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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界和学术界,止庵有两个为人所知的身份:一是继钟叔河之后周作人作品最主要的整理出版者,他先后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二是一个受周作人影响的散文家,他私淑周氏,研习其作品20余年,深得知堂文章的神韵。正由于以上原因,年初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苦雨斋文丛”首发式上听止庵说,他的《周作人传》即将面世,我是充满期待的。
果然不同凡响。这本新的《周作人传》精心结撰,可谓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收获。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坊间已有多部周作人传记,这些传记互争短长,然而止庵的《周作人传》是特别能贴近传主精神气质的一本。对作者来说,此书显然是他研习周作人的一次漂亮的总结。
与钱理群、倪墨炎等所作的周作人传一样,本书也是一本评传,所不同的是更注重周氏的思想脉络及其表述过程。对此作者有着明确的自觉:“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 止庵:《周作人传•自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他对周作人的民族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妇女论与儿童论、“事功”论(“道义之事功化”)、美文观以及文体的流变等等都有细致深入的梳理,并考察了其思想和行为的互动。该书殊少采用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而是以周氏自己的意见为主,如对1939年元旦事件的解释、出任伪职与“事功”论的关系等。作者用周作人的“事功”论解释他的附逆,试图把“思想”与“行事”区别开来。这虽然未必能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同意,但并非轻信传主,而是自有理据,可成一家之言。一个显然的证据是,周作人并不是出任伪职后才提出“事功”论的,早在抗战以前在《颜氏学记》、《关于英雄崇拜》、
《再谈油炸鬼》等文中就申述过。只要我们不把“事功”论看做周作人附逆的单一原因,那么它有助于丰富对问题的认识。以前对周作人的附逆有过种种解说,只有废名等极少数人才相信周作人自己的话。有人甚至仅仅视为“丑表功”。我曾在《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一书中提出,周作人附逆直接的现实原因是他在险恶条件下的自我保存,思想原因是他的“必败论”——对本民族历史的悲观和对抗战前途的黑暗预测。这个观点似乎还可以坚持,但显得简单;其他的如“超越名节” 参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3期。、“事功”论也都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背景。
有朋友在电话里问我,止庵《周作人传》有何创见。也许这本传记的优点不在于高谈宏议,而在细部上更见用心和功夫。作者细读文本,发掘文本的“微言大义”,交待周作人思想、学术和翻译兴趣、风格的流变过程。有些重要的话是包含在平常的文章里的,止庵把它们发掘出来,仔细打磨,让其发出亮光。他正是由这些坚实的所得,铺设了一条通往周作人精神世界的道路,从而提升了周作人研究的水平。
下面看几个例子。研究者对周作人参加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和文章注意最多,对其留日时期的两篇文学论文和翻译也有一定的关注,然而对此前的文章和思想的研究就十分薄弱了。1902年以后,周氏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自己在态度上也积极响应。不过,他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止庵说,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又受到雨果人道主义精神的启示,周1906年出版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小说《孤儿记》。研究周作人的人一般知道此书,但并没有关注其思想的意义。止庵写道:“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萌芽于此。”〔1〕23—241927年6月所写的《文学谈》认为,在中国有产与无产两个阶级虽然经济状况不同,但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止庵评论道:“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1〕147这就为周作人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增加一解。对于《麻醉礼赞》,止庵指出其笔意沉痛,提出文章中表现的“凡人之悲哀”,“较之既往,自是一重进境——不是说‘生活之艺术’为‘凡人之悲哀’所取代,只是更其深化而已;前者无论‘取’‘舍’都有主动之意,后者则是把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接受下来。其间相互映照,彼此渗透,最终融为一体。以后提出‘忍过事堪喜’、‘苦住’等,皆从‘凡人之悲哀’来;对于普通民众的人生境遇和生存愿望更多理解——尤其是讨论鬼神或邪教之类问题时——亦与此密切相关。”(160页)这个观点既标示出周作人思想的变化,又可带动对其一系列文章的理解。类似之处在书中还有很多,作者读得细、读得深,发人之所未发,为解读周作人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细部上的长处不仅表现在对作品的细读和阐发。作者非常熟悉周作人研究成果,材料翔实,又有使用周作人未刊日记的便利,其叙述针脚细密,线索清晰。书中附有大量的注释,补充了丰富的材料,拓展了阅读的空间。另外,插入周作人照片27帧,印制清晰,其中有几张似为首次面世,让人心喜。
