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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变局
过去的十年,中国银行业借整体经济顺周期发展之契机,实现了全方位、高速度的发展与提升。中国宏观经济以年均高达10%的速度迅猛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进步,成为银行业高速发展的最大助力。2001~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63倍,银行业资产规模从15.73万亿元增长到95.3万亿元,增长了五倍多。
中国银行业在此背景下的高速发展,首先离不开深刻的制度变革。自1998年开始,中国银行业开始摸索进行以上市、重组为主要内容的体制变革,力图从根本上扭转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推进现代银行业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到2003年,银行业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为银行业的后续快速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体制变革依然是影响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适应时代要求的探索与改革仍在进行。除深刻的体制变革外,自本世纪初开始的新一轮宏观经济周期成为中国银行业在此阶段高速发展的基本背景。在此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景气周期,本轮周期以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为基础,以国内调控宏观经济“软着陆”、“硬着陆”的深厚经验为保障,势头之猛,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波及中国,在对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在根本上改变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运行轨迹。中国推出了一揽子前所未有的高强度财政货币刺激计划,以抵御和应对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时至今日,危机已经过去了三年,但其对国内金融运行,尤其是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深远影响却留了下来,并开始显著发挥影响。刚刚在制度变革“荫庇”下经历转型与快速发展的中国银行业,在自身恰好迎来发展转型关键节点的同时遭遇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方面影响,未来走向如何?值得深思。
具体来看,未来5~10年,一方面,以过去30年高速、稳定增长为典型特征的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黄金模式”将不可持续,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在后危机时期,将以横幅震荡、波动恢复和间歇性“低迷”为主要特征,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面临的实体经济环境宽松不在;另一方面,全球货币政策方向将出现根本性调整。此次金融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遭受了较多的非议与批评,其改革话题被重新提起。从本次危机的预警、爆发和蔓延来看,IMF存在的惯性思维,即抱着遵循“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的惯有想法——货币政策已臻完美,金融创新缓和了市场波动——成为批评者指责IMF失职和指责其是危机“帮凶”的有力证据之一。不论此种观点是否合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金融运行的“大缓和”时代将一去不返,未来全球货币政策方向将出现根本性调整,调整所考虑的变量将更加多样,对货币政策的固有认识将有本质不同。
为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变化和国际货币政策方向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在体系、制度、市场、产品等诸多方面将不可避免地调整应对,银行业作为目前中国金融运行体制的基础,适应国内外综合环境变动,更需全面分析宏观环境变动和微观市场需求,未雨绸缪,进行调整与转变。整体来看,未来5~10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来自五个方面:规模增长、利率市场化、逆周期监管、资产质量和牌照管制放松。
规模增长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全面加速增长成绩斐然,为世界所瞩目。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各项指标全面突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带来货币金融市场的全面深化,银行业发展运行中取得的繁荣成绩与实体经济增长相比毫不逊色。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内银行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宴”(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高速增长的实体经济运行推动了过去近十年中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和规模扩张。在平均增速高达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背景下,经济金融运行体系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带动了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银行资产规模增长基本保持了与M2的同等增长路径,增幅略高于M2。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已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幅达19.48%。由于中国居民的传统消费储蓄观念、企业的经营发展理念和银行业业务经营模式,M2在推动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促进中国银行业存款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由图1可知,与增幅高达18.85%的M2和19.48%的银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中国银行业存款总额以每年18.81%的速度高速增长,尤其是在2007~2009年,增速进一步加快,成为这一时期银行业经营发展中的突出特征,特别是2009年的增幅高达27.92%。2010年,银行业存款增速有所下降,但仍是2004年以来的次高水平。在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的贷款需求同样旺盛,大量投资和建设用款成为信贷需求的主要来源。贷款增速呈现与存款增速大致相同的趋势,尤其是2009年出现同比大幅上升与2010年的较大回落。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力带动下,银行业贷款需求以每年17.2%的速度增长,增速低于存款规模增长,波动幅度也略大于存款,这是因为相较国内银行业的存款结构,贷款结构中的变动因素更多且更易遭受外部冲击影响,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国内银行业贷款规模波动幅度远大于存款规模波动。
M2快速增长带来的银行业资产规模、存款和贷款规模的高速同步增长,为国内银行业在改革、转型中实现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是银行业改革转型成功的坚实基础。但相比实体经济,M2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GDP增速,经过连续多年的差额累积,将使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或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从金融深化指标(M2/GDP)来看,按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统计数据,我国2009年的该指标值为1.59(如图2所示),2010年达到1.82,在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尽管从理论上来看,金融深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协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受制于不同经济体金融体系发展成熟程度,金融深化的影响存在诸多差异。从目前中国的该指标来看,高达182%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相较同期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已显“畸高”,如此高的比重已经提前“挤占”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化空间。尤其是在信贷占据M2高份额的情况下,中国的“信贷/GDP”指标也同步走高,尤其是在最近两年,中国信贷规模占GDP比重增幅明显,2010年信贷规模已达到GDP的154.6%,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逼近前列(图3)。按此发展势头,未来留给国内银行业的信贷增长空间已经不多。
国内银行业在面临未来信贷规模整体增长空间受限的同时,来自信贷结构的变化也将进一步“挤占”银行信贷在社会信用供给中的比重,银行业发展将迎来信用空间转变的重要“拐点”。从社会信用总供给量占GDP的比重来看,尽管该指标目前在主要国家中并不高且增幅平稳,但其内部结构相比之前已有重大改变,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债券市场将是未来社会信用总供给的主要增长点,债券市场融资是未来的主流融资趋势。在债券等市场化手段成为未来融资的主流趋势情况下,原本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市场化份额”将更加独立和明显,银行业的信贷空间将“被迫”缩减。图4是2002年以来的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走势,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内银行业信贷规模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下降幅度更大,趋势更加明显,至2010年底,国内银行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降至55.6%;截至2011年一季度,已有接近一半(47%)的社会融资额度来自银行信贷渠道之外,比重之大反映出市场化融资渠道的发展之深入和成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债券融资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信贷规模占信用总供给比重的下降,显示出国内“金融脱媒”的压力和不断演进,而金融脱媒带来的直接后果即是银行以信贷为主的融资媒介功能的“萎缩”。实际上,国内金融脱媒在最近几年的表現已逐渐显著。2011年上半年,国内发行的个人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约达8.51万亿元,超过2010年全年发行规模,理财产品发行规模的快速增长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国内金融脱媒的发展态势。
国内银行业在面临信用空间转变“拐点”的同时,由实体经济发展转型带来的信贷投向改变同样显著,未来银行业主要信贷投向产业将由制造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是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传统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步改变,银行业信贷投放的传统产业将随之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传统“三驾马车”的拉动下高速增长,但“三驾马车”的运行并不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长期强化和突出,消费由于内需不足始终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长期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在造成大量资源错配的同时,易造成诸如通胀等经济运行问题,而在出现通胀后,出于经济增长的考量,又不能过分放弃对投资的“推崇”,从而造成很多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难题,如在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点,对这些产业的信贷支持对拉动GDP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升了中国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亦发展迅猛。截至200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47%,预计2030年将达到70%(图5)。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城市化发展的高水平和后期发展的趋缓特征,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诸如房地产基建等投资型产业的发展需求将逐步减少,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产业升级需求,将进一步压缩投资型产业发展,转而促进以物流、研发、创新产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国内地域经济发展和布局将从“制造中心”格局转变为“运筹中心”格局。这种变化对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目前仍以信贷扩张为主要利润增长来源的国内银行业,如何适应信贷投放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在新的信贷投放机构变动调整中建立起稳定、高质量的利润渠道,是国内银行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指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机制,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运行机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利率市场化一直是中国金融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自2000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启动并逐步发展,经过十多年发展,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日趋成熟”。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的推进一方面可以提高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市场拓展的灵活性,有利于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对商业银行如何进行利率和风险定价提出了更高挑战。
中国利率市场化发展至今,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出于谨慎管理的考虑,市场化进程仍处在“初级”阶段,其中尤以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之缓慢最为突出。从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来看,简化放宽贷款利率下限和貸款利率档次是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方式。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尤其是对仍以利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国内银行业来说,利率市场化演进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理论上,利率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市场存贷款利差将会越小,随着时间的演进,如果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存款利差将呈现一条逐步下降的曲线。但考察中国情形,虽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整体上程度不断提高,但利差曲线却并未呈现标准的下降趋势,甚至在最近几年出现连续增长(图6)。这一问题的出现,从理论角度来看似乎不甚“合理”,即便剖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影响,仅从最近时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盛行之影响来看,利差也不应出现扩大态势。而利差之所以出现这种显著扩大,实是资金管制的体现(如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中有20万亿元的资金处于准备金和央票形式的冻结状态),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这种通过管制资金,扩大银行存贷款利差,同时保证银行业利润实现的做法未来必然不可持续。
