
“我说大哥你赶紧回来吧。”金承志后来在采访里说起张士超，“我觉得他还是要写原声音乐，他在这个方面是块材料。”
2013年夏天，金承志也在给彩虹合唱团找商演机会。趁着朋友的乐团在宁波演出，他跟宁波音乐厅的人员介绍自己的團，连演出费都没提，还是对方主动说了价。
《菊花台》的前奏在音乐会上响起来。金承志由着钢琴手弹，自己只叉腰看谱架，转身又跟观众说：“这个，就可以参与进来，啊，能唱的一块唱。”他一会儿指挥台上，一会儿指挥观众，一会儿团起手什么也不做，一会儿又凭空弹几下钢琴。
这台音乐会在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办了两场，宗教、爵士、探戈、民歌、流行歌他们都唱。坐得半满的观众里，许多是他们团员发动到宁波捧场来的亲朋好友。金承志决定接下来还是在上海演出，没有音乐厅就先在教堂做义演，也不练流行歌了。
他找到另一家民间合唱团Echo的指挥洪川从头补习他的声乐，每周又在Echo当团员跟着排练。洪川不满意国内普遍的声乐教法，“讲什么站在气息上啊，气沉丹田。丹田在哪里？气怎么沉下去？唱歌是真的要有气出来的呀。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描述。”他从喉部解剖图给金承志讲起，怎么运用不同的肌肉，产生不同的共鸣效果。
金承志学了半年，开始把彩虹全团四十多个人轮番邀请到自己家补习。他用手指点着团员的颈后、下巴，指导他们哪块肌肉发力，哪块肌肉放松。例行的排练完了又布置团员回家做声乐练习，要他们用手机录下来发给声部长检查。和大家吃过夜宵，到半夜两三点钟，又给大家发来排练的总结报告，记了各种细节问题。
团员察觉到了他们明显的进步，回想去宁波的水准，“就像你高中的时候看自己小学学的东西”。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嘛。”今年九月的一天，金承志带着合唱团十几个人在录音棚里录制他们的团歌《彩虹》，他隔着玻璃，又在跟调音台开玩笑地商量。
这歌他们唱了好几年，一进棚，还是为个别字的音准、咬字反复重来。六分钟的歌，每句话要有三遍满意的录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最后一句“彩虹在天上”。
录音师和编曲指导正喃喃说最后这句节奏控制得蛮好，金承志回头问“虹”字是不是唱得偏低了。
“还行。”“问题不大，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回听了三遍录音告诉金承志。金承志还是想重来三遍。
伴奏响起，他叉着腰，沉着头，等他听到团员们顺利通过了那个“虹”字，忽然发觉自己忘记挥拍子了。团员哈哈大笑，金承志也笑，跟里外都连连道歉。
重来的时候，他往自己脸上“啪”的扇了一巴掌。不安分和认真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仍然明显。
“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在采访里提出那个汪峰式的问题。
他自己有两个答案。一次他说，人过中年，要去山上做个老道，不时下山来调戏大妈，健步如飞，家家户户关门不及。人到八十，御剑飞行。“据悉，”他捏着一个拳头装成是电视记者的话筒，“该位老道昨日在金茂大厦上游历，表示自己可以展示御剑之术。他的弟子如此说道：‘哎呀，你不要管我师父啦，我师父是神经病啊。’”
另一次他说，他的梦想是下周一的排练合唱团员别迟到，尽量别唱错音。
2015年秋天，张士超又找到金承志的家。他从沈阳来上海看音乐会，跟金承志借个宿。家里没人。家门口放着鞋盒，里面是金承志预留给朋友的钥匙。
金承志在温州一面给当地一个合唱团指挥，一面在创作一套合唱作品集。泽雅山上的竹林，一个斜阳，村口的大黄狗都成了歌咏的题材，还有那片萧索的山坡和留守的老人。“一对对，老去的年轻人，不曾听见别人再提起。”他写下歌词，“窗台上有些微亮的灯光，能看见几颗暗淡的星。”
创作的时候，他几乎不出门。母亲叫他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其余的时间都在拿手机录音，一股股旋律在头脑里响起的时候，就在钢琴上弹出来。有次晚上睡到一半，忽然坐起来，脑子里歌词和着旋律一起来了，“那个就是我想要的”。他又下了床去记。
战队时不时还会搞点小集训，晚上在微信群里叫他，他总是说不打了。一个星期里，他有了一套作品集的雏形，取名叫《泽雅集》。
回到上海的时候，张士超已经走了。金承志没在鞋盒里看到钥匙，以为张士超忘了还钥匙，气得找了锁匠来撬锁。撬完他又发现钥匙了。“心有不甘”，他要给这事写首歌。
构思的那段时间，他又路过一趟国定路。路边锁匠有块招牌，一把大大的金钥匙。他有了种预感：“那个在我生命中无数次拯救过我的人物（又）要出现了。” 十二月，上海一桌夜宵上，几个彩虹团员兴冲冲把谱子递上来让张士超签名，曲谱封面上印着“史诗巨著”。金承志就要开新的音乐会了，给张士超写了首“史诗”，为的是激励他不要放弃创作。张士超也想回来写曲子，他这次过来报考了上音的研究生。
今年1月9日晚上，金承志指挥彩虹演完《泽雅集》，到压轴了。一串超长的歌名打在舞台的字幕屏上：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了？
观众哄然一笑。
金承志掏出墨镜戴上，拢了拢他的大背头。
观众笑得更厉害了。
他撇开西服的两扇前襟，手插进裤口袋，低着头踱了一圈步。
全场静下来等着他。
他从口袋里腾出一只手，鋼琴应势响起急骤的前奏，划开两手，歌声进出。
“昨天晚上，我走在回家路上，
突然想起，我没带钥匙……
可是张士超！你这个混蛋！
你带着姑娘，去了闵行。”
“你就是忘了！”他一摔拳头，“你就是忘了！”又—摔，“我们家在五角场。”
“华师大的始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他振振地摊手，“华师大的始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一字一顿地往半空中狠狠戳去，“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
“凛冽的风，冰冷的雨，
国定路的落叶满地。
我已经冻得不行，张大哥你在哪里？”
他双手合十，仰头向天。
