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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媒介间互动角度考察，报刊、广播和图书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年有报刊连载小说后集结出版的，而广播方面的先行者当属上世纪三十年代吴光杰的《国民军事常识》，该书系历时三年八十余次广播教育节目讲座的整理出版物。为中国军民抗战做了军事知识上的准备，也开启了广播传播与图书出版互补共进，扩大综合效益的媒介联动新模式。
【关键词】民国广播；讲演节目；图书出版
不同媒体间融合及不同媒体对文本的兼容具有悠久的历史，如20世纪20年代开始，著名言情小说家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是从报纸副刊连载开始，后结集出版，开启了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广播也具有同样的路径和模式，先有连续播讲的内容，后整理出书，这在当下已是平常事，而其发端可追溯到1933年至1936年，一位名叫吴光杰的军校教官，在广播电台所做的80余次講座，其间1935年、1936年有过两次出版，1939年1月再由中华书局完整出版，书名为《国民军事常识》。本文就当时的广播节目、讲座者及内容与出版价值进行相关探析。
一、民国时期的广播教育讲演类节目
民国时期的广播从无到有。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开办电台，从此一种新媒体的传播在中国出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辦了“中央广播电台”。与中国幅员辽阔、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所需的传播手段相匹配，广播超越时空、超越文字的能力，有着其他媒体所无法企及的传播优势，社会各界对广播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待，广播事业发展可观。1932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达75千瓦，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至1937年抗战前，国内广播电台数量达91家，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①
广播内容是借助节目载体得以传播的，广播的栏目如同报刊的版面，使内容有序化，与听众建立起稳定的联系。通过广播实践及与听众间的磨合，民国时期的广播节目形成了宣传、讲演、教育、新闻和娱乐等五大类型，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保丰曾撰文对广播节目做过探讨，认为：“关于常识科学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之讲述，则属于讲演类。至教育节目，其内容多属于有连续性之教材，而须逐字逐句讲解者。”②讲演类侧重播讲形势判断，教育类侧重播讲知识，而节目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状况，有所谓教育讲演类节目。
在不同电台与节目关系方面，当时广播主管部门的国民政府交通部（作者注：早先交通部设有电政司主管电报通信，后无线电广播出现，作为技术业务延伸故归口交通部管理）曾出台规定：“关于教育演讲及新闻报告方面，公营广播电台应占多数，民营广播电台亦不得少于20%，但以转播中央广播事业处所属各电台之节目为限，其娱乐及广告节目至多不得超过80%。”③可见教育演讲类节目是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的重点和特色，而当时《广播周报》《播音教育月刊》等刊登的有关讲稿则更显示，电台成了“百家讲坛”，孙本文的“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马星野的“如何研究国际新闻”、竺可桢的“气象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顾颉刚的“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邵元冲的“中华民国开国史”、苏步青的“研究数学的基本工作”、丰子恺的“图画与人生”、翁文灏的“科学与现代文化”等等，都纷纷在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开讲，可谓名家汇萃，竞显风采，一场场知识的盛宴，令人欣赏不已，由此，广播成为教育的利器。当时就有研究者注意到：“我国文化落后，民智未开，文盲既极众多，交通又甚阻滞，故藉印刷品传播知识之缺点，在我国尤为明显，播音教育之推行，在我国尤感需要。”④这里所谓的“播音教育”即通过无线电广播媒介进行的教育，类似后来的“电化教育”及“广播电视空中学校”的概念，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受人数的限制”，二是“不受空间的限制”，三是“不受时间的限制”。⑤教育既是广播电台义不容辞的任务，又构成了广播节目的重要内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国难当头，国防虚弱，国民的军事素养不高，有识之士备感责任重大，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从普及军事知识出发，特邀中央军官学校编译处教官吴光杰开设“军事常识”广播讲座，讲座从1933年5月至1936年4月，持续三年，共80余次，每次半小时，并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办的《广播周报》上进行节目预报，便于听众收听。
