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半，妻子打来电话，说：“喂，你在寝室啊？给你读点东西。咱女儿写的，你听听，看看听完什么感受。‘尊敬的N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在学校吃口香糖，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带零食到教室去。求求你了，求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如果下次我再犯这样的错误，你罚我写5000字的检讨行吗？求求你了，求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吧，我知道学校广播里播了我吃口香糖的事，扣了班里的分。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改，我一定改。求你原谅我，原谅我吧，求你了。如果你原谅我，我会开心的。可是我现在一点也不开心。你原谅我吧，求求你，求你原谅我。我真的再也不会把零食带到学校去，带到教室去。我再也不在学校吃零食了。如果我吃零食，你就罚我写5000字的检讨吧。求你了，求你放过我……’。”
　　电话那头，妻子哽咽着，念不下去，便挂了电话。
　　我知道，作为家长，作为女儿就读学校的语文老师，女儿的检讨，尤其是那反反复复出现的“求求你了”“我知错了”“你罚我写5000字的检讨吧”刺伤了她！
　　“这是怎么回事？女儿为什么写检讨，因为在学校吃口香糖吗？学校广播里还播了这事，那她会是什么反应，能承受得了吗？她的检讨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个‘求求你’？”正当我迷惑不解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妻子。她说：
　　“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二，女儿午间提前到学校，在教室里嚼口香糖，被德育主任D逮了个正着。于是，D主任将她叫到教室外训了一通。因为学校大队部在文明礼仪活动中有口头要求，学生不得带任何东西到学校吃。为此，D主任扣了她班的操行文明分，并将这事告知了她的班主任N老师。而N老师则将这事告诉了我。当天晚上，我就这事批评了她。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却不料今天上午在眼保健操过后，D主任竟旧事重提，将咱女儿吃口香糖的事作为一个典型事例来教育全校学生，直接点名道姓地通过广播对她提出通报批评。更为可气的是，老师事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你想想，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女儿听到自己被全校通报批评是什么感受，能受得了吗？她现在整个人都蔫了……然而，都到这份上了，这事却仍没完。她班主任N老师居然也跟着掺和，要她写500字的检讨，而且明天一大早就得交。她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
　　说到这，妻子停住了。而情急之下，我竟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沉默片刻，我对妻子说：“我明白你此刻的感受。别难过，也别再多想了。好好开导开导女儿吧，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可以，请不要责怪她，虽然她不该在班上嚼口香糖，更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检讨里‘求’老师。可是，不反反复复地‘求’老师，不重复那些字词，她，一个8岁的孩子，怎么能就自己嚼口香糖的错误写一篇500字的检讨呢？如果可以，请你在睡觉前替我抱抱她，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妈妈将一直陪伴着她。这个拥抱，是来自爸爸的！”
　　妻子默不做声。我知道，这时候，她承受的比谁都要多！作为母亲，她不忍心看女儿被全校通报批评后蔫蔫的样子，女儿的检讨令她触目惊心。同时，作为女儿就读学校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的自尊，因为这件事也受到了打击。她甚至觉得，德育主任及女兒的班主任N老师正是因为和她关系不好，才有意刁难孩子的。因此，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女儿的怜惜、愧疚和对同事行为的愤懑。这多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给她带来巨大压力，乃至无力承受。可面对女儿，她却不得不竭力去为德育主任及班主任的做法寻求理由、作出解释、加以辩护，以去除孩子心中的不快、不解和困惑。
　　挂上电话，我决定将这件事写下来，题目就叫《女儿的检讨：一个教师父亲的手记》。我之所以将它写下来，一是想记录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在伴随女儿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体验；二是想从一个教师的角度，谈谈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并由此提几个和教育有关的问题，供自己和教育同仁思考。
　　首先，我想问的是：学校需不需要对学生禁食？如果需要，其理由是什么？因为一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肚子，有时候是会莫名其妙地（因为新陈代谢、体能消耗）感到饿的。饿了，就得吃东西，尤其是儿童少年，他们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处于饥饿状态会不利于他们的正常发育。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幼儿园和一些小学，不管是在上午还是下午的大课间，都会给学生分发一点水果或点心。再说，老师们不也常常在课间吃点饼干之类的东西么？大人们不也常常嚼一两片口香糖么？坦白说，从常理出发，我们很难找到学校对学生禁食的理由，但很难找到理由并不等于找不到理由或没有理由。比如，学校对学生禁食，极有可能是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试想：一个孩子要是在学校吃了从家里带的变质食品，由此闹肚子、上医院，并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家庭与学校关于学生健康及医疗费用的纠纷，而学校又偏偏在这样纠纷中“落败”，成了唯一的责任承担人时（现实情形大都如此），学校怎能不从中吸取教训，采取相应措施，下一道禁食令，以便将潜在的风险一一排除？