“Sancta Mada，Sancta Mafia，
（圣母玛利亚啊圣母玛利亚，）
让这个迷途的羔羊回家吧。
钥匙啊钥匙，你快快出现。”
戛然中止。
“还要听吗？”底下说“要”，他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是还在耳朵边甩甩手，说听不见观众的声音。一片“要”声叫得更响了。
金承志砰一跺脚，尖亮的卡祖笛声喷薄而出。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
我那么有钱，一下配十把。
人家很忙的。”
他在墨镜底下笑起来，跟观众摆摆食指，“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观众已经在欢呼了。他回身右手一划，收场。
他鞠了躬，收了鲜花和一把锁匠招牌，观众还在欢呼。“你们在喊什么呢？”他冲台下喊，“金大牛逼是吗？”
张士超的两个微信号几天后接二连三地响。天南海北的亲友都在给他转发那首《张士超》的歌。在年头上，窦靖童正大步踏进演艺圈，李宇春刚开完跨年演唱会。但是这首来自无名辈的歌，却登上了网易原创歌曲的周榜冠军，盖过窦的新歌；在哔哩哔哩上被观看了约180万次，比李的演唱会多出近40万次。1月24日，“神曲”成了腾讯新闻的头条推送。这可能是合唱歌曲第一次登上大众新闻的头条。
“你火啦。”母亲带着笑意跟张士超说。她建了一个文件夹，把跟儿子有关的新闻网页都保存在里面，说这么多年学音乐，努力没白费。张士超叫她别管这事了。他心烦意乱，把两个微信软件都删了。
培训店的老师、做生意打交道的朋友，都在跟张士超说，得趁着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时饥，出来做个回应，宣传宣传培训机构。他们出了五花八门的主意，说编首歌写金承志穿越回古代、穿越到沈阳，找到了钥匙。张士超觉得他们的趣味不高明，“像金承志那个点就很高明。”
春节前后，各路媒体都在约访金承志。有个关于庸俗无聊的提问：“在无聊这件事上不同流合污的人，您会想到谁？”
“张士超吧。他真的特厉害。玩Dota、看篮球比赛、作曲，谈论未知与远方与脚下的路等等，他永远不会无聊。”
春天，张士超开始在店里熬夜了。金承志介绍了洪川给他，洪川委托他写Echo的新歌。晚上七点店里打了烊，他就一个人在钢琴上摸索起来，两手试着不同的旋律，反复磨合。灵感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弹出来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非常好玩，就集中精力去写它。”写写弹弹到凌晨两点，他去隔壁吃碗拉面。天亮以后，托住得不远的母亲从家里送份早饭来，他又跟着开张做店里的事。到下午四点回家睡个觉，晚上继续写歌。
夏天，张士超又上了趟“大钻石”。剧院方跟他联系，德国奥格斯堡大教堂童声合唱团要来中国巡演，沈阳是最后一站。剧院方估计卖票有困难，想让张士超包下五万块票房，作为交换，可以让张士超店里的孩子们上台和德国团合唱两首歌。
他们选了德文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德国团的指挥有点诧异，整趟中国巡演里各地的孩子都在上台跟他们合唱中文歌，沈阳这里倒有一帮孩子能唱德文歌。那是张士超安排孩子集训的成果。
“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这里独自开着：可爱的同伴都已飘零而去。近旁没有同类，也没有花蕾，又是连连叹息，又是羞红的脸。”
果然像剧院方预料的那样，他替德国团包下的票房销不出去，又赔了三万。同段时间，上海音乐厅外的黄牛在加价倒卖另一个合唱团的门票，“张士超那个团”。
四月，张士超又借宿在金承志家，参加研究生考试。考官问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说了肖斯塔科维奇。那是曾经被苏联政府公开谴责和禁演的作曲家，在最艰难的生活里也在坚持给“书桌的抽屉”写严肃作品。张士超大学里成天都说要做老肖，微博上还说过，“即便世界末日来了，我们也要做老肖！”当着考官，他忽然哭了。
金承志先一步去北京准备那场《张士超》的音乐会了。“神曲”刚红的时候，他还在微博上说自己是庞麦郎之后的“金麦郎”，被消费个十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他的音乐会七百张门票可以在五分钟里就售出过半，43分钟售罄，刷出流行歌星演唱会的售票速度——尽管他经常听见人们把他的合唱团叫成交响乐团。
他有了三个人管理他的合作邀约，做客金星的访谈节目，承接百度和天猫的广告，给影视剧唱主题曲。无论他在校园里招募新团员，排练，还是去看一块新的排练场地，都有各种节目的摄像机跟着他。他带团在芭莎的慈善晚宴和李宗盛发起的户外音乐节演出，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和上海当代音乐周演出。他的团队在成立公司，几家风投基金也在找他们接洽。 名声不仅带来商机，也带来更多要报名参加他们的人。合唱团招新的QQ群开设后的三四天里，就有了六百多位有意报名者，他们提问：“高铁（站）离排练的地方远吗？”“我明年去上海……是每年都招吗？”
团里也有跨省来排练的成员，从江苏、安微，乃至福建，“他们会每周像拿到—个‘圣火令’一样，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飞到上海来排练。”金承志在一次演讲里说。
这个团的稀罕和另一组数字构成了对比。根据中国合唱协会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数十万专业和业余的合唱组织，数千万人参与合唱。从人数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合唱大国。但是吴灵芬评价，“不是强国，只是大国。”
几天后，我又见到了金承志在上音的主科老帅王燕。我们聊到《张士趟》，她说她能理解年轻人会有这种创作冲动，也理解人们的喜爱。然后她隨口哼了一段小调：“在今天的下午，我们在南浦大桥下面，在喝一杯咖啡。”