二、吴光杰先生简介
吴光杰（1886～1970），军事教育家，安徽合肥肥东湖滨乡六家畈村人。1908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毕业，后任清政府陆军部京畿近卫旅排长，1911年秋毅然随部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被陆军部派赴德国学习军事，1914年考入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学习，在学期间曾任中国派驻欧洲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团的武官，代表中国与美国、巴西、阿根廷、葡萄牙等十几个中立国武官一同观战，遍访欧洲战场之比利时、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在其《国民军事常识》书中附有多张“一战”考察资料照片。
1918年回国后，任北京政府陆军炮兵指挥官等职，1929年经卫立煌、张治中推荐，任南京中央军
官学校高级教官及校训练总监、军官留学预备班主任、校编译处少将处长等职，主持德国军事理论及训练教材的编译事宜。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军校迁移成都，1940年兼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⑥
吴光杰毕生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出版《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装甲防卫》《太平洋战争之研究》《第二次欧洲大战史略》等译著、专著20余部，涵盖兵学思想、军事常识、国防政策、建军典范、战史研究等诸多领域，洋洋数百万言，此外还在《军事杂志》《青年与战争》《黄埔》《广播周报》等报刊发表大量军事方面的文章，所编译的外国军事理论与步兵炮兵操典规范等，成为各军事学校教材与参考资料。吴光杰作为教官军阶不高，算不上显赫人物，但经历独特，军事学养深厚，得到学员的敬重，也被电台讲座倚重。
三、《国民军事常识》的内容和广播、出版意义 吴光杰所著的《国民军事常识》由中华书局于1939年1月出版，全书分上下册，共742页，可谓洋洋大观。其实，该书的前身伴随广播讲座进程有过两次动态出版：一次是1935年3月，在讲座达到50余次时，由南京京华印书馆印行，书名是《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军事常识演讲录（建军之部）》；另一次是1936年6月，在讲座达到80余次时，由南京仁声印书馆印行，书名是《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军事常识演讲录（战术之部）》。后中华书局以《国民军事常识》为名合一出版，其内容、体例等几无变化。
其主要内容有：国内外的情形，海陆空军建设状况，军国民应知应习的军事必要常识，各兵种的性能，步兵连以下的战斗教练，兵器、筑城、射击、防空、防毒，以及有关统帅权的配赋、总动员的计划，各兵种联合战斗方法动员的计划，战场上一切用兵的方法等。作者希望：“同胞由这简单粗浅的文字，得到新时代一般的军事常识，和整军经武的程序，发生对于军事的兴趣，更进而脚踏实地的研究，准备做个健全的军国民，担起救亡的责任，如此民族复兴的一句口号语，才不至于终成虚话。”⑦讲座内容契合时局的紧迫需要，受到听众的欢迎和媒体的关注，故电台播讲之后有关讲稿便在报刊发表，其中《广播周报》刊登达23篇之多。
该广播讲座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进行的，鉴于当时中日两国的实情，讲座中作者还特别介绍了有关日本海陆空军、日本军费、日本要塞、日本军事教育及中日国力军力比较等内容。在《广播周报》刊登的就有《日本军备之大体》（1936年第72期）《再谈日本军备》（1936年第92期）等，提醒国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不过几十年，已一跃而为世界一等强国，……我国与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原因，互相间的关系本很密切，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两国民族日渐疏远，东亚危机，常常有爆发之虞，……中国今日所取的态度是民族奋斗，自力更生。”（中央广播电台节目表：1936年7月7日，17：30 — 18：00，“军事常识”节目，中央军校吴光杰先生讲。）⑧
