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欣两个人从过去的经历、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从出生地、成长环境来看，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草根阶层。她是在北京出生的，整个经历都是比较国际化的，而且她整个受教育、工作的背景应该是这个社会中比较高端、精英层的——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出来后在华尔街工作……
　　这么两个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人，认识不久就决定闪婚，外人看来几乎形同儿戏。所以当我们俩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张欣那边的朋友非常不看好我们的结合。她们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文化背景、价值观这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人价值观跟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他走过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她有几个朋友说，你们的婚姻最多维持半年的时间，因为在一起生活基本上是不能够避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冲突最厉害的就是对每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分岐。我觉得对的事情她则觉得是不能够容忍的，我认为干净的事情她则觉得非常脏。我们的婚姻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要结婚了，我们商量着说买点家具吧。那时候家具市场很小，我们去的是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家具展。逛家具展的时候，我觉得家具花花绿绿的很时尚。她看完以后说不行。我说你看结婚的时候买个大红大绿的多喜庆，她说这个家具不好。我当时在“万通”工作，特别忙，能抽出时间买家具都很不容易，但转了一上午却没买到我们都满意的家具。按照我的审美观，我无法理解这些家具为什么张欣接受不了，我说我这乡下人在北京城里买到家具不是挺好的吗？她却断然说不行。
　　没买到合适的家具，我们就准备离开军事博物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饮料卖，在军事博物馆门口有个推着板车卖葡萄的老大爷，我们都渴了，我建议买些葡萄解渴，那葡萄摊上苍蝇特别多，我没有注意到，我们走近苍蝇“嗡”地飞走了。结果张欣说葡萄也不买了，我说这不是挺好的葡萄吗？
　　我说你看要买结婚家具，家具没买成;渴了说买葡萄，葡萄也没买成。这时她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赶紧安慰她。她哭着说，就是因为嫁给你，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真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北京城里面苍蝇多，乡下县城里面苍蝇更多。
　　婚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没买家具，只有一张床、桌子和一面很古旧的穿衣镜，还是她从香港家里托运过来的。我们就买了个床垫放着，一直没有自己的床。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她只从香港买了几盏灯，而床、柜子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买。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洗热水澡，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24小时热水，都是用煤气罐烧热水，煤气灶经常熄火，我觉得在北京生活这是再经常不过的事情，她却觉得在北京这样的生活如同炼狱。因为她一直在香港，包括在英国读书，在这些地方生活得都比北京好，到北京来了以后，还一直咳嗽。基本上从我跟她认识，一直咳嗽到2011年。她一直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
　　2012年夏天我们到美国去，让美国医生做了全面化验，化验之后说是过敏，是胃里面的某种气体刺激嗓子造成的过敏，尤其是吃薄荷之类的东西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气体。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天天怕外面污染，就在自己家里面用花盆种薄荷，我们吃新鲜的薄荷，用新鲜的薄荷沏茶喝，所以一吃薄荷类的东西就咳嗽。医生说只要吃一点药，不要让这种气向上刺激嗓子就不咳嗽，终于在10年后治愈了咳嗽的问题。由于我们两个人在方方面面的差异，导致了很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疾病。           （下转69页）
　　我们俩从刚认识开始，反差就非常大，矛盾也很突出。大概在我们结婚3年的时候，她远走他乡，去了英国。
　　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关于公司治理。我认为我治理公司的方式是对的，我原来的公司办得挺好，因为当时其他合伙人从来不参与管理，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管理公司就是我自己把问题想清楚，给每一个人布置的事情都很具体，然后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事，别问为什么，去执行即可。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每一个人任务明确，时间明确。
　　跟张欣一起办公司后，感觉事情变得特别复杂。当时公司连10个人都不到，她强调让公司这些人都坐下来，每个人都得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西方的管理思维里特别强调要说不一样的观点。她觉得如果像国内开会那样，上面领导讲一句话，下面所有人都说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些人坐在一起，天天不干活，就在一起讨论，任何事情都得反复地讨论，讨论得我非常焦虑。我跟她说，这不是办公司的样子，办公司是一个人想清楚了，说给别人去执行。办公司跟治理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治理国家要民主，办公司就得独裁。她始终反对这一点，认为任何事情都在一起探讨，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我说公司这样探讨下去会出问题。
　　最后我们两个人基本上谈任何事情都谈不到一起去，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对质量的标准也不一样。最终导致双方的崩溃，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我的价值观》  作者：潘石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