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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读过程光炜先生《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留下较深印象；2015年修订本出，又订购一册。故见到《文学史二十讲》出版信息，况且字面意思显示此书为授课记录，毫不犹豫购买了一册。这十几年来有不少学者的讲课记录很是风行，有些读起来真的过瘾，比如洪子诚先生《问题与方法》便是（亦出修订本），理性、宽容的讲述中，不时夹杂几句温和而机智的调侃和嘲讽，既照顾到了课堂要求，又表现出了学术识见，更有一种难掩的锋芒。
《文学史二十讲》似乎有一点不同，虽是讲课稿，却并无多少课堂即兴、轻松的气息，读起来反倒感觉像是一篇篇严谨的论文。事实上，程光炜先生已经贡献出了一些可贵的理论，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问题，尤其面对文学经典时，程光炜先生说，此中便存在着一个难度———如何既能进入历史之中，又不被它完全控制；怎样吸收已有成果、受到启示，又能于一定距离外认识和反思这种启示。包括研究者自我的“历史化”，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点，“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因而，一种有距离的也即有“分寸感”的学术意识，就是十分必要的[1]。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相关的，还有“陌生化”“当代性”诸多理论视点，都是程光炜先生建构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个重要概念。
一门学科的建立、兴盛，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学养。程光炜先生受启发于巴尔扎克语“小说家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学家”，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一项极高要求：
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理当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即使他们不去做烦琐的考证、辨伪，不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长期艰苦地寻找和爬梳，那他们也得具有历史学家客观的眼光，沉静的心境，宽阔的视野，以及把当代意识植根在复杂、缠绕、矛盾的大量问题之上的习惯。更具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与此同时也应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应该在为什么是这样的思维层面上寻找当今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总是停留在它是什么的思维层次上。[1]40
文学史家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这在理论上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一流的文学史家同时还得具备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发现作品的优劣，看穿一些伪经典文本。可惜这样的文学史家还是太少。值得一说的倒是文学批评家。赵毅衡先生多年前论述“未来小说”的一篇文章中，点名指出有批评家称赞《末日之门》乃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未来小说一语，带点挖苦意味地说：这显示了“当代文化人”读书不够[2]。中国第一部未来小说系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王小波发表于1997年的中篇《白银时代》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是2020年”，也是一部典型的未来小说。收入《王小波全集》第七卷里的其他三部中篇《未来世界》《2015》《2010》，均可视为未来小说。无怪乎赵毅衡先生要无所避讳、语含讽刺了。缺乏历史意识，一些批评家们会轻率地用极致的语言夸赞一部刚刚发表的作品，这在当前的文学界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程光炜先生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本身就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予人启发多多。读他的文字，如入宝山，相信不会空手而返。
白璧微瑕。第八讲和第十五讲中关于刘心武和路遥的议论，尚有需要补充、纠正之处。
在评价《刘心武研究资料》一书时，程光炜先生引用了刘心武本人回忆《班主任》写作背景的文字，刘说这篇小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在中学10多年的生活积累，因而是“真情实感的产物”。程先生接着评论道，读了刘心武的这些讲述，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作家及其作品，“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能让人们“重温并回到了那个朴素的年代”；同时，程光炜先生着重强调了，在当下“娱乐消费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班主任》则更显示了它的“意义”，“大家才又怀念起《班主任》的年代，进而希望重新发掘它的那些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价值”[1]146-147。
已有的文学史实证明，事情不尽如刘心武所说的那样。
