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件事算不上茶界大事，更谈不上是非做不可的要事，只不过它多年来总萦绕在我思绪间挥之不去，而个人又无力去做，因为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和茶界的合力，故有借媒体一角提出来的想法。这三件事：
　　一、编写一套《中国茶读本》。倡导“茶为国饮”关键在青少年，让青少年懂得茶的科学和科学饮茶，了解茶的历史和文化，事关茶产业的发展和茶文化的传承。当前关于这方面的读物虽然很多，但缺少适宜青少年阅读学习的。如若能以陈宗懋院士领衔，组织有关学者专家，专门为青少年编写一套《中国茶读本》，其意义和作用将非比寻常。《中国茶读本》可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版本，初级本适宜小学生学习，中级本为中学生提供，高级本供大学生阅读。这应该是一套文理兼融、科学严谨却深入浅出、具有权威性的读本。
　　二、编纂《中国茶业年鉴》。茶叶行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分辖中央各业务部委分散管理的：茶叶种植和初制加工归属农业部管理，茶叶精制加工、收购调拨和国内供应归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或商业部)管理，茶叶进出口业务归属外贸部管理。茶叶行业就一直这样被分而治之。转型市场经济后，茶叶行业依然未能摆脱分而治之的局面，至今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行业组织，因此也就缺少一本能反映行业整体面貌的综合性、权威性的年鉴资料。若现有茶叶行业的几个全国性社团组织携起手来，把全国茶叶经济、茶叶科技和茶文化三大板块的年度大事、重要新闻、文献资料、统计数据和机构人事等汇编成《年鉴》，这对分析产业形势、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或是进行课题研究、开展教学活动，或是积累历史资料、为编纂《茶叶志》提供基础素材，都将发挥重要作用。编纂《中国茶业年鉴》的工作，由现有的茶叶媒体来做最有优势，希望有哪一家媒体能挑起这个担子，或者由几家媒体合作承担。
　　三、抢拓历代茶事石刻碑记。记录茶事的历代石刻碑记，是茶史研究最宝贵的“实证”，但由于石刻随着岁月的侵蚀会日渐漫漶，尤其摩崖石刻，一旦受损，无法补救。除了尽可能采取保护措施，使其免受或少受损失外，另有一法就是把石刻碑记拓印下来，留下纸本石刻碑记。据个人所知，现存茶事石刻年代最远的是福建南安市莲花峰刻石：“莲花荼襟，太元丙子”。应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元年，即公元376年所置。另有两个茶事刻石集中处，一是浙江长兴的顾诸山，这里是唐代贡茶院所在地。据《浙江省茶叶志》载，迄今尚存的有唐兴元甲子年(公元784年)袁高题字、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于頔题字、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杨汉公题字、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杜牧题字等。二是福建建瓯和武夷山，这里曾经有宋元两代的皇家茶园，即建瓯之北苑御焙和武夷山四曲之元御茶园。这里有北苑凿字岩茶事石刻、武夷山茶事石刻及武夷山茶价示禁碑等。此外，在浙江还有衢县烂柯山宋人斗茶题名处、江山县万福庵清代茶会碑等。在福建还有泉州清源山茶事石刻、福州球场山亭记碑等。浙闽两省之外还有安徽祁门的申禁茶碑、江西婺源的公议茶规碑、广西龙胜的龙脊古茶碑等等。以上仅是我个人浅陋所知。此事若能由中国茶叶博物馆牵头，先做一番调查考察，作出实施规划，待拓印完成后可举办展览，出版影印本，实为功在千秋。期待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慷慨解囊，也必定会得到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