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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同时犯了“严重扩大化”伪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数量上将50多万不该划为右派的同志错划右派；二是在性质上将右派由人民内部的落后者定性为敌人。所以，“严重扩大化”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更是一个质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对乎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不幸后果起了决定性作用。
先说数量。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的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击、弧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首次对右派分子的数量作了估计。“全国暴露出来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加写了一段文字，称“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似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畴内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7月7目，中共中央转发了《吉林省委关于高校斗争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说，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右派分子占7％至15％不等。”7月9日，中央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
8月17日，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的报告说：到8月7日止，北京全市已发规右派分子7511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3529人。其中高校的右派是4230人。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整风运动的意见作了修改，其中谈到右派的人数：“全国约有10万右报分子，知识分子居多。”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已划右派6．2万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15万”，是1957年对全国右派人数的最高估算。
进入1958年后，15万的说法很快不准确了。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讲“全国有右派30万”。这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算陡然翻了一番。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说右派的总人数是“40多万”。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说“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韵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45万”这个数字保持了20多年，这个指示是1978年以前叙述右派人数最多的最权威的党内文件。
但是，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细致的复查统计，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实际上是55万多人。到1980年，有54万多被错划的人得到改正，余下的5000人继续甄别。最后的结论是，96人不予平反，其余的全部摘去右派帽子。
再说性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右派一直都归属在“人民”这一范畴里，是被当做人民来看待的，尽管他们是人民中落后的一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屁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所谓“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就是说他们是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落后分子。显然，落后归落后，他们绝不是敌人。
时光荏苒，眨眼间7年多过去了。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说：“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这里说得很清楚，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4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他说：1956年下半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思想改造的风。这股风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个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从中挑拨和煽动。右派之外，还有附和的人，还有受影响的人。李维汉虽然指出“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但又明白无误地将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区分开来。因为他是从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的左、中、右角度来谈右派问题的。李维汉说：右派是唱对台戏的主角，因此，要让他们尽量唱戏，唱个够。并且不因人废言，把他们言论中任何一点合理的东西接受过来，充实我们自己。同时诚恳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清道理。他特意强调：“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说：“目前，对于党外人士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这个指示用了“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这样的词汇，表明“右倾分子”与“反共分子”是不能画等号的。5月16日，中央指示把“带有反共情绪的人”称为“右翼分子”，要求“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此处有所谓“右翼分子”和“右派”的提法，显然也是在人民内部作这样的划分的。
6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即动员左派和中派“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这里，“右派”和“反动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右派虽然可恶，但并非反动派。
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写就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般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但是，这份重要指示，除了使用“右派”(或“右派分子”)外，仍然出现了五次“反动分子”和三次“反动派”的字样。此外，还有“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等概 念，仍未将右派与反动派完全等同起来。6月10日的中央指示继续保留了这种区别，要各地“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就是说，直到此时，毛泽东仍未把右派完全视为反动派，即人民的敌人。
两天后(6月12日)正式印发党内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就不再有意作这种区分了，的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径直把右派称为“毒草”和“牛鬼蛇神”，说右派是“喜欢吃人”的“鲨鱼”。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提出要在新闻伺题上开展“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把“左”和“右”上升到两条路线的高度。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在右派分子前面加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10个字作为限定，说他们的“鸣放”是“反动言行”。6月26日，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的指示》则说：“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但公开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名，而且把资产阶级右派叫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称右派是“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和“丑类”。在随后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印发党内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开门见山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8月18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文件(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
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到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更把右派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右派再不是人民中的落后分子，他们成了纯粹的、地道的、完完全全的敌人。
先说数量。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的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击、弧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首次对右派分子的数量作了估计。“全国暴露出来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加写了一段文字，称“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似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畴内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7月7目，中共中央转发了《吉林省委关于高校斗争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说，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右派分子占7％至15％不等。”7月9日，中央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
8月17日，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的报告说：到8月7日止，北京全市已发规右派分子7511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3529人。其中高校的右派是4230人。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整风运动的意见作了修改，其中谈到右派的人数：“全国约有10万右报分子，知识分子居多。”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已划右派6．2万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15万”，是1957年对全国右派人数的最高估算。
进入1958年后，15万的说法很快不准确了。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讲“全国有右派30万”。这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算陡然翻了一番。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说右派的总人数是“40多万”。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说“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韵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45万”这个数字保持了20多年，这个指示是1978年以前叙述右派人数最多的最权威的党内文件。
但是，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细致的复查统计，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实际上是55万多人。到1980年，有54万多被错划的人得到改正，余下的5000人继续甄别。最后的结论是，96人不予平反，其余的全部摘去右派帽子。
再说性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右派一直都归属在“人民”这一范畴里，是被当做人民来看待的，尽管他们是人民中落后的一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屁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所谓“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就是说他们是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落后分子。显然，落后归落后，他们绝不是敌人。
时光荏苒，眨眼间7年多过去了。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说：“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这里说得很清楚，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4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他说：1956年下半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思想改造的风。这股风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个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从中挑拨和煽动。右派之外，还有附和的人，还有受影响的人。李维汉虽然指出“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但又明白无误地将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区分开来。因为他是从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的左、中、右角度来谈右派问题的。李维汉说：右派是唱对台戏的主角，因此，要让他们尽量唱戏，唱个够。并且不因人废言，把他们言论中任何一点合理的东西接受过来，充实我们自己。同时诚恳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清道理。他特意强调：“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说：“目前，对于党外人士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这个指示用了“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这样的词汇，表明“右倾分子”与“反共分子”是不能画等号的。5月16日，中央指示把“带有反共情绪的人”称为“右翼分子”，要求“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此处有所谓“右翼分子”和“右派”的提法，显然也是在人民内部作这样的划分的。
6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即动员左派和中派“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这里，“右派”和“反动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右派虽然可恶，但并非反动派。
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写就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般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但是，这份重要指示，除了使用“右派”(或“右派分子”)外，仍然出现了五次“反动分子”和三次“反动派”的字样。此外，还有“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等概 念，仍未将右派与反动派完全等同起来。6月10日的中央指示继续保留了这种区别，要各地“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就是说，直到此时，毛泽东仍未把右派完全视为反动派，即人民的敌人。
两天后(6月12日)正式印发党内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就不再有意作这种区分了，的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径直把右派称为“毒草”和“牛鬼蛇神”，说右派是“喜欢吃人”的“鲨鱼”。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提出要在新闻伺题上开展“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把“左”和“右”上升到两条路线的高度。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在右派分子前面加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10个字作为限定，说他们的“鸣放”是“反动言行”。6月26日，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的指示》则说：“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但公开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名，而且把资产阶级右派叫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称右派是“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和“丑类”。在随后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印发党内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开门见山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8月18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文件(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
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到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更把右派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右派再不是人民中的落后分子，他们成了纯粹的、地道的、完完全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