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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摄影师都有擅长拍摄的项目，看他/她对什么东西最有感觉。我觉得我对人是充满好奇的。小时候受王家卫电影影响很深，总觉得人身上好像都有某些充满诗意的时刻。”
升上台大哲学系的时候，陈昭旨收到了姐姐送给她的一台单反相机，开始学习拍照。那时候，她有一个玩乐团的男朋友，“我不会乐器，每次跟着去练团或表演，只是在旁边呆呆地看。为了找点事做就帮他们拍照。”当年还是底片的时代，冲洗照片是一个让人期待的过程。“误打误撞真的有几张很不错的照片，只是技巧上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大学毕业后，一边申请研究所，一边在视丘摄影学苑上摄影课程，期间，《刺青》剧组到学苑找剧照师，陈昭旨得到了这第一份正式的摄影工作。念伦敦中央圣马丁视觉传达研究所的暑假回台，继而接了《九降风》的剧照工作，从此走上了剧照师之路。
人像，是陈昭旨拍摄主题的大宗：完全经过设计的服装或广告拍摄、访谈需求的人物肖像、电视电影衍生的剧照。而过去，她的大部分拍摄计划都是拍女孩，她从来没想过会进行一个全数拍男孩的计划，进而有了一本叫做《台北男孩，这么漂亮》的男孩街拍摄影集。她在书中把100位男孩分类为王子、摇滚、休闲、花草、潮流、都会、野性，俨然是一本台北男孩型录，但她说，寻找他们的心情越到后来，反而变成一种“我要把他们找出来，为了更完整表达台北这个都市”的心情。
田野调查式的寻男路
拍摄男孩的想法形成于2011年。“可能因为有点受不了台湾对正妹狂热的现象——各行各业的漂亮女生甚至可以登上电视新闻，我就想：如果要贩卖美色，为什么都是女孩，而没有专门是男孩的拍摄？其实台北市的男孩子已经‘成熟’到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了；普遍来说，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男孩会打扮，不过我认为现在的男生，已经算是台北市里可看的风景，他们应当在这个时候被记录下来。”在跟出版社接洽的时候，总编说：“嗯昭旨呀，看有没有可能啦，他们除了普通街拍拍一张，另外，不穿上衣再一张吧……”陈昭旨傻傻地答应了。
于是，2012年2月计划启动后，陈昭旨脸书（Facebook）上面所有被视为有姿色的男性友人都收到了一封说明来意的长信，结尾直白大器地写着：“这个企划想要请你们除了原本的造型拍摄一张，另外脱掉上衣再拍一张好吗？”结果，“完全没有回应。”陈昭旨说：“这应该是一个必经的历程，失败只是告诉自己方法必须修正，例如后来问其他男生，会很贼的先不告诉他们可能会有脱衣服的选项。”
起初都是拍自己认识的人，但计划进行至后来，就变成了一趟“寻找男孩的旅程”。“参加不同的朋友聚会最后都落得相同的光景：一群人拿着智能手机拼命上网，不断翻出自己的帅哥朋友脸书档案，像是进贡一样地端给我评断。朋友给的陌生帅哥联络电话一律输进手机里，确实拨打。只要是可能会出现大量帅哥的场合，例如表演场所、设计师之夜、潮店开幕、假日市集、酒吧俱乐部，必然厚颜无耻出席。走在街上把帅哥雷达打到最开，同时锻炼自己判断帅哥的能力。”陈昭旨说，“漂亮男孩企划的真面目原来是大学时社会研究的跑田野（编注：陈昭旨在大二时转到社会系），跟农夫插秧一样是一步一脚印。为了找男孩跑到酒吧或派對里，通常心里有数，假使问到4～5位男孩的电话，最后能够拍成功其中的2位，达成率就算高了。”
陈昭旨笑说，自从拍摄台北男孩以后，对帅哥的雷达大开。“现在书出了，比较不像之前那样求才若渴（哈哈），但还是会不自觉检视路上或是参加的活动中的男孩甚至女孩，对路上好看的人的神经变得比以前敏锐更多。旅游时就常常以这个城市或国家的路上有多少帅哥来检视自己对这个地方的好感度。”
捕捉男孩身上的亮点