据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记载，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抓科学、教育工作，提出了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思想观点。作为处在时代“潮头”的刊物《人民文学》，在当时可谓“闻风而动”，不久，刘便拿来一篇名为《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3]。可见，这篇小说并不像作者本人所说是“真实情感”的流露、10年中学教学生活的结晶，而是典型的命题作文，是主题先行的小说———用极其笨拙的、仍未脱离“文革”文学的模式，图解了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主题。小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引起四面八方的反响、赞誉，真正的“秘诀”在于，它被当作工具碰触并表达了被压抑太久的时代愿望———把搞乱了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重新摆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度颠倒过来。它的成功，就在于政治正确性；它的价值，亦在于高度的“意识形态化”。197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评委会上，孙犁先生直率地说：“《班主任》政治上很好，但艺术上不成熟，写得枝枝蔓蔓。”[4]孙犁先生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作为当时时代的见证者，作为文学界中人，他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为不刊之论。
《班主任》本身不值得议论。它未脱“文革”文学模式，与具有崭新精神面貌的新时期文学根本不同调。它有一个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的巨大漏洞———把一個中学生写得面目可憎、冥顽不化，无非套用了现成模式，即过去是“臭老九”坏透了，现在则轮到学生该受教育了，恰与现实无关。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新时期伊始，那些左得荒谬、坏到无药可医的，正是成年人；那些构成改革开放阻力、还想停留在阶级斗争年月的，正是成年人。在每一次转型时期，远远地走在成年人前面的，多是年轻人。至于程光炜先生说，在“娱乐消费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阅读《班主任》让人怀念一个“朴素的年代”，并会发现《班主任》的意义和价值，则让人殊难理解。有那么多好作品可供选择，为何要读无艺术性可言的《班主任》？药方可能开对了，药却抓错了。比起那种还残留着阶级斗争余绪、动辄剑拔弩张的年月，娱乐消费的社会才真正提供了一个精神丰富、价值多元的空间。 《班主任》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了一个不应属于它的位置。现在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文学史教材，一提起新时期文学，似乎不谈《班主任》便无从说起。“鱼目”能够混珠，这在文学、人文领域，反而多见。但是，当代文学毕竟还是有一些批评家，就像程光炜先生所说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把《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肇端”的标志性文本，是大成问题的。这个人，就是批评家李敬泽先生。2009年，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所作导言中，李敬泽先生说，在通行的文学史叙事中，把《班主任》《伤痕》当成开端性作品，已经“形成了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般知识”；但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由于其“新闻与事件”性质，而非文学经验。
但新闻与事件不等于生活，文学的新闻和事件同样不等于真实生成的文学经验。现在是2009年，31年后重读“伤痕文学”的两篇代表性作品，以“同情的理解”，我能够领会它们在那个时代的勇气和诚挚，也能够理解作者如何受制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视野；但《班主任》和《伤痕》作为政治文本的意义远超过它们作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在文学上，它们并未开辟未来，而仍然停留在过去。“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支配着伤痕累累的写作者们，政治指向已经掉转，戏剧中的角色已经更换，但小说家所操持的语言、他与语言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处于“作者已死”的状态———法国的后现代“革命”理想在中国的前现代“革命”中得到了完美和绝对的实现。
新时期文学发端性作品，或小说解冻的标志性作品，李敬澤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当始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它的主题是“我”与“我的人民”，但“人民”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先验范畴，而是作家个人情感及经验“体认和选择的结果”。
由此，张承志确证“我”在———我思故我在，一种笛卡儿式的命题成为文学的解冻剂，“我”的声音从宏大历史和人群中区别出来，它不仅是一个人称、一只书写的手，它成为主体，文学由此与生命、与世界和语言重新建立直接的关系。如果上帝在的话，那么他也有待于个人的独自寻求，这在1978年无疑是一次革命，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领会此事的革命性。[5]
2009年距今又是将近10年时间了，李敬泽先生的看法和观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但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最终将会走到这个人所指向的开端。
再看路遥。第十五讲评介《路遥创作年表》时，程光炜先生说，他发现路遥因童年时期不幸的经历养成自卑而又自负的性格，控制着亦决定着其创作走向，反映在小说人物高加林、孙少平等身上，则是集自私、执着、进取、功利等于一身的性格因素，“在一个重大转型的中国，任何这种非常自私、功利和顽强的精神气质都是受到鼓励的，是被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可以逾越各种道德和法律栅栏的，因为这种历史语境需要千百万像他们这样的人去支撑、去响应、去拥戴，33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也来自此。这是我们内心都深深知道的一个道理”。所以，研究路遥作品时，需要反省其中人物的“看似超时代、病态的和不可理喻的性格特征”，也“应该把路遥小说放在文学史的环境之外”[1]292-293。
程光炜先生以一个文学史家宽阔的视野发现了，研究路遥小说只局限于文学史范围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问题，文学史之外的路径，或许也是一种可行性选择。但是，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人物性格尤其那种病态性格上，则有值得商榷之处。
