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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往往能起到主导舆论的作用。在民国时期，报纸和期刊是社会主流媒体，它们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往往代表了主流舆论的观点。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繁华、最重要的大城市，而《申报》又是上海颇具影响力的、非官方性质的主流媒体。在抗战爆发前后，《申报》对时局进行了充分有深度的报道，研究《申报》对时局报道的态度，对恢复战争爆发前后中日关系和中国民间舆论的原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申报》；抗日战争；态度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95-03
一、 《申报》简介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该报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主笔的外商办报。1937年12月15日，《申报》因日军的新闻检查而自动停刊，后在日伪的控制下恢复出版，直到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当局接收。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从1872年创办到1949年停刊，《申报》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可以说是旧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选取《申报》从1937年4-12月期间所发行的各期进行研究。
二、 抗战爆发前《申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
（一）报道日伪活动，对日保持警惕
《申报》对日本在华北一带的挑衅活动一直进行揭发报道。对于日军方面的种种动作，《申报》一律公之于众。4月1日，“田代皖一郎赴平通一带阅兵”；4月2日，“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第三部长野村少将视察塘沽”；4月8日，“日海军检阅官大角岑生大将抵沪”；4月11日，“日军在天津举行天长节的大规模阅兵，人数达到三千余人”……此时日本方面的活动还相对隐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未露出端倪，但日军将领和日方高官频繁阅兵，让人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
从4月开始，“华北日军扩展军用话线”，日军方高官开始公开讨论在塘沽筑港事宜，并且调查津石铁路建筑方案，这一系列建设也让人将其与极有可能爆发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此外，日方还通过汉奸大肆招募劳工出关，在北边修筑防范苏联的工事，这也表明日军很有可能向北采取防御态势，而积极向南进取。
进入5月以后，日军的直接军事行动开始频繁起来，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每日见诸报端，“丰台……日军昼夜演习”；“日军热河边境增兵一旅团……”对于这类消息，《申报》通通加以揭露，希望通过此类报道警醒国人，让国人认清日本侵略威胁已经实实在在摆在眼前。
相比四五月的日军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动，华北各伪顽势力的挑衅动作则更加露骨。冀东伪政府与伪满势力相互勾结，前者向后者派遣特派员，“在长春设立办事处”，德王的伪蒙军也与察北的伪军勾勾搭搭，德王有意参加察北伪军在5月举行的演习，以致“张北等县近来部队调动频繁”。国民政府在华北一直保持一种较为克制的姿态，为的是不刺激日伪方面而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立即爆发，但国民政府的克制，一直被日伪方面理解为一种软弱可欺，虽然日方暂时没有较为直接露骨的军事行动，但日方一直在幕后鼓动伪军向国民政府挑衅，伪军试图与政府方面制造摩擦的行为也是层出不穷。4月中旬，“察北伪军……有向西蚕食迹象，晋绥军前哨已出现伪军身影”，“察北伪军积极做战时准备，战斗机四架由热河飞赴多伦，并且大量设立临时的粮秣库……武器弹药已经配发到单兵”……伪军的这些挑衅行动，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对于伪军方面的种种行动，《申报》通通加以斥责，表达了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二）对时局仍保持乐观
《申报》也对日本国内的政局密切关注。在一般人看来，国内政局不稳，难以发动外战，而抗战爆发前数月的日本政局，似乎正是体现了这一点。4月1日，《申报》做了“军部势力左右内阁，日本议会突遭解散”的报道。紧接着，日本陷入了连续数周的政治动荡，而日本民众对新举行的大选投票并不踊跃，没有体现出对当局的支持。
此外，日本经济状况不佳，国内物价飞涨，财政继续恶化，日本内阁大藏大臣结城墨太郎希望能够实现“华北经济提携”。日中间的经济活动也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两国针对芦盐出口的谈判顺利达成，到4月上旬，“第一批十万吨运至天津海关”。
在外交方面，日本驻美大使发表了一段谈话，声称“日本扩充军备政策，与美国无异，纯属自卫，系使日本陆军现代化，俾得于中俄等邻国陆军相捋，日本陆军如真有意与其邻邦开战或思控制邻国，日本海军如真欲与其他海军强国竞争，其军费将超过现在预算远甚”，意在强调日本的扩军并不是为了与他国开战，而专属增强自身的防卫。日本外务相佐藤也发表谈话，希望调整对华关系大纲，希望“从变更冀东现状入手”。此外，中日高官也频繁会晤，日本方面甚至还组织驻青岛的日本联合舰队士兵参观游览济南……上述一系列的报道，透出了中日关系仍然有一丝挽回的余地。