为了拍摄这个计划，陈昭旨扩大了审美的范围，每当看到一个男生，只要从他身上找到一个好看的、适合的亮点，就会来拍。而对男孩进行分类，是统整阶段才发生的事情。她也用摄影师的眼光，一一为每类男孩下了注解。
她问男孩们：漂亮是什么？而她自己的答案是：了解自己，并且适当地表现。 “我找这些男孩都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和容貌对我而言是有亮点的，我知道他们好看的感觉在哪里，拍摄时会拍到我认为达到那个点为止。”入镜的男孩在她眼中都是“好看的”，甚至到了后期，越来越尽量找那种“一看就是帅”的人。“不过我还是挑选了一些大家可能觉得普通但是我蛮欣赏的男孩放进来，不见得是多美型的男生，但就是有‘自己样子’的人。”
过去，陈昭旨曾帮从事服装和杂志相关行业的朋友进行服装的街拍，当时也是在路上抓有型的路人拍照，男女不拘。不过那样的街拍以服装和配件为主，不太留意被拍摄者的状态。而《台北男孩，这么漂亮》以男孩的人像为主，希望拍到他们比较自然轻松的状态。“街拍由于会请对象稍微站定摆姿势，所以会有指示的成分。不过我的指示最主要还是引导被拍摄者进入一个习惯照相机面对他、而他还能保持自己样子的状态。大部分的人面对其他人时是自然的，但被镜头对着时会开始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就把拍摄脚步放慢，稍微等他一下，多拍几张，让他看一下照片做修正。大部分的人会慢慢地知道如何面对镜头，最后可以让我拍到我认为放松、又是他们最好看的那一面。”
听上去摄影师很老神在在，但其实刚开始，跟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尴尬、相对无言才是陈昭旨的内心戏。“身为主动约人的一方，见面那刻起，开朗大方的一面就硬是按下开启按钮，虽然不至于载歌载舞，总是要尽量让型男们以为我老神在在的嘛。后来面对犹疑不定不知道该脱还是不该脱的型男，也渐渐能掌握：哪些人说不就是不，哪些人说不的意思是再想想，哪些人爱耍赖嘴巴说好啦瘦了给你拍却一直吃宵夜，哪些人其实很想脱嘴巴上却推托不要。”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非常憨厚的男生顺利拍完着衣的照片之后，陈昭旨说：“好了，那脱吧。”他把上衣脱掉，然后默默地开始脱裤子，被陈昭旨大惊失色阻止后，才不好意思地说：“啊我以为要全脱。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陈昭旨说：“尽管他误会要全裸拍摄，还是答应要来拍，光是想到这点就很感动。答应过他要保密，不能说是几号男孩，哈哈。” 计划完成后，陈昭旨觉得对台北更亲近了，认识的人（男孩）更多了，某种程度上有交友圈扩展的感觉。“拍摄过程常常接触到某些同一圈子的男孩，大家喝酒聊天都聊到有个可怕的女人在找他们拍照，我想这是一种参与台北人生活的行为吧。虽然过程里我的人格丕变，男孩们还是默默承受、配合，拍摄结束后还传简讯为我加油打气，并介绍更多苦主前来。如果没有男孩们，就不会有这本书。”
重新发现台北，挥之不去的眷恋
相较于服装和广告拍摄由客户打点好模特儿，尽量拍出企划希望营造的感觉，陈昭旨在街拍男孩的时候都是请他们穿自己的衣服，让他们决定适合自己拍照的服装；至于地点，则以男孩平常主要的活动区域为主，因为这必定会反映在他这个人的衣着和风格上。“到那附近我可能会依照他的穿着打扮来决定适合的背景。如果一时找不到對的地方，男孩可能就会可怜地被我带着绕一点路找适合的场所。”
听说，陈昭旨原本想要选另外一位男孩当封面，因为构图和男孩旁边很城市的元素，都让她觉得太完美了。对她来说，拍摄场景与男孩的模样相互映照，折射出台北的样貌。所以，她希望能尽量把台北的各种角落收进书里，“不只是商业大楼，不只是巷弄，希望是都有的。有时为了撷取台北的都会感，特意约在信义区的街景和天桥，或招牌林立的巷子里，轻易便可意会台北的忙碌和繁荣。而贯穿台北盆地的淡水河河岸，是城市里最疗愈的所在；河滨公园、由高点望向台北市的宝藏岩、大直桥边，都是带有展现台北风景意图的选择。”