路遥早年的不幸经历，一句话，就是穷怕了，所以，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高加林只要能离开穷得没有指望的农村，使出什么手段都可以。高加林等农村青年的悲剧，直接源于户籍管理制度，这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话题了。日本学者安本实较早地发现了户籍制度导致高加林人个奋斗归于失败[6]。需要补充的是，1958年正式出台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前后，此制度经过了一个持久的、未曾间断的完善过程：1956年至1958年，为阻止灾区和非灾区农民“盲目外流”、进入城市，政府共发布过3个文件，即《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1962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格控制”；1975年修正后的《宪法》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197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其中规定要“严格控制”“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至此，“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管理结构完全形成”[7]。路遥的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高加林们与户籍制度之间暗含着一种张力关系：此种制度的管控力越强大，高加林们的逃离欲望越强烈；悲剧在于，他们只知道自己要什么，却不知道阻力来自何处。这恰好说明了，正是户籍制度造就了高加林们，而在同期城市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就少有类似的人物。路遥在一次访谈中说道，高加林这种人物形象不仅仅农村中才有，各行各业都有，有城里的高加林，有工厂里的，也有大学里的[8]。这根本不对。
路遥这一代作家不可能质疑户籍制度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盲区。这也是路遥最大的局限。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很老实地写道，“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因而路遥把人物的悲剧归结为其自身性格因素，比如，高加林的失败，大半源于其性格中的“庸俗性的因素”[8]64，563。当年的文学批评以及后来文学史研究基本上顺着路遥的说法往下说，变成一种道德批评和道德谴责，指责高加林抛弃心爱的农村姑娘，到城里去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释读法。其实，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二人相爱，无人可以替代。许多文章探讨高、刘的爱情悲剧，本身就是伪问题。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都有过设想和谋划，小说第十一章有一节文字：高加林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到外面当一个工人或干部，“最好把巧珍也能带出去”，可转眼间又否定了这一想法，认为是瞎盘算。他当然不知道，他手里缺一个城市户口本。比较而言，女主人公的设想要现实得多：“……只要有门道，我支持你出去工作！……将来你要是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里来和你住在一起……”路遥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到，他让女主人公说出的这几句话，透露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普遍现象：丈夫在城市工作或打工、妻子在农村种地带孩子的家庭模式，社会学上有一个术语，叫作“1/12”型家庭，即夫妻分居，一年12个月中仅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一起生活[9]。可是，那个只要有机会就连联合国都想去的男主人公实在等不及了，毅然抛弃痴心姑娘，一力冲进城市。他使的力未免太大了，而且用了不正当手段。程光炜先生视此种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的盲目力量为一种令社会前进的“活力”，则值得讨论。 与贫穷相关联的，还有路遥早年身受的屈辱。1968年年底，已经身为革委会副主任的路遥，再度被迫返回农村；1971年，在一场“昏天黑地”的恋爱中，将自己的招工指标让与初恋情人，不久便被对方抛弃。政治上被踢出局，恋爱上被女友甩掉，路遥过早地尝到了、也尝够了被抛弃的滋味。对一个生命力旺盛且颇不安分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深深的屈辱，已经积淀成为其内心深处的一个创伤。据厚夫《路遥传》，路遥一度曾想自杀；有人亲眼看见，路遥大冬天身着白衣，自称“为自己戴孝”[10]。据路遥的一个朋友回忆，1987年，已经成名的路遥有事到北京，在王府井一带寻找一家门市部，情绪激动，在大街上快步如飞，见人撞人，見物撞物，原来他在寻找那个给自己“雪上加霜”“反手一刀”的情人，此刻是一家市场内的售货员，要亲眼看看她的现状[11]。其内心的怨毒之情，甚至都不稍加掩饰。作为参照，再来观察《人生》中女主人公刘巧珍，就会发现这个具有金子般美丽心灵的农村女子，其实是一个理想人物，她的身上曲曲折折地寄托着路遥的心思和创伤；刘巧珍的被抛弃，正反映了路遥被抛弃的深深的屈辱。就此而言，《人生》的写作实际上就是路遥对他本人的一次文学治疗。
路遥原本是想通过这个文本来抒发他的不平之气，他有痛感，并把这种痛感真切和深切地表达出来，无意间，也恰好契合了当时不少身受压抑的农村青年的心灵，恰于一个合适的时机里传达出了他们的心声，渐次会聚成一种洪亮的声音，也成就了一个名篇。
好的文学治疗作家自己的心灵伤痛，只有坏的文学才想着去治疗别人、改变别人。也许，这是路遥至今还在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
注释
[1]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2]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7.
[3]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241.
[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15.