但她接着又说：“（作曲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创作。如果你想哼哼，那你随时自己去哼哼好了，为什么非要写出来，让一群人在舞台上去正式的哼哼呢？”
一个大学委托王燕找作曲家创作一部给大学生的合唱作品，大学生们写好了歌词，写了校园的路，食堂的菜。“孩子们可能觉得很有共鸣，作曲家看了就疯了，柴米油盐的歌词很难做艺术化的创作的。”她认为合唱作曲应该在写意的、模糊的、意识流的空间里驰骋，太写实的话，“至少这样类型的作品很不适合参加大学生艺术比赛。”
“难道这就是我的青春？”
金承志从谱架前转身，幽怨地看向观众。他在七月创作指挥了一首关于加班青年的新歌——《感觉身体被掏空》。他的头上立着一对狗耳朵，西装袖口接着一只硕大的狗爪手套，“我累得像只狗。”
“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
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
起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回龙观，
沙发是我港湾。
欧嗨呀欧嗨呀欧嘿依
我要去云南。
欧嗨呀欧嗨呀欧嘿依
告别回龙观。”
上班族的共通情绪被击中，很多人听哭了，说金承志是“人民艺术家”。视频在哔哩哔哩上被观看了约260万次，比《张士超》又高出四成。
也有人批评金承志恶俗。金承志在一次媒体群访里反问，《诗经》高雅不高雅，那就是跟当时劳动人民紧密结合的歌曲，“从来就没有一个（雅与俗）孰轻孰重的概念，不要被空洞的定义玩弄了。”
我问张士超怎么看那些认为金承志恶俗的意见。“这些人非常的无知，”他说，“他们真的是音乐观坏了，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他认为当代音乐，包括他主攻的器乐创作，就应该呈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互联网，让人想得起当下的社会生活，就像莫扎特的音乐能让人想起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一样。
但他觉得大部分同行都不在乎表达这些内容，他们钻进了虚泛的套路里。他当然也理解为什么。“我谱面漂亮我就能拿奖，我拿奖就能留校就能当老师——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九月，金承志坐在家创作一套新作品，摆着二郎腿在钢琴前坐下来，随意试弹些片段，一面和他的公关闲聊天。弹着弹着，他把勾着的腿放下来，赤脚踩上钢琴踏板，他坐得更直了，两手更有张弛起伏地弹奏。公关还在跟他说话，他不回答她了。
过后他问她对作品的意见。她说喜欢。
“你不是观众。”
金承志担心旋律“不够甜”。金承志管那种易入耳的“优美”叫做“甜”，没有音乐欣赏基础的人，通常喜欢那种泛称为“优美”的旋律，而他现在有了批本不关心合唱的观众。“他们可能会这样认为——‘金承志你变了’。实际上我是在变牛。”
他靠着门框仰头说，“无法表现‘甜’，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做一种平衡。”
在脱离一套观念体系后，他正受到另一套体系的引力。
“打卡，出站，回家，
灵魂中有个声音在说话：
什么日期？”
十月底，合唱团发布了又一首关于上班族的歌，讲工作的疲惫，经济的压力，甚至重复了《感觉身体被掏空》里的歌词。
“——快快打开手机！
不要着急。千万别亏待自己。
秋天就要过去，有谁会来疼你？”
占满屏幕的三个大字。
“双！十！一！”
金承志在天猫鲜红闪亮的招牌前，握紧拳头领唱：“啊哈，就像我的内心，购物车还没有，被！填！满！”
在几个月前刚开始承接广告歌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说：“君子网民还蛮多的，要求你穷还得博学多才……要是哪天你写了首诗换酒喝，他就大呼：你变了！”但事实上，他出售的不只是词曲创作力，也包括通过《感觉身体被掏空》和上班族观众建立的情感纽带。当新歌再次唤起这种城市生活的无力情绪，宣泄的渠道不再通往云南，而是进了购物狂欢节。
自称作词功力20000的金承志这次没能打动太多人，播放量在哔哩哔哩上只有七万。
9月26日晚上，张士超又邀请我去上音琴房，要把那套给Echo写的新作品弹给我听。我第一次在上音见他时，他穿着蓝衬衫，皮带西裤，手拎着公文包，在往来的青年学生之中显得有点突兀。他告诉我要一面读研，一面在上海另开一家儿童音乐教育的公司。他要准备商业计划书，找合伙人，出来融资。
现在他把胡子剃了，穿着T恤，拎了一只大画夹，装了谱子和笔。他告诉我，不想开公司了。几个上音的老师当初都惋惜他回了沈阳。这次开学的迎新会上，老师跟他说，回来了就好。
他坐在钢琴边，一面摸索着弹起来，一面看着我说些讲解。忽然间他的眼睛不再看着任何东西，两手各弹一个声部的旋律，嘴里哼着第三个声部。演示完一段，他朝我笑一笑，跟着又目空一切地弹奏起来，回到他内心听觉的世界里去。
从琴房出来的时候，我跟张士超提议去看看金承志。从上音走两三分钟就能到金承志家。张士超这次回到上海，还没登过门。
我们在路上说起金承志的“神曲”——张士超统称为“口水歌”。他说它们的区别，《张士超》是先有内容才写的，《感觉身体被掏空》是冲着白领加班的题目再去设计出来的，要写好会更难——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金承志还要再写一个白领网购的命题作品。“我当然更喜欢《张士超》”，他说。
我们到了金承志家的楼下，张士超给金承志拨了电话。金承志在家有事，第二天又要去北京了。
亚洲新歌榜的年度盛典在那等着金承志。到时他会和李宇春、吴亦凡一样走过红毯，会登台领奖，会捧着一大堆话筒回答娱乐记者的问题。
我和张士超又从小区走出来，道了别。他提着画夹，穿过路灯树影，一个人又走回学校去了。
张士超也随着这首歌成名，但名声为他打开的门后，却是一块尴尬的空间。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首歌的标题，一个忘了钥匙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他和金承志曾经非常接近，是音乐学院一起求学的朋友、合租的室友。而面对探索音乐的种种困难，他努力和抵抗过，也经历过迷茫和蛰伏。现在他选择重拾音乐学业。