无论对人、对自己、还是对台北这座城市，这都是一趟重新发现的旅程。“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但台北一定还有许多神奇的角落是我所不知道的，例如19号男孩带我去的那个市中心的‘平行空间’，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大学时第一次去宝藏岩也是这种心情，一定还有其它会继续让我惊奇的地方。”
地点，是整本书里陈昭旨最能够掌握的部分，所以她的感受特别深。在计划进行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台北市的都市更新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当下的记录与急遽的变化，让她发现自己对台北有着意料外的、浓厚的眷恋。
进行街拍的头两个月，台北卷起了文林苑风暴，陈昭旨抓了一个男孩特意跑到那里拍照。相同的季节，师大区住户、商家、建商开始角力，一些商家熄灯了，一些学生时代熟悉的小吃摊转移阵地，到夏天时，到处挂起了紫色和黄色的声明标语。
在城中艺术区拍摄，不过是2月的事情，8月路经附近，艺术区已全部关闭。
“于是选择男孩们拍照地点的心情，变得非常怀旧，带有乡愁，沾了一丁点未知的恐惧。”所以会厚颜地带一位男孩走很久的路，到了松山机厂。“只是因为害怕台北市不断被更新或拆除的古迹，松山机厂可能就是下一个。”而当时找到的入口，后来再经过附近时，意外但也不意外地被铁皮包起了。
陈昭旨说：“台北这一两年的都更政策产生许多弊端，以及台湾长年的功利主义，非常不尊重古迹文化的态度一直很困扰我。进行计划的期间，一直有些难过，包括在找景或是接触这类新闻的时候，不免察觉，台北人真的很聪明也很进步，可是群体意识和大环境的状况，其实很封闭。台北人当然还是很努力地在过生活，许多人从外面吸收了很多新的东西，开了很多漂亮的店，现在要取得这些小巧的景色，确实比以前容易许多；而这些小风景固然美丽，但我不是只能拍这些东西，不需要也不该只关注到一座城市漂亮的情况。所以我要拍松山机厂、拍‘王家’──有人还是坚持要住这样的房子，你为什么要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变得跟别人一样？无论今天拍出来的是不是好照片，或是别人看不看得懂，这些照片就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记忆。”
虽然一路念的是学术性的科目，但因为喜欢摄影，也很爱好创作，陈昭旨在毕业时才做了一个大跳级。“要工作的话，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持续做下去，我大概一直就是很任性地这样认为。职业生涯上的期许就是尽量做自己不要后悔的事情，不要忘记拍照的初衷。目前很欣慰的是自己还非常喜欢拍照，身上随时都有小相机可以一直拍。拍照就是生活点滴，还有思考方式的记录。”
在工作之余榨取时间进行男孩街拍计划，让陈昭旨有了额外的空间思考关于自己的事情。“原本没料想自己会思考这么多，关于‘记录’的重要，关于台北市的变迁，还有在拍男生的时候，我其实想了蛮多关于女孩子的事情。完成这个计划后，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当下要赶快做，否则它很快就会改变了，变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快。”
所以，陈昭旨目前想要进行一个无关乎结果的个人计划——拍摄身边的女孩们。“概念有点延续我做《台北男孩》的反动心理——现在社会的审美观很强调‘正妹’，我就是认为：很多女生不是标准的正妹，但她们也很认真地在过自己的生活，一定有她们能让人赞赏的地方。这个主题也很关乎我目前30岁的心情，希望在这个心情未改变前，赶快做一点事。这个拍摄就不限于街拍了，会回到刚刚学摄影时大家最喜欢的，像瞎子摸象一样地特地出外景，或是拍摄生活的片断。希望是全程用底片拍摄，我觉得底片到现在也成为一个相当乡愁的代表，拿底片当作对过去青春渐渐告别的材料，满切题的。”
