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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政治”是中国政治实践的基本方式。中国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传统，过去全民讲政治，是全面化的政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视野下，虽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生活中淡化了政治，但政治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仍然以“核心政治”的方式保障和推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这是中国现代化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从“全民”政治到“发展”政治，再到“民生”政治，体现了从“全面政治化”到“政治核心化”的政治发展过程。
[关键词]发展政治学；核心政治；改革与发展；推力与保障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09-04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如何提炼、剖析30多年来中国走过的改革道路，总结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出现了多种解读。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因此笔者将以发展政治学为视角，通过中国政治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照，来解读三十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核心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我们解读“中国经验”的独特视角。
一、发展政治学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发展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另一种说法，起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主要研究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经将早期发展政治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关注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展政治学越来越从强调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民主体制)转向承认后发展国家本身所固有的政治体制在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以及维持其相对稳定的重要性，即承认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多样性。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开始从政治视角研究现代化发展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与运行方式的变化。正是他的研究，把人们对现代化的关注从经济领域拉到了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人类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合理性控制的扩展。在当代，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发展主要是指后发展国家在整个社会实现现代化转轨过程中，本国政治体制所起的作用及其为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转轨所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的变迁。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整个政治体制的合理化与理性化，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起到应有的加速和推动作用。
从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东亚四小龙在快速崛起时期，实行的都是权威主义主导下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制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逐渐引入，而此时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这种政治实践的新发展，促使西方发展政治学研究重新估量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在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转轨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土壤紧密相联。韦伯曾指出，新教文化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宪法中关于制约与平衡的条款即来自清教主义的这种影响。法治精神和诚信原则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然而中国等一些后发展国家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相应的文化资源缺乏，而必须的法治监督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政治核心把握大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指导，各级政府与企业就很难紧密协调，而现代化转轨，尤其是市场经济转轨就可能演变成难以调控的无政府状态，苏东剧变就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一个尚不完全具备现代化发展条件的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必须适合自身的国情，以稳妥的步骤，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只是一种站在西方的角度而不顾及中国实际的片面认识。试想，如果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与发展，何以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与改革开放前的巨大区别。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传统，过去全民讲政治，是全面化的政治，但政治的泛化既没有推动政治的良性发展，也没有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和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之后，作为“政治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化视野下，改变了旧的政治思维，更新了政治发展理念，调整了政治工作的重心，推动我国政治梯度发展、渐进改革。虽然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淡化了政治，但并不是不讲政治，而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讲“大政治”，把政治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和基本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核心”，以“核心政治”、“第一要务”的方式保障和推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这是中国现代化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从“斗争”政治到“和谐”政治，从“全民”政治到“发展”政治，再到“民生”政治、“民主”政治，体现了从“政治全面化”到“政治核心化”的政治发展过程。也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转化。
二、“核心政治”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运行机制
如果说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少数人的专制制度，近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是部分人的民主政治，那么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则是人民共同体的核心政治。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实践是人民型政治实践，人民型政治实践的组织化必然形成自身的政治核心，政治核心内导政治实践的政治机制，则被称为核心政治。核心政治是政治生活主导因素核心化的一种组织方式，它有别于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核心，政治核心主要指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而非“主导政治生活”的主导机制，因而核心政治内含政治核心而又高于政治核心，是一种人类社会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方式。而核心政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模式的理论总结，主要指在创新民主政治运行方式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以其自身所积累的政治优势，在多元主体政治互动中，不断内聚成民族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结构核心，进而主导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发展方向的运行模式。
1. 从内在逻辑结构上讲，核心政治是以“核心利益”为政治基础，以“核心组织”为政治主导，以“核心价值”为政治理念。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核心利益是关乎国家存亡和广大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而在中国，人民群众与民族国家在“核心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对内是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 至上，对外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至上。
现代政治也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核心政治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政党由于代表了各自集团或阶层的特殊利益，因而难以成为领导整个社会的核心组织。而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由于其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利益的广泛性，可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力量。随着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人民政治自组织程度也随之提升，并逐渐内聚为人民型政治活动的核心组织。由于其具有总揽和驾驭人民政治生活全局的能力和政治包容性，因而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主导。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社会价值存在的多元就成为必然。而多元政治主体的共存，必须有一个被社会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才能达成政治共识。因为“核心价值”反映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代表了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从而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理念的价值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核心政治的精神纽带和基本政治理念。
2. 从实践运行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核心”，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实行科学决策，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均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政治权力结构的相对集中和领导集团的权威性是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的组织前提。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标志着科学政治对意志政治的现代超越，既避免了少数专制，又避免了西方泛民主的政治弊端，从而有利于科学决策。从政治实践的效果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政治优势的，是一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模式。在这一制度下，能够形成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核心”。这个“政治核心”作为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存在，能够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带来的内耗，使国家整体利益超越各种利益群体的个别利益，实现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社会主义普遍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政治新陈代谢的逻辑必然。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在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探索与发展中，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人民已经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感受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性和人民性。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比较，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感受了这个制度的大同性。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拥护，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
三、中国“核心政治”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和保障
