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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我们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我们该信谁？”
最近的热点新闻，不论是延迟退休还是养老金缺口，都从经济账本的角度来考量着中国养老出现的各种现象。但一片争论之声过后，焦虑加深，大家集体陷入了无解的茫然。
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家庭养老式微
89岁的黄耘田退休前是处级干部，如今，每个月退休金3500元。这个数儿，在北京这个地方不高不低，说“不高”，是因为这点钱远远不够住进养老院；说“不低”，是因为大部分退休人员还拿不到这个数儿。
四男三女，有七个孩子的黄耘田在年轻时压根没为养老发过愁。“过去老人没收入还都有儿女养着呢，何况我自己有退休金。”可如今，摆在面前的事实是，孩子们照顾自己根本不现实。
“儿子们都60多岁，自顾不暇！老大自己腰腿都不好，其余的孩子忙于照顾孙辈，累得团团转。就小女儿没有负担，可她没退休呢，家里还有婆婆要照顾。”就这样，儿孙满堂的黄耘云前几年一直一个人生活，单位分的房在5层，没有电梯，下趟楼不容易，只能靠儿女们隔三差五买来的菜对付着，两三天吃一次新鲜饭，平时就热点剩的。
年初，在全家人的催促下，黄耘田到保姆市场请回个最便宜的保姆——1800元/月。“每月3500元，刨去给保姆的钱，电话、水、电、煤气费，剩下的只够我和保姆的日常吃饭和开销了。”一下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遇上亲戚朋友有个红白喜事，要往外掏钱时黄耘田颇费思量，“最怕保姆说要涨工资，为这都换了3个保姆了。”
黄耘田只是上亿家庭养老大军中的一员，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超过80%甚至90%的老人都选择在家养老。可与其说是家庭养老，实际情况却是自己养自己。“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众多老人生活在高龄、空巢、孤独、病残的状态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的老人已在家中过世多日，直到邻居报警家人方才知晓。
生于1930年的蔡女士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养老问题。
“感触最深的就是近20年来退休金的变化。”蔡女士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她退休时，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不过几百块钱；那时，不同性质单位的差距也比较小。”可近几年，她和老同学之间的退休金已经有超过一倍的差距了。
而在农村，那些没有退休金的农民则只能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老年生活十分不易，有病几乎不敢看，生活没有保障，有的甚至没有尊严。
特别是近十年，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他们刚刚走向社会，父母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一位老人感叹，身边的老人都尽量不去麻烦自己的孩子，一是考虑到现在的孩子们生活也不容易，负担重；二是怕过多的要求招致孩子嫌弃，“平时有什么事，能不麻烦就尽量不麻煩孩子” 。
中国家庭已经进入“421”型的倒金字塔结构，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都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中国式养老难题如何求解？
三十年难兑之承诺——
政府养老死结
延续了30多年且仍在执行的独子政策，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乡失去照料的老人越来越多。依靠家庭成员赡养的养老方式，显然已经步入泥潭。
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大变局。
“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这是当年的口号，也是言之凿凿的承诺。它说明政府对独子政策的长期后果早有预见。但如果承诺只停留在口头，那就是空头支票，后果将是几代人对于生育权的部分牺牲，得到的却是老来尊严的丧失和子女的不堪重负。
最近的实例，就是个别地方十几年前制定的缴存一定数额养老金的措施，到头来只能每月兑现两元。
显然，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已经正在逐步显现。
即便在社会保障覆盖的范畴内，通货膨胀正造成养老金购买力的不断缩水，老人经济上难以独立。因为穷，失去赡养的情形在不断扩大。更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还远远不够。
在农村，由于集体经济凋敝，五保户、敬老院等传统的福利体制难以为继。老年人无奈于眼前，年轻人惶恐于未来。
养老问题，让社会的几乎所有个体，都陷入了难以言说的不安全感之中。
未来尚可缓冲，眼下的问题已经岌岌可危。尽管眼下城市里各街道、社区一般都设有公立的养老机构，但硬件差，环境也不好，只具备低级的吃住功能，没有尊严可言，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养老”。
本刊记者走访北京市和平小区时了解到，这个小区有人口15000人，其中30%以上为老龄化人口。子女赡养不足，社区也没有高质量的养老机构，使得小区绝大多数老人处于养老缺失状态。该小区不久前建起了一家小型的养老机构，但每月数千元的昂贵费用，使得入住者寥寥。
各地多年前已开始了一轮大建养老院的运动，也吸引了部分资本的投入。但养老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使得这些养老院因豪华而远离老人。比如北京的大型养老院都在五环以外，有些还有高尔夫球场和室内游泳池——其可以实现部分人的养老，但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
眼下和未来遭遇的养老难题，是发展所欠下的账。所以，为群众养老，是政府的责任，只能考虑社会效益。纯商业化的养老机构，其立意和动机与养老问题背道而驰。但是，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面前，几年就会换届的地方政府显然有自己的考虑。
更何况，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养老院项目，成为了房地产或商业项目用来圈地的幌子。最近爆出新闻，南京浦口区泰山街道正在使用的老人院条件恶劣，雨天漏水，但其之前投资5000万元建成的养老院，被刻意闲置三年后最终变身人才公寓。
面对汹涌而来的老龄潮，生活方便，收费低廉，为普通老百姓设置的养老机构还没有大量出现，可靠便利的入家服务仍远在天边。养老，政府必须设计出合理的制度框架，并需要做足心理准备，拿出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如果政府寄希望于通过产业化、社会化、商业化来解决，必然陷入悖论。在这个问题没有认清之前，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情况仍在恶化，一些地方政府“拍脑袋”、“灵机一动”的“鲜招”却不断出台。
