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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5年3月23日,年过八旬的巴老在小林和小棠的陪伴下来到北京。他思念心切,两次到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宿舍楼看望病中的冰心大姐,但没想到,4月5日的再次探望却成了“姐弟”俩的最后相会。此后,巴老再没上过北京,冰心也无缘南下。彼此间只能通过写信、打电话或托人捎物,互致问候和传递音讯了。巴老此次在北京前后住了十八天,除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和主持中国作协四届二次会议及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等活动外,他心里最惦念的是病中的冰心、叶圣陶、沈从文及周扬等老友。所以,一抵京,他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冰心,告诉自己到北京了,并向她表示问候。同月26日,巴老出席完文学馆挂牌仪式,即与夏衍来到冰心寓所,把开馆盛况告诉冰心大姐,与她分享快乐,还与大姐畅谈文学馆的前景……
可是,文学馆开馆没几年,所租用的万寿寺偏院因经费短缺而长年失修,那些作家捐献的书籍资料、图片画卷因没有防霉、防潮的设施而变黄发脆、霉迹斑斑,初具规模的文学馆走入了困境。巴老和冰心等老一辈作家对此忧心忡忡,深感建立一座永久性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迫在眉睫。巴老和冰心两位老人深知此时国家百废待兴,许多地方也需要用钱,为减轻国家负担,他俩不遗余力地参加民间的各种著作拍卖活动,筹集资金为文学馆的兴建添砖加瓦。
1993年11月7日,我参加了一场名为“当代著名作家支持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著作义拍”活动。这次义拍有全国百余位作家捐献出三百多部著作,而且书上都留有题词、签名和钤章。巴老此次参加义拍的著作是一套蓝布封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激流三部曲”,这套版本书作为礼品,曾赠送给法国总统密特朗、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等贵宾。
冰心此次捐献出《关于女人和男人》和《冰心散文集》两部著作,在《关于女人和男人》上用毛笔题写“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这也是她一生坚持的信念。我对这部著作上的题词情有独钟,因我有幸收得一幅同样的冰心亲笔手迹。再则,我对书中的《痛悼邓颖超大姐》一文在收入此集前遭遇的波折有所了解,所以,它引起了我的关注。1992年7月11日,巴老闻悉邓颖超大姐逝世,怀着悲痛之情给冰心写信:“邓大姐走了,您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拿不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一个不容易做到的榜樣。”冰心在写悼念文章时引用了巴老信上的这段话,文章写好后,交给了《人民日报》。发表后,冰心发现信中的“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那句重要的话被无端地删掉了。冰心对这种不尊重作者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在女婿陈恕选编《关于女人和男人》时,她着重交代,将《痛悼邓颖超大姐》按原文编入。由于冰心的坚持,这篇怀念文章最终完整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冰心散文集》上题的词是“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这是她祖父的人生格言。其祖父思想开明,学养深厚,与严复、林则徐私交甚笃。冰心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为人做事和教育后代的座右铭:在物质上应常知足,但对知识和学问,应常知不足;对得人心的事,要勇于为之,对那有违道义的事,就应坚决不做。在义拍现场,我凝视着冰心墨迹,心想,她与巴老为文学馆所做的一切不正是对这此话的最好诠释吗?