但正如图6反映出来的问题,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对国内银行业存款利差的影响并不符合标准的理论推演,因此,对中国银行业未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存贷利差变动趋势不能简单地做出判定,而是应该充分认识到资金管制对银行利差变动的影响。未来,中国银行业利差变动趋势将主要取决于资金市场的管制是否解除,真正的市场化的前提是让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然释放。从图7中可以看出,国内银行业目前的存贷利差要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存款利差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资金市场管制已成为国内利率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障碍,是国内市场利差“逆市走高”的根源,未来中国存贷利差不断收窄将是大势所趋。
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经验是在放开存款利率后,利差都面临一个快速收窄的过程。例如美国1982年开始加速取消“Q条例”后,利差快速收窄,使得以往依靠利率管制才能生存的众多中小银行举步维艰,大量小银行纷纷倒闭。1987~1991年,年均有200家小银行倒闭;1981~1991年,美国因银行问题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美国银行业利差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到1982年之前的水平,期间引发银行业发展的“动荡”,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冲击极大。未来,我国银行业在利差收窄趋势下,传统业务经营和管理必将面临深刻而又巨大的冲击。
利率市场化本质上是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2010年,沪深股市12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的45%(这个比例在2011年中期已经提高到了50%以上),也就是说,12家上市银行一年的利润占到了全部逾2000家上市公司总利润的近一半。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之强,与实体经济行业中的众多上市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两者差距之悬殊令人瞠目。一直维持高位甚至不断走高的存贷利差成为上市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未来,在银行业存贷利差不断收窄的大趋势下,银行业传统业务将面临巨大挑战,我国银行业过度依赖存贷利差业务的格局将遭受巨大冲击,传统业务因存贷利差收缩,收益不断下降,必然面临调整甚至被取消的“窘境”,传统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商业银行必须认清业务和发展模式调整的必然趋势。
此外,目前在资金管制下居高不下的贷款利率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一方面造成了银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利润的巨大“剪刀差”,另一方面成为企业大力探寻其他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巨大动力,这种对非信贷融资的饥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规避利率管制的“无心插柳”——金融创新或将开启利率的新一轮市场化进程。未来,通过减少利差(如放开对公司贷款利率下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即银行业让利“反哺”实体经济,将成为广泛的共识和发展方向之一,从这个意义来看,利率市场化也必将获得更大的推动。
逆周期监管
国内银行业在过去十余年的发展成就可圈可点,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体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持。从经济运行周期特征来看,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国内银行业顺周期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金融运行的原有模式,近30年未经历重大调整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出现变革端倪,中国亦不例外。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偿还和房价下跌可能引致损失为代表的国内银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挫折”逐渐增多,原有的顺周期发展路径或遭遇重大变动,外部监管的方向、路径和措施必将适应形势变化逐步调整,逆周期监管变革成为国内银行业未来经营发展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深刻变革,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成为未来监管改革的核心之一。在中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从理论迅速走向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至此,逆周期监管变革成为国家意志。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止金融系统对经济体系的负外部溢出而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与微观审慎监管不同,宏观审慎监管以防范金融危机为目的,关注金融系统风险的部分内生性特征而不仅仅只重视外生性风险。同时,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给定时点上风险跨机构之间的分布及整个系统中风险的跨时间分布”,即横向与时间两个维度。在此监管框架下,央行的职责将进一步强化,政策目标将从单一的价格稳定转为兼顾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而逆周期监管政策导向则要求央行采取措施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这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央行可采用诸如逆周期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动态拨备制度等政策工具来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
在逆周期宏观审视监管政策规则下,国内银行业的盈利弹性和规模增速将受到较大限制。作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措施,监管层将提高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和资产质量的要求,并引入对商业银行的杠杆比例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在资本水平要求方面,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提出,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需增加超额资本储备;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认为,2%~3%的超额资本储备是较为合适的水平;而在中国,银监会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提高到11.5%,其具体组成为:8%+2%(资本缓冲)+1%(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0.5%(逆周期资本缓冲)。在资本质量要求方面,国际上,不再将一级混合资本债认定为核心资本;在国内,银监会要求主要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务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且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应当在80%以上。在杠杆比率监管方面,要求达到10%的表外项目转换因子,最低Tier-1杠杆比率达到3%。在流动性监管方面,要求引入流动性覆盖比例(LCR)指标和净稳定性资金来源比率(NSFR)监管指标。在这些严格的逆周期监管要求下,国内银行业盈利弹性和规模增速将受到较大限制,以资本充足率为10%的银行为例,为满足未来五年的发展需求和达到监管要求,其总资产增幅需由现在的38%~40%降至约24%(图8),最大降幅可达40%。
正如前文所述,在推进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背景下,国内银行业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让渡部分利润和牺牲一定增长空间,作为资本提供者,商业银行的股东回报将“顺势”受到制约。作为自负盈亏之独立法人,为实现经营目标,减少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对盈利的不良影响、努力提高单位“产出”成为银行增加营收的关键,在此进程中,单位资本使用效率和资本分配将是重中之重。国内银行业要扭转过去单纯依赖信贷利差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断提高资本配置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依靠资本使用的高效率保证盈利能力的有效增长和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
资产质量
由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背景,中国商业银行在转型发展初期资产质量不够优质是普遍面临的问题,减少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成为中国银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在银行业大力改革推进和监管层的规划指引下,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提升取得了重大进展,资产质量得到根本好转。图9展示了自2003年国内银行业深入改革和转型发展以来的经营质量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中國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快速下降,拨备覆盖快速上升,资产质量显著提高;上市银行不良净形成率和信用成本均维持低位,经营质量和信誉水平稳步提升。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体经济运行领域的优异表现和支持,大量不良资产被成功“消化”成就了当前银行业的“惊艳”表现。截至2010年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293亿元,不良贷款率1.14%,不良贷款余额、比例数据继续“双降”,拨备覆盖率达到218%。
目前,虽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资产质量普遍提升,但不良率降幅日渐趋缓,这表明在规模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演进等因素影响下的信贷增速放慢及缺乏规模核销(如农业银行上市后,国内缺少了强力核销推动因素)等因素的影响日益显现。同时,不良贷款率下降在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间也并不同步。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呈现“双降”,2010年末的不良贷款占比已达0.7%的历史低位;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双降”趋势强化,在各类型银行中的资产质量表现最为稳定;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则出现了明显反弹,在所有机构类型中升幅最大,资产质量劣化苗头出现且较明显。
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演进出现差异的同时,中国银行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另外两大突出难题,即银行股估值偏低和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问题,也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变动的重大变量。对于前者,中国上市银行无论是首次公开发行(IPO)还是后续的市场表现,其股价基本全部偏低且后市长期保持低位运行,上市银行股价的低迷表现与其良好的业绩表现毫不匹配。上市银行估值偏低严重限制了商业银行补充优质资本、提升资产质量的努力和效果。对于后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巨额融资数量和日益临近的偿还日期,引发了对地方政府能否顺利偿还融入资金的巨大担忧,由于银行业在地方政府融资中占重要比重,地方政府如无能力按期偿付贷款,将会对银行业带来“致命”打击。图10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据银监会披露,截至2010年6月末,国内平台公司贷款余额7.66万亿元,按照信贷质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贷款,可视为正常类贷款,风险可控,数额约为2.07万亿元,占比27%;第二类贷款,即项目本身现金流不足,需依靠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本息的贷款,这部分计入“不良”的压力不大,数额约为3.83万亿元,占比50%;第三类贷款,即项目借款主体及担保不合规或贷款本息偿还存在严重风险的贷款,则是风险较大的部分,数额为1.76万亿元,占比23%,银行体系为此类贷款需要计提拨备6000亿元。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问题,在最悲观的情况下,假设第三类贷款全部转化为不良贷款,如按照20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银行业将会出现整体亏损,同时,银行业整体净资产将减少约三分之一,如图10所示。2011年3月,银监会进一步披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和规范告一段落,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9.09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19.16%,其中2.84万亿元已被剥离为一般商业贷款。
由此看来,地方政府融资贷款一旦出现问题,将给银行业带来巨大损失。未来,能否在动态发展中化解融资平台贷款可能带来的风险,将关系中国银行业能否保持稳定、长远发展,需引起高度关注。
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可能给银行资产质量带来的巨大威胁外,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波动,尤其是在当前高房价状况下可能出现的房价大幅下跌,对目前仍以房地产贷款作为重要业务和利润组成的国内银行业的影响同样敏感而重大。针对房价下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银监会多次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房贷压力测试,并在今年的银监会年中工作会议中通报了压力测试的最新结果:房价平均下跌30%、利率上调27个基点;房价下跌40%、利率上调54个基点;房价下跌50%、利率上调108个基点。并指出在房价下跌五成的极端情况下,中国银行业依然能够承受。对于这一结果,业内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认为这种测试没能全面预测银行的真实抗压能力。图11以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商行房地产贷款情况为例,分析了房价下跌对银行可能带来的真实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城商行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整体不高,但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占比较高,超过上市银行平均水平的23.8%。按照银监会的压力测试结果,在房价下跌30%时,利率上升108个基点,在此情况下,参与测试的样本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将会上升2.2个百分点,税前利率下降20%,而46家农村商业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将上升3.5个百分点,贷款损失率将增加30%。针对银监会的此次房贷压力测试,客观来看,测试并未全面纳入房价下跌对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可能带来的诸多影响,并未考量房价下跌对整个产业链条带来的整体冲击。实际上,此次压力测试结果很可能低估了房地产市场调整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由于银行体系对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企业的贷款余额更大且很大部分均为信用贷款,与房地产市场运行紧密相关,因此,房价下跌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不限于此次公布的测试结果的范围和程度。