止庵《周作人传》再一个优点是文体之雅,这里有着一个深受周作人文体影响的散文家的底子。从现代到当下,有一批知堂散文的追随者和学习者,如文载道、纪果庵、张中行、止庵几位,在某些方面学习周作人的如黄裳、阿英、唐弢、舒芜等。止庵是后来的佼佼者,他的文章颇有知堂的风度。《周作人传》的体式也脱胎于传主自己的《我的杂学》和《知堂回想录》。前者是作于1944年的一篇思想自传式的长文,周氏自述学问和思想的渊源。读这本传记,感觉与传主的文字一样清涩委婉,舒徐自在,析理深入,不尚空谈。周作人盛年时期的文章多抄录书籍,只用自己简单的话连缀起来,成就了一种“抄书体”。《周作人传》中也有大量的抄书成分在,“抄书”构成了其基本的叙述方式。不仅重要的话,就是那些对人生经历的记述也都用了直接引语的方式。抄书虽然影响到阅读的流畅,但确保了材料的原汁原味,封闭了“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的空间。止庵与周作人一样,在“抄书”的背后,有着自家坚实而完整的见解。不然的话,就成了一本资料汇编了。该书学术性品味、叙述方式和文体也让它远离了大众读者,其长处大概只有熟悉周作人的人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吧。
这本传记专注于“周作人”这个文本的内部——他的思想和表述方式——的评述,很少涉及特定的历史语境,亦少介绍传主的思想和文学资源,这样做自有道理;可对周作人这样的大家来说,他的成就与局限也许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在与前人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在与同时代人的关联和比较中,才会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下面仅就后一个与作者生平直接相关的层面谈一点看法。与周作人有过人事关系的重要人物,除了其自家兄弟外,至少还有章太炎、钱玄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章士钊、俞平伯、废名、林语堂、沈从文等人。交待传主与现代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揭示出文学史上少为人知的层面,丰富和深化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而这些地方往往为主流的文学史叙述所遮蔽。书中点到了不少与上述人物的关系,但还显得不够突出、充分。关系最为密切的当然是兄长鲁迅。兄弟失和之前两人的关系自不必说,——书中也作了详细的评述,就是之后,两个人在对方那里也仍然是“缺席的在场”。他们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配合和理解。失和之后,由于道不同,隔空交手,像两个武侠高人一般,别人不明就里,熟悉内情的人清楚其中的门道。20世纪30年代两人之间的斗争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关系,特别具有文学史的意义。鲁迅在小品文、晚明文学、人物评价等问题上批评周作人,后者则在政治、思想、个人婚姻等方面进行影射攻击。这些地方材料太多,不可能一一娓娓道来,但可以挑出几点来写。在晚明小品热引发的小品文论争中,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等文,提倡像“匕首”和“投枪”的小品文,反对“供雅人的摩挲”、“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小摆设”。矛头直指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倾向。周作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关于写文章》反唇相讥:“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问题极重要,代表了两条不同的现实倾向、两种不同的新文学传统;从更大的时空范围上来看,也联系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言志派”与“载道派”。传记引述了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如果能多用些笔墨,把背景叙述得更详细一些,就更能彰显这些地方的重要性。他们当时的纷争颇见两军对垒之势。比如在周作人一方有废名,鲁迅一方有胡风。胡风针对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作《过去的幽灵》,不久又在《林语堂论》中宣称 “蔼里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自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挞伐周作人的青年作家不在少数,周都表现出不屑一顾,而著文对胡风进行反击,显然有着鲁迅的因素。后来胡风落难,周作人仍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悻悻然。止庵提及了胡风的文章,还指出他错把耿勉之的译作当做周作人的,其实废名也是可以写上一笔的,这样可以对称地交待出当时情势。废名是周氏的“四大弟子”之一,对老师推崇备至。1930年5月,废名在《骆驼草》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对列名于宣言上的鲁迅等人表示不满,有云:“新近得见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鲁迅私下里对废名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批评。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收了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在《导言》中指其《竹林的故事》以后的小说“有意低徊,顾影自怜”。周作人则在为废名作品所写的一系列序言中,表扬废名文体的“简洁生辣”和在新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也许是担心鲁迅冷落废名后来的作品,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却选录了长篇小说《桥》中的六则(当然这些文字也颇能反映出废名文章的特色)。上述材料止庵无疑都是熟悉的,因为他编辑出版过《废名文集》。