[5]李敬泽.致理想读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4.
[6][日]安本实著.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刘静译.小说评论，1999（1）.
[7]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7.
[8]路遥文集（第二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415.
[9]郭书田，刘纯彬等.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74.
[10]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64.
[11]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J].十月（长篇小说），2012（4）.
《文学史二十讲》似乎有一点不同，虽是讲课稿，却并无多少课堂即兴、轻松的气息，读起来反倒感觉像是一篇篇严谨的论文。事实上，程光炜先生已经贡献出了一些可贵的理论，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问题，尤其面对文学经典时，程光炜先生说，此中便存在着一个难度———如何既能进入历史之中，又不被它完全控制；怎样吸收已有成果、受到启示，又能于一定距离外认识和反思这种启示。包括研究者自我的“历史化”，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点，“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因而，一种有距离的也即有“分寸感”的学术意识，就是十分必要的[1]。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相关的，还有“陌生化”“当代性”诸多理论视点，都是程光炜先生建构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个重要概念。
一门学科的建立、兴盛，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学养。程光炜先生受启发于巴尔扎克语“小说家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学家”，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一项极高要求：
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理当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即使他们不去做烦琐的考证、辨伪，不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长期艰苦地寻找和爬梳，那他们也得具有历史学家客观的眼光，沉静的心境，宽阔的视野，以及把当代意识植根在复杂、缠绕、矛盾的大量问题之上的习惯。更具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与此同时也应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应该在为什么是这样的思维层面上寻找当今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总是停留在它是什么的思维层次上。[1]40
文学史家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这在理论上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一流的文学史家同时还得具备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发现作品的优劣，看穿一些伪经典文本。可惜这样的文学史家还是太少。值得一说的倒是文学批评家。赵毅衡先生多年前论述“未来小说”的一篇文章中，点名指出有批评家称赞《末日之门》乃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未来小说一语，带点挖苦意味地说：这显示了“当代文化人”读书不够[2]。中国第一部未来小说系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王小波发表于1997年的中篇《白银时代》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是2020年”，也是一部典型的未来小说。收入《王小波全集》第七卷里的其他三部中篇《未来世界》《2015》《2010》，均可视为未来小说。无怪乎赵毅衡先生要无所避讳、语含讽刺了。缺乏历史意识，一些批评家们会轻率地用极致的语言夸赞一部刚刚发表的作品，这在当前的文学界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程光炜先生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本身就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予人启发多多。读他的文字，如入宝山，相信不会空手而返。
白璧微瑕。第八讲和第十五讲中关于刘心武和路遥的议论，尚有需要补充、纠正之处。
在评价《刘心武研究资料》一书时，程光炜先生引用了刘心武本人回忆《班主任》写作背景的文字，刘说这篇小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在中学10多年的生活积累，因而是“真情实感的产物”。程先生接着评论道，读了刘心武的这些讲述，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作家及其作品，“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能让人们“重温并回到了那个朴素的年代”；同时，程光炜先生着重强调了，在当下“娱乐消费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班主任》则更显示了它的“意义”，“大家才又怀念起《班主任》的年代，进而希望重新发掘它的那些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价值”[1]146-147。
已有的文学史实证明，事情不尽如刘心武所说的那样。