牌照管制放松
在银行业业务经营准入制度下,要想开展相关业务需要获得对应牌照,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牌照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获得牌照就意味着商业银行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和利润争夺的资格,而没有牌照则会被排挤在相关业务经营“大门”之外。从商业银行牌照持有情况来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获得的经营牌照相对较多和齐全,但相互间也存在差异;城商行间由于发展实力参差不齐、经营时限差异明显,在牌照持有上存在显著不同,部分银行(如南京银行)持有牌照较多,与股份制银行甚至大型银行不相上下,而大部分城商行拥有的牌照则寥寥可数,能够参与经营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农信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的业务牌照更是稀少。中国银行业经营牌照存在明显的分层存续状态。
对牌照的“饥渴”在商业银行间普遍存在。此种情况下,监管层对牌照发放的松紧程度牵动着众多银行的敏感神经:在牌照管制放松时期,银行会采取各种手段扩大争取牌照,为后续发展竞得先机;在牌照管制收紧阶段,银行将面临在原有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但却无法通过业务扩张增加营收,银行经营发展策略被迫做出调整。在这种情况下,牌照管制的松紧成为影响银行业未来经营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對目前手头牌照尚不“充裕”甚至稀缺的银行,监管层对牌照管制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其能否获得未来市场与发展空间。商业银行均高度关注牌照发放政策,并将牌照持有情况作为经营发展战略制订的重要参考。
应该说,最近几年,中国在整体严格的牌照管制政策范围内执行了相对较为“宽松”的牌照管制措施,通过各项政策规划和指引,为鼓励支持银行业发展,尤其为支持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监管层在政策范围内发放了较多的准入牌照,有效支持了不同类型银行业务的有效开展和自身经营实力的不断壮大。
未来,中国银行业牌照管制政策是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调整?变化或调整的方向如何?对牌照资源的稀缺性和银行业市场竞争具有重要影响。从目前情况来看,牌照的稀缺性是否下降?牌照发放下的市场竞争是否会拉低行业平均利润?是摆在理论和实务界面前的重大议题,将直接影响中国银行业经营发展态势。
应该看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银行供给与经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在现有市场机制下又无法通过银行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一步到位,且现有银行市场退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监管层将力求在银行市场准入过程中促进上述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而从监管牌照管制制度入手,完善现有银行市场准入规定,充分发挥银行牌照的调节功能,对于解决上述问题不失为一种思路。在此趋势下,未来中国银行牌照管制将出现类似先进国家做法的牌照“分级”管理制度,针对不同类型银行区别发放不同类型牌照。这种牌照管制的规范化对于消除不良竞争、促进有序市场秩序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个体银行经营来看,可能无法满足其发展扩张的“雄心壮志”。当然,未来中国银行业牌照管制具体政策走向如何,仍待观察。
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触动了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结构调整的“按钮”,未来,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监管变革的影响下,在国内外多种发展理念的交织与碰撞下,中国银行业继续坚持和深化经营转型是不争事实。商业银行将顺应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化的大趋势,从发展战略、业务流程、业务结构、金融创新等多个方面寻找提升竞争力的突破口,面临诸多发展机遇。在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深刻变革背景下,未来5~10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转型的又一关键时期,在规模增长、利率市场化、逆周期监管、资产质量变动和牌照管制放松等诸多问题影响下面临诸多挑战。
具体来看,未来“十二五”期间,在经济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之下,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将出现全面调整,在由制造中心格局向生产性服务业格局转变进程中,银行的客户群体将发生深刻改变,传统制造行业客户重要性下降,如何搜寻并培育具备成长空间的新客户群体是银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时,如何在国内信贷规模增幅趋缓预期下,通过业务创新和客户拓展提升市场份额,亦是“规模增长”问题带来的重大挑战。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居民收入多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将迎来业务转型调整的结构性发展拐点,节省资本使用、拓展低资本消耗业务将成为金融市场新的运行和竞争“原则”。
在“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日趋成熟”和金融创新冲动日趋强烈背景下,如何改变传统存贷利差盈利模式,找到替代存贷利差盈利模式的新的业务和运营体系,将是未来银行业发展必然经历的深刻变革。为扩大收入来源,减少对存贷业务的依赖,国内银行业只有通过在资产配置和使用效率上的“奋进”,才能切实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为此,中国银行业应重点突破在风险定价层面的低水平,真正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定价能力,有效识别风险并针对不同客户群体进行精准定价与营销。当前,“巴塞尔协议Ⅲ”针对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突出强调了“内部评级法”(或“内部模型法”)的使用,针对“内部评级法”下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如何计算监管资本的做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明确提出银行需要计算由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导致违约风险占用的资本,并提出了具体的计算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对“内部评级法”的规范和推广,从侧面反映出对银行内部风险定价能力提升的“期望”与鼓励,着力提高内部风险定价能力已成为未来国内外银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
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成为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主流和国内监管发展方向的背景下,银行业将面临在盈利弹性和规模增速方面的较大限制,传统的粗放式盈利增长模式在此监管框架下将失去竞争力。为适应宏观审慎监管需要,中国银行业应着力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通过经营和盈利模式转型,尽快缩小与国际性商业银行在创新与盈利管理能力方面的距离,适应国内外监管变革要求。为适应经营与盈利模式转型,国内银行业要打破传统的粗放式资本扩张模式约束,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增强资本配置和风险定价能力,逐步建立集约化资本经营模式,从业务经营流程、内部运营体制、产品服务创新、信用风险度量技术、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全面提高逆周期监管框架下的经营发展能力。
延续国内整体严格牌照管制政策下相对较为“宽松”的牌照管制措施,未来一段时期内,银行业或将维持牌照管制的宽松预期。如实际牌照管制政策走势确如预期,则未来中国银行业经营发展面临较大调整,尤其是当前经营范围较窄、继续获得业务牌照推进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如何有效调整跨区域经营政策以应对牌照管制调整?如何抓住政策监管调整的“窗口期”实现业务快速发展?是其面临的重要发展挑战。同时,牌照管制松动如若加速,城商行如何平衡内涵发展与牌照刺激下外部扩张的关系?是在现有并未实现成熟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实现牌照使用,硬性推进业务扩张,还是继续“养精蓄锐”,暂时搁置牌照资源?在激烈的竞争形势下,牌照资源的搁置时间越长则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的不断提升,待到城商行发展基础夯实之时,牌照资源的优势或已消失殆尽。牌照管制政策的未来调整变化将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发展影响深远。
由上分析可知,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影响。而适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监管变革趋势的国内外大背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增加风险定价能力,并进而转向集约型经营增长模式,是未来中国银行业应对新一轮改革转型、奠定未来长远发展根植的必然选择。同时,牌照管制政策的未来走向成为影响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经营发展的重大外部变量,或有可能造成城商行发展的“两难困境”。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未来银行业发展方向已然明确,各商业银行在探索发展竞争中,谁将率先胜出,引领行业奋进征程,本文充满期待。
中国城商行未来发展分化格局
作为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城商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总体发展十分迅速,规模日益壮大,逐渐成长为经济金融领域中一支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的生力军。但由于业务局限于“一城一市”,其进一步做大做强存在诸多客观制约。2000年以来,随着资本金实力增强,一些发展实力雄厚的城商行迫切期望突破地域限制,扩大经营规模,并在可能的基础上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转型。2006年,银监会对城商行采取了“全面提高、分类监管、发挥特色、科学发展”的监管思路,并明确指出,“对于满足各项监管要求,且对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随着2006年4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的挂牌开业,中国城商行异地经营拉开帷幕,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城商行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再次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步伐显著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在发展空間不断扩大的同时实现了经营转型,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宏观审慎监框架逐步建立、完善和实施进程中,监管层加强了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风险管控能力的重视,注重协调城商行发展速度与风险管控能力的同步提高,防止过度扩张可能引发的风险,城商行未来的跨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在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基础上的有序推进。
图12列示了部分城商行在跨区域战略中获得的快速增长。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扩展经营地域和范围成为部分城商行的重要选择,更多城商行开始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开拓异地市场,以实现业务增长和保证盈利水平。在此期间,监管层也肯定并支持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战略。2009年4月,银监会颁布《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宽了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相关内容包括:中小商业银行设分支机构不受数量指标的控制,放宽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设立分行和支行的营运资金要求。在此政策范围内,部分城商行在能力允许内开始增设分支机构、扩大网点和分支机构覆盖范围,经营规模出现了较快增长。如图12,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网点数量和员工人数均迅速增长,成为此时期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图景”的典型代表。
图13则更加直观地体现了跨区域发展给城商行带来的规模增长情况。城商行在跨区域发展中实现了规模的快速增长,增速在各类型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远超过其他类型商业银行,成为银行业中最具成长性的群体。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有城商行147家,资产总额达78526亿元,同比增长38.2%,占全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8.24%。从图13可以看出,2004~2010年,中国城商行资产年复合增长率(CAGR)达28.98%,而同期大型商业银行增速仅为17.32%,股份制银行的平均增速为26.44%,银行业的整体增速则为20.2%。
在城商行资产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资产质量也在同步改善,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不良贷款率显著降低,降幅超过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下降水平;资本充足率较高,超过股份制银行一般水平,抗风险能力强;拨备覆盖率显著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如图14所示。
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城商行有效开展业务经营提供了坚实基础,保证了盈利水平的快速提升。从图15中可以看出,2010年城商行税后利润达到769亿元,2005~2010年的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44.8%,远远超过同期股份制银行36.3%和国有银行29%的增长率。在资产收益方面,城商行资产收益率显著增长,高于同期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整体资产收益水平,仅在2010年略低于国有银行资产收益水平。