当然,如果把周作人与这些人的联系充分展开,于本书体例不合,占用的篇幅也太多,但加上几万字是可以的。有的地方点到即可,有的地方略加展开,特别重要的地方才浓墨重彩。这样更容易加深读者的理解,找准传主的位置,大大拓展“周作人”这个文本的蕴涵和意义,见出时代的风云变幻。
果然不同凡响。这本新的《周作人传》精心结撰,可谓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收获。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坊间已有多部周作人传记,这些传记互争短长,然而止庵的《周作人传》是特别能贴近传主精神气质的一本。对作者来说,此书显然是他研习周作人的一次漂亮的总结。
与钱理群、倪墨炎等所作的周作人传一样,本书也是一本评传,所不同的是更注重周氏的思想脉络及其表述过程。对此作者有着明确的自觉:“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 止庵:《周作人传•自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他对周作人的民族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妇女论与儿童论、“事功”论(“道义之事功化”)、美文观以及文体的流变等等都有细致深入的梳理,并考察了其思想和行为的互动。该书殊少采用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而是以周氏自己的意见为主,如对1939年元旦事件的解释、出任伪职与“事功”论的关系等。作者用周作人的“事功”论解释他的附逆,试图把“思想”与“行事”区别开来。这虽然未必能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同意,但并非轻信传主,而是自有理据,可成一家之言。一个显然的证据是,周作人并不是出任伪职后才提出“事功”论的,早在抗战以前在《颜氏学记》、《关于英雄崇拜》、
《再谈油炸鬼》等文中就申述过。只要我们不把“事功”论看做周作人附逆的单一原因,那么它有助于丰富对问题的认识。以前对周作人的附逆有过种种解说,只有废名等极少数人才相信周作人自己的话。有人甚至仅仅视为“丑表功”。我曾在《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一书中提出,周作人附逆直接的现实原因是他在险恶条件下的自我保存,思想原因是他的“必败论”——对本民族历史的悲观和对抗战前途的黑暗预测。这个观点似乎还可以坚持,但显得简单;其他的如“超越名节” 参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3期。、“事功”论也都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背景。
有朋友在电话里问我,止庵《周作人传》有何创见。也许这本传记的优点不在于高谈宏议,而在细部上更见用心和功夫。作者细读文本,发掘文本的“微言大义”,交待周作人思想、学术和翻译兴趣、风格的流变过程。有些重要的话是包含在平常的文章里的,止庵把它们发掘出来,仔细打磨,让其发出亮光。他正是由这些坚实的所得,铺设了一条通往周作人精神世界的道路,从而提升了周作人研究的水平。
下面看几个例子。研究者对周作人参加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和文章注意最多,对其留日时期的两篇文学论文和翻译也有一定的关注,然而对此前的文章和思想的研究就十分薄弱了。1902年以后,周氏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自己在态度上也积极响应。不过,他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止庵说,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又受到雨果人道主义精神的启示,周1906年出版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小说《孤儿记》。研究周作人的人一般知道此书,但并没有关注其思想的意义。止庵写道:“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萌芽于此。”〔1〕23—241927年6月所写的《文学谈》认为,在中国有产与无产两个阶级虽然经济状况不同,但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止庵评论道:“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1〕147这就为周作人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增加一解。对于《麻醉礼赞》,止庵指出其笔意沉痛,提出文章中表现的“凡人之悲哀”,“较之既往,自是一重进境——不是说‘生活之艺术’为‘凡人之悲哀’所取代,只是更其深化而已;前者无论‘取’‘舍’都有主动之意,后者则是把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接受下来。其间相互映照,彼此渗透,最终融为一体。以后提出‘忍过事堪喜’、‘苦住’等,皆从‘凡人之悲哀’来;对于普通民众的人生境遇和生存愿望更多理解——尤其是讨论鬼神或邪教之类问题时——亦与此密切相关。”(160页)这个观点既标示出周作人思想的变化,又可带动对其一系列文章的理解。类似之处在书中还有很多,作者读得细、读得深,发人之所未发,为解读周作人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细部上的长处不仅表现在对作品的细读和阐发。作者非常熟悉周作人研究成果,材料翔实,又有使用周作人未刊日记的便利,其叙述针脚细密,线索清晰。书中附有大量的注释,补充了丰富的材料,拓展了阅读的空间。另外,插入周作人照片27帧,印制清晰,其中有几张似为首次面世,让人心喜。