一道出发的朋友，一个已经抵达了新大陆，另一个正推船入海，重新进发。
2016年4月，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有场音乐会开场了。门票空前热销，乐界的老前辈说：“我们北京的音乐会，从来没说哪个音乐厅——特别是中山音乐堂，1200个座位——找不着票！”
音乐会的名字叫《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主人公张士超和所有观众一样入场，坐在末排。大学时候的室友金承志在遥远明亮的舞台上，握着话筒往台下挥手，张大哥，对不起——是金承志创作指挥了这首爆红网络的合唱“神曲”。
全场观众一齐扭头，张士超站起身，招招手，又坐下。舞台上继续演，张士超觉得还有人在看他、偷拍他。自从年初有了这首歌，到处都有^问，他是不是那个“神曲”？钥匙放哪里了？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他们照着歌词问他，都像认识他一样。张士超到现在也没去过华师大，他知道人们关心的张士超只是一个符号。他怕演出后又有人缠问，提前走了。
开场以前，张士超去跟金承志还有合唱团合影。有人问他，一会儿演《张士超》他要不要上台。张士超说他绝对不要上台。
他坐去外面的露天长椅上等开场，跟一个《音乐周报》的记者聊他自己的事。很多人当他是虚构人物，在网络世界里，金承志是他的“创造者”。
四年前在上海五角场合租的时候，两个人这样接近，一起住在五六十平米大的房子里。狭小的老小区，临街架着上百根晾衣杆，一头靠着川流不息的大十字路口，有饭馆、菜市、发廊，另一头沿着国定路走下去，是梧桐森森的复旦大学。月租三千多块，卧室一人一间，都是书多得放不下。他们上午睡觉，夜里写曲。在一起就聊聊音乐、打《实况足球》、看比赛。
他们在十几公里外的上海音乐学院读书，金承志学指挥，张士超学作曲。同学朋友里公认他们是“大师”、才子，也是搞怪的角色。金承志编个鬼故事也写成合唱作品，讲—群冤魂跟个坏人索命。他台上指挥大家唱得阴气森森，排练的时候，自己乍死乍活，一个^给大家演一台戏的剧情。张士超也不逊色，军训里借走教官的哨子，半夜一吹，把一栋楼的同学都骗起床来紧急集合。他在大会上做了检讨，检讨完又偷偷在底下写曲子。到军训结业，他指挥几个男生给大家唱军旅歌，“好兄弟！好姐妹！我们在一起！”调子意外一转，被他改成beatbox，满教室同学又是笑又是尖叫。
王国维说诗人把世界看作游戏的材料，游戏起来却又怀着热心，“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张士超说这句话像他也像金承志。
他们各自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的性格。在老家温州，金承志和另外七个男生是中学里的捣乱分子。他们下午逃了课，就跑去挨个敲开其他教室的门。等老师一开门就招招摇摇地冲里面的同学高喊：“我们已经下！课！啦！”跟着就跑出了学校的小世界。
金承志的父亲经营眼镜加工厂，一家人住在工业区的工厂楼上。金承志去逛过附近那些做民工生意的录像厅和巡演的杂耍团，也打着暗语到小巷子里收集过打口的摇滚碟。家里装了卫星电视，金承志照着电视，模仿台湾谐星吴宗宪、日本的摔跤选手，还有佛光栏目里讲着做人道理的老和尚。
在互联网新兴的年代，他上网泡论坛，顶着“西门吐血”的名号和人讨论诗词、小说、动漫、游戏。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的网友，给他从《神奇宝贝》里“绝对零度”的招式，讲解到零度的定义，又引导他读了《时间简史》。父母连劝带训，要金承志抓一抓学校里的功课，但不采取强硬措施。这些千奇百怪的校外經历，就成了金承志成长的重要养分。他就像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拦路生长的树，没有被移进马路边整齐划一的树列里。
高中，一项群体性的活动逐渐占据金承志的全部心思，他打算日后以此为职业——打《反恐精英》。他和伙伴们成立战队，叫DZL——温州话“童子佬”的首字母，小屁孩的意思。金承志做队长，每天出了学校就练习游戏，周末带大家全天训练。他们参加竞技赛，跟大出他们近十岁的玩家对抗，一度打到全国八强。跟着，高考就到眼前了。
金承志暂停了战队的活动，让大家好好迎考。他自己的模考成绩只有两百分。高考那几天一个人待在家，等着大家考完再一起打球。战队就要各奔东西，金承志对前途一片茫然。一个音乐老师介绍金承志到北京拜师学指挥，学好了考音乐学院。金承志甚至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指挥。
北京城的另一面，张士超也从老家沈阳来考学了。每周六天练篮球影响了他的功课，他上着课脑子里也在想怎么运球。一个音乐老师介绍他跟一个老教授学作曲，张士超一学就对应试教育彻底没了兴趣。老教授说学音乐总是吃得上饭，给人教教钢琴总没问题，人生大幸是从事你热爱的事业。
他被老教授推荐来了北京继续学习。有时自己混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借谱子看，蹭音乐会，晚上就坐在二十四小时的咖啡厅写曲。有天晚上心血来潮，他打电话给东北的朋友，问磨剪子、戗菜刀的调子怎么喊？卖皇姑雪糕的调子怎么喊？朋友说他正睡宿舍里呢，模模糊糊哼了遍。张士超记下来又做调整，写出一套室内乐作品集《叫卖调》。2007年，他凭着这套作品，考进了上音作曲系。 同一年，金承志去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考场。去年他的老师说他能报考了，考得上的。他说，做不了第一名我不考。这次他第一个进考场，径直问考官：“先唱歌，还是先弹琴，还是先指挥？”考官吴灵芬是中国合唱协会的副理事长，指挥界的泰斗。
金承志开始弹琴，正弹到第三首曲子，就转头去看她。他觉得差不多了。吴灵芬喊了停。金承志成了合唱指挥系录取的第一名。
2008年冬天，金承志和张士超在上音的英语课里碰上了。金承志是刚从北京转来的借读生，张士超已经是这里的老油条了，老师又说他捣乱，又偏爱他。这回张士超刚从芝加哥领到一项青年作曲家首奖回来，老师就让他放作品录音。课后金承志过来跟张士超借谱子细看，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金承志后来常跟张士超讨教作曲，张士超写了曲也交给金承志指挥。有次在作曲班演作品，老师评价张士超曲子写得不错，又说这个指挥也好。