城商行高速发展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成为资本市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此外,由于城商行在发展中受规模制约,对优质战略资本的需求较大,双方“一拍即合”,城商行开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此进程中,许多优质国外投资者也进入了城商行的视野,2001年,长三角地区的上海银行率先引进外资,汇丰控股成为上海银行股东。2003年以后,城商行引进外资股东的节奏加快。伴随更多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城商行,高速发展的城商行已成为外国投资者分享中国银行业成长的重要载体。
综合上文分析,跨区域发展为城商行拓展业务空间、实现规模增长和增强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借跨区域发展之优势,部分城商行获得了快速发展,在与同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跨区域发展亦并非易事,如何找准市场定位、有效实现营销和通过差异化服务争取客户,直接影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成功与否。经过最近几年跨区域发展的高潮,国内城商行已在多方面出现发展差异和分化,未来,城商行的发展分化格局将更加明显,在某些地域或将出现城商行全面崛起的新形势。
中国城商行未来发展战略
城商行发展至今,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需破解的难题。城商行由于资产规模小、初始经营地域范围有限、技术研发能力弱和人力资源紧张,在战略规划与业务拓展中存在诸多掣肘。在银行业同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城商行传统的效率优势作用不断下降,国有商业、股份制银行日益“染指”城商行传统业务阵地——中小企业,挤占城商行业务发展空间。虽然跨区域战略实现了城商行的大跨度发展,但受制于在经营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一直“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尤其是在今年银监会明确表态收紧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审批的形势下,城商行跨区发展将更加慎重。面对竞争格局的改变和监管政策变革,城商行未来发展面临重大战略选择。
站在经营发展新的“十字路口”,决定城商行未来发展方向的三大关键性战略选择是:区域扩张策略、综合经营与专业发展、独立经营与共享平台发展。如何根据自身经营发展实力和发展规划做出适当选择,成为摆在城商行面前的迫切任务。本部分系统分析城商行未来发展中面临的三大战略问题,探讨未来中国城商行发展中的战略选择与策略执行。
战略一:区域扩张
发展优势与面临挑战
城商行的“城”字决定了城商行的初始经营地域范围往往较为单一和狭小,在业务经营和规模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不足的限制日益显现,如仍然继续固守“本城”,则难以发展壮大,并带来诸多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故此,城商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开疆辟地”实力后,几乎无可迟疑地采取区域扩展策略,走上了跨区域发展的道路。中国城商行经过最近几年较为快速的跨区域发展,在为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增强发展后劲的同时,也因自身能力的不匹配,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在政策层面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日趋慎重的情况下,城商行反思自身跨区域发展的得失经验,未来的跨区域发展在战略规划和策略执行等诸多方面将出现新的选择,呈现出全新的跨区域发展局面。
从城商行选择区域扩展策略的自身得失来看,在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开拓业务空间、分散经营风险是城商行区域扩张战略的最大驱动力量。银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非常突出的行业,规模扩大不仅能够增加更多的收入,还能够相对降低单位资产的人力成本、技术支持成本、后台结算成本、风险内控成本及其他后勤保障成本,进而扩大利润规模,提高盈利能力。因此,城商行自成立之日起就存在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通过跨区域规模扩张,开拓业务空间,实现规模效益,成为城商行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
图16列示了部分城商行在当地贷款市场份额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等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城商行,在当地城市的市场份额也增长乏力,并部分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如上海银行,2007~2009年在当地市场的贷款份额接连下滑,直到2010年才有所回升,在其他城市的贷款份额也几无太大增长,并波动较大。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全国城商行普遍面临在本地市场过分开发,市场空间不断缩小的问题。如莱商银行,经过在莱芜当地的多年“精耕细作”,市场空间基本开发完毕,遭遇业务增长瓶颈。此后,通过区域扩张策略,开发异地市场,重新获得发展机遇,该行目前约25%的规模和利润增长来自异地经营机构。
除规模经济外,分散经营风险是推动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另一动力。风险管理是金融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主要技术特征,而风险管理水平也是一家金融机构在同业内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降低风险最有效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实现资产组合的分散化。城商行如果一直局限在所在城市开展业务,难免出现贷款等业务在某一地区的过度集中,其经营业绩会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波动的巨大影响。如果城商行采取跨区域发展模式,就可以有效规避这种区域风险(如图17所示的宁波银行案例)。而且,城商行过分限于所在城市,则可能面临较其他银行更为集中的区域系统风险,即使北京银行、上海银行这类处在经济发展迅速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不能例外,这些地区虽经济增长速度快、社会信用度相对较好,但由于整个地区资金相对充裕,金融机构间竞争激烈,想要持续提高盈利能力也相对困难。
正如图17体现出的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风险分散效应,宁波作为中国重要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以外贸型经济结构为主,企业普遍从事外贸订单生产和经销,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这种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宁波银行的客户群体中外贸型行业的高比重。2008年金融危机对宁波外贸型经济影响明显,大量企业订单缩减甚至停产,外贸行业的不景气迅速影响到金融市场,宁波银行资产质量出现较大程度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四季度,不良贷款增加30.1亿元,不良率增长0.29%。这种因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波动引发的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在很多城商行普遍存在,成为城商行经营风险的重要来源。此次金融海啸蔓延的同期,正是宁波银行跨区域战略发展的重要阶段。危机期间,尤其是2009年以来,宁波银行跨区域发展取得突破,不仅外设异地分支机构获得较大进展,异地外设机构的经营也较为顺利,盈利能力逐步增强,成为金融危机期间宁波银行重要的业务增长点和利润来源,对增强宁波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贡献巨大。如图所示,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宁波银行异地机构贷款余额迅速增长,平均增速在40%以上,而同期宁波本地市场贷款余额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负增长。高速增长的异地业务在宁波银行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分散和化解风险进程中“居功至伟”。
区域扩展战略在带来上述两方面发展优势的同时,对扩大城商行的品牌影响力同样重要。城商行由于整体实力相对较弱,在相关业务尤其是异地结算等方面与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存在差距,影响到自身的品牌认可度。而跨区域经营会大幅提升城商行的品牌价值,对开发金融产品、培育忠诚的客户群和提高社会公信力意义深远。
由此看来,区域扩张战略似是城商行的“不二选择”,但跨区域发展并非易事,城商行只有具备足够的发展实力和经验积累才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异地发展的“御龙”之术。目前来看,城商行区域扩张过程中普遍面临业务模式可否复制、人力资源紧张和IT系统、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能否具备拓展性等迎接跨区域发展的重大挑战。
在业务模式方面,由于城商行自身定位和经营能力特点,中小企业业务自然成为其业务发展的核心。在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拟拓展异地市场的中小企业业务一方面被当地城商行经营、拓展多年,在市场占有率、客户忠诚度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外地城商行要想在当地中小企业市场上分一杯“羹”,困难很大;另一方面,随着大型银行和众多股份制银行加入中小企业市场争夺之列,“僧多粥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城商行争夺当地市场的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城商行原有的中小企业业务优势无法有效施展,在“本土”效果明显的中小企业业务拓展方式因在异地的竞争激烈和“水土不服”而效果大打折扣,城商业跨区域发展面临业务模式是否可复制及如何创新的重大挑战。
就城商行目前跨区域发展中的业务开展模式来看,为快速争取客户和打入当地市场,城商行较多采用了“垒大户”的业务拓展方式,通过低成本条件重点“公关”大客户,依靠大客戶打开市场,作为其他业务开展的基础,“以大养小”追求快速盈利的现象较为突出。以某城商行为例,该行努力推进跨区域发展战略,为实现在北京市场的迅速“扎根落户”,将初始业务重点放在了政府信贷方面,通过与政府合作提供大额融资平台贷款,期望通过这种大额资产业务获得当地市场认可,并借此开展负债等其他业务,而并非从稳扎稳打的存款业务模式出发,也并未从自身最擅长的中小企业业务切入。
这种“垒大户”发展模式对城商行来说,发展效果并不能得到保证,但却无一例外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和经营管理难度。从业务经营特点来看,中小企业业务本地化要求较高,城商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半径小,在当地熟人文化的支撑下,中小企业业务开展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在跨区域发展之后,由于管理半径的增大和异地熟人文化优势的缺失,加之不同地域的文化习惯差异,城商行在当地市场的中小企业业务开展和管理较为困难,面临的风险亦数倍增加。城商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因地制宜开展调研,才能在逐步摸索中找到适合当地的经营策略。否则,由于缺乏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城商行异地化发展也只能最终依靠同质化的竞争手段争取客户,而这种方式的效果极有可能事倍功半。
除发展模式亟需创新与因地制宜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实现跨区经营,专业人才缺乏的困境不断突出。由于城商行自身规模限制,人力储备普遍不足,在跨区域发展进程中,又不可能提前培训好足够数量的业务和管理人员,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有经验的业务和管理人才,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训新员工,融入本行文化。在开办异地分支机构初期,对于主要的骨干或者是管理高层,一般是由总行委派,但派出的有经验人员数量都极为有限,因总行的人才储备亦极为紧张。为解决管理人员缺乏和熟悉当地市场的营销人员不足问题,在当地大中型银行或其他城商行高薪“挖角”成为目前很多城商行人才本地化的主要策略之一。但单纯依靠高薪,虽然有可能获得业务经营方面的熟练人才和管理人员,但不同银行的文化、价值、理念、技术、工作流程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普遍强调自身经营“特色文化”、具备核心“银行文化”的今天,银行员工的文化理念整合难度较大,高薪挖来的员工很难带来真正的价值。而且,高薪带来的是成本的大幅增长,普遍的高工资水平将给城商行发展带来巨大负担,且异地员工的突出高工资将使其他地域机构员工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有效薪酬体系仍未建立的情况下,将增加银行员工对自身薪酬的更多考量。如果同样的跨区域发展在城商行所在地域出现,在外来城商行同样的高薪挖掘策略下,极有可能出现本行优秀员工的流失。人才缺乏已成为影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突出现实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当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还包括IT系统支持是否同步和风险控制体系是否有效两方面。对于前者,IT系统的构架、完善和升级历来是城商行的弱势所在,因城商行普遍缺乏先进的IT技术、研发实力和资金配置。在此情况下,异地分支机构设立后,原先局限于单个城市的IT系统是否可以支持异地分行的发展,如何适应异地市场发展特点实现有效布置与改进,如何与母行间实现有效对接与模式差异转换,如何保证IT系统联网的稳定性和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等问题,都是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在风险控制体系方面,跨区域发展后,传统城商行两级管理体制将多数变更为总分制的三级发展管理模式。管理层次增加后,内部制度如何完善,风险管理如何强化,是城商行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进入新市场后,原有的风险控制体系在新的管理层级下是否仍然有效?如何改进和优化?并且伴随管理半径的延长和熟人文化优势的缺失,原有适应当地经营发展特征的风控体系在执行中是否会导致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的上升?这些都是目前普遍存在、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突出问题。如针对操作风险,随着跨区域发展推进,城商行管理链条加长,内控的有效性可能降低,发生操作风险和各种案件的可能性增大。城商行原有的管理链条相对较短,各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在跨区域后将面临与大银行一样的管理环境,如何保证异地分支机构在总行政策的有效控制之下,是未来城商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战略实践与经验总结
跨区域发展已成为城商行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城商行未来转型壮大的必然选择。虽然在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仍存在较多的难题与挑战,但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仍较为有效,执行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普遍获得了正的收益,尤其是部分优秀城商行通过跨区域发展实现了自身经营发展的质的飞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跨区域发展奠定了城商行未来发展扩张的基础,吹响了转型壮大的“号角”。在宏微观经营环境的变革与微调下,总结中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至今的最新进展与经验教训,反思出现的问题与探索,分析成功有效的卓越之举,对未来中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和调整变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考察中国城商行多年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情况,可以将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总结为三种主要的模式:独立经营,异地扩张;重组兼并,建立联盟;出售股权,引入强者。此三种模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主要探索和执行路径,每种模式下,基于不同的发展基础、经营特点和战略考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特点明显的具体方式。