据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记载，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抓科学、教育工作，提出了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思想观点。作为处在时代“潮头”的刊物《人民文学》，在当时可谓“闻风而动”，不久，刘便拿来一篇名为《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3]。可见，这篇小说并不像作者本人所说是“真实情感”的流露、10年中学教学生活的结晶，而是典型的命题作文，是主题先行的小说———用极其笨拙的、仍未脱离“文革”文学的模式，图解了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主题。小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引起四面八方的反响、赞誉，真正的“秘诀”在于，它被当作工具碰触并表达了被压抑太久的时代愿望———把搞乱了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重新摆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度颠倒过来。它的成功，就在于政治正确性；它的价值，亦在于高度的“意识形态化”。197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评委会上，孙犁先生直率地说：“《班主任》政治上很好，但艺术上不成熟，写得枝枝蔓蔓。”[4]孙犁先生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作为当时时代的见证者，作为文学界中人，他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为不刊之论。
《班主任》本身不值得议论。它未脱“文革”文学模式，与具有崭新精神面貌的新时期文学根本不同调。它有一个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的巨大漏洞———把一個中学生写得面目可憎、冥顽不化，无非套用了现成模式，即过去是“臭老九”坏透了，现在则轮到学生该受教育了，恰与现实无关。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新时期伊始，那些左得荒谬、坏到无药可医的，正是成年人；那些构成改革开放阻力、还想停留在阶级斗争年月的，正是成年人。在每一次转型时期，远远地走在成年人前面的，多是年轻人。至于程光炜先生说，在“娱乐消费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阅读《班主任》让人怀念一个“朴素的年代”，并会发现《班主任》的意义和价值，则让人殊难理解。有那么多好作品可供选择，为何要读无艺术性可言的《班主任》？药方可能开对了，药却抓错了。比起那种还残留着阶级斗争余绪、动辄剑拔弩张的年月，娱乐消费的社会才真正提供了一个精神丰富、价值多元的空间。 《班主任》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了一个不应属于它的位置。现在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文学史教材，一提起新时期文学，似乎不谈《班主任》便无从说起。“鱼目”能够混珠，这在文学、人文领域，反而多见。但是，当代文学毕竟还是有一些批评家，就像程光炜先生所说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把《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肇端”的标志性文本，是大成问题的。这个人，就是批评家李敬泽先生。2009年，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所作导言中，李敬泽先生说，在通行的文学史叙事中，把《班主任》《伤痕》当成开端性作品，已经“形成了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般知识”；但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由于其“新闻与事件”性质，而非文学经验。
但新闻与事件不等于生活，文学的新闻和事件同样不等于真实生成的文学经验。现在是2009年，31年后重读“伤痕文学”的两篇代表性作品，以“同情的理解”，我能够领会它们在那个时代的勇气和诚挚，也能够理解作者如何受制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视野；但《班主任》和《伤痕》作为政治文本的意义远超过它们作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在文学上，它们并未开辟未来，而仍然停留在过去。“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支配着伤痕累累的写作者们，政治指向已经掉转，戏剧中的角色已经更换，但小说家所操持的语言、他与语言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处于“作者已死”的状态———法国的后现代“革命”理想在中国的前现代“革命”中得到了完美和绝对的实现。
新时期文学发端性作品，或小说解冻的标志性作品，李敬澤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当始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它的主题是“我”与“我的人民”，但“人民”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先验范畴，而是作家个人情感及经验“体认和选择的结果”。
由此，张承志确证“我”在———我思故我在，一种笛卡儿式的命题成为文学的解冻剂，“我”的声音从宏大历史和人群中区别出来，它不仅是一个人称、一只书写的手，它成为主体，文学由此与生命、与世界和语言重新建立直接的关系。如果上帝在的话，那么他也有待于个人的独自寻求，这在1978年无疑是一次革命，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领会此事的革命性。[5]
2009年距今又是将近10年时间了，李敬泽先生的看法和观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但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最终将会走到这个人所指向的开端。
再看路遥。第十五讲评介《路遥创作年表》时，程光炜先生说，他发现路遥因童年时期不幸的经历养成自卑而又自负的性格，控制着亦决定着其创作走向，反映在小说人物高加林、孙少平等身上，则是集自私、执着、进取、功利等于一身的性格因素，“在一个重大转型的中国，任何这种非常自私、功利和顽强的精神气质都是受到鼓励的，是被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可以逾越各种道德和法律栅栏的，因为这种历史语境需要千百万像他们这样的人去支撑、去响应、去拥戴，33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也来自此。这是我们内心都深深知道的一个道理”。所以，研究路遥作品时，需要反省其中人物的“看似超时代、病态的和不可理喻的性格特征”，也“应该把路遥小说放在文学史的环境之外”[1]292-293。
程光炜先生以一个文学史家宽阔的视野发现了，研究路遥小说只局限于文学史范围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问题，文学史之外的路径，或许也是一种可行性选择。但是，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人物性格尤其那种病态性格上，则有值得商榷之处。