2011年升读大五，两个人搬去了五角场。有天金承志回家没带钥匙没带钱，张士超人在外面。金承志就打车去找他。张士超给了他自己的钥匙，又给了他一百多块车钱。谁也想不到一件小事，经过生活的重重演化，会让他们以后有了很大的差别。
到2012年夏天，租房合约就要到期，金承志和张士超也要毕业了。很少有收入稳固的岗位给指挥和作曲，校友里一毕业就转行的比比皆是。他们两个也都对前途犹豫不定。
这年二月，金承志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舞台鞠躬谢幕。他指挥的复旦大学合唱团获得声乐一等奖。每三年里，各省选拔出来的非专业高校团体里只有三十个能拿到这等奖项。
但是金承志的这份指挥工作也要终结了。这年他没去学校报到，拿不到毕业证，体制内的岗位对他不大可能了。一波经济危机在考验家里的眼镜厂，父亲被确诊出癌症，希望金承志离校以后能回工厂接班做老板。
做合唱指挥也不见得总是有意思。从两年前的秋天开始，他就一直在复旦排练那首要参加展演的歌。行政老师有时也给他们选点别的歌，《雨后彩虹》、《小河淌水》、《百年复旦》唱得最多。有几次排练，金承志谱子都不带，练一会就说笑点不相干的事。
评奖的意义也是可疑的。吴灵芬说中国的合唱比赛很多还停留在群众歌咏大赛的时代审美里，喜欢嗓门大，喜欢指挥花里胡哨的比划。她提醒金承志，要少参加比赛。
不比赛，那只有走演出这条路了。听古典乐的观众很少了，合唱更没人听。
金承志又一次茫然了。比赛、学业、无陇的家庭后盾，这些在他生活里占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在同时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指挥，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想去国外留学，又想工作，又想转行。”
张士超一直在一家儿童音乐教育公司实习，编配儿童钢琴曲目。七八个人的公司，开会讨论曲目，管财务的、管招生的都进来发言。张士超开始还发言，后来不说话了，干坐完一下午的会。
他从大二起，参加国内的作曲比赛就没再拿过奖。评委通常不听参赛作品的演奏，只阅读谱面，不少评委就会倾向于表象上的复杂和漂亮。有作曲家应运教出一套《怎样在作曲比赛中获奖》的教材，指示学生把“每分钟=60”的标记改成59、64一类的零头，基本拍从四分音符改成八分或者十六分，总之要“更唬人”，“显得你专业得多”。
张士超相信就是因为他和这股故作繁复的风气拧着来，他的作品才老不得奖。大五，他写出一部极尽复杂的室内乐曲《祖率》。“就是想告诉大家，这种东西我也能写，而且我写得比你还复杂。”他拟好几个乐段，编上号，然后遵照更号二、更号三、更号五这些计算器上无理数结果的指挥，小数点后的数码是几，就把编号几的乐段搬到谱子上去。作品入选了上海当代音乐周，填上了他奖项履历上的一块荒地。但他觉得这是他世俗人生的产物，不是艺术人生的。
他和金承志离开了他们的小房子。金承志回温州陪父母，还是不肯接班管工厂。父亲解散了两百多号工人，到市区外的泽雅山上租了栋农民别墅休养身体，头一阵夜里都睡不好觉。金承志也陪在山上。
山上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老人，挑柴，放羊，抱小孩，坐在祠堂前面看人下棋，在村口摆个山货摊子等零星来的游客，或者聚到谁家门前，一起吹拉弹唱。
金承志第一天来山上还想着没WiFi怎么办，第二第三天就想喝雪碧。他去看父亲钓鱼，坐在溪边的石滩发一下午呆，一个人在山里逛到天黑。晚上，黑色的山坡上亮起一粒粒米黄的小灯。他看见村子里最穷的人家，窗上只是微微亮——他们还在点蜡烛。
两个月后，金承志就回了上海。他成了自由职业者，接一些学校和民间团体的指挥委托，业余时间仍旧管着他过去办的学生社团彩虹合唱团，他和团员自愿每周排练三小时。
张士超在头先那家公司全职上班了。业余到琴行教小孩钢琴，接作曲的散活儿，写企业宣传歌，或者晚会歌、大红歌。两年忙下来，手上始终攒不下钱，不说在上海买房子，假使他的家人生病，“你作为一个拿了这么多奖的（作曲家），回到家里什么忙也帮不上，而邻居家的孩子又能找人托关系住到好的床位，又能去把什么事都摆平了……这是说得最实际的话。”
他跟金承志说，他要回老家了。金承志问他回去干什么。张士超也说不清，总之他要先赚钱，再回来作曲。他说就像行军打仗，先要建好粮仓。
到了2014年年底，张士超坐在沈阳一家社区的儿童培训店里，跟家长解释教钢琴多少钱一小时，合唱多少钱一小时。他的工作包括接待家长、找培训老师、进货、发传单、管财务、编写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店西边斜对着一家饺子馆，张士超觉得自己也像在开一家饭馆。
他隨身总带个小笔记本，饭桌上讨论到的主意，跟培训老师开会的草稿，都写在上面。他很久不作曲了，偶尔也把本子上的五行线当做巨大的五线谱，在上面写点简单的小歌，教店里的孩子们唱。
过了几个月，张士超找沈阳的作曲家朋友见面，拿出他的小本子提议，组织乐手开场音乐会。他想把iPhone铃声、斗地主或者眼保健操的音乐编配成交响乐，他相信是个商机。 “你别整。”朋友说。他相信沈阳人宁可买票去看二人转，“不管你演的是贝多芬还是魔兽世界，对他们来讲都是听不懂。我了解这个地方，它不是上海。”
“都是这样的演出，肯定是很好卖的了。”
张士超还是想开音乐会，准备要自己动手作曲。在钢琴上创作交响乐，他要依赖强大的内心听觉，去想象各种音色迥异于钢琴的器乐、超出两手能弹的旋律，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可是电话和微信上总有人在找他，店里的小孩子在敲钢琴和唱歌，客人进进出出，一会儿一顿饭局。
原创的主意全撂下了，他又一次把自己扳向了世俗人生的轨道。音乐会的曲目改成流行乐，用现成的曲谱，有《碟中谍》《加勒比海盗》的配乐，也有阿黛尔、披头士的歌。朋友替他找来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乐团。张士超自己做指挥，给乐团取名叫“极雅”。