30年渐进式改革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改革都在进行，但不同时期又有所侧重，我们通常把正在做的“中心工作”就称为“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力最的核心，始终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神经中枢和动力源泉。改革本身是国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渐进式改革更多来自体制内部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作为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核心”，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制定了中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且运用“政治核心”力量，把不同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作为当时一种“核心政治”任务来抓，分步推进，步步为营，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就是政治任务(或者说“第一要务”)意义上的“核心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治、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以和谐有序为目标的“民主”政治等，都是一种“核心政治”的体现。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在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急剧转换的同时，而没有发生剧烈和颠覆性的政治社会震荡的原因。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进行了放权式改革，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改革是可控的，“政治核心”作为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
中国改革首先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国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经济改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并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而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体制，要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改革初期，就面临启动经济改革不得不涉及政治的问题。但中国解决经济改革启动时的政治障碍问题，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通过政治制度再造来实现，而是通过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调整而解决了启动经济改革的政治意识形态障碍。虽然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其意识形态已经“去乌托邦化”，社会主义已不仅仅是价值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目标。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体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本质上是通过执政党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和新的补充，实现了政治为经济改革服务的转变，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避免了政治重建的陷阱，走向了低成本高产出的有效改革之路。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将中国社会导入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改革之路，这是一种“发展政治”，即把经济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作为“核心政治”工作来抓，把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进一步丰富了“发展政治”的科学与人本内涵。
如果说建国以来我们主要在强国，那么国家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之后，富民就理应成为首要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是经济改革。而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有效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给老百姓一个更好的生存发展的环境，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发展的成果让全民共享，全体公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收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都是根本问题，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社会基础，是目前最大的政治，即以民生为核心的“民生政治”。它是以改善民生为政治目标，以民生问题作为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和政治资源配置的重心，以民生为准则，把民生的改善和国民的福祉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高标准的一种政治模式。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来源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民生政治的时代特征；以民生为本位的民生型政府也是民生政治的内在要求。原本意义上的民生问题主要是百姓的生活生存问题，是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 活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而在当代社会，民生已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等，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为进一步建立和谐社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以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中国“核心政治”的改革发展及其未来走向
世界上没有永远成功的不变的经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现有的“核心政治”模式还具有政治动员和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等功能，但在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以及弥散性腐败等问题的存在，也警示我们：今后在发展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来保障和解决政治体制自身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
1. 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核心政治体制
核心政治在推动其他改革的同时，必然会引起自身的改革。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便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时地提出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相适应，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领导人的基本共识，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的又一改革战略。
早在1978年提出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就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起变革、经济与社会政治共同进步的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经济体制与原有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充分显露出来。在分析这种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他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此后，邓小平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出发，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合问题。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30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滞后，但从总体上讲，两个方面的改革还是相互配合的。
由于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已经获得了新的基础，而这一新体制实际上已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稳态性与持续性。这种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演变过来的体制，将在未来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因此中国的政治转型，应该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的“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充分考虑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30余年中国“核心政治”的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念，以及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治”到“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的发展路径，均可以体现这一演化路径的特点。
2. 中国“核心政治”的未来走向是中国式“民主政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既遵循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愿望的政治制度。然而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我们党缺少执政经验，我国又有着较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因此一度存在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弊病，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后虽然大大加快了民主法治建设，但中国的民主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我们要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式民主，既包含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普遍性因素，又要反映中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因素，这是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这对于提高全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方向，澄清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世界上并不存在惟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关键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知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过一个“制度化水平”的概念，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看，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化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高出多少。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其制度化特征是比较单一的。因为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富裕而相对稳定的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只要维护现有秩序，经济与社会就会得到自然平稳的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治制度仅仅在于秩序维护是远远不够的。中同制度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权利保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能够同时实现这样的双重制度目标，说明中国还是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
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政治”未来走向的“民主政治”，应该发展中国式民主，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社会平稳、顺利地转型和过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保证。二要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和政党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民主，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政体模式。三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目标模式和实现道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民主素质以及民主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较低，因此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模式，从实际出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开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道路。四要积极吸收西方民主建设的合理形式和方法。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要素，同在经济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某些合理经验一样，在政治上也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民主中某些具有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五要在民主建设中始终注意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变革中，社会成员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可能同时都得到实现，必然使部分人产生了社会挫折感，形成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和民主诉求。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某些不良的政治诉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又要实事求是，谨慎从事，坚持在“政治核心”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推进以民主为核心的“核心政治”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刘吉发，政治实践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刘吉发，核心政治：我国政治发展的理性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0，(1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程学军]