譬如，北京发放了几年的“养老券”，大部分老人只能拿来走几条街去买几次包子，既浪费了行政资源，又麻烦了商家和老人，还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尝试“居家养老服务一条街”，把条老街挂个牌匾，在理发店、饭店门口订个标识，就算作“居家养老”的一个“工程”。
知道养老是个事，却不当成事；养老是还旧账，却不拔现钱——这正是养老问题的死结。
几代人难逃之惶恐——
我们养老靠谁
眼下，“个人养老”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养老焦虑，已使得各个阶层和年龄层人群共同陷入“亚健康”状态。
6月2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到中国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7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延迟退休成为近期民众热议的话题。
智慧而无奈的网友编出笑话调侃自己的未来：“去公园遛鸟之前，先扶老爸去单位上班。”
综观各方议论，反对的声音集中在“养老公平”这一话题：支持者将其视作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妙招，而反对者则提出此举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且有违社会公平。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今年“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年会（2012）”上发言时谈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在坚持并巩固普惠性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增进这一制度体系的公平性，真正促使这一制度从形式普惠走向实质公平，让全体人民真正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可见，解决养老问题，公平是基础。
同时，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样引起了與会专家学者的思考。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校长助理林义指出，人口老龄化、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工资快速增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等因素，使得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成为一个重要挑战。他建议，需要尽快健全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制，完善保值增值办法。
今年3月，广东省政府委托全国社保理事会，投资运营该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地方政府迈出尝试第一步。
在一些地方，“养老金双轨制”正在进行尝试，有望“破冰”。在深圳，1800名聘任制公务员将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2010年7月13日之后新进入事业单位的职员，取消退休制度，基本养老和社会养老直接接轨。
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也需优化。当前，制度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过分倚重基础养老保险。6月，上海上报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税收递延养老保险有利于鼓励个人进行自主的养老保险投资，弥补现行基础养老金与在职时收入差距较大的缺憾。
责任编辑 谷胜男
最近的热点新闻，不论是延迟退休还是养老金缺口，都从经济账本的角度来考量着中国养老出现的各种现象。但一片争论之声过后，焦虑加深，大家集体陷入了无解的茫然。
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家庭养老式微
89岁的黄耘田退休前是处级干部，如今，每个月退休金3500元。这个数儿，在北京这个地方不高不低，说“不高”，是因为这点钱远远不够住进养老院；说“不低”，是因为大部分退休人员还拿不到这个数儿。
四男三女，有七个孩子的黄耘田在年轻时压根没为养老发过愁。“过去老人没收入还都有儿女养着呢，何况我自己有退休金。”可如今，摆在面前的事实是，孩子们照顾自己根本不现实。
“儿子们都60多岁，自顾不暇！老大自己腰腿都不好，其余的孩子忙于照顾孙辈，累得团团转。就小女儿没有负担，可她没退休呢，家里还有婆婆要照顾。”就这样，儿孙满堂的黄耘云前几年一直一个人生活，单位分的房在5层，没有电梯，下趟楼不容易，只能靠儿女们隔三差五买来的菜对付着，两三天吃一次新鲜饭，平时就热点剩的。
年初，在全家人的催促下，黄耘田到保姆市场请回个最便宜的保姆——1800元/月。“每月3500元，刨去给保姆的钱，电话、水、电、煤气费，剩下的只够我和保姆的日常吃饭和开销了。”一下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遇上亲戚朋友有个红白喜事，要往外掏钱时黄耘田颇费思量，“最怕保姆说要涨工资，为这都换了3个保姆了。”
黄耘田只是上亿家庭养老大军中的一员，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超过80%甚至90%的老人都选择在家养老。可与其说是家庭养老，实际情况却是自己养自己。“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众多老人生活在高龄、空巢、孤独、病残的状态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的老人已在家中过世多日，直到邻居报警家人方才知晓。
生于1930年的蔡女士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养老问题。
“感触最深的就是近20年来退休金的变化。”蔡女士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她退休时，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不过几百块钱；那时，不同性质单位的差距也比较小。”可近几年，她和老同学之间的退休金已经有超过一倍的差距了。
而在农村，那些没有退休金的农民则只能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老年生活十分不易，有病几乎不敢看，生活没有保障，有的甚至没有尊严。
特别是近十年，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他们刚刚走向社会，父母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一位老人感叹，身边的老人都尽量不去麻烦自己的孩子，一是考虑到现在的孩子们生活也不容易，负担重；二是怕过多的要求招致孩子嫌弃，“平时有什么事，能不麻烦就尽量不麻煩孩子” 。
中国家庭已经进入“421”型的倒金字塔结构，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都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中国式养老难题如何求解？
三十年难兑之承诺——
政府养老死结