该广播讲座的出版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价值，正如作者“书后语”所言：“战争的胜负，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取决于双方能力的大小。能力的全部，是包含精神力和物质力，精神力就是军队的素质和教育的程度；物质力就是一切武器装备粗精的程度和其数量的多寡，而战术和战略原属于精神力的一部分，乃是运用精神力和物质力以从事战争的方法，而为军人所必具备的条件……所以这两种力量，必定要平行发达互相为用，才能发生真正的能力，收着胜利的效果。”⑨该军事讲座及书籍出版表明：在中国的抗战时期，为抗战中中国军民的战术和战略“精神力”的准备和军事素养的提升，吴光杰先生尽了一位軍事教育研究者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让后人了解了当时国人的军事常识状况、有专业人员在致力于做这方面的工作。
从广播讲演到图书出版，前后有三年时间，期间尽管有部分演讲内容在报刊发表，但不够系统完整，“阅者或有不能衔接之憾，现为着更进一步的普及起见，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并搜集近代世界军事图画数百幅添插其中，使读者格外容易明瞭。”⑩作者后期的改进和完善工作，反映了对声音文本和图书文本的不同处理，以及对两种媒体之间的联动、融合、互补关系的把握。笔者查阅《广播周报》（1934年创办）《播音教育月刊》（1936年创办）等史料发现，由一位主讲者围绕一个主题，从1933年开始，讲述80余次，其时间之早，持续之长，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在当时电台的节目中绝无仅有（前文提到的众多名家，大多是一两次讲座），而之后又把讲稿整理出书，实为从广播讲演到图书出版的先行尝试，在摸索出一条出版新路径的同时，也开启了广播媒体与图书媒体兼容互补、同生共进，实现综合效益更大化的媒介兼容的新模式。
注释：
①殷增芳：《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燕京大学1937年学士论文。
②吳保丰：《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转引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04页。
③《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6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二十（21）：496.
④詹行煦：《一年来我国之播音教育》，《播音教育月刊》1936年创刊号。
⑤陈礼江：《播音教育的本质及其使命》，《播音教育月刊》1936年创刊号。
⑥参见安徽肥东县政协文史办编：《吴光杰先生生平记略》，《安徽肥东文史资料》1987年第2期。
⑦⑩吴光杰：《国民军事常识“卷头语”》，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页。
⑧吴光杰：《再谈日本军备》，《广播周报》1936年第95期。
⑨吴光杰：《国民军事常识（下册）》，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282页。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关键词】民国广播；讲演节目；图书出版
不同媒体间融合及不同媒体对文本的兼容具有悠久的历史，如20世纪20年代开始，著名言情小说家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是从报纸副刊连载开始，后结集出版，开启了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广播也具有同样的路径和模式，先有连续播讲的内容，后整理出书，这在当下已是平常事，而其发端可追溯到1933年至1936年，一位名叫吴光杰的军校教官，在广播电台所做的80余次講座，其间1935年、1936年有过两次出版，1939年1月再由中华书局完整出版，书名为《国民军事常识》。本文就当时的广播节目、讲座者及内容与出版价值进行相关探析。
一、民国时期的广播教育讲演类节目
民国时期的广播从无到有。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开办电台，从此一种新媒体的传播在中国出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辦了“中央广播电台”。与中国幅员辽阔、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所需的传播手段相匹配，广播超越时空、超越文字的能力，有着其他媒体所无法企及的传播优势，社会各界对广播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待，广播事业发展可观。1932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达75千瓦，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至1937年抗战前，国内广播电台数量达91家，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①
广播内容是借助节目载体得以传播的，广播的栏目如同报刊的版面，使内容有序化，与听众建立起稳定的联系。通过广播实践及与听众间的磨合，民国时期的广播节目形成了宣传、讲演、教育、新闻和娱乐等五大类型，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保丰曾撰文对广播节目做过探讨，认为：“关于常识科学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之讲述，则属于讲演类。至教育节目，其内容多属于有连续性之教材，而须逐字逐句讲解者。”②讲演类侧重播讲形势判断，教育类侧重播讲知识，而节目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状况，有所谓教育讲演类节目。