[关键词]发展政治学；核心政治；改革与发展；推力与保障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09-04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如何提炼、剖析30多年来中国走过的改革道路，总结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出现了多种解读。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因此笔者将以发展政治学为视角，通过中国政治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照，来解读三十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核心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我们解读“中国经验”的独特视角。
一、发展政治学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发展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另一种说法，起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主要研究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经将早期发展政治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关注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展政治学越来越从强调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民主体制)转向承认后发展国家本身所固有的政治体制在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以及维持其相对稳定的重要性，即承认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多样性。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开始从政治视角研究现代化发展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与运行方式的变化。正是他的研究，把人们对现代化的关注从经济领域拉到了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人类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合理性控制的扩展。在当代，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发展主要是指后发展国家在整个社会实现现代化转轨过程中，本国政治体制所起的作用及其为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转轨所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的变迁。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整个政治体制的合理化与理性化，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起到应有的加速和推动作用。
从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东亚四小龙在快速崛起时期，实行的都是权威主义主导下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制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逐渐引入，而此时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这种政治实践的新发展，促使西方发展政治学研究重新估量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在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转轨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土壤紧密相联。韦伯曾指出，新教文化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宪法中关于制约与平衡的条款即来自清教主义的这种影响。法治精神和诚信原则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然而中国等一些后发展国家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相应的文化资源缺乏，而必须的法治监督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政治核心把握大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指导，各级政府与企业就很难紧密协调，而现代化转轨，尤其是市场经济转轨就可能演变成难以调控的无政府状态，苏东剧变就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一个尚不完全具备现代化发展条件的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必须适合自身的国情，以稳妥的步骤，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只是一种站在西方的角度而不顾及中国实际的片面认识。试想，如果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与发展，何以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与改革开放前的巨大区别。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传统，过去全民讲政治，是全面化的政治，但政治的泛化既没有推动政治的良性发展，也没有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和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之后，作为“政治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化视野下，改变了旧的政治思维，更新了政治发展理念，调整了政治工作的重心，推动我国政治梯度发展、渐进改革。虽然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淡化了政治，但并不是不讲政治，而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讲“大政治”，把政治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和基本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核心”，以“核心政治”、“第一要务”的方式保障和推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这是中国现代化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从“斗争”政治到“和谐”政治，从“全民”政治到“发展”政治，再到“民生”政治、“民主”政治，体现了从“政治全面化”到“政治核心化”的政治发展过程。也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转化。
二、“核心政治”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运行机制
如果说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少数人的专制制度，近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是部分人的民主政治，那么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则是人民共同体的核心政治。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实践是人民型政治实践，人民型政治实践的组织化必然形成自身的政治核心，政治核心内导政治实践的政治机制，则被称为核心政治。核心政治是政治生活主导因素核心化的一种组织方式，它有别于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核心，政治核心主要指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而非“主导政治生活”的主导机制，因而核心政治内含政治核心而又高于政治核心，是一种人类社会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方式。而核心政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模式的理论总结，主要指在创新民主政治运行方式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以其自身所积累的政治优势，在多元主体政治互动中，不断内聚成民族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结构核心，进而主导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发展方向的运行模式。
1. 从内在逻辑结构上讲，核心政治是以“核心利益”为政治基础，以“核心组织”为政治主导，以“核心价值”为政治理念。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核心利益是关乎国家存亡和广大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而在中国，人民群众与民族国家在“核心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对内是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 至上，对外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至上。
现代政治也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核心政治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政党由于代表了各自集团或阶层的特殊利益，因而难以成为领导整个社会的核心组织。而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由于其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利益的广泛性，可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力量。随着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人民政治自组织程度也随之提升，并逐渐内聚为人民型政治活动的核心组织。由于其具有总揽和驾驭人民政治生活全局的能力和政治包容性，因而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主导。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社会价值存在的多元就成为必然。而多元政治主体的共存，必须有一个被社会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才能达成政治共识。因为“核心价值”反映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代表了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从而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理念的价值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核心政治的精神纽带和基本政治理念。
2. 从实践运行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核心”，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实行科学决策，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均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政治权力结构的相对集中和领导集团的权威性是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的组织前提。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标志着科学政治对意志政治的现代超越，既避免了少数专制，又避免了西方泛民主的政治弊端，从而有利于科学决策。从政治实践的效果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政治优势的，是一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模式。在这一制度下，能够形成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核心”。这个“政治核心”作为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存在，能够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带来的内耗，使国家整体利益超越各种利益群体的个别利益，实现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社会主义普遍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政治新陈代谢的逻辑必然。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在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探索与发展中，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人民已经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感受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性和人民性。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比较，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感受了这个制度的大同性。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拥护，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
三、中国“核心政治”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和保障