（三）向国内传递积极信号
作为有责任心的爱国媒体，《申报》自然对各地有关救亡运动倾注了大量的笔墨。4月上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达桂林，李宗仁出迎三十里”，这标志着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与中央达成和解，共赴国难。此外，许多地方军政要员纷纷发表谈话，表达抗日决心，这一系列有利于一致对外的事件，《申报》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持赞扬的态度。
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国民政府也在不断调兵遣将，进行战争准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围绕东北军的地位和调防的问题，产生了诸多龃龉，国民政府也是颇费周章。直到1937年4月底，东北军的内调才宣告完成，并且“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到5月中旬，东北军整理方案基本确定，“整理后完全国军化”，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在解决内部分歧、加紧备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东北军众将士也终于有了到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机会，以洗刷多年来所背负的“东北军不抗日”的耻辱。
处于华北风口浪尖、尤其是察绥等矛盾中心地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有频繁动作。对绥远进行实际控制的晋系将领傅作义，于4月底返回绥远，并且部署部队在察北进行戒备，并且“将举行防空演习”。傅作义是国民党地方派系将领中对日态度最强硬者之一，其曾在1936年底指挥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一举击溃试图从察北进犯绥东的日伪军，大大提振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其本人亦被奉为举国称赞的抗日英雄。《申报》对傅作义及其所部行动的报道，也意在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东北自沦陷后，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抗日义勇军遍地开花，日军挥舞屠刀疯狂镇压反抗运动，但更激烈的反抗又随之爆发。《申报》报道了大量东北义勇军的战斗情况，对他们的战斗成果热情宣扬，让内地的读者知道，东北虽然沦陷，但日本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中国人仍然在东北积极斗争。
（四）对抗战爆发前《申报》态度的评价
日本侵华野心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早在日本战国时期，丰臣秀吉就曾提出完整的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壬辰战争失败后，日本并未从“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黄粱梦中醒来。近代日本经明治维新而逐渐强大，接连打败清朝与沙俄，俨然在东北亚形成霸主之势。丰臣秀吉那个尘封了三百多年的侵略路线图，在1927年以“田中奏折”的形式重见天日。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继而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接着爆发了长城抗战，后来又有了华北危机……这一系列的动作似乎预示着总有一天，中日之间会爆发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大战。进入1937年夏，日本的挑衅动作日趋频繁，从《申报》的字里行间，我们已能窥得大概。但是，即使到了1937年四五月间，局势纵然危急恶化，但也并没有呈现出大战一触即发的景象，《申报》的态度即是如此，警惕，却还保持着乐观。谨慎乐观，或许更加符合当时的舆论潮流。
三、 抗战爆发后《申报》的反应
（一）派出大量记者深入火线，不遗余力地报道前线战况
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包括《申报》在内所有仍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人们惊醒了，日军的铁蹄大踏步地迈进。但是，“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和平真的毫无希望了吗？也许当时的很多人并不这么想，从“七·七”到“八·一三”，和平的最后希望其实还保留着。
7月9日，《申报》报道，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不愿意事态扩大”，10日，双方协商共同后撤，事态似乎得到了控制，日内阁亦做出决议，不使事态扩大……在“七·七”后的几天里，从《申报》的报道中，人们也许看到了一丝恢复和平的希望，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次的事件与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一样，只是一场局部冲突，在未来的交涉中，当局有可能再与日方签订一个类似“淞沪停战协定”或者“秦土协定”的文件，局势就能恢复到开战前的状况。
对和平抱有幻想的人也许不无道理，“七·七事变”的发生的确包含很多偶然性因素，日本内阁中也确有暂时不希望事态扩大的声音，但被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日本军部，却真的利用这个事件，将中日两国推向了全面战争的深渊。7月10日，日军“再次攻击卢沟桥、宛平城”，11日，“关东军向天津进发”、“关外日军多架军机抵达天津”，事态发展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申报》此时的报道重点，已经完全转移到报道华北战况上来，同时，日本海空军增兵中国沿海，特别是上海的消息，也在《申报》的密切关注之内，《申报》记者穿插于火线之间，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报道。