升上台大哲学系的时候，陈昭旨收到了姐姐送给她的一台单反相机，开始学习拍照。那时候，她有一个玩乐团的男朋友，“我不会乐器，每次跟着去练团或表演，只是在旁边呆呆地看。为了找点事做就帮他们拍照。”当年还是底片的时代，冲洗照片是一个让人期待的过程。“误打误撞真的有几张很不错的照片，只是技巧上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大学毕业后，一边申请研究所，一边在视丘摄影学苑上摄影课程，期间，《刺青》剧组到学苑找剧照师，陈昭旨得到了这第一份正式的摄影工作。念伦敦中央圣马丁视觉传达研究所的暑假回台，继而接了《九降风》的剧照工作，从此走上了剧照师之路。
人像，是陈昭旨拍摄主题的大宗：完全经过设计的服装或广告拍摄、访谈需求的人物肖像、电视电影衍生的剧照。而过去，她的大部分拍摄计划都是拍女孩，她从来没想过会进行一个全数拍男孩的计划，进而有了一本叫做《台北男孩，这么漂亮》的男孩街拍摄影集。她在书中把100位男孩分类为王子、摇滚、休闲、花草、潮流、都会、野性，俨然是一本台北男孩型录，但她说，寻找他们的心情越到后来，反而变成一种“我要把他们找出来，为了更完整表达台北这个都市”的心情。
田野调查式的寻男路
拍摄男孩的想法形成于2011年。“可能因为有点受不了台湾对正妹狂热的现象——各行各业的漂亮女生甚至可以登上电视新闻，我就想：如果要贩卖美色，为什么都是女孩，而没有专门是男孩的拍摄？其实台北市的男孩子已经‘成熟’到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了；普遍来说，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男孩会打扮，不过我认为现在的男生，已经算是台北市里可看的风景，他们应当在这个时候被记录下来。”在跟出版社接洽的时候，总编说：“嗯昭旨呀，看有没有可能啦，他们除了普通街拍拍一张，另外，不穿上衣再一张吧……”陈昭旨傻傻地答应了。
于是，2012年2月计划启动后，陈昭旨脸书（Facebook）上面所有被视为有姿色的男性友人都收到了一封说明来意的长信，结尾直白大器地写着：“这个企划想要请你们除了原本的造型拍摄一张，另外脱掉上衣再拍一张好吗？”结果，“完全没有回应。”陈昭旨说：“这应该是一个必经的历程，失败只是告诉自己方法必须修正，例如后来问其他男生，会很贼的先不告诉他们可能会有脱衣服的选项。”
起初都是拍自己认识的人，但计划进行至后来，就变成了一趟“寻找男孩的旅程”。“参加不同的朋友聚会最后都落得相同的光景：一群人拿着智能手机拼命上网，不断翻出自己的帅哥朋友脸书档案，像是进贡一样地端给我评断。朋友给的陌生帅哥联络电话一律输进手机里，确实拨打。只要是可能会出现大量帅哥的场合，例如表演场所、设计师之夜、潮店开幕、假日市集、酒吧俱乐部，必然厚颜无耻出席。走在街上把帅哥雷达打到最开，同时锻炼自己判断帅哥的能力。”陈昭旨说，“漂亮男孩企划的真面目原来是大学时社会研究的跑田野（编注：陈昭旨在大二时转到社会系），跟农夫插秧一样是一步一脚印。为了找男孩跑到酒吧或派對里，通常心里有数，假使问到4～5位男孩的电话，最后能够拍成功其中的2位，达成率就算高了。”
陈昭旨笑说，自从拍摄台北男孩以后，对帅哥的雷达大开。“现在书出了，比较不像之前那样求才若渴（哈哈），但还是会不自觉检视路上或是参加的活动中的男孩甚至女孩，对路上好看的人的神经变得比以前敏锐更多。旅游时就常常以这个城市或国家的路上有多少帅哥来检视自己对这个地方的好感度。”
捕捉男孩身上的亮点
为了拍摄这个计划，陈昭旨扩大了审美的范围，每当看到一个男生，只要从他身上找到一个好看的、适合的亮点，就会来拍。而对男孩进行分类，是统整阶段才发生的事情。她也用摄影师的眼光，一一为每类男孩下了注解。