这是场“会被同行唾弃”的音乐会。张士超另外开了个微信号，转发自己门店和乐团的信息，老微信留着联系上海的师友，从来不发沈阳这摊子事。音乐会定了七月在盛京大剧院演出，沈阳人管那里叫“大钻石”。他们提前一个月售票，卖出四万多的票房，“大钻石”一晚场租就要五万，乐手也要给演出费。处理积票又是桩事，他到处送人，送不出去了就拿去马路上半价折给黄牛。
后来再办一场音乐会，他赚了两千块。那是一家奶粉商邀请做的胎教音乐会，张士超指挥着极雅乐团，给满场孕妇演奏了《欢乐颂》一类的曲目。
“我说大哥你赶紧回来吧。”金承志后来在采访里说起张士超，“我觉得他还是要写原声音乐，他在这个方面是块材料。”
2013年夏天，金承志也在给彩虹合唱团找商演机会。趁着朋友的乐团在宁波演出，他跟宁波音乐厅的人员介绍自己的團，连演出费都没提，还是对方主动说了价。
《菊花台》的前奏在音乐会上响起来。金承志由着钢琴手弹，自己只叉腰看谱架，转身又跟观众说：“这个，就可以参与进来，啊，能唱的一块唱。”他一会儿指挥台上，一会儿指挥观众，一会儿团起手什么也不做，一会儿又凭空弹几下钢琴。
这台音乐会在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办了两场，宗教、爵士、探戈、民歌、流行歌他们都唱。坐得半满的观众里，许多是他们团员发动到宁波捧场来的亲朋好友。金承志决定接下来还是在上海演出，没有音乐厅就先在教堂做义演，也不练流行歌了。
他找到另一家民间合唱团Echo的指挥洪川从头补习他的声乐，每周又在Echo当团员跟着排练。洪川不满意国内普遍的声乐教法，“讲什么站在气息上啊，气沉丹田。丹田在哪里？气怎么沉下去？唱歌是真的要有气出来的呀。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描述。”他从喉部解剖图给金承志讲起，怎么运用不同的肌肉，产生不同的共鸣效果。
金承志学了半年，开始把彩虹全团四十多个人轮番邀请到自己家补习。他用手指点着团员的颈后、下巴，指导他们哪块肌肉发力，哪块肌肉放松。例行的排练完了又布置团员回家做声乐练习，要他们用手机录下来发给声部长检查。和大家吃过夜宵，到半夜两三点钟，又给大家发来排练的总结报告，记了各种细节问题。
团员察觉到了他们明显的进步，回想去宁波的水准，“就像你高中的时候看自己小学学的东西”。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嘛。”今年九月的一天，金承志带着合唱团十几个人在录音棚里录制他们的团歌《彩虹》，他隔着玻璃，又在跟调音台开玩笑地商量。
这歌他们唱了好几年，一进棚，还是为个别字的音准、咬字反复重来。六分钟的歌，每句话要有三遍满意的录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最后一句“彩虹在天上”。
录音师和编曲指导正喃喃说最后这句节奏控制得蛮好，金承志回头问“虹”字是不是唱得偏低了。
“还行。”“问题不大，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回听了三遍录音告诉金承志。金承志还是想重来三遍。
伴奏响起，他叉着腰，沉着头，等他听到团员们顺利通过了那个“虹”字，忽然发觉自己忘记挥拍子了。团员哈哈大笑，金承志也笑，跟里外都连连道歉。
重来的时候，他往自己脸上“啪”的扇了一巴掌。不安分和认真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仍然明显。
“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在采访里提出那个汪峰式的问题。
他自己有两个答案。一次他说，人过中年，要去山上做个老道，不时下山来调戏大妈，健步如飞，家家户户关门不及。人到八十，御剑飞行。“据悉，”他捏着一个拳头装成是电视记者的话筒，“该位老道昨日在金茂大厦上游历，表示自己可以展示御剑之术。他的弟子如此说道：‘哎呀，你不要管我师父啦，我师父是神经病啊。’”
另一次他说，他的梦想是下周一的排练合唱团员别迟到，尽量别唱错音。
2015年秋天，张士超又找到金承志的家。他从沈阳来上海看音乐会，跟金承志借个宿。家里没人。家门口放着鞋盒，里面是金承志预留给朋友的钥匙。
金承志在温州一面给当地一个合唱团指挥，一面在创作一套合唱作品集。泽雅山上的竹林，一个斜阳，村口的大黄狗都成了歌咏的题材，还有那片萧索的山坡和留守的老人。“一对对，老去的年轻人，不曾听见别人再提起。”他写下歌词，“窗台上有些微亮的灯光，能看见几颗暗淡的星。”
创作的时候，他几乎不出门。母亲叫他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其余的时间都在拿手机录音，一股股旋律在头脑里响起的时候，就在钢琴上弹出来。有次晚上睡到一半，忽然坐起来，脑子里歌词和着旋律一起来了，“那个就是我想要的”。他又下了床去记。
战队时不时还会搞点小集训，晚上在微信群里叫他，他总是说不打了。一个星期里，他有了一套作品集的雏形，取名叫《泽雅集》。
回到上海的时候，张士超已经走了。金承志没在鞋盒里看到钥匙，以为张士超忘了还钥匙，气得找了锁匠来撬锁。撬完他又发现钥匙了。“心有不甘”，他要给这事写首歌。
构思的那段时间，他又路过一趟国定路。路边锁匠有块招牌，一把大大的金钥匙。他有了种预感：“那个在我生命中无数次拯救过我的人物（又）要出现了。” 十二月，上海一桌夜宵上，几个彩虹团员兴冲冲把谱子递上来让张士超签名，曲谱封面上印着“史诗巨著”。金承志就要开新的音乐会了，给张士超写了首“史诗”，为的是激励他不要放弃创作。张士超也想回来写曲子，他这次过来报考了上音的研究生。
今年1月9日晚上，金承志指挥彩虹演完《泽雅集》，到压轴了。一串超长的歌名打在舞台的字幕屏上：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了？
观众哄然一笑。
金承志掏出墨镜戴上，拢了拢他的大背头。
观众笑得更厉害了。
他撇开西服的两扇前襟，手插进裤口袋，低着头踱了一圈步。
全场静下来等着他。
他从口袋里腾出一只手，鋼琴应势响起急骤的前奏，划开两手，歌声进出。
“昨天晚上，我走在回家路上，
突然想起，我没带钥匙……
可是张士超！你这个混蛋！
你带着姑娘，去了闵行。”
“你就是忘了！”他一摔拳头，“你就是忘了！”又—摔，“我们家在五角场。”