在不同电台与节目关系方面，当时广播主管部门的国民政府交通部（作者注：早先交通部设有电政司主管电报通信，后无线电广播出现，作为技术业务延伸故归口交通部管理）曾出台规定：“关于教育演讲及新闻报告方面，公营广播电台应占多数，民营广播电台亦不得少于20%，但以转播中央广播事业处所属各电台之节目为限，其娱乐及广告节目至多不得超过80%。”③可见教育演讲类节目是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的重点和特色，而当时《广播周报》《播音教育月刊》等刊登的有关讲稿则更显示，电台成了“百家讲坛”，孙本文的“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马星野的“如何研究国际新闻”、竺可桢的“气象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顾颉刚的“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邵元冲的“中华民国开国史”、苏步青的“研究数学的基本工作”、丰子恺的“图画与人生”、翁文灏的“科学与现代文化”等等，都纷纷在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开讲，可谓名家汇萃，竞显风采，一场场知识的盛宴，令人欣赏不已，由此，广播成为教育的利器。当时就有研究者注意到：“我国文化落后，民智未开，文盲既极众多，交通又甚阻滞，故藉印刷品传播知识之缺点，在我国尤为明显，播音教育之推行，在我国尤感需要。”④这里所谓的“播音教育”即通过无线电广播媒介进行的教育，类似后来的“电化教育”及“广播电视空中学校”的概念，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受人数的限制”，二是“不受空间的限制”，三是“不受时间的限制”。⑤教育既是广播电台义不容辞的任务，又构成了广播节目的重要内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国难当头，国防虚弱，国民的军事素养不高，有识之士备感责任重大，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从普及军事知识出发，特邀中央军官学校编译处教官吴光杰开设“军事常识”广播讲座，讲座从1933年5月至1936年4月，持续三年，共80余次，每次半小时，并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办的《广播周报》上进行节目预报，便于听众收听。
二、吴光杰先生简介
吴光杰（1886～1970），军事教育家，安徽合肥肥东湖滨乡六家畈村人。1908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毕业，后任清政府陆军部京畿近卫旅排长，1911年秋毅然随部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被陆军部派赴德国学习军事，1914年考入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学习，在学期间曾任中国派驻欧洲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团的武官，代表中国与美国、巴西、阿根廷、葡萄牙等十几个中立国武官一同观战，遍访欧洲战场之比利时、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在其《国民军事常识》书中附有多张“一战”考察资料照片。
1918年回国后，任北京政府陆军炮兵指挥官等职，1929年经卫立煌、张治中推荐，任南京中央军
官学校高级教官及校训练总监、军官留学预备班主任、校编译处少将处长等职，主持德国军事理论及训练教材的编译事宜。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军校迁移成都，1940年兼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⑥
吴光杰毕生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出版《联合兵种之指挥与战斗》《装甲防卫》《太平洋战争之研究》《第二次欧洲大战史略》等译著、专著20余部，涵盖兵学思想、军事常识、国防政策、建军典范、战史研究等诸多领域，洋洋数百万言，此外还在《军事杂志》《青年与战争》《黄埔》《广播周报》等报刊发表大量军事方面的文章，所编译的外国军事理论与步兵炮兵操典规范等，成为各军事学校教材与参考资料。吴光杰作为教官军阶不高，算不上显赫人物，但经历独特，军事学养深厚，得到学员的敬重，也被电台讲座倚重。
三、《国民军事常识》的内容和广播、出版意义 吴光杰所著的《国民军事常识》由中华书局于1939年1月出版，全书分上下册，共742页，可谓洋洋大观。其实，该书的前身伴随广播讲座进程有过两次动态出版：一次是1935年3月，在讲座达到50余次时，由南京京华印书馆印行，书名是《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军事常识演讲录（建军之部）》；另一次是1936年6月，在讲座达到80余次时，由南京仁声印书馆印行，书名是《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军事常识演讲录（战术之部）》。后中华书局以《国民军事常识》为名合一出版，其内容、体例等几无变化。