她问男孩们：漂亮是什么？而她自己的答案是：了解自己，并且适当地表现。 “我找这些男孩都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和容貌对我而言是有亮点的，我知道他们好看的感觉在哪里，拍摄时会拍到我认为达到那个点为止。”入镜的男孩在她眼中都是“好看的”，甚至到了后期，越来越尽量找那种“一看就是帅”的人。“不过我还是挑选了一些大家可能觉得普通但是我蛮欣赏的男孩放进来，不见得是多美型的男生，但就是有‘自己样子’的人。”
过去，陈昭旨曾帮从事服装和杂志相关行业的朋友进行服装的街拍，当时也是在路上抓有型的路人拍照，男女不拘。不过那样的街拍以服装和配件为主，不太留意被拍摄者的状态。而《台北男孩，这么漂亮》以男孩的人像为主，希望拍到他们比较自然轻松的状态。“街拍由于会请对象稍微站定摆姿势，所以会有指示的成分。不过我的指示最主要还是引导被拍摄者进入一个习惯照相机面对他、而他还能保持自己样子的状态。大部分的人面对其他人时是自然的，但被镜头对着时会开始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就把拍摄脚步放慢，稍微等他一下，多拍几张，让他看一下照片做修正。大部分的人会慢慢地知道如何面对镜头，最后可以让我拍到我认为放松、又是他们最好看的那一面。”
听上去摄影师很老神在在，但其实刚开始，跟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尴尬、相对无言才是陈昭旨的内心戏。“身为主动约人的一方，见面那刻起，开朗大方的一面就硬是按下开启按钮，虽然不至于载歌载舞，总是要尽量让型男们以为我老神在在的嘛。后来面对犹疑不定不知道该脱还是不该脱的型男，也渐渐能掌握：哪些人说不就是不，哪些人说不的意思是再想想，哪些人爱耍赖嘴巴说好啦瘦了给你拍却一直吃宵夜，哪些人其实很想脱嘴巴上却推托不要。”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非常憨厚的男生顺利拍完着衣的照片之后，陈昭旨说：“好了，那脱吧。”他把上衣脱掉，然后默默地开始脱裤子，被陈昭旨大惊失色阻止后，才不好意思地说：“啊我以为要全脱。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陈昭旨说：“尽管他误会要全裸拍摄，还是答应要来拍，光是想到这点就很感动。答应过他要保密，不能说是几号男孩，哈哈。” 计划完成后，陈昭旨觉得对台北更亲近了，认识的人（男孩）更多了，某种程度上有交友圈扩展的感觉。“拍摄过程常常接触到某些同一圈子的男孩，大家喝酒聊天都聊到有个可怕的女人在找他们拍照，我想这是一种参与台北人生活的行为吧。虽然过程里我的人格丕变，男孩们还是默默承受、配合，拍摄结束后还传简讯为我加油打气，并介绍更多苦主前来。如果没有男孩们，就不会有这本书。”
重新发现台北，挥之不去的眷恋
相较于服装和广告拍摄由客户打点好模特儿，尽量拍出企划希望营造的感觉，陈昭旨在街拍男孩的时候都是请他们穿自己的衣服，让他们决定适合自己拍照的服装；至于地点，则以男孩平常主要的活动区域为主，因为这必定会反映在他这个人的衣着和风格上。“到那附近我可能会依照他的穿着打扮来决定适合的背景。如果一时找不到對的地方，男孩可能就会可怜地被我带着绕一点路找适合的场所。”
听说，陈昭旨原本想要选另外一位男孩当封面，因为构图和男孩旁边很城市的元素，都让她觉得太完美了。对她来说，拍摄场景与男孩的模样相互映照，折射出台北的样貌。所以，她希望能尽量把台北的各种角落收进书里，“不只是商业大楼，不只是巷弄，希望是都有的。有时为了撷取台北的都会感，特意约在信义区的街景和天桥，或招牌林立的巷子里，轻易便可意会台北的忙碌和繁荣。而贯穿台北盆地的淡水河河岸，是城市里最疗愈的所在；河滨公园、由高点望向台北市的宝藏岩、大直桥边，都是带有展现台北风景意图的选择。”
无论对人、对自己、还是对台北这座城市，这都是一趟重新发现的旅程。“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但台北一定还有许多神奇的角落是我所不知道的，例如19号男孩带我去的那个市中心的‘平行空间’，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大学时第一次去宝藏岩也是这种心情，一定还有其它会继续让我惊奇的地方。”