（二）“八·一三”后的应对与报道重点的转移
8月14日的《申报》内容，当时身在上海的读者可能已经亲身感受过了，就在头一天早晨，轰轰烈烈的淞沪会战打响了，借着“日军昨晨首先挑衅”，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正规军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战斗一度进行得比较顺利，迫使“敌撤沪西”，“我军迫近敌司令部”。但日军最终站稳了脚跟，增援的陆海空军源源不断开到上海，中日两军在上海展开了三个多月的厮杀。作为根植于上海的报纸，此时的《申报》对战局的报道中心开始转向了上海方面，主要新闻内容多为淞沪战场上战斗情况，上海失守以后，《申报》的报道重点转向了保卫南京方面，日军逼近南京后，《申报》刊出了“誓死保卫南京”的大字标题。直到同年12月15日停刊，《申报》始终用笔墨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
（三）对全面抗战爆发后《申报》报道策略的评价
在对待抗战的问题上，《申报》的态度毫无疑问是爱国的。《申报》的战地记者深入一线，不顾生命安危，为读者采写回大量第一手的报道，在通讯手段并不发达的1930年代，报纸对战局的报道几乎是普通人了解抗战情况的唯一手段。不可否认，在报道战况的时候，《申报》会渲染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对日军的强大进行相当的贬斥，每天的报头，几乎都有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即便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即使在上海作战陷入不利，中国军队不得不退守苏州河南岸阵地的时候，《申报》仍然通过自己的笔墨，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仍然报道我军将士“深明退守意义，士气依然旺盛”，仍然赞颂孤军镇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悲惨壮烈可歌可泣”，在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的时候，《申报》全文刊登《军事委员会告上海同胞书》，同时号召上海同胞“应互相勉励继续发扬先烈精神”，尽量削减失利对人们心理的巨大冲击。同时，为了体现我国在国际上并非孤立无援，《申报》对国际上于我有利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包括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事升级的担忧、日本因战事发展而与中国境内各国租界当局关系恶化、我国正式向国际联盟申诉，等等。这样的报道策略，对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有重大帮助，在强敌压境、人心不安的大环境中，通过这样的报道策略凝聚人心，无疑是十分明智的。
四、 结语
报刊的文体主要为新闻报道，基于新闻的时效性，其采写的时间往往与其报道事件的发生最接近，角度也最直观。因此，在对近代史上的某一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报刊是重要的史料来源，报刊上所载的新闻，往往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观感，对研究者研究时人态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以本文所研究对象为例，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那么，在事变爆发前，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本）是否已经做好了在7月全面开战的准备？双方关系是否处于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事变是否一定会在7月的某一日发生？事变演变成全面战争是否有绝对的必然？要解决以上问题，从其他史料来源中当然也可以窥得一二，但笔者认为，从报刊材料着手，更加可以看清。笔者认为，在1937年7月前后，日本方面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国内问题焦头烂额，而中国更是不希望在此时爆发全面战争，双方的气氛虽然很紧张，但并未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七·七事变”的发生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事变发生之后也仍然存在缓和的余地。这些看法，也许不符合一场全面战争爆发前后的应有情况，但通过对《申报》这一主流报纸的观察研究，似乎得到印证。当然，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全面入侵只是时间问题，抗日战争也确实在1937年7月全面爆发。但历史研究以期尽量恢复历史原貌，不能凭结果而对一切想当然，本文即是在抗日战争爆发这一事实基础上，为恢复战争爆发前后中日关系和中国民间舆论的原貌，做一点探索的尝试。
[参考文献]
[1]王桧林. 中国现代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刘永生. 《申报》的对日舆论研究（1931.9-1937.12）[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3]朱盼盼. 民国时期商业报纸的经营管理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12.