“独立经营,异地扩张”是最常见,也是城商行较为普遍采用的区域扩张战略执行方式。在此发展模式下,城商行都注重自身所在地域市场的充分开发与培育,在通过长期累积具备扩张实力后,通过不同方式开始进行异地机构的布局设置,走上跨区域发展之路。具体来看,此种模式主要有三种具体的扩张方式:(1)以布局全国、追赶股份制银行为出发点,利用可移植的自身资源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开拓市场,实现发展,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方向迈进,如北京银行的区域扩张发展。(2)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管理专长,在自身所在地域及周边扩展区域内“精耕细作”,将业务经营发展拓展到各个方面,最大化区位优势,在最大程度贴近市场的同时,实现对扩张地域业务与金融资源的最优整合,如南京银行的区域扩张发展。(3)在自身业务“根据地”不断巩固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方式开拓异地市场,实现业务扩张。主要采取通过创建和开办村镇银行的方式,开拓农村金融业务领域,将经营重心适当下移,实现在异地市场业务的开办与发展。开办村镇银行成为目前城商行普遍“热衷”并大力推进的扩张方式。
相比直接在异地新设分支机构,城商行通过重组兼并的方式进入异地市场,在时间和市场开拓难度等方面都相对快捷和容易。而通过建立合作联盟的方式,可以实现在资源、平台等方面的共享,促进规模效应的实现,是城商行区域扩展战略执行的新模式。通过重组兼并、建立联盟方式实现跨区域发展成为目前许多城商行的首选方式,具体来看,这种区域扩张策略具体包括如下方式:(1)重组并购。通过对相关区域内城商行、城信社、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组建新的银行实体,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业务的跨区域布局,如徽商银行、江苏银行等的成立和发展。(2)建立区域联盟。这种方式侧重特定地域内银行业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各家城商行通过相互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同业联盟,共享公共资源,将过去传统的“各自为战”转变为“集团行动”,实现各城商行在异地的业务开展与运营,典型代表如山东省城14家城商行共同发起成立的“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
城商行由于规模小、实力不足、经营发展经验较少,在自身经营发展和区域扩张中存在较多限制。在城商行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出于公司治理优化的考量,还是为获取经营发展的优秀资源和相关经验,出售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都是有效且被广泛使用的方式。通过股权转让,城商行可以引入优秀战略投资者,在规模扩张、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通过与引入投资者的密切合作,为城商行异地扩张提供有效路径,是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中的重要方式。相比直接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通过出售股权方式,城商行同样可以获得在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客户和市场开拓优势。国内城商行通过“出售股权、引入强者”方式推进自身跨区域发展的典型银行有日照银行、廊坊银行等。
戰略二:综合经营与专业发展
综合化经营抑或专业化发展一直是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备受关注。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经营发展理念的演进,银行在特定时期往往呈现对某种经营模式的依赖。就美国银行业发展经验来看,专业化经营模式有助于银行业务经营管理的“精细化”发展,但该种模式下银行的经营范围和盈利能力受到限制;综合化经营有助于银行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整合与有效运用,对扩展银行业务广度和深度、增加利润来源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综合化经营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力和经验要求较高,如能力不足,则将大大增加风险控制与业务统筹的难度。目前,从全球银行业发展趋势来看,综合化经营发展模式渐占上风,通过多样化的业务组合实现规模效应和长远发展,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重要共识和努力方向。在中国,也出现了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尝试的案例,是坚持专业化发展还是走综合经营之路,是中国城商行未来发展面临的关键性战略选择。
综合化经营的优势与挑战
综合化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商业银行的“兴趣”和重视,综合化发展战略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多的执行。考察城商行经营发展,之所以出现对综合化经营模式的“向往”,是因为综合化经营将有效提升城商行的竞争力,挖掘协同效应,实现城商行经营发展的新突破。
具体来看,银行实施综合化经营的优势主要包括:合理优化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增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有效分散经营风险。首先,随着商业银行的进入竞争日趋激烈和金融脱媒的不断深化,银行净息差不断缩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银行亟需寻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结构长期单一,中间业务占比极低,只有通过综合化经营加大业务创新、优化业务结构,才能扭转业务结构单一劣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金融脱媒形势下获得发展保证。其次,伴随居民财富的日趋增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金融机构只有通过综合化经营才能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提升竞争实力。最后,从风险防控角度来看,虽然专业化经营在防范和控制风险方面效率更高,但综合化经营风险控制却更为稳定,更易分散单一业务的周期性风险,降低单一不良事件带来的冲击,进而减少营业收入和盈利的波动。
在挖掘银行经营发展的协同效应方面,综合化经营更有优势,更易发挥金融业的潜在协同效应。综合化经营带来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运营协同、客户或市场协同、财务协同、管理协同和地域协同五个方面。
除提升自身竞争力和获得协同效应之外,综合化经营战略更多是银行业面临金融脱媒挑战的应对之举。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不断深化的外部背景下,商业银行在进行功能拓展的同时,面临经营转型的战略需要。传统存贷市场的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商业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比重。而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中间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传统银行领域,在投行、经纪、保险等领域则较欠缺。为此,银行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综合经营,给客户提供更为多元的服务,并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比重。
从银行自身的利益驱动来看,综合经营化可以实现银行整体销售渠道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实行传统银行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有利于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和信誉、品牌的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规模经济效应。但这种效应的最终实现并非易事,实际上,综合化经营在实践中的协同效应发挥受种种因素限制,往往表现不如预期。从国内探索综合化经营的银行业机构实践来看,这种协同效应的发挥同样不尽如人意。
城商行的经营选择
综合化经营模式的探索和推广,为城商行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是城商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但综合化发展战略并非百利而无害,实际上,综合化经营由于对城商行自身发展实力要求很高,加之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这一战略是否值得城商行大力推广和普及,仍待商榷。客观来看,截至目前国内尚没有银行综合化经营成功的典型案例,城商行未来经营模式选择仍需谨慎。
考察美国银行业经营发展模式选择,可以发现,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目前美国银行业中采取综合化经营发展模式的仍以大型银行为主,而中小银行则基本专注于各自的传统业务。
对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商行来说,受制于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和银行业发展特点,不宜过分追求“全能”,不能忽视传统业务比重。而具备条件的城商行则可以有所取舍地发展综合化经营,对于这些城商行而言,“围绕专业化战略,有所取舍地发展综合化经营”或将是其未来经营发展模式的最优选择。具体来说,对于有核心资源的银行,可以在细分市场或产品上适度实现多元化;而无核心资源的银行,则可以通过加强与外界的合作,实现自身的发展创新。
决定银行业务结构和战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的回报和资本的安全性,综合化经营的本质即是要把有限的资本配置到风险资本回报率最高的业务上。在此进程中,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并不在于经营所有被监管部门允许的行业、走“大而全”的模式,商业银行的正确策略是在多个领域内优化配置资源,发挥各种资源的协同效应。此外,商业银行在综合化经营过程中必须不断巩固和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这是提升整体盈利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考虑到中国城商行经营发展实际,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商行仍应专注于在特定市场的专业化发展。这其中,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城商行专业化发展案例有:面向中小企业,围绕中小企业业务做大做强的宁波银行;致力于开发新兴产业金融服务市场的北京银行和杭州银行;积极探索金融结构“拐点”新银行发展模式的金融市场业务领先者——南京银行;特别是致力于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杭州银行。本文以杭州银行为例,介绍城商行专业化经营发展的新探索。
杭州银行于2009年7月专门设立科技支行,借鉴美国硅谷银行成功经验,服务杭州中小企业。总行对科技支行实行单独授权、单独标准、单独核算、单独规模的运作模式。截至今年6月末,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达13.11亿元,服务企业275家,户均贷款在500万左右。通过科技支行,杭州银行创新打造了“银投联盟”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无需提供外在抵押、担保的创新产品,支持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实现了快速成长。通过此定位于科技金融服务的专门科技支行,杭州银行向着浙江科技金融服务“排头兵”的目标不断迈进。
战略三:独立经营与平台共享
城商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经营发展实力有限,特别是人才、IT系统等方面的储备和发展滞后,导致在扩张发展尤其是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往往受到诸多掣肘。为缓解这种由于单个城商行经营发展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部分城商行摸索尝试了多种“联合”、“共享”等合作发展模式,力图通过多方协议,实现在某些业务与经营管理方面的合作互补,降低市场拓展与经营成本,实现业务发展的多元化和不断提升竞争力。
在几种常见的合作发展模式中,比较典型的有平安银行2007年联合22家中外资银行,成立的“跨区域中小银行银团联合会”和前文提到的“山东省城商行合作联盟”。城商行通过合作或共享平台方式实现在多个方面的业务协作与细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商行经营发展的不足,但合作模式也存在不足。合作模式需要各城商行间的有效协调与配合,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城商行做出一定的让步与“犧牲”,从而影响到单个银行自身经营发展战略的有效实现,且在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和城商行发展定位不断明晰过程中,合作发展模式易因单方面或多方面的合作意愿下降而被打破。未来,城商行在经营发展中依然面临独立经营与合作发展模式间的战略选择,这也是决定未来城商行经营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
无论是独立经营还是合作发展,在专业化分工日益明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经验表明:扬长避短,借助外部资源改革和优化内部运营体系是商业银行最具“性价比”的经营发展选择。
从经营发展本质来看,商业银行的本质是金融服务提供商和风险管理者。商业银行通过经营和管理风险,实现金融服务供给并在此过程中获得风险管理回报。从银行经营发展模块划分来看,“前台”业务体现的是商业银行的风险经营特色,而“后台”则是商业银行驾驭和经营风险能力的体现,是其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考察商业银行经营发展实力,不能过分看重“五花八门”的各类产品,而是应从分析其后台支持和管理能力入手,通过对后台金融产品的开发设计能力、市场营销、风险控制以及管理协调与决策能力的综合考察,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实力做出客观评价和判断。
在商业银行扬长避短、借助外部资源改革和优化内部运营体系的“高性价比”模式选择下,通过将一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可以实现成本的有效节约和获得多个方面的发展好处。在商业银行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发展进程中,由“信息技术外包”到“业务流程外包”,再到“知识处理外包”是银行业务外包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代表了银行不同的发展层次和阶段,是银行不同阶段发展能力和战略调整的重要体现。
通过不同阶段的不同内容外包策略,商业银行可以获得大量的成本节约和其他有利的经营发展条件。从欧洲银行业外包动机来看,节约成本目前仍是采取外包策略的最主要动机,除节约成本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动机也日益显示出各自的重要性,如获取新技术、更好的管理和实现核心业务集中化等。
具体到中国银行业,由于中国城商行目前经营发展的规模优势并不明显,加之在未来发展战略中的专业化经营选择倾向更为普遍,中国城商行并不适合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因此,通过对自身业务的全面梳理和筛选,将部分非核心、高成本、低效益业务适当外包,可以在为城商行节约宝贵发展资源和精力的同时,促进自身专业化经营发展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推进和提高。未来,城商行需要从战略角度重新整合银行内部资源,实现部分业务的适当外包,实现降低成本、获取新技术和更好管理的战略调整目标。例如,城商行在系统整合内部资源基础上,对一些相对简单而又标准化,同时对整个银行业务价值增值贡献相对较少的业务(后勤保障、事务性部门、库款押运)等适当外包;对银行的非核心业务,如IT相关业务、人力资源、市场调查、内部审计等适当外包;对一些支持性的核心业务,如信用卡、不良贷款清收、理财产品设计等,也可适当外包。
对城商行来说,通过适当的业务外包可以有效节约发展资源,促进核心竞争业务发展,但业务外包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业务外包后管理半径的延长和管理困难,城商行无法有效监控外包业务的开展与风险,同时,如外包商选择失当,道德风险也将随之上升。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业务外包时要充分考量和评估可能面临的现实与潜在风险,提前做好防范与应对之策,将可能的风险发生概率和损失降至最低。