义拍正式拉开了序幕。巴老和冰心著作的拍卖号分别为九号和十二号,是全场瞩目的牌号,也是这次竞拍最为激烈的拍品,经过三十二轮竞拍,巴老的“激流三部曲”被读者尤伟庆以四万一千元竞得。冰心的《关于女人和男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以三千元起拍,经过数十次竞价,最终以八千八百元落槌,两本著作以近两万元的价格被中兴百货商厦总经理冯仁厚收入囊中。我把相机镜头对准冯仁厚时,他激动地说:“文坛祖母的‘爱’融进了文学创作中,洋溢在她七百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喜欢!”市作协主席徐中玉代表组委会将红丝带捆扎的冰心著作授予冯仁厚时笑道:“有这么多企业及有识之士支持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使我们看到了文学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二
1986年春,中国作协因筹划建立作家文库,资料室主任李昌荣来沪采购图书。上海作协研究室(原为资料室)主任冯沛龄接待了她,为她订购所需图书提供了帮助。这期间,他得知李昌荣与冰心大姐熟稔,于是买了两本《冰心文集》(第三卷),托她回京后请冰心签名留念,李昌荣答应了。过后,冯沛龄与我说,其中一本是他为我代买的,听罢,我心存感激。
数月后,冯沛龄把冰心题签好了的《冰心文集》(第三卷)交给我时,我心急火燎地把书翻到扉页,见用毛笔赫然题着“正伟同志嘱,签字留念。冰心,一九八六。八。廿。”我久久地望着秀丽劲健的墨迹,兴奋不已,再看目录,是散文卷,正合我意。我曾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但让我倾倒的还数歌颂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樱花赞》。不久前,我在职学习时还对此美文进行过阅读分析呢,所以,印象尤为深刻。这也是1983年我进作协工作后最早得到的,也是为数不多的签名本之一了。除此之外就是巴老给我的《随想录》的《真话集》(1984.6)和香港直排版《病中集》(1984.12)签名本了。当初,我是作为巴老出国送行时的工作人员,在虹桥机场与他只匆匆见了一面。没想到,数月后幸运地得到了巴老送的两本签名书,从这细微之处足以体现出两位前辈作家对读者一丝不苟的关爱。
我后来在巴老身边工作时间一长,他善待读者的事见得也就多了。1994年秋,杭城桂子飘香时,巴老接受了杭州警卫处陈福兴处长的邀请,由女婿祝鸿生陪同来到新西湖十景之一的“满陇桂雨”品茗赏桂。那天,“满觉陇”游人如织,熙熙攘攘。我们一行在闹中取静的农舍旁的一张小桌就坐。此时,巴老的轮椅刚推到茶桌前,茶还没端上桌。突然,见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书直冲巴老而来。见此,我们忙上前阻拦,但他仍不甘心,正当左突右挡时,巴老说,让他过来。一问才知,他是景点的工作人员,刚才在人流中认出了巴老,他的办公室里正巧有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年前出版的《巴金散文精编》,于是,赶忙拿来想请巴老在书上签个名留作纪念。弄清了来由,巴老接过他的书和笔,在陈福兴的帮助下签了名。 当这位读者捧着书连声向巴老感谢时,巴老微笑着说:“你是读者,我得谢你。”我不失时机捕捉到了这感人的一幕,这帧珍贵的图片保存至今。
谁也不会留意,冰心为我题签的落款日期是1986年8月20日,过后,我才知道这是个不同寻常的纪念日。巴老自1978年起,历经整整八年,克服身患帕金森综合征等病痛困扰,还要面对来自暗处的流言蜚语,甚至顶着人身攻击的压力。这天,是他为《随想录》中的最后一篇《怀念胡风》画上了圆满句号的日子。
在这一百五十篇“随想”写作过程中,在精神上给巴老支持最大的莫过于冰心大姐了,当遭受无端指责,心中感到苦闷时,巴老总会想到志同道合的冰心大姐,他曾几番写信向冰心倾诉,在1991年12月5日给冰心的信上说:“有人讨厌我……爱说真话,其实,我讨厌自己,正是因为我那些年假话讲得太多。……想不到还债的办法,而感到苦恼!我痛苦,但是我并不悲观。”
巴老每次拿到《随想录》新的版本时,首先送给冰心大姐,冰心每篇都读,读到动情处还认真地把它抄录下来。在读《病中集》时,她边用笔记着、边流着热泪,冰心在《谈巴金的〈随想录〉》中写道:“……这眼泪是《病中集》‘真话’催下来的,我也说句实话吧!”
1993年11月,华夏出版社委托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制的《随想录》线装本赶在巴老生日前出品,此书函套正面是冰心清秀、大气的墨迹“巴金随想录,冰心题”,下方钤有鲜红的名章,使这部人见人爱的著作平添了一份优雅别致的韵味。难怪巴老拿在手上不住地摩挲着宣纸书本。这是巴老的《随想录》第十种版本,也是唯一由别人题写书名的版本。也许是睹物思情的缘故,我见巴老把书翻到扉页,拿起笔复一函“冰心大姐……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送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在巴老托友人、作家袁鹰把书带往北京前,我征得巴老同意后,随即用相机摄下了这部见证两位世纪老人友情之书。