[4]张立勤. 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2.
[5]喻春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6]马光仁. 抗战时期的《申报》[J]. 抗日战争研究，1995（2）.
[7]徐煜，向开斌. 《申报》与一二八事变[J]. 民国档案，2006（3）.
[8]金玲. 1931-1934年的《申报》及其舆论影响[J]. 新闻世界，2011（8）
[9]古琳晖，李峻.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际舆论动员[J]. 江海学刊，2005（5）.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申报》；抗日战争；态度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95-03
一、 《申报》简介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该报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主笔的外商办报。1937年12月15日，《申报》因日军的新闻检查而自动停刊，后在日伪的控制下恢复出版，直到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当局接收。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从1872年创办到1949年停刊，《申报》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可以说是旧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选取《申报》从1937年4-12月期间所发行的各期进行研究。
二、 抗战爆发前《申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
（一）报道日伪活动，对日保持警惕
《申报》对日本在华北一带的挑衅活动一直进行揭发报道。对于日军方面的种种动作，《申报》一律公之于众。4月1日，“田代皖一郎赴平通一带阅兵”；4月2日，“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第三部长野村少将视察塘沽”；4月8日，“日海军检阅官大角岑生大将抵沪”；4月11日，“日军在天津举行天长节的大规模阅兵，人数达到三千余人”……此时日本方面的活动还相对隐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未露出端倪，但日军将领和日方高官频繁阅兵，让人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
从4月开始，“华北日军扩展军用话线”，日军方高官开始公开讨论在塘沽筑港事宜，并且调查津石铁路建筑方案，这一系列建设也让人将其与极有可能爆发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此外，日方还通过汉奸大肆招募劳工出关，在北边修筑防范苏联的工事，这也表明日军很有可能向北采取防御态势，而积极向南进取。
进入5月以后，日军的直接军事行动开始频繁起来，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每日见诸报端，“丰台……日军昼夜演习”；“日军热河边境增兵一旅团……”对于这类消息，《申报》通通加以揭露，希望通过此类报道警醒国人，让国人认清日本侵略威胁已经实实在在摆在眼前。
相比四五月的日军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动，华北各伪顽势力的挑衅动作则更加露骨。冀东伪政府与伪满势力相互勾结，前者向后者派遣特派员，“在长春设立办事处”，德王的伪蒙军也与察北的伪军勾勾搭搭，德王有意参加察北伪军在5月举行的演习，以致“张北等县近来部队调动频繁”。国民政府在华北一直保持一种较为克制的姿态，为的是不刺激日伪方面而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立即爆发，但国民政府的克制，一直被日伪方面理解为一种软弱可欺，虽然日方暂时没有较为直接露骨的军事行动，但日方一直在幕后鼓动伪军向国民政府挑衅，伪军试图与政府方面制造摩擦的行为也是层出不穷。4月中旬，“察北伪军……有向西蚕食迹象，晋绥军前哨已出现伪军身影”，“察北伪军积极做战时准备，战斗机四架由热河飞赴多伦，并且大量设立临时的粮秣库……武器弹药已经配发到单兵”……伪军的这些挑衅行动，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对于伪军方面的种种行动，《申报》通通加以斥责，表达了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二）对时局仍保持乐观
《申报》也对日本国内的政局密切关注。在一般人看来，国内政局不稳，难以发动外战，而抗战爆发前数月的日本政局，似乎正是体现了这一点。4月1日，《申报》做了“军部势力左右内阁，日本议会突遭解散”的报道。紧接着，日本陷入了连续数周的政治动荡，而日本民众对新举行的大选投票并不踊跃，没有体现出对当局的支持。
此外，日本经济状况不佳，国内物价飞涨，财政继续恶化，日本内阁大藏大臣结城墨太郎希望能够实现“华北经济提携”。日中间的经济活动也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两国针对芦盐出口的谈判顺利达成，到4月上旬，“第一批十万吨运至天津海关”。
在外交方面，日本驻美大使发表了一段谈话，声称“日本扩充军备政策，与美国无异，纯属自卫，系使日本陆军现代化，俾得于中俄等邻国陆军相捋，日本陆军如真有意与其邻邦开战或思控制邻国，日本海军如真欲与其他海军强国竞争，其军费将超过现在预算远甚”，意在强调日本的扩军并不是为了与他国开战，而专属增强自身的防卫。日本外务相佐藤也发表谈话，希望调整对华关系大纲，希望“从变更冀东现状入手”。此外，中日高官也频繁会晤，日本方面甚至还组织驻青岛的日本联合舰队士兵参观游览济南……上述一系列的报道，透出了中日关系仍然有一丝挽回的余地。