“华师大的始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他振振地摊手，“华师大的始娘真的那么可爱吗？”一字一顿地往半空中狠狠戳去，“华师大的姑娘真的那么可爱吗？”
“凛冽的风，冰冷的雨，
国定路的落叶满地。
我已经冻得不行，张大哥你在哪里？”
他双手合十，仰头向天。
“Sancta Mada，Sancta Mafia，
（圣母玛利亚啊圣母玛利亚，）
让这个迷途的羔羊回家吧。
钥匙啊钥匙，你快快出现。”
戛然中止。
“还要听吗？”底下说“要”，他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是还在耳朵边甩甩手，说听不见观众的声音。一片“要”声叫得更响了。
金承志砰一跺脚，尖亮的卡祖笛声喷薄而出。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
我那么有钱，一下配十把。
人家很忙的。”
他在墨镜底下笑起来，跟观众摆摆食指，“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观众已经在欢呼了。他回身右手一划，收场。
他鞠了躬，收了鲜花和一把锁匠招牌，观众还在欢呼。“你们在喊什么呢？”他冲台下喊，“金大牛逼是吗？”
张士超的两个微信号几天后接二连三地响。天南海北的亲友都在给他转发那首《张士超》的歌。在年头上，窦靖童正大步踏进演艺圈，李宇春刚开完跨年演唱会。但是这首来自无名辈的歌，却登上了网易原创歌曲的周榜冠军，盖过窦的新歌；在哔哩哔哩上被观看了约180万次，比李的演唱会多出近40万次。1月24日，“神曲”成了腾讯新闻的头条推送。这可能是合唱歌曲第一次登上大众新闻的头条。
“你火啦。”母亲带着笑意跟张士超说。她建了一个文件夹，把跟儿子有关的新闻网页都保存在里面，说这么多年学音乐，努力没白费。张士超叫她别管这事了。他心烦意乱，把两个微信软件都删了。
培训店的老师、做生意打交道的朋友，都在跟张士超说，得趁着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时饥，出来做个回应，宣传宣传培训机构。他们出了五花八门的主意，说编首歌写金承志穿越回古代、穿越到沈阳，找到了钥匙。张士超觉得他们的趣味不高明，“像金承志那个点就很高明。”
春节前后，各路媒体都在约访金承志。有个关于庸俗无聊的提问：“在无聊这件事上不同流合污的人，您会想到谁？”
“张士超吧。他真的特厉害。玩Dota、看篮球比赛、作曲，谈论未知与远方与脚下的路等等，他永远不会无聊。”
春天，张士超开始在店里熬夜了。金承志介绍了洪川给他，洪川委托他写Echo的新歌。晚上七点店里打了烊，他就一个人在钢琴上摸索起来，两手试着不同的旋律，反复磨合。灵感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弹出来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非常好玩，就集中精力去写它。”写写弹弹到凌晨两点，他去隔壁吃碗拉面。天亮以后，托住得不远的母亲从家里送份早饭来，他又跟着开张做店里的事。到下午四点回家睡个觉，晚上继续写歌。
夏天，张士超又上了趟“大钻石”。剧院方跟他联系，德国奥格斯堡大教堂童声合唱团要来中国巡演，沈阳是最后一站。剧院方估计卖票有困难，想让张士超包下五万块票房，作为交换，可以让张士超店里的孩子们上台和德国团合唱两首歌。
他们选了德文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德国团的指挥有点诧异，整趟中国巡演里各地的孩子都在上台跟他们合唱中文歌，沈阳这里倒有一帮孩子能唱德文歌。那是张士超安排孩子集训的成果。
“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这里独自开着：可爱的同伴都已飘零而去。近旁没有同类，也没有花蕾，又是连连叹息，又是羞红的脸。”
果然像剧院方预料的那样，他替德国团包下的票房销不出去，又赔了三万。同段时间，上海音乐厅外的黄牛在加价倒卖另一个合唱团的门票，“张士超那个团”。
四月，张士超又借宿在金承志家，参加研究生考试。考官问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说了肖斯塔科维奇。那是曾经被苏联政府公开谴责和禁演的作曲家，在最艰难的生活里也在坚持给“书桌的抽屉”写严肃作品。张士超大学里成天都说要做老肖，微博上还说过，“即便世界末日来了，我们也要做老肖！”当着考官，他忽然哭了。
金承志先一步去北京准备那场《张士超》的音乐会了。“神曲”刚红的时候，他还在微博上说自己是庞麦郎之后的“金麦郎”，被消费个十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他的音乐会七百张门票可以在五分钟里就售出过半，43分钟售罄，刷出流行歌星演唱会的售票速度——尽管他经常听见人们把他的合唱团叫成交响乐团。
他有了三个人管理他的合作邀约，做客金星的访谈节目，承接百度和天猫的广告，给影视剧唱主题曲。无论他在校园里招募新团员，排练，还是去看一块新的排练场地，都有各种节目的摄像机跟着他。他带团在芭莎的慈善晚宴和李宗盛发起的户外音乐节演出，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和上海当代音乐周演出。他的团队在成立公司，几家风投基金也在找他们接洽。 名声不仅带来商机，也带来更多要报名参加他们的人。合唱团招新的QQ群开设后的三四天里，就有了六百多位有意报名者，他们提问：“高铁（站）离排练的地方远吗？”“我明年去上海……是每年都招吗？”
团里也有跨省来排练的成员，从江苏、安微，乃至福建，“他们会每周像拿到—个‘圣火令’一样，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飞到上海来排练。”金承志在一次演讲里说。
这个团的稀罕和另一组数字构成了对比。根据中国合唱协会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数十万专业和业余的合唱组织，数千万人参与合唱。从人数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合唱大国。但是吴灵芬评价，“不是强国，只是大国。”