三
1989年11月,冰心大姐为贺巴老八十五华诞时委托传记作家李辉给巴老送来竹编瓷胎花瓶,并附函札一通,写道:“这只花瓶代表向你祝寿,她将时刻站在你的座旁,你将从她所供养的四时不断的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巴金老弟。冰心己巳深秋。”我从这幅情真意切的墨迹上受
到启发:何不用我的相机把两位文坛元老的交往连结在一起,这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从我珍藏至今的几幅图片来看,在当时还没普及电脑,更不谈智能手机等现代通讯设备的年代里,只能用攝像或照片传递两位老人彼此间的友情,如今看来,所收到的效果倒还挺不错。1993年11月巴老生日前夕,冰心嘱咐中国作协的张锲和殿熙到上海后替她置办一个用红玫瑰组成“寿”字的花篮送给巴老。过后,她还告诉殿熙喜欢红玫瑰的原由:“玫瑰不但有颜色还有刺,说明有风骨,它与别的花不同,以刺闻名,一个人没有刺,也就没了风骨。巴金是个有风骨的人,他提倡讲真话。”巴老九十岁生日这天,在客厅门口,竖起了用九十朵红玫瑰拼成的“寿”字花环,红绸带上写着“巴金老弟九十大寿。冰心敬贺”,别具一格,吸人眼球。我端着相机等候机会。说来也巧,只见巴老送客返回经过花环,正准备进门时,我对他说:“巴老,您和冰心大姐合个影吧。”巴老听后看了看花环,明白了我的意思,便拄着手杖站着和“冰心”合了个影,他不忘嘱托在边上的殿熙,照片要给冰心大姐看。傍晚,当祝寿的人们刚散尽,钱正英和董寅初代表全国政协送的“老寿星”瓷像和花篮还摆放在小茶几上,没来得及收拾安顿,电话铃声响起,小林一听是姑姑冰心打来的,忙把无绳电话拿到巴老耳边,见他脸露微笑,时而静静地听着,时而又断断续续地说上几句,能看出,虽很疲倦但快乐着。我即按下快门,把这难得的美好瞬间记录了下来。翌年,冰心又托殿熙送来了大花篮,我有意识地在巴老的轮椅旁放了把靠背椅,殿熙进门后顺势把花篮放在椅子上,这幅照片上的巴老满面笑容,深情地侧身望着红玫瑰花篮,好似与冰心大姐相坐在一起叙事、聊天……
1994年末,冰心在病中得知巴老因患胸脊椎压缩性骨折在医院进行治疗,万分牵挂。此时她也正住院,苦于无法握笔写信。于是,她让业余喜爱摄影的外孙陈钢专程来沪探望,陈钢不负姥姥交办的“任务”,带上两架高级相机来到医院病室,我见他身穿摄影马夹,为了拍出巴老最佳神态,好让姥姥看了放心,陈钢长枪短炮从各个角度拍个不停,巴老见他忙得直冒汗,就让外孙女端端代他签一本刚出版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赠送给他。拿到书后,陈钢把书翻到扉页兴奋地俯身给巴老看并表示谢意,看到此情此景,我顿觉由冰心、巴老建立的友情无意间传承至陈钢与端端的一代了。
在病床上平躺三个月后,巴老能起身了,但冰心闻悉后还是不放心,次年4月23日,女儿吴青受冰心之托从北京来到上海华东医院巴老的病房,她把儿子陈钢为冰心拍摄的一叠近照拿给巴金舅舅看,并告诉母亲病情有所好转时,巴老脸露微笑,他让我从柜子里取出刚出版的新作《再思录》,并签上名,托吴青带给病中的冰心。这是巴老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著作。一月后,巴老提笔致信冰心,写道:“冰心大姐:收到您的来信,高兴极了。这是我熟悉的您的手迹,它说明您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我的病情也有好转,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让我们互相安慰吧,让我们互相鼓励吧。”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四
1993年4月,我同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徐钤去北京图书馆为“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大型摄影图片展的开幕式协助工作。临行前,正在杭州养病的巴老拄着手杖,在护理员的搀扶下来到我俩面前说:“到北京后,替我去看望冰心、罗荪和曹禺,向他们问好……”我们虽然点着头答应着,可是,心里却在想:你自己病得不轻,还老关心着别人。
到北京后的当晚,我们在殿熙、陈喜儒的陪伴下来到冰心寓所。我们的运气真还不错,冰心昨天刚出院。一进门,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静静地收看着央视的《新闻联播》,我看此时她的心境与身后墙上挂着的梁启超手书对联“胸中海狱梦中飞,世事沧桑心事定”是多么相吻合啊。当冰心从女婿陈恕口中得知我们是受巴老之托来探望时,冰心大姐的脸上立时露出笑容说:“告诉巴金,我死不了。”然后加重语气又说了句:“我死不了!”接着说:“前段时期肾有问题,医生说要观察,才多住了些日子。”我知道她此时也很想知道巴老的近况,赶紧从包里取出巴老在她送的花篮前和几幅在西湖边与儿女的合影照,她边翻看着照片,嘴里还不住地询问着,问得很仔细。突然,见她抬头望着我说:“照片还有吗?”我答道:“这次就带了这么多。”听了,她嘟哝道:“就这么几张啊?”那充满童真的话语把大伙全逗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