（三）向国内传递积极信号
作为有责任心的爱国媒体，《申报》自然对各地有关救亡运动倾注了大量的笔墨。4月上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达桂林，李宗仁出迎三十里”，这标志着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与中央达成和解，共赴国难。此外，许多地方军政要员纷纷发表谈话，表达抗日决心，这一系列有利于一致对外的事件，《申报》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持赞扬的态度。
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国民政府也在不断调兵遣将，进行战争准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围绕东北军的地位和调防的问题，产生了诸多龃龉，国民政府也是颇费周章。直到1937年4月底，东北军的内调才宣告完成，并且“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到5月中旬，东北军整理方案基本确定，“整理后完全国军化”，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在解决内部分歧、加紧备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东北军众将士也终于有了到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机会，以洗刷多年来所背负的“东北军不抗日”的耻辱。
处于华北风口浪尖、尤其是察绥等矛盾中心地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有频繁动作。对绥远进行实际控制的晋系将领傅作义，于4月底返回绥远，并且部署部队在察北进行戒备，并且“将举行防空演习”。傅作义是国民党地方派系将领中对日态度最强硬者之一，其曾在1936年底指挥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一举击溃试图从察北进犯绥东的日伪军，大大提振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其本人亦被奉为举国称赞的抗日英雄。《申报》对傅作义及其所部行动的报道，也意在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东北自沦陷后，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抗日义勇军遍地开花，日军挥舞屠刀疯狂镇压反抗运动，但更激烈的反抗又随之爆发。《申报》报道了大量东北义勇军的战斗情况，对他们的战斗成果热情宣扬，让内地的读者知道，东北虽然沦陷，但日本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中国人仍然在东北积极斗争。
（四）对抗战爆发前《申报》态度的评价
日本侵华野心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早在日本战国时期，丰臣秀吉就曾提出完整的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壬辰战争失败后，日本并未从“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黄粱梦中醒来。近代日本经明治维新而逐渐强大，接连打败清朝与沙俄，俨然在东北亚形成霸主之势。丰臣秀吉那个尘封了三百多年的侵略路线图，在1927年以“田中奏折”的形式重见天日。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继而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接着爆发了长城抗战，后来又有了华北危机……这一系列的动作似乎预示着总有一天，中日之间会爆发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大战。进入1937年夏，日本的挑衅动作日趋频繁，从《申报》的字里行间，我们已能窥得大概。但是，即使到了1937年四五月间，局势纵然危急恶化，但也并没有呈现出大战一触即发的景象，《申报》的态度即是如此，警惕，却还保持着乐观。谨慎乐观，或许更加符合当时的舆论潮流。
三、 抗战爆发后《申报》的反应
（一）派出大量记者深入火线，不遗余力地报道前线战况
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包括《申报》在内所有仍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人们惊醒了，日军的铁蹄大踏步地迈进。但是，“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和平真的毫无希望了吗？也许当时的很多人并不这么想，从“七·七”到“八·一三”，和平的最后希望其实还保留着。
7月9日，《申报》报道，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不愿意事态扩大”，10日，双方协商共同后撤，事态似乎得到了控制，日内阁亦做出决议，不使事态扩大……在“七·七”后的几天里，从《申报》的报道中，人们也许看到了一丝恢复和平的希望，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次的事件与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一样，只是一场局部冲突，在未来的交涉中，当局有可能再与日方签订一个类似“淞沪停战协定”或者“秦土协定”的文件，局势就能恢复到开战前的状况。