地点，是整本书里陈昭旨最能够掌握的部分，所以她的感受特别深。在计划进行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台北市的都市更新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当下的记录与急遽的变化，让她发现自己对台北有着意料外的、浓厚的眷恋。
进行街拍的头两个月，台北卷起了文林苑风暴，陈昭旨抓了一个男孩特意跑到那里拍照。相同的季节，师大区住户、商家、建商开始角力，一些商家熄灯了，一些学生时代熟悉的小吃摊转移阵地，到夏天时，到处挂起了紫色和黄色的声明标语。
在城中艺术区拍摄，不过是2月的事情，8月路经附近，艺术区已全部关闭。
“于是选择男孩们拍照地点的心情，变得非常怀旧，带有乡愁，沾了一丁点未知的恐惧。”所以会厚颜地带一位男孩走很久的路，到了松山机厂。“只是因为害怕台北市不断被更新或拆除的古迹，松山机厂可能就是下一个。”而当时找到的入口，后来再经过附近时，意外但也不意外地被铁皮包起了。
陈昭旨说：“台北这一两年的都更政策产生许多弊端，以及台湾长年的功利主义，非常不尊重古迹文化的态度一直很困扰我。进行计划的期间，一直有些难过，包括在找景或是接触这类新闻的时候，不免察觉，台北人真的很聪明也很进步，可是群体意识和大环境的状况，其实很封闭。台北人当然还是很努力地在过生活，许多人从外面吸收了很多新的东西，开了很多漂亮的店，现在要取得这些小巧的景色，确实比以前容易许多；而这些小风景固然美丽，但我不是只能拍这些东西，不需要也不该只关注到一座城市漂亮的情况。所以我要拍松山机厂、拍‘王家’──有人还是坚持要住这样的房子，你为什么要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变得跟别人一样？无论今天拍出来的是不是好照片，或是别人看不看得懂，这些照片就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记忆。”
虽然一路念的是学术性的科目，但因为喜欢摄影，也很爱好创作，陈昭旨在毕业时才做了一个大跳级。“要工作的话，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持续做下去，我大概一直就是很任性地这样认为。职业生涯上的期许就是尽量做自己不要后悔的事情，不要忘记拍照的初衷。目前很欣慰的是自己还非常喜欢拍照，身上随时都有小相机可以一直拍。拍照就是生活点滴，还有思考方式的记录。”
在工作之余榨取时间进行男孩街拍计划，让陈昭旨有了额外的空间思考关于自己的事情。“原本没料想自己会思考这么多，关于‘记录’的重要，关于台北市的变迁，还有在拍男生的时候，我其实想了蛮多关于女孩子的事情。完成这个计划后，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当下要赶快做，否则它很快就会改变了，变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快。”
所以，陈昭旨目前想要进行一个无关乎结果的个人计划——拍摄身边的女孩们。“概念有点延续我做《台北男孩》的反动心理——现在社会的审美观很强调‘正妹’，我就是认为：很多女生不是标准的正妹，但她们也很认真地在过自己的生活，一定有她们能让人赞赏的地方。这个主题也很关乎我目前30岁的心情，希望在这个心情未改变前，赶快做一点事。这个拍摄就不限于街拍了，会回到刚刚学摄影时大家最喜欢的，像瞎子摸象一样地特地出外景，或是拍摄生活的片断。希望是全程用底片拍摄，我觉得底片到现在也成为一个相当乡愁的代表，拿底片当作对过去青春渐渐告别的材料，满切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