几天后，我又见到了金承志在上音的主科老帅王燕。我们聊到《张士趟》，她说她能理解年轻人会有这种创作冲动，也理解人们的喜爱。然后她隨口哼了一段小调：“在今天的下午，我们在南浦大桥下面，在喝一杯咖啡。”
但她接着又说：“（作曲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创作。如果你想哼哼，那你随时自己去哼哼好了，为什么非要写出来，让一群人在舞台上去正式的哼哼呢？”
一个大学委托王燕找作曲家创作一部给大学生的合唱作品，大学生们写好了歌词，写了校园的路，食堂的菜。“孩子们可能觉得很有共鸣，作曲家看了就疯了，柴米油盐的歌词很难做艺术化的创作的。”她认为合唱作曲应该在写意的、模糊的、意识流的空间里驰骋，太写实的话，“至少这样类型的作品很不适合参加大学生艺术比赛。”
“难道这就是我的青春？”
金承志从谱架前转身，幽怨地看向观众。他在七月创作指挥了一首关于加班青年的新歌——《感觉身体被掏空》。他的头上立着一对狗耳朵，西装袖口接着一只硕大的狗爪手套，“我累得像只狗。”
“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
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
起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回龙观，
沙发是我港湾。
欧嗨呀欧嗨呀欧嘿依
我要去云南。
欧嗨呀欧嗨呀欧嘿依
告别回龙观。”
上班族的共通情绪被击中，很多人听哭了，说金承志是“人民艺术家”。视频在哔哩哔哩上被观看了约260万次，比《张士超》又高出四成。
也有人批评金承志恶俗。金承志在一次媒体群访里反问，《诗经》高雅不高雅，那就是跟当时劳动人民紧密结合的歌曲，“从来就没有一个（雅与俗）孰轻孰重的概念，不要被空洞的定义玩弄了。”
我问张士超怎么看那些认为金承志恶俗的意见。“这些人非常的无知，”他说，“他们真的是音乐观坏了，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他认为当代音乐，包括他主攻的器乐创作，就应该呈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互联网，让人想得起当下的社会生活，就像莫扎特的音乐能让人想起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一样。
但他觉得大部分同行都不在乎表达这些内容，他们钻进了虚泛的套路里。他当然也理解为什么。“我谱面漂亮我就能拿奖，我拿奖就能留校就能当老师——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九月，金承志坐在家创作一套新作品，摆着二郎腿在钢琴前坐下来，随意试弹些片段，一面和他的公关闲聊天。弹着弹着，他把勾着的腿放下来，赤脚踩上钢琴踏板，他坐得更直了，两手更有张弛起伏地弹奏。公关还在跟他说话，他不回答她了。
过后他问她对作品的意见。她说喜欢。
“你不是观众。”
金承志担心旋律“不够甜”。金承志管那种易入耳的“优美”叫做“甜”，没有音乐欣赏基础的人，通常喜欢那种泛称为“优美”的旋律，而他现在有了批本不关心合唱的观众。“他们可能会这样认为——‘金承志你变了’。实际上我是在变牛。”
他靠着门框仰头说，“无法表现‘甜’，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做一种平衡。”
在脱离一套观念体系后，他正受到另一套体系的引力。
“打卡，出站，回家，
灵魂中有个声音在说话：
什么日期？”
十月底，合唱团发布了又一首关于上班族的歌，讲工作的疲惫，经济的压力，甚至重复了《感觉身体被掏空》里的歌词。
“——快快打开手机！
不要着急。千万别亏待自己。
秋天就要过去，有谁会来疼你？”
占满屏幕的三个大字。
“双！十！一！”
金承志在天猫鲜红闪亮的招牌前，握紧拳头领唱：“啊哈，就像我的内心，购物车还没有，被！填！满！”
在几个月前刚开始承接广告歌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说：“君子网民还蛮多的，要求你穷还得博学多才……要是哪天你写了首诗换酒喝，他就大呼：你变了！”但事实上，他出售的不只是词曲创作力，也包括通过《感觉身体被掏空》和上班族观众建立的情感纽带。当新歌再次唤起这种城市生活的无力情绪，宣泄的渠道不再通往云南，而是进了购物狂欢节。
自称作词功力20000的金承志这次没能打动太多人，播放量在哔哩哔哩上只有七万。
9月26日晚上，张士超又邀请我去上音琴房，要把那套给Echo写的新作品弹给我听。我第一次在上音见他时，他穿着蓝衬衫，皮带西裤，手拎着公文包，在往来的青年学生之中显得有点突兀。他告诉我要一面读研，一面在上海另开一家儿童音乐教育的公司。他要准备商业计划书，找合伙人，出来融资。
现在他把胡子剃了，穿着T恤，拎了一只大画夹，装了谱子和笔。他告诉我，不想开公司了。几个上音的老师当初都惋惜他回了沈阳。这次开学的迎新会上，老师跟他说，回来了就好。
他坐在钢琴边，一面摸索着弹起来，一面看着我说些讲解。忽然间他的眼睛不再看着任何东西，两手各弹一个声部的旋律，嘴里哼着第三个声部。演示完一段，他朝我笑一笑，跟着又目空一切地弹奏起来，回到他内心听觉的世界里去。
从琴房出来的时候，我跟张士超提议去看看金承志。从上音走两三分钟就能到金承志家。张士超这次回到上海，还没登过门。
我们在路上说起金承志的“神曲”——张士超统称为“口水歌”。他说它们的区别，《张士超》是先有内容才写的，《感觉身体被掏空》是冲着白领加班的题目再去设计出来的，要写好会更难——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金承志还要再写一个白领网购的命题作品。“我当然更喜欢《张士超》”，他说。
我们到了金承志家的楼下，张士超给金承志拨了电话。金承志在家有事，第二天又要去北京了。
亚洲新歌榜的年度盛典在那等着金承志。到时他会和李宇春、吴亦凡一样走过红毯，会登台领奖，会捧着一大堆话筒回答娱乐记者的问题。
我和张士超又从小区走出来，道了别。他提着画夹，穿过路灯树影，一个人又走回学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