对和平抱有幻想的人也许不无道理，“七·七事变”的发生的确包含很多偶然性因素，日本内阁中也确有暂时不希望事态扩大的声音，但被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日本军部，却真的利用这个事件，将中日两国推向了全面战争的深渊。7月10日，日军“再次攻击卢沟桥、宛平城”，11日，“关东军向天津进发”、“关外日军多架军机抵达天津”，事态发展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申报》此时的报道重点，已经完全转移到报道华北战况上来，同时，日本海空军增兵中国沿海，特别是上海的消息，也在《申报》的密切关注之内，《申报》记者穿插于火线之间，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报道。
（二）“八·一三”后的应对与报道重点的转移
8月14日的《申报》内容，当时身在上海的读者可能已经亲身感受过了，就在头一天早晨，轰轰烈烈的淞沪会战打响了，借着“日军昨晨首先挑衅”，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正规军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战斗一度进行得比较顺利，迫使“敌撤沪西”，“我军迫近敌司令部”。但日军最终站稳了脚跟，增援的陆海空军源源不断开到上海，中日两军在上海展开了三个多月的厮杀。作为根植于上海的报纸，此时的《申报》对战局的报道中心开始转向了上海方面，主要新闻内容多为淞沪战场上战斗情况，上海失守以后，《申报》的报道重点转向了保卫南京方面，日军逼近南京后，《申报》刊出了“誓死保卫南京”的大字标题。直到同年12月15日停刊，《申报》始终用笔墨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
（三）对全面抗战爆发后《申报》报道策略的评价
在对待抗战的问题上，《申报》的态度毫无疑问是爱国的。《申报》的战地记者深入一线，不顾生命安危，为读者采写回大量第一手的报道，在通讯手段并不发达的1930年代，报纸对战局的报道几乎是普通人了解抗战情况的唯一手段。不可否认，在报道战况的时候，《申报》会渲染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对日军的强大进行相当的贬斥，每天的报头，几乎都有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即便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即使在上海作战陷入不利，中国军队不得不退守苏州河南岸阵地的时候，《申报》仍然通过自己的笔墨，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仍然报道我军将士“深明退守意义，士气依然旺盛”，仍然赞颂孤军镇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悲惨壮烈可歌可泣”，在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的时候，《申报》全文刊登《军事委员会告上海同胞书》，同时号召上海同胞“应互相勉励继续发扬先烈精神”，尽量削减失利对人们心理的巨大冲击。同时，为了体现我国在国际上并非孤立无援，《申报》对国际上于我有利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包括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事升级的担忧、日本因战事发展而与中国境内各国租界当局关系恶化、我国正式向国际联盟申诉，等等。这样的报道策略，对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有重大帮助，在强敌压境、人心不安的大环境中，通过这样的报道策略凝聚人心，无疑是十分明智的。
四、 结语
报刊的文体主要为新闻报道，基于新闻的时效性，其采写的时间往往与其报道事件的发生最接近，角度也最直观。因此，在对近代史上的某一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报刊是重要的史料来源，报刊上所载的新闻，往往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观感，对研究者研究时人态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以本文所研究对象为例，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那么，在事变爆发前，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本）是否已经做好了在7月全面开战的准备？双方关系是否处于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事变是否一定会在7月的某一日发生？事变演变成全面战争是否有绝对的必然？要解决以上问题，从其他史料来源中当然也可以窥得一二，但笔者认为，从报刊材料着手，更加可以看清。笔者认为，在1937年7月前后，日本方面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国内问题焦头烂额，而中国更是不希望在此时爆发全面战争，双方的气氛虽然很紧张，但并未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七·七事变”的发生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事变发生之后也仍然存在缓和的余地。这些看法，也许不符合一场全面战争爆发前后的应有情况，但通过对《申报》这一主流报纸的观察研究，似乎得到印证。当然，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全面入侵只是时间问题，抗日战争也确实在1937年7月全面爆发。但历史研究以期尽量恢复历史原貌，不能凭结果而对一切想当然，本文即是在抗日战争爆发这一事实基础上，为恢复战争爆发前后中日关系和中国民间舆论的原貌，做一点探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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