其主要内容有：国内外的情形，海陆空军建设状况，军国民应知应习的军事必要常识，各兵种的性能，步兵连以下的战斗教练，兵器、筑城、射击、防空、防毒，以及有关统帅权的配赋、总动员的计划，各兵种联合战斗方法动员的计划，战场上一切用兵的方法等。作者希望：“同胞由这简单粗浅的文字，得到新时代一般的军事常识，和整军经武的程序，发生对于军事的兴趣，更进而脚踏实地的研究，准备做个健全的军国民，担起救亡的责任，如此民族复兴的一句口号语，才不至于终成虚话。”⑦讲座内容契合时局的紧迫需要，受到听众的欢迎和媒体的关注，故电台播讲之后有关讲稿便在报刊发表，其中《广播周报》刊登达23篇之多。
该广播讲座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进行的，鉴于当时中日两国的实情，讲座中作者还特别介绍了有关日本海陆空军、日本军费、日本要塞、日本军事教育及中日国力军力比较等内容。在《广播周报》刊登的就有《日本军备之大体》（1936年第72期）《再谈日本军备》（1936年第92期）等，提醒国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不过几十年，已一跃而为世界一等强国，……我国与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原因，互相间的关系本很密切，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两国民族日渐疏远，东亚危机，常常有爆发之虞，……中国今日所取的态度是民族奋斗，自力更生。”（中央广播电台节目表：1936年7月7日，17：30 — 18：00，“军事常识”节目，中央军校吴光杰先生讲。）⑧
该广播讲座的出版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价值，正如作者“书后语”所言：“战争的胜负，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取决于双方能力的大小。能力的全部，是包含精神力和物质力，精神力就是军队的素质和教育的程度；物质力就是一切武器装备粗精的程度和其数量的多寡，而战术和战略原属于精神力的一部分，乃是运用精神力和物质力以从事战争的方法，而为军人所必具备的条件……所以这两种力量，必定要平行发达互相为用，才能发生真正的能力，收着胜利的效果。”⑨该军事讲座及书籍出版表明：在中国的抗战时期，为抗战中中国军民的战术和战略“精神力”的准备和军事素养的提升，吴光杰先生尽了一位軍事教育研究者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让后人了解了当时国人的军事常识状况、有专业人员在致力于做这方面的工作。
从广播讲演到图书出版，前后有三年时间，期间尽管有部分演讲内容在报刊发表，但不够系统完整，“阅者或有不能衔接之憾，现为着更进一步的普及起见，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并搜集近代世界军事图画数百幅添插其中，使读者格外容易明瞭。”⑩作者后期的改进和完善工作，反映了对声音文本和图书文本的不同处理，以及对两种媒体之间的联动、融合、互补关系的把握。笔者查阅《广播周报》（1934年创办）《播音教育月刊》（1936年创办）等史料发现，由一位主讲者围绕一个主题，从1933年开始，讲述80余次，其时间之早，持续之长，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在当时电台的节目中绝无仅有（前文提到的众多名家，大多是一两次讲座），而之后又把讲稿整理出书，实为从广播讲演到图书出版的先行尝试，在摸索出一条出版新路径的同时，也开启了广播媒体与图书媒体兼容互补、同生共进，实现综合效益更大化的媒介兼容的新模式。
注释：
①殷增芳：《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燕京大学1937年学士论文。
②吳保丰：《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转引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04页。
③《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6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二十（21）：496.
④詹行煦：《一年来我国之播音教育》，《播音教育月刊》1936年创刊号。
⑤陈礼江：《播音教育的本质及其使命》，《播音教育月刊》1936年创刊号。
⑥参见安徽肥东县政协文史办编：《吴光杰先生生平记略》，《安徽肥东文史资料》1987年第2期。
⑦⑩吴光杰：《国民军事常识“卷头语”》，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页。
⑧吴光杰：《再谈日本军备》，《广播周报》1936年第95期。
⑨吴光杰：《国民军事常识（下册）》，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282页。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