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是王阳明先生的出生地，也是浙中王学重镇。但就在余姚，还有一位极其重要的阳明亲传弟子孙应奎，学者称“蒙泉先生”，尚不太为今人所知。其实，从政治、学问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孙应奎可谓深得阳明学精神实质。
　　阳明后学宗师
　　孙应奎先生于《明史》有传，但未见生卒年记载。钱明、王孙荣两位先生根据孙应奎的诗作《癸酉元旦寿届七旬》，推知其生年；又据邵廷采《王门弟子所知传》中称其“年八十三卒”，且孙应奎又有诗作《八旬咏怀》，则必年过八十，故推算其卒年为万历十四年。且《余姚县志》亦云孙应奎“年八十三而卒”。两位先生言之有据，当可信从。又据赵志臯《寿孙蒙泉先生夫人岑氏双寿叙》，其中言及“戊辰”年（1568）“时翁已六旬五”，加上这条材料，便可坐实孙应奎先生的生年为甲子年，即公元1504年。先生八十三岁去世，则为万历十四年（1586）。
　　鲍照的诗句“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可谓孙应奎先生的人生写照。孙应奎十岁的时候父亲“病羸”，一家贫苦，由母亲教课、读书。然而孙应奎年少就立下大志，刻苦努力学习，常常负笈远游。十八岁时，听说阳明先生大力倡导圣贤之学，众望所归，便前往拜师。二十二岁，孙应奎乡试中举后，再次拜访阳明先生。在去参加会试之前，有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得到阳明亲传。阳明先生知道孙应奎气质非凡，便亲自教导。据孙应奎回忆，阳明曾在天泉楼亲手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传习录》。关于另一本书，钱明先生认为有可能是《朱子晚年定论》，但笔者认为也可能是与《大学》相关的著作，因为孙应奎自述，此次亲炙，阳明亲授经文，而且强调学问宗旨全在“致知格物”四字。后来，孙应奎作《大学衍义补摘要》，也在《朱子抄》之前。
　　嘉靖八年（1529），孙应奎先生登进士第。年底，阳明先生逝世。嘉靖九年（1530）四月，孙应奎官居礼科给事中，与右都御史汪鋐、编修程文德等八十二人主张郊祀典礼改为分祀。是年五月，为追念阳明先生，薛侃建天真精舍，孙应奎与范引年等开始董其事。嘉靖十四年（1535），孙应奎因极力弹劾汪鋐，忤旨下诏狱，已复杖阙下，后与曹逵等被降级，谪华亭县丞，又移江阴令。任职江阴县令期间，他疏浚九里河、经河，这大概是最早的治水政绩，也为其后来在山东反对开胶河，在河南总理河道等积累经验。嘉靖十八年（1539），孙应奎任江阴知县期间，修青云楼、题匾；是年，刻成《朱子抄》。
　　进谏弹劾高官汪鋐，为孙应奎获得震动朝廷的“孙给谏”之名。孙应奎为官，一贯有着“直”的名声。后来转任江西左参政，当时严嵩把持国政，任职江西的大小官员无不送礼归附，单单孙应奎先生就不去讨好严嵩。嘉靖二十八年（1549），孙应奎由右佥都御史升为左副都御史。又迁山东按察使，左、右布政使，期间修岱庙视工，也参与祭祀岱岳典礼。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戊戌，孙应奎先生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逾年罢归，居家三十年。
　　学以经济国家
　　钱明先生在《浙中王学研究》一书中论及孙应奎，将其归入“浙中王门的实学形态”。从实践性品格来看，孙应奎的确很好地承接了阳明学。赵志臯在《寿孙蒙泉先生夫人岑氏双寿叙》中评价孙应奎是“社稷器”，又云：“大抵翁之为人，简重宽博，明于大体。居常恂恂，未尝言。及与商政事，则徐出一言以断之，久之，金可铄，石可泐，翁之词竟不易也。誉之所在，不与众趋；毁之所归，不以智免。推所包纳则沧溟未为广，泰山未为高也。”
　　孙应奎为官，最大的特点是“直”，能坚持是非，有浩然正气。早年任职礼科给事中，孙应奎与同僚上书弹劾汪鋐，其所奏《斥大奸以除恶本疏》载于史册。明代过庭训撰有《明朝分省人物考》，认为孙应奎“其为人刚直自负，能坚持是非不可夺。居官声绩矫矫，断狱虽忤权贵，必伸其法”。即便致仕家居三十余年，孙应奎依然保持高洁之品格。据《绍兴府志》记载，同乡赵文华欲与孙应奎联姻，见面后不敢发言而作别。赵文华在明史上官至右副都御使，但他认严嵩作义父，后来被查出贪污大量军饷。赵文华见孙应奎先生而不敢发言，可知先生之正气凛然，小人自远。孙氏家学醇正，贤良辈出。孙应奎先生以其子孙汝宾，进阶为通议大夫。
　　思想家、政治家的身份之外，孙应奎先生也是一位刻书家，为文化承传尽己所能。