30年渐进式改革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改革都在进行，但不同时期又有所侧重，我们通常把正在做的“中心工作”就称为“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力最的核心，始终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神经中枢和动力源泉。改革本身是国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渐进式改革更多来自体制内部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作为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核心”，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制定了中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且运用“政治核心”力量，把不同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作为当时一种“核心政治”任务来抓，分步推进，步步为营，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就是政治任务(或者说“第一要务”)意义上的“核心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治、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以和谐有序为目标的“民主”政治等，都是一种“核心政治”的体现。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在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急剧转换的同时，而没有发生剧烈和颠覆性的政治社会震荡的原因。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进行了放权式改革，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改革是可控的，“政治核心”作为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
中国改革首先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国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经济改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并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而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体制，要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改革初期，就面临启动经济改革不得不涉及政治的问题。但中国解决经济改革启动时的政治障碍问题，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通过政治制度再造来实现，而是通过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调整而解决了启动经济改革的政治意识形态障碍。虽然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其意识形态已经“去乌托邦化”，社会主义已不仅仅是价值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目标。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体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本质上是通过执政党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和新的补充，实现了政治为经济改革服务的转变，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避免了政治重建的陷阱，走向了低成本高产出的有效改革之路。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将中国社会导入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改革之路，这是一种“发展政治”，即把经济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作为“核心政治”工作来抓，把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进一步丰富了“发展政治”的科学与人本内涵。
如果说建国以来我们主要在强国，那么国家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之后，富民就理应成为首要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是经济改革。而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有效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给老百姓一个更好的生存发展的环境，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发展的成果让全民共享，全体公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收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都是根本问题，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社会基础，是目前最大的政治，即以民生为核心的“民生政治”。它是以改善民生为政治目标，以民生问题作为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和政治资源配置的重心，以民生为准则，把民生的改善和国民的福祉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高标准的一种政治模式。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来源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民生政治的时代特征；以民生为本位的民生型政府也是民生政治的内在要求。原本意义上的民生问题主要是百姓的生活生存问题，是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 活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而在当代社会，民生已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等，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为进一步建立和谐社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以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中国“核心政治”的改革发展及其未来走向
世界上没有永远成功的不变的经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现有的“核心政治”模式还具有政治动员和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等功能，但在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以及弥散性腐败等问题的存在，也警示我们：今后在发展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来保障和解决政治体制自身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
1. 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核心政治体制
核心政治在推动其他改革的同时，必然会引起自身的改革。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便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时地提出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相适应，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领导人的基本共识，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的又一改革战略。
早在1978年提出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就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起变革、经济与社会政治共同进步的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经济体制与原有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充分显露出来。在分析这种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他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此后，邓小平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出发，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合问题。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30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滞后，但从总体上讲，两个方面的改革还是相互配合的。
由于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已经获得了新的基础，而这一新体制实际上已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稳态性与持续性。这种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演变过来的体制，将在未来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因此中国的政治转型，应该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的“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充分考虑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30余年中国“核心政治”的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念，以及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治”到“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的发展路径，均可以体现这一演化路径的特点。
2. 中国“核心政治”的未来走向是中国式“民主政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既遵循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愿望的政治制度。然而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我们党缺少执政经验，我国又有着较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因此一度存在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弊病，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后虽然大大加快了民主法治建设，但中国的民主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我们要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式民主，既包含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普遍性因素，又要反映中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因素，这是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这对于提高全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方向，澄清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世界上并不存在惟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关键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知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过一个“制度化水平”的概念，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看，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化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高出多少。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其制度化特征是比较单一的。因为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富裕而相对稳定的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只要维护现有秩序，经济与社会就会得到自然平稳的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治制度仅仅在于秩序维护是远远不够的。中同制度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通过权利保障，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能够同时实现这样的双重制度目标，说明中国还是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
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政治”未来走向的“民主政治”，应该发展中国式民主，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社会平稳、顺利地转型和过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保证。二要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和政党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民主，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政体模式。三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目标模式和实现道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民主素质以及民主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较低，因此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模式，从实际出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开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道路。四要积极吸收西方民主建设的合理形式和方法。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要素，同在经济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某些合理经验一样，在政治上也应当学习资本主义民主中某些具有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五要在民主建设中始终注意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变革中，社会成员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可能同时都得到实现，必然使部分人产生了社会挫折感，形成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和民主诉求。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某些不良的政治诉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又要实事求是，谨慎从事，坚持在“政治核心”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推进以民主为核心的“核心政治”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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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