　　从这个角度看，学校对学生禁食似乎情有可原。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禁食令虽为学校规避了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但它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本身，充其量只是将它推给了社会。而事实上，出现在教育领域里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校园安全问题，往往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同时还是社会问题，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来共同解决。可现实的情形却是，只要问题一出现，社会及家长便将矛头直指教育，单向地向学校问责。看来，禁食之举，怕也的确是学校在社会及家长双重夹击下的无奈选择。但真的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在提出对学生禁食的构想之前，学校是不是要先对此做个调查，广泛地征求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作出最后决定？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渠道建立起来的禁食令，才不至于成为社会及家长责难的对象。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份由学校、家长、学生和教师联合签订的学校生活契约，需要全体成员的参与、恪守与维护。
　　其次，我想问的是：作为教师，我们有没有权力在不告知当事人（学生）的情况下，直接对学生的违规行为作出处分并将处分结果加以公开？如果有，是谁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力，是相关法规，还是我们的职业使命？
　　毫无疑问，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指出学生的失当行为、违规举止和不良习惯，并对之进行规范，加以引导，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但同时，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把握一个度，本着教育引导为主、批评惩戒为辅的原则，力求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问题不同对待，以防我们的训导走向极端，带给学生伤害甚至违背教育法规？事实上，无论是从一般的法律程规看，还是从人性伦理的角度看，作为教师，我们都没有权力在不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对学生的违规行为作出处分并将处分结果加以公开。所以，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尤其是在对学生的失当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时，我们需要把握好分寸，不可操之过急，小题大做以免适得其反。
　　再者，我要问的是，对小学低年级学生来说，写检讨是不是促使检讨人反思自身行为的最佳方式？检讨的字数是否体现着检讨人对其错误行为的认识与反省深度？
　　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孩子眼中的世界与我们作为成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适合成人的东西未必适合孩子。比如，写书面检讨，也许有利于成人对自己的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反思，从而提高对错误的认识，但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未必如此。因为10岁以下的儿童，其直观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而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较弱，所以，他们很难在脱离真实情境的状态下，独自一人对自身行为及其后果作出抽象的基于逻辑的正误或善恶判断，并准确地用语言加以表述。事实上，教师的启发式交谈是引导低年级学生反思自身行为错误的最佳方式。也只有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自身行为错误的时候，他们才能在写检讨（如果被要求的话）时有话可说，有话可写，说心中真实的想法，写内心真切的感受。其实，只要孩子在教师的引导下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并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德育便得以完成，至于写不写检讨、写多少字数都不是最紧要的事。
　　最后，我想将上面的三个问题重新表述，归为一个问题，并提给作为教师的我自己，那就是：当学校要求我执行一项本身就不合理的决定时；当我必须面对一个滥用权力的教育管理者并被要求对其行为作出反馈时；当人们都力图用数字来衡量教育的优劣、用知识的传授为主要形式来引导学生的情感发展、用各种形式的禁令来规约学生的言行时，作为教师的我，该怎么办？是妥协顺从、随波逐流，还是选择沉默、洁身自好，又或者坚持原则、逆流而上？
　　这就是我，一个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父亲，一个身为教师、身为教育研究者的父亲，在听完女儿的检讨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的感受与思考。当然，我深知，我听到的只是妻子的一面之辞；而且我的以上文字，也难免不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所以，写到这里，我只想提醒自己和那些能够读到这篇手记的老师们，请不要忘记：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言行，有时会影响甚至改变一个孩子一生。所以，作为老师，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宽厚包容、谨慎行事，凡事尽量做到三思而后行！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