止庵《周作人传》再一个优点是文体之雅,这里有着一个深受周作人文体影响的散文家的底子。从现代到当下,有一批知堂散文的追随者和学习者,如文载道、纪果庵、张中行、止庵几位,在某些方面学习周作人的如黄裳、阿英、唐弢、舒芜等。止庵是后来的佼佼者,他的文章颇有知堂的风度。《周作人传》的体式也脱胎于传主自己的《我的杂学》和《知堂回想录》。前者是作于1944年的一篇思想自传式的长文,周氏自述学问和思想的渊源。读这本传记,感觉与传主的文字一样清涩委婉,舒徐自在,析理深入,不尚空谈。周作人盛年时期的文章多抄录书籍,只用自己简单的话连缀起来,成就了一种“抄书体”。《周作人传》中也有大量的抄书成分在,“抄书”构成了其基本的叙述方式。不仅重要的话,就是那些对人生经历的记述也都用了直接引语的方式。抄书虽然影响到阅读的流畅,但确保了材料的原汁原味,封闭了“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的空间。止庵与周作人一样,在“抄书”的背后,有着自家坚实而完整的见解。不然的话,就成了一本资料汇编了。该书学术性品味、叙述方式和文体也让它远离了大众读者,其长处大概只有熟悉周作人的人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吧。
这本传记专注于“周作人”这个文本的内部——他的思想和表述方式——的评述,很少涉及特定的历史语境,亦少介绍传主的思想和文学资源,这样做自有道理;可对周作人这样的大家来说,他的成就与局限也许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在与前人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在与同时代人的关联和比较中,才会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下面仅就后一个与作者生平直接相关的层面谈一点看法。与周作人有过人事关系的重要人物,除了其自家兄弟外,至少还有章太炎、钱玄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章士钊、俞平伯、废名、林语堂、沈从文等人。交待传主与现代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揭示出文学史上少为人知的层面,丰富和深化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而这些地方往往为主流的文学史叙述所遮蔽。书中点到了不少与上述人物的关系,但还显得不够突出、充分。关系最为密切的当然是兄长鲁迅。兄弟失和之前两人的关系自不必说,——书中也作了详细的评述,就是之后,两个人在对方那里也仍然是“缺席的在场”。他们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配合和理解。失和之后,由于道不同,隔空交手,像两个武侠高人一般,别人不明就里,熟悉内情的人清楚其中的门道。20世纪30年代两人之间的斗争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关系,特别具有文学史的意义。鲁迅在小品文、晚明文学、人物评价等问题上批评周作人,后者则在政治、思想、个人婚姻等方面进行影射攻击。这些地方材料太多,不可能一一娓娓道来,但可以挑出几点来写。在晚明小品热引发的小品文论争中,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等文,提倡像“匕首”和“投枪”的小品文,反对“供雅人的摩挲”、“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小摆设”。矛头直指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倾向。周作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关于写文章》反唇相讥:“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问题极重要,代表了两条不同的现实倾向、两种不同的新文学传统;从更大的时空范围上来看,也联系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言志派”与“载道派”。传记引述了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如果能多用些笔墨,把背景叙述得更详细一些,就更能彰显这些地方的重要性。他们当时的纷争颇见两军对垒之势。比如在周作人一方有废名,鲁迅一方有胡风。胡风针对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作《过去的幽灵》,不久又在《林语堂论》中宣称 “蔼里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自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之后,挞伐周作人的青年作家不在少数,周都表现出不屑一顾,而著文对胡风进行反击,显然有着鲁迅的因素。后来胡风落难,周作人仍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悻悻然。止庵提及了胡风的文章,还指出他错把耿勉之的译作当做周作人的,其实废名也是可以写上一笔的,这样可以对称地交待出当时情势。废名是周氏的“四大弟子”之一,对老师推崇备至。1930年5月,废名在《骆驼草》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对列名于宣言上的鲁迅等人表示不满,有云:“新近得见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鲁迅私下里对废名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批评。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收了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在《导言》中指其《竹林的故事》以后的小说“有意低徊,顾影自怜”。周作人则在为废名作品所写的一系列序言中,表扬废名文体的“简洁生辣”和在新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也许是担心鲁迅冷落废名后来的作品,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却选录了长篇小说《桥》中的六则(当然这些文字也颇能反映出废名文章的特色)。上述材料止庵无疑都是熟悉的,因为他编辑出版过《废名文集》。
当然,如果把周作人与这些人的联系充分展开,于本书体例不合,占用的篇幅也太多,但加上几万字是可以的。有的地方点到即可,有的地方略加展开,特别重要的地方才浓墨重彩。这样更容易加深读者的理解,找准传主的位置,大大拓展“周作人”这个文本的蕴涵和意义,见出时代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