(本部分报告执笔人:刘煜辉、黄鸿星)
过去的十年,中国银行业借整体经济顺周期发展之契机,实现了全方位、高速度的发展与提升。中国宏观经济以年均高达10%的速度迅猛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进步,成为银行业高速发展的最大助力。2001~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63倍,银行业资产规模从15.73万亿元增长到95.3万亿元,增长了五倍多。
中国银行业在此背景下的高速发展,首先离不开深刻的制度变革。自1998年开始,中国银行业开始摸索进行以上市、重组为主要内容的体制变革,力图从根本上扭转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推进现代银行业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到2003年,银行业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为银行业的后续快速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体制变革依然是影响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适应时代要求的探索与改革仍在进行。除深刻的体制变革外,自本世纪初开始的新一轮宏观经济周期成为中国银行业在此阶段高速发展的基本背景。在此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景气周期,本轮周期以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为基础,以国内调控宏观经济“软着陆”、“硬着陆”的深厚经验为保障,势头之猛,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波及中国,在对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在根本上改变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运行轨迹。中国推出了一揽子前所未有的高强度财政货币刺激计划,以抵御和应对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时至今日,危机已经过去了三年,但其对国内金融运行,尤其是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深远影响却留了下来,并开始显著发挥影响。刚刚在制度变革“荫庇”下经历转型与快速发展的中国银行业,在自身恰好迎来发展转型关键节点的同时遭遇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方面影响,未来走向如何?值得深思。
具体来看,未来5~10年,一方面,以过去30年高速、稳定增长为典型特征的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黄金模式”将不可持续,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在后危机时期,将以横幅震荡、波动恢复和间歇性“低迷”为主要特征,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面临的实体经济环境宽松不在;另一方面,全球货币政策方向将出现根本性调整。此次金融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遭受了较多的非议与批评,其改革话题被重新提起。从本次危机的预警、爆发和蔓延来看,IMF存在的惯性思维,即抱着遵循“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的惯有想法——货币政策已臻完美,金融创新缓和了市场波动——成为批评者指责IMF失职和指责其是危机“帮凶”的有力证据之一。不论此种观点是否合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金融运行的“大缓和”时代将一去不返,未来全球货币政策方向将出现根本性调整,调整所考虑的变量将更加多样,对货币政策的固有认识将有本质不同。
为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变化和国际货币政策方向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在体系、制度、市场、产品等诸多方面将不可避免地调整应对,银行业作为目前中国金融运行体制的基础,适应国内外综合环境变动,更需全面分析宏观环境变动和微观市场需求,未雨绸缪,进行调整与转变。整体来看,未来5~10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来自五个方面:规模增长、利率市场化、逆周期监管、资产质量和牌照管制放松。
规模增长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全面加速增长成绩斐然,为世界所瞩目。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各项指标全面突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带来货币金融市场的全面深化,银行业发展运行中取得的繁荣成绩与实体经济增长相比毫不逊色。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内银行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宴”(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高速增长的实体经济运行推动了过去近十年中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和规模扩张。在平均增速高达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背景下,经济金融运行体系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带动了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银行资产规模增长基本保持了与M2的同等增长路径,增幅略高于M2。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已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幅达19.48%。由于中国居民的传统消费储蓄观念、企业的经营发展理念和银行业业务经营模式,M2在推动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促进中国银行业存款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由图1可知,与增幅高达18.85%的M2和19.48%的银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中国银行业存款总额以每年18.81%的速度高速增长,尤其是在2007~2009年,增速进一步加快,成为这一时期银行业经营发展中的突出特征,特别是2009年的增幅高达27.92%。2010年,银行业存款增速有所下降,但仍是2004年以来的次高水平。在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的贷款需求同样旺盛,大量投资和建设用款成为信贷需求的主要来源。贷款增速呈现与存款增速大致相同的趋势,尤其是2009年出现同比大幅上升与2010年的较大回落。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力带动下,银行业贷款需求以每年17.2%的速度增长,增速低于存款规模增长,波动幅度也略大于存款,这是因为相较国内银行业的存款结构,贷款结构中的变动因素更多且更易遭受外部冲击影响,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国内银行业贷款规模波动幅度远大于存款规模波动。
M2快速增长带来的银行业资产规模、存款和贷款规模的高速同步增长,为国内银行业在改革、转型中实现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是银行业改革转型成功的坚实基础。但相比实体经济,M2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GDP增速,经过连续多年的差额累积,将使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或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从金融深化指标(M2/GDP)来看,按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统计数据,我国2009年的该指标值为1.59(如图2所示),2010年达到1.82,在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尽管从理论上来看,金融深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协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受制于不同经济体金融体系发展成熟程度,金融深化的影响存在诸多差异。从目前中国的该指标来看,高达182%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相较同期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已显“畸高”,如此高的比重已经提前“挤占”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化空间。尤其是在信贷占据M2高份额的情况下,中国的“信贷/GDP”指标也同步走高,尤其是在最近两年,中国信贷规模占GDP比重增幅明显,2010年信贷规模已达到GDP的154.6%,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逼近前列(图3)。按此发展势头,未来留给国内银行业的信贷增长空间已经不多。
国内银行业在面临未来信贷规模整体增长空间受限的同时,来自信贷结构的变化也将进一步“挤占”银行信贷在社会信用供给中的比重,银行业发展将迎来信用空间转变的重要“拐点”。从社会信用总供给量占GDP的比重来看,尽管该指标目前在主要国家中并不高且增幅平稳,但其内部结构相比之前已有重大改变,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债券市场将是未来社会信用总供给的主要增长点,债券市场融资是未来的主流融资趋势。在债券等市场化手段成为未来融资的主流趋势情况下,原本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市场化份额”将更加独立和明显,银行业的信贷空间将“被迫”缩减。图4是2002年以来的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走势,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内银行业信贷规模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下降幅度更大,趋势更加明显,至2010年底,国内银行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降至55.6%;截至2011年一季度,已有接近一半(47%)的社会融资额度来自银行信贷渠道之外,比重之大反映出市场化融资渠道的发展之深入和成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债券融资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信贷规模占信用总供给比重的下降,显示出国内“金融脱媒”的压力和不断演进,而金融脱媒带来的直接后果即是银行以信贷为主的融资媒介功能的“萎缩”。实际上,国内金融脱媒在最近几年的表現已逐渐显著。2011年上半年,国内发行的个人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约达8.51万亿元,超过2010年全年发行规模,理财产品发行规模的快速增长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国内金融脱媒的发展态势。
国内银行业在面临信用空间转变“拐点”的同时,由实体经济发展转型带来的信贷投向改变同样显著,未来银行业主要信贷投向产业将由制造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是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传统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步改变,银行业信贷投放的传统产业将随之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传统“三驾马车”的拉动下高速增长,但“三驾马车”的运行并不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长期强化和突出,消费由于内需不足始终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长期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在造成大量资源错配的同时,易造成诸如通胀等经济运行问题,而在出现通胀后,出于经济增长的考量,又不能过分放弃对投资的“推崇”,从而造成很多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难题,如在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点,对这些产业的信贷支持对拉动GDP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升了中国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亦发展迅猛。截至200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47%,预计2030年将达到70%(图5)。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城市化发展的高水平和后期发展的趋缓特征,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诸如房地产基建等投资型产业的发展需求将逐步减少,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产业升级需求,将进一步压缩投资型产业发展,转而促进以物流、研发、创新产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国内地域经济发展和布局将从“制造中心”格局转变为“运筹中心”格局。这种变化对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目前仍以信贷扩张为主要利润增长来源的国内银行业,如何适应信贷投放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在新的信贷投放机构变动调整中建立起稳定、高质量的利润渠道,是国内银行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指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机制,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运行机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利率市场化一直是中国金融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自2000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启动并逐步发展,经过十多年发展,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日趋成熟”。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的推进一方面可以提高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市场拓展的灵活性,有利于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对商业银行如何进行利率和风险定价提出了更高挑战。
中国利率市场化发展至今,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出于谨慎管理的考虑,市场化进程仍处在“初级”阶段,其中尤以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之缓慢最为突出。从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来看,简化放宽贷款利率下限和貸款利率档次是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方式。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尤其是对仍以利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国内银行业来说,利率市场化演进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理论上,利率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市场存贷款利差将会越小,随着时间的演进,如果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存款利差将呈现一条逐步下降的曲线。但考察中国情形,虽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整体上程度不断提高,但利差曲线却并未呈现标准的下降趋势,甚至在最近几年出现连续增长(图6)。这一问题的出现,从理论角度来看似乎不甚“合理”,即便剖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影响,仅从最近时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盛行之影响来看,利差也不应出现扩大态势。而利差之所以出现这种显著扩大,实是资金管制的体现(如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中有20万亿元的资金处于准备金和央票形式的冻结状态),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这种通过管制资金,扩大银行存贷款利差,同时保证银行业利润实现的做法未来必然不可持续。
