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论者多从经济发展形态、生产力要素比较、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提出“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或普遍性，而决定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政治因素，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中国要素，却鲜少有人论及。
　　讨论中国模式，不可能不正视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社会独特的政党——国家组织形态，不可能不正视中国共产党30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与此同时，人们也就不可能不正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30年间（乃至60年间）不断实践与创新的历史进程，这也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2010年10月，本刊发表齐仁文章——《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文章甫经面世，即刻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尤其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普遍关注，上海学界并就此文章展开专题研讨（见本期《汇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为回应读者关切，本刊再次邀请课题组撰写文章，进一步从学术上展开“中国模式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的探讨。
　　欲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30年改革开放中的成功实践，就必然面对以下问题：1. 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及现实独特性；2. 作为改革者的邓小平理论与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辩证历史关系；3. 中国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与当代中国道统及政统上的继承关系；4. 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等等。
　　不容回避的是，在“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否定中国革命为前提的论辩模式，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似乎唯有否定前60年才可以肯定后30年，进而才可以肯定性地将中国导入普世价值（或称为“现代性”）之中。因此，对于“中国模式”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及历史功绩的讨论，就不得不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论辩入手，也就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后历史阶段的内在统一性论辩入手，进而言之，也就不得不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形态的论辩入手。
　　在当代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就不存在讨论“中国模式”的前提。对此，学术界面临着理论勇气上的挑战。而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认识它的正确和错误的不同方面，都将极大地推动思想界真正清楚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