路遥早年的不幸经历，一句话，就是穷怕了，所以，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高加林只要能离开穷得没有指望的农村，使出什么手段都可以。高加林等农村青年的悲剧，直接源于户籍管理制度，这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话题了。日本学者安本实较早地发现了户籍制度导致高加林人个奋斗归于失败[6]。需要补充的是，1958年正式出台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前后，此制度经过了一个持久的、未曾间断的完善过程：1956年至1958年，为阻止灾区和非灾区农民“盲目外流”、进入城市，政府共发布过3个文件，即《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1962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格控制”；1975年修正后的《宪法》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197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其中规定要“严格控制”“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至此，“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管理结构完全形成”[7]。路遥的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高加林们与户籍制度之间暗含着一种张力关系：此种制度的管控力越强大，高加林们的逃离欲望越强烈；悲剧在于，他们只知道自己要什么，却不知道阻力来自何处。这恰好说明了，正是户籍制度造就了高加林们，而在同期城市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就少有类似的人物。路遥在一次访谈中说道，高加林这种人物形象不仅仅农村中才有，各行各业都有，有城里的高加林，有工厂里的，也有大学里的[8]。这根本不对。
路遥这一代作家不可能质疑户籍制度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盲区。这也是路遥最大的局限。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很老实地写道，“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因而路遥把人物的悲剧归结为其自身性格因素，比如，高加林的失败，大半源于其性格中的“庸俗性的因素”[8]64，563。当年的文学批评以及后来文学史研究基本上顺着路遥的说法往下说，变成一种道德批评和道德谴责，指责高加林抛弃心爱的农村姑娘，到城里去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释读法。其实，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二人相爱，无人可以替代。许多文章探讨高、刘的爱情悲剧，本身就是伪问题。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都有过设想和谋划，小说第十一章有一节文字：高加林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到外面当一个工人或干部，“最好把巧珍也能带出去”，可转眼间又否定了这一想法，认为是瞎盘算。他当然不知道，他手里缺一个城市户口本。比较而言，女主人公的设想要现实得多：“……只要有门道，我支持你出去工作！……将来你要是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里来和你住在一起……”路遥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到，他让女主人公说出的这几句话，透露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普遍现象：丈夫在城市工作或打工、妻子在农村种地带孩子的家庭模式，社会学上有一个术语，叫作“1/12”型家庭，即夫妻分居，一年12个月中仅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一起生活[9]。可是，那个只要有机会就连联合国都想去的男主人公实在等不及了，毅然抛弃痴心姑娘，一力冲进城市。他使的力未免太大了，而且用了不正当手段。程光炜先生视此种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的盲目力量为一种令社会前进的“活力”，则值得讨论。 与贫穷相关联的，还有路遥早年身受的屈辱。1968年年底，已经身为革委会副主任的路遥，再度被迫返回农村；1971年，在一场“昏天黑地”的恋爱中，将自己的招工指标让与初恋情人，不久便被对方抛弃。政治上被踢出局，恋爱上被女友甩掉，路遥过早地尝到了、也尝够了被抛弃的滋味。对一个生命力旺盛且颇不安分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深深的屈辱，已经积淀成为其内心深处的一个创伤。据厚夫《路遥传》，路遥一度曾想自杀；有人亲眼看见，路遥大冬天身着白衣，自称“为自己戴孝”[10]。据路遥的一个朋友回忆，1987年，已经成名的路遥有事到北京，在王府井一带寻找一家门市部，情绪激动，在大街上快步如飞，见人撞人，見物撞物，原来他在寻找那个给自己“雪上加霜”“反手一刀”的情人，此刻是一家市场内的售货员，要亲眼看看她的现状[11]。其内心的怨毒之情，甚至都不稍加掩饰。作为参照，再来观察《人生》中女主人公刘巧珍，就会发现这个具有金子般美丽心灵的农村女子，其实是一个理想人物，她的身上曲曲折折地寄托着路遥的心思和创伤；刘巧珍的被抛弃，正反映了路遥被抛弃的深深的屈辱。就此而言，《人生》的写作实际上就是路遥对他本人的一次文学治疗。
路遥原本是想通过这个文本来抒发他的不平之气，他有痛感，并把这种痛感真切和深切地表达出来，无意间，也恰好契合了当时不少身受压抑的农村青年的心灵，恰于一个合适的时机里传达出了他们的心声，渐次会聚成一种洪亮的声音，也成就了一个名篇。
好的文学治疗作家自己的心灵伤痛，只有坏的文学才想着去治疗别人、改变别人。也许，这是路遥至今还在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
注释
[1]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2]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7.
[3]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241.
[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15.
[5]李敬泽.致理想读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4.
[6][日]安本实著.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刘静译.小说评论，1999（1）.
[7]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7.
[8]路遥文集（第二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415.
[9]郭书田，刘纯彬等.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74.
[10]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64.
[11]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J].十月（长篇小说），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