但正如图6反映出来的问题,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对国内银行业存款利差的影响并不符合标准的理论推演,因此,对中国银行业未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存贷利差变动趋势不能简单地做出判定,而是应该充分认识到资金管制对银行利差变动的影响。未来,中国银行业利差变动趋势将主要取决于资金市场的管制是否解除,真正的市场化的前提是让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然释放。从图7中可以看出,国内银行业目前的存贷利差要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存款利差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资金市场管制已成为国内利率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障碍,是国内市场利差“逆市走高”的根源,未来中国存贷利差不断收窄将是大势所趋。
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经验是在放开存款利率后,利差都面临一个快速收窄的过程。例如美国1982年开始加速取消“Q条例”后,利差快速收窄,使得以往依靠利率管制才能生存的众多中小银行举步维艰,大量小银行纷纷倒闭。1987~1991年,年均有200家小银行倒闭;1981~1991年,美国因银行问题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美国银行业利差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到1982年之前的水平,期间引发银行业发展的“动荡”,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冲击极大。未来,我国银行业在利差收窄趋势下,传统业务经营和管理必将面临深刻而又巨大的冲击。
利率市场化本质上是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2010年,沪深股市12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的45%(这个比例在2011年中期已经提高到了50%以上),也就是说,12家上市银行一年的利润占到了全部逾2000家上市公司总利润的近一半。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之强,与实体经济行业中的众多上市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两者差距之悬殊令人瞠目。一直维持高位甚至不断走高的存贷利差成为上市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未来,在银行业存贷利差不断收窄的大趋势下,银行业传统业务将面临巨大挑战,我国银行业过度依赖存贷利差业务的格局将遭受巨大冲击,传统业务因存贷利差收缩,收益不断下降,必然面临调整甚至被取消的“窘境”,传统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商业银行必须认清业务和发展模式调整的必然趋势。
此外,目前在资金管制下居高不下的贷款利率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一方面造成了银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利润的巨大“剪刀差”,另一方面成为企业大力探寻其他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巨大动力,这种对非信贷融资的饥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规避利率管制的“无心插柳”——金融创新或将开启利率的新一轮市场化进程。未来,通过减少利差(如放开对公司贷款利率下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即银行业让利“反哺”实体经济,将成为广泛的共识和发展方向之一,从这个意义来看,利率市场化也必将获得更大的推动。
逆周期监管
国内银行业在过去十余年的发展成就可圈可点,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体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持。从经济运行周期特征来看,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国内银行业顺周期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金融运行的原有模式,近30年未经历重大调整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出现变革端倪,中国亦不例外。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偿还和房价下跌可能引致损失为代表的国内银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挫折”逐渐增多,原有的顺周期发展路径或遭遇重大变动,外部监管的方向、路径和措施必将适应形势变化逐步调整,逆周期监管变革成为国内银行业未来经营发展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深刻变革,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成为未来监管改革的核心之一。在中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从理论迅速走向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至此,逆周期监管变革成为国家意志。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止金融系统对经济体系的负外部溢出而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与微观审慎监管不同,宏观审慎监管以防范金融危机为目的,关注金融系统风险的部分内生性特征而不仅仅只重视外生性风险。同时,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给定时点上风险跨机构之间的分布及整个系统中风险的跨时间分布”,即横向与时间两个维度。在此监管框架下,央行的职责将进一步强化,政策目标将从单一的价格稳定转为兼顾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而逆周期监管政策导向则要求央行采取措施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这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央行可采用诸如逆周期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动态拨备制度等政策工具来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
在逆周期宏观审视监管政策规则下,国内银行业的盈利弹性和规模增速将受到较大限制。作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措施,监管层将提高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和资产质量的要求,并引入对商业银行的杠杆比例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在资本水平要求方面,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提出,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需增加超额资本储备;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认为,2%~3%的超额资本储备是较为合适的水平;而在中国,银监会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提高到11.5%,其具体组成为:8%+2%(资本缓冲)+1%(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0.5%(逆周期资本缓冲)。在资本质量要求方面,国际上,不再将一级混合资本债认定为核心资本;在国内,银监会要求主要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务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且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应当在80%以上。在杠杆比率监管方面,要求达到10%的表外项目转换因子,最低Tier-1杠杆比率达到3%。在流动性监管方面,要求引入流动性覆盖比例(LCR)指标和净稳定性资金来源比率(NSFR)监管指标。在这些严格的逆周期监管要求下,国内银行业盈利弹性和规模增速将受到较大限制,以资本充足率为10%的银行为例,为满足未来五年的发展需求和达到监管要求,其总资产增幅需由现在的38%~40%降至约24%(图8),最大降幅可达40%。
正如前文所述,在推进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背景下,国内银行业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让渡部分利润和牺牲一定增长空间,作为资本提供者,商业银行的股东回报将“顺势”受到制约。作为自负盈亏之独立法人,为实现经营目标,减少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对盈利的不良影响、努力提高单位“产出”成为银行增加营收的关键,在此进程中,单位资本使用效率和资本分配将是重中之重。国内银行业要扭转过去单纯依赖信贷利差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断提高资本配置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依靠资本使用的高效率保证盈利能力的有效增长和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
资产质量
由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背景,中国商业银行在转型发展初期资产质量不够优质是普遍面临的问题,减少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成为中国银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在银行业大力改革推进和监管层的规划指引下,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提升取得了重大进展,资产质量得到根本好转。图9展示了自2003年国内银行业深入改革和转型发展以来的经营质量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中國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快速下降,拨备覆盖快速上升,资产质量显著提高;上市银行不良净形成率和信用成本均维持低位,经营质量和信誉水平稳步提升。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体经济运行领域的优异表现和支持,大量不良资产被成功“消化”成就了当前银行业的“惊艳”表现。截至2010年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293亿元,不良贷款率1.14%,不良贷款余额、比例数据继续“双降”,拨备覆盖率达到218%。
目前,虽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资产质量普遍提升,但不良率降幅日渐趋缓,这表明在规模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演进等因素影响下的信贷增速放慢及缺乏规模核销(如农业银行上市后,国内缺少了强力核销推动因素)等因素的影响日益显现。同时,不良贷款率下降在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间也并不同步。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呈现“双降”,2010年末的不良贷款占比已达0.7%的历史低位;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双降”趋势强化,在各类型银行中的资产质量表现最为稳定;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则出现了明显反弹,在所有机构类型中升幅最大,资产质量劣化苗头出现且较明显。
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演进出现差异的同时,中国银行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另外两大突出难题,即银行股估值偏低和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问题,也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变动的重大变量。对于前者,中国上市银行无论是首次公开发行(IPO)还是后续的市场表现,其股价基本全部偏低且后市长期保持低位运行,上市银行股价的低迷表现与其良好的业绩表现毫不匹配。上市银行估值偏低严重限制了商业银行补充优质资本、提升资产质量的努力和效果。对于后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巨额融资数量和日益临近的偿还日期,引发了对地方政府能否顺利偿还融入资金的巨大担忧,由于银行业在地方政府融资中占重要比重,地方政府如无能力按期偿付贷款,将会对银行业带来“致命”打击。图10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据银监会披露,截至2010年6月末,国内平台公司贷款余额7.66万亿元,按照信贷质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贷款,可视为正常类贷款,风险可控,数额约为2.07万亿元,占比27%;第二类贷款,即项目本身现金流不足,需依靠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本息的贷款,这部分计入“不良”的压力不大,数额约为3.83万亿元,占比50%;第三类贷款,即项目借款主体及担保不合规或贷款本息偿还存在严重风险的贷款,则是风险较大的部分,数额为1.76万亿元,占比23%,银行体系为此类贷款需要计提拨备6000亿元。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问题,在最悲观的情况下,假设第三类贷款全部转化为不良贷款,如按照20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银行业将会出现整体亏损,同时,银行业整体净资产将减少约三分之一,如图10所示。2011年3月,银监会进一步披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和规范告一段落,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9.09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19.16%,其中2.84万亿元已被剥离为一般商业贷款。
由此看来,地方政府融资贷款一旦出现问题,将给银行业带来巨大损失。未来,能否在动态发展中化解融资平台贷款可能带来的风险,将关系中国银行业能否保持稳定、长远发展,需引起高度关注。
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可能给银行资产质量带来的巨大威胁外,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波动,尤其是在当前高房价状况下可能出现的房价大幅下跌,对目前仍以房地产贷款作为重要业务和利润组成的国内银行业的影响同样敏感而重大。针对房价下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银监会多次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房贷压力测试,并在今年的银监会年中工作会议中通报了压力测试的最新结果:房价平均下跌30%、利率上调27个基点;房价下跌40%、利率上调54个基点;房价下跌50%、利率上调108个基点。并指出在房价下跌五成的极端情况下,中国银行业依然能够承受。对于这一结果,业内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认为这种测试没能全面预测银行的真实抗压能力。图11以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商行房地产贷款情况为例,分析了房价下跌对银行可能带来的真实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城商行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整体不高,但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占比较高,超过上市银行平均水平的23.8%。按照银监会的压力测试结果,在房价下跌30%时,利率上升108个基点,在此情况下,参与测试的样本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将会上升2.2个百分点,税前利率下降20%,而46家农村商业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将上升3.5个百分点,贷款损失率将增加30%。针对银监会的此次房贷压力测试,客观来看,测试并未全面纳入房价下跌对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可能带来的诸多影响,并未考量房价下跌对整个产业链条带来的整体冲击。实际上,此次压力测试结果很可能低估了房地产市场调整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由于银行体系对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企业的贷款余额更大且很大部分均为信用贷款,与房地产市场运行紧密相关,因此,房价下跌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不限于此次公布的测试结果的范围和程度。