延续了30多年且仍在执行的独子政策，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乡失去照料的老人越来越多。依靠家庭成员赡养的养老方式，显然已经步入泥潭。
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大变局。
“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这是当年的口号，也是言之凿凿的承诺。它说明政府对独子政策的长期后果早有预见。但如果承诺只停留在口头，那就是空头支票，后果将是几代人对于生育权的部分牺牲，得到的却是老来尊严的丧失和子女的不堪重负。
最近的实例，就是个别地方十几年前制定的缴存一定数额养老金的措施，到头来只能每月兑现两元。
显然，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已经正在逐步显现。
即便在社会保障覆盖的范畴内，通货膨胀正造成养老金购买力的不断缩水，老人经济上难以独立。因为穷，失去赡养的情形在不断扩大。更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还远远不够。
在农村，由于集体经济凋敝，五保户、敬老院等传统的福利体制难以为继。老年人无奈于眼前，年轻人惶恐于未来。
养老问题，让社会的几乎所有个体，都陷入了难以言说的不安全感之中。
未来尚可缓冲，眼下的问题已经岌岌可危。尽管眼下城市里各街道、社区一般都设有公立的养老机构，但硬件差，环境也不好，只具备低级的吃住功能，没有尊严可言，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养老”。
本刊记者走访北京市和平小区时了解到，这个小区有人口15000人，其中30%以上为老龄化人口。子女赡养不足，社区也没有高质量的养老机构，使得小区绝大多数老人处于养老缺失状态。该小区不久前建起了一家小型的养老机构，但每月数千元的昂贵费用，使得入住者寥寥。
各地多年前已开始了一轮大建养老院的运动，也吸引了部分资本的投入。但养老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使得这些养老院因豪华而远离老人。比如北京的大型养老院都在五环以外，有些还有高尔夫球场和室内游泳池——其可以实现部分人的养老，但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
眼下和未来遭遇的养老难题，是发展所欠下的账。所以，为群众养老，是政府的责任，只能考虑社会效益。纯商业化的养老机构，其立意和动机与养老问题背道而驰。但是，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面前，几年就会换届的地方政府显然有自己的考虑。
更何况，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养老院项目，成为了房地产或商业项目用来圈地的幌子。最近爆出新闻，南京浦口区泰山街道正在使用的老人院条件恶劣，雨天漏水，但其之前投资5000万元建成的养老院，被刻意闲置三年后最终变身人才公寓。
面对汹涌而来的老龄潮，生活方便，收费低廉，为普通老百姓设置的养老机构还没有大量出现，可靠便利的入家服务仍远在天边。养老，政府必须设计出合理的制度框架，并需要做足心理准备，拿出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如果政府寄希望于通过产业化、社会化、商业化来解决，必然陷入悖论。在这个问题没有认清之前，情况只会继续恶化。 情况仍在恶化，一些地方政府“拍脑袋”、“灵机一动”的“鲜招”却不断出台。
譬如，北京发放了几年的“养老券”，大部分老人只能拿来走几条街去买几次包子，既浪费了行政资源，又麻烦了商家和老人，还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尝试“居家养老服务一条街”，把条老街挂个牌匾，在理发店、饭店门口订个标识，就算作“居家养老”的一个“工程”。
知道养老是个事，却不当成事；养老是还旧账，却不拔现钱——这正是养老问题的死结。
几代人难逃之惶恐——
我们养老靠谁
眼下，“个人养老”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养老焦虑，已使得各个阶层和年龄层人群共同陷入“亚健康”状态。
6月2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到中国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7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延迟退休成为近期民众热议的话题。
智慧而无奈的网友编出笑话调侃自己的未来：“去公园遛鸟之前，先扶老爸去单位上班。”
综观各方议论，反对的声音集中在“养老公平”这一话题：支持者将其视作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妙招，而反对者则提出此举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且有违社会公平。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今年“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年会（2012）”上发言时谈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在坚持并巩固普惠性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增进这一制度体系的公平性，真正促使这一制度从形式普惠走向实质公平，让全体人民真正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可见，解决养老问题，公平是基础。
同时，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样引起了與会专家学者的思考。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校长助理林义指出，人口老龄化、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工资快速增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等因素，使得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成为一个重要挑战。他建议，需要尽快健全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制，完善保值增值办法。
今年3月，广东省政府委托全国社保理事会，投资运营该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地方政府迈出尝试第一步。
在一些地方，“养老金双轨制”正在进行尝试，有望“破冰”。在深圳，1800名聘任制公务员将实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2010年7月13日之后新进入事业单位的职员，取消退休制度，基本养老和社会养老直接接轨。
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也需优化。当前，制度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过分倚重基础养老保险。6月，上海上报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税收递延养老保险有利于鼓励个人进行自主的养老保险投资，弥补现行基础养老金与在职时收入差距较大的缺憾。
责任编辑 谷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