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事和朋友圈子里,我因为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而闻名,听我脱口而出的苏北家乡话,感觉他们比看东北二人转还有趣。说自己的话,让他们乐去吧。
　　同事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是能说好普通话的,而且字正腔圆,只是一般不说。他们常常会绘声绘色地复述本人与中央级媒体通话时的场景。其实,我说出来的仅仅是几个“普通句”:您好、谢谢您、好的、再见……可到了他们嘴里,几经加工,我的普通话就立即上了台阶。
　　在一个以普通话为主体的交流环境里,我操一口家乡话,自然成了另类,对此我倒也无所谓。但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有那么一次,我在家乡话面前,突然选择了退缩,我回应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我在电视媒体工作,几年之前我们推出了一档民生新闻节目,节目组常常会接到来自基层的投诉,多半是来电、来信,也有亲自上门反映问题的来访。我们电视台门前,每天人来人往,跪的哭的,屡见不鲜。
　　有一天下班,正走出单位的大门,被一个来访者截住,看他的神色,可能是风尘仆仆刚刚从乡下赶来的,他劈头就问:“师傅,请问信访局在哪块?”对方的发问,并不令我意外,因为信访局就在附近,而他憋出来的那句普通话,我一听就知道,他是我们那块的,说的是特别亲切的乡音。天色已晚,我的心不禁一紧,边做手势边说:“噢,前面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就是。”说完我逃也似的一路快跑,而我刚才在答话时,刻意使用的是普通话。不为别的,我怕他在遥远的省城,一旦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会误把我当作“救命稻草”,而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民生新闻节目又能为他,还有和他一样的人做些什么呢?在我逃离的那一刻,我知道,曾经的血气方刚,曾经的职业理想,统统已成为“过去时”。
　　在我们电视台的接待大厅里,一对婆媳是常客,她们希望电视台能帮她们反映拆迁的不公待遇。可能是上访的次数多了,婆媳俩已经有些偏执,每次来都是絮絮叨叨地重复那些问题,而且说得漫无边际,记者接待一回两回,开始烦了,保安接待N回之后,也开始烦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平时脾气很好的保安居然气势汹汹地嚷着将她们轰了出去。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蛮难受的。可是,再换位一想,我在保安那个岗位上,每天面对那些不依不饶的上访者,爱莫能助的我,能不烦吗?久而久之,能心平气和吗?
　　婆媳俩的那一口乡音,每一个字,我都能听懂,也都听着。然而我始终没敢搭腔,心里并不平静:她们反映的或许是真实情况,或许只是部分的真实,或许只是她们精神上出了问题,不管怎么说,她们持之以恒地投诉、上访,背后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到底要等谁来破解?媒体?网络?信访部门?当地相关部门?
　　任何一个社会、时代、国家,都会有问题、有矛盾,所以,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其实是它文明程度最真实的试纸,因为他们是“水桶”最短的那块木板,他们身上承载着太多的社会问题。在这张试纸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懦弱和麻木。
　　那些挣扎、呐喊的弱者,他们也是应该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着。
　　我期盼可以大声、热情地讲家乡话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