　　孙应奎主要有四类直接相关书籍存世或见于书目。一是读书摘抄类，包括嘉靖十二年（1533）刻成的《大學衍义补摘要》、嘉靖十八年（1539）刻成的《朱子抄》。这两种书国内大学图书馆都还有收藏。值得注意的是，孙应奎官任上最早刻成的《大学衍义补摘要》，对其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作用很大。宋儒真德秀作《大学衍义》，明儒丘浚作《大学衍义补》，具体阐发《大学》的“治国平天下”。丘浚在《大学衍义补》的卷首，续真德秀“诚意正心之要”，补“审几微”一节，包括：审几微，察事几之萌动；审几微，防奸萌之渐长；审几微，炳治乱之几先。丘浚这些“审几微”的大量论述，对孙应奎的“几学”思想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此，就孙应奎思想研究来说，《大学衍义补摘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而在孙应奎步入官场的早期，他特意“摘要”此书，也应当对其后来仕途浮沉产生了不小影响。
　　其次是与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献整理与刊刻。孙应奎较早地在湖南刊刻《传习录》，为阳明学在湖湘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经营杭州天真书院期间，孙应奎又编纂《天真精舍志》，足见其在天真精舍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再次是家学文献刊刻，包括嘉靖年间刻成其祖先孙梦观的《雪窗集》，万历年间刻成其父孙钥的《栖溪集》，以及《孙氏世考录》等。三是个人诗文集的出版，包括朱睦?的《万卷堂书目》记载的“《蒙泉集》一卷”，以及万历年间刻成的蒙泉传世著作《燕诒录》。《绍兴府志》言孙应奎先生“书史之外无余物，好接引后进”，应当是就其大量刻书传学活动而言。
　　大力推进阳明学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概括孙应奎承传阳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钱明先生指出，孙应奎为阳明学派的门户建设做出三方面工作：刊刻阳明著作、经理天真书院、编纂《天真精舍志》。具体来看，孙应奎不仅与蔡汝楠较早地在湖南刊刻《传习录》，而且协助钱德洪编纂《阳明文录》，因此在《阳明全集·编辑文录姓氏》中排第三位，仅次于徐爱、钱德洪。嘉靖九年（1530）五月，薛侃建天真精舎，孙应奎与董澐、刘侯等董其事，主要负责财务管理。隆庆五年（1571）辛未，孙应奎先生编纂《天真精舍志》，力主强化天真精舍对阳明的祭祀活动，以聚拢后学。
　　书院文教建设方面，孙应奎一直以来都是颇为用心支持和经营。任江阴知县期间，孙应奎即大力支持书院事业，例如嘉靖十一年（1532），知县李元阳重修延陵书院，其中的一处“池亭”有匾曰“澄然”，为孙应奎先生所题。后为湖广提学，孙应奎在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首先德行，行冠礼，行射礼，与白石蔡公讲论石皷，刻阳明先生传习录，敎诸生践履实学，勿为口耳空谈”（李安仁：《石鼓書院志》，明万历刻本，上部，第55页）。万历十三年（1585），在余姚，孙应奎先生为《重修儒学记》书碑。也正是因为先生在姚江学派中的地位重要，黄宗羲提议将孙应奎等八人列入姚江书院《祀典》。
　　长达三十年的居家，给了孙应奎先生充足的时间来继承发展良知学。先生治学，主要靠自修自悟，所读书精而不杂，比较专注于《传习录》《大学》的研究，当然还包括对朱子、陈白沙等先儒思想精髓的汲取，也通过与其他阳明弟子的交游，切磋学问。孙应奎准确地把握住了阳明学的精神实质，坚持“体用一原”说，以“致知”统括格物、诚意、正心，进一步巩固、丰富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尤其重要的是，孙应奎抓住阳明师曾言良知萌动处的“几”，把良知学推向深入。他后期提出“真几”，事实上完成了对“良知”说的超越。孙应奎《天真精舍和师良知诗四首》中的第二首写道：“无极真几更属谁？由来太极是良知。空中感应原无体，才着良知便有为。”（《燕诒录》卷九，第九至十页）孙应奎提出：真几是无极，良知是太极。而《道德玄经原旨》谓“太极乃物初混沦之太一，无极乃太极未形之大虚”。由此可管窥孙应奎对阳明学的深入推进有着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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