牌照管制放松
在银行业业务经营准入制度下,要想开展相关业务需要获得对应牌照,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牌照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获得牌照就意味着商业银行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和利润争夺的资格,而没有牌照则会被排挤在相关业务经营“大门”之外。从商业银行牌照持有情况来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获得的经营牌照相对较多和齐全,但相互间也存在差异;城商行间由于发展实力参差不齐、经营时限差异明显,在牌照持有上存在显著不同,部分银行(如南京银行)持有牌照较多,与股份制银行甚至大型银行不相上下,而大部分城商行拥有的牌照则寥寥可数,能够参与经营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农信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的业务牌照更是稀少。中国银行业经营牌照存在明显的分层存续状态。
对牌照的“饥渴”在商业银行间普遍存在。此种情况下,监管层对牌照发放的松紧程度牵动着众多银行的敏感神经:在牌照管制放松时期,银行会采取各种手段扩大争取牌照,为后续发展竞得先机;在牌照管制收紧阶段,银行将面临在原有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但却无法通过业务扩张增加营收,银行经营发展策略被迫做出调整。在这种情况下,牌照管制的松紧成为影响银行业未来经营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對目前手头牌照尚不“充裕”甚至稀缺的银行,监管层对牌照管制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其能否获得未来市场与发展空间。商业银行均高度关注牌照发放政策,并将牌照持有情况作为经营发展战略制订的重要参考。
应该说,最近几年,中国在整体严格的牌照管制政策范围内执行了相对较为“宽松”的牌照管制措施,通过各项政策规划和指引,为鼓励支持银行业发展,尤其为支持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监管层在政策范围内发放了较多的准入牌照,有效支持了不同类型银行业务的有效开展和自身经营实力的不断壮大。
未来,中国银行业牌照管制政策是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调整?变化或调整的方向如何?对牌照资源的稀缺性和银行业市场竞争具有重要影响。从目前情况来看,牌照的稀缺性是否下降?牌照发放下的市场竞争是否会拉低行业平均利润?是摆在理论和实务界面前的重大议题,将直接影响中国银行业经营发展态势。
应该看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银行供给与经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在现有市场机制下又无法通过银行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一步到位,且现有银行市场退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监管层将力求在银行市场准入过程中促进上述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而从监管牌照管制制度入手,完善现有银行市场准入规定,充分发挥银行牌照的调节功能,对于解决上述问题不失为一种思路。在此趋势下,未来中国银行牌照管制将出现类似先进国家做法的牌照“分级”管理制度,针对不同类型银行区别发放不同类型牌照。这种牌照管制的规范化对于消除不良竞争、促进有序市场秩序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个体银行经营来看,可能无法满足其发展扩张的“雄心壮志”。当然,未来中国银行业牌照管制具体政策走向如何,仍待观察。
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触动了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结构调整的“按钮”,未来,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监管变革的影响下,在国内外多种发展理念的交织与碰撞下,中国银行业继续坚持和深化经营转型是不争事实。商业银行将顺应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化的大趋势,从发展战略、业务流程、业务结构、金融创新等多个方面寻找提升竞争力的突破口,面临诸多发展机遇。在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深刻变革背景下,未来5~10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转型的又一关键时期,在规模增长、利率市场化、逆周期监管、资产质量变动和牌照管制放松等诸多问题影响下面临诸多挑战。
具体来看,未来“十二五”期间,在经济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之下,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将出现全面调整,在由制造中心格局向生产性服务业格局转变进程中,银行的客户群体将发生深刻改变,传统制造行业客户重要性下降,如何搜寻并培育具备成长空间的新客户群体是银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同时,如何在国内信贷规模增幅趋缓预期下,通过业务创新和客户拓展提升市场份额,亦是“规模增长”问题带来的重大挑战。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居民收入多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将迎来业务转型调整的结构性发展拐点,节省资本使用、拓展低资本消耗业务将成为金融市场新的运行和竞争“原则”。
在“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日趋成熟”和金融创新冲动日趋强烈背景下,如何改变传统存贷利差盈利模式,找到替代存贷利差盈利模式的新的业务和运营体系,将是未来银行业发展必然经历的深刻变革。为扩大收入来源,减少对存贷业务的依赖,国内银行业只有通过在资产配置和使用效率上的“奋进”,才能切实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为此,中国银行业应重点突破在风险定价层面的低水平,真正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定价能力,有效识别风险并针对不同客户群体进行精准定价与营销。当前,“巴塞尔协议Ⅲ”针对交易对手风险管理,突出强调了“内部评级法”(或“内部模型法”)的使用,针对“内部评级法”下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如何计算监管资本的做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明确提出银行需要计算由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导致违约风险占用的资本,并提出了具体的计算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对“内部评级法”的规范和推广,从侧面反映出对银行内部风险定价能力提升的“期望”与鼓励,着力提高内部风险定价能力已成为未来国内外银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
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成为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主流和国内监管发展方向的背景下,银行业将面临在盈利弹性和规模增速方面的较大限制,传统的粗放式盈利增长模式在此监管框架下将失去竞争力。为适应宏观审慎监管需要,中国银行业应着力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通过经营和盈利模式转型,尽快缩小与国际性商业银行在创新与盈利管理能力方面的距离,适应国内外监管变革要求。为适应经营与盈利模式转型,国内银行业要打破传统的粗放式资本扩张模式约束,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增强资本配置和风险定价能力,逐步建立集约化资本经营模式,从业务经营流程、内部运营体制、产品服务创新、信用风险度量技术、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全面提高逆周期监管框架下的经营发展能力。
延续国内整体严格牌照管制政策下相对较为“宽松”的牌照管制措施,未来一段时期内,银行业或将维持牌照管制的宽松预期。如实际牌照管制政策走势确如预期,则未来中国银行业经营发展面临较大调整,尤其是当前经营范围较窄、继续获得业务牌照推进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如何有效调整跨区域经营政策以应对牌照管制调整?如何抓住政策监管调整的“窗口期”实现业务快速发展?是其面临的重要发展挑战。同时,牌照管制松动如若加速,城商行如何平衡内涵发展与牌照刺激下外部扩张的关系?是在现有并未实现成熟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实现牌照使用,硬性推进业务扩张,还是继续“养精蓄锐”,暂时搁置牌照资源?在激烈的竞争形势下,牌照资源的搁置时间越长则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的不断提升,待到城商行发展基础夯实之时,牌照资源的优势或已消失殆尽。牌照管制政策的未来调整变化将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发展影响深远。
由上分析可知,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影响。而适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监管变革趋势的国内外大背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增加风险定价能力,并进而转向集约型经营增长模式,是未来中国银行业应对新一轮改革转型、奠定未来长远发展根植的必然选择。同时,牌照管制政策的未来走向成为影响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经营发展的重大外部变量,或有可能造成城商行发展的“两难困境”。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未来银行业发展方向已然明确,各商业银行在探索发展竞争中,谁将率先胜出,引领行业奋进征程,本文充满期待。
中国城商行未来发展分化格局
作为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城商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总体发展十分迅速,规模日益壮大,逐渐成长为经济金融领域中一支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的生力军。但由于业务局限于“一城一市”,其进一步做大做强存在诸多客观制约。2000年以来,随着资本金实力增强,一些发展实力雄厚的城商行迫切期望突破地域限制,扩大经营规模,并在可能的基础上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转型。2006年,银监会对城商行采取了“全面提高、分类监管、发挥特色、科学发展”的监管思路,并明确指出,“对于满足各项监管要求,且对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随着2006年4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的挂牌开业,中国城商行异地经营拉开帷幕,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城商行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再次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步伐显著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在发展空間不断扩大的同时实现了经营转型,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宏观审慎监框架逐步建立、完善和实施进程中,监管层加强了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风险管控能力的重视,注重协调城商行发展速度与风险管控能力的同步提高,防止过度扩张可能引发的风险,城商行未来的跨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在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基础上的有序推进。
图12列示了部分城商行在跨区域战略中获得的快速增长。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扩展经营地域和范围成为部分城商行的重要选择,更多城商行开始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开拓异地市场,以实现业务增长和保证盈利水平。在此期间,监管层也肯定并支持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战略。2009年4月,银监会颁布《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宽了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相关内容包括:中小商业银行设分支机构不受数量指标的控制,放宽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设立分行和支行的营运资金要求。在此政策范围内,部分城商行在能力允许内开始增设分支机构、扩大网点和分支机构覆盖范围,经营规模出现了较快增长。如图12,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网点数量和员工人数均迅速增长,成为此时期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图景”的典型代表。
图13则更加直观地体现了跨区域发展给城商行带来的规模增长情况。城商行在跨区域发展中实现了规模的快速增长,增速在各类型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远超过其他类型商业银行,成为银行业中最具成长性的群体。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有城商行147家,资产总额达78526亿元,同比增长38.2%,占全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8.24%。从图13可以看出,2004~2010年,中国城商行资产年复合增长率(CAGR)达28.98%,而同期大型商业银行增速仅为17.32%,股份制银行的平均增速为26.44%,银行业的整体增速则为20.2%。
在城商行资产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资产质量也在同步改善,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不良贷款率显著降低,降幅超过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下降水平;资本充足率较高,超过股份制银行一般水平,抗风险能力强;拨备覆盖率显著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如图14所示。
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城商行有效开展业务经营提供了坚实基础,保证了盈利水平的快速提升。从图15中可以看出,2010年城商行税后利润达到769亿元,2005~2010年的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44.8%,远远超过同期股份制银行36.3%和国有银行29%的增长率。在资产收益方面,城商行资产收益率显著增长,高于同期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整体资产收益水平,仅在2010年略低于国有银行资产收益水平。
城商行高速发展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成为资本市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此外,由于城商行在发展中受规模制约,对优质战略资本的需求较大,双方“一拍即合”,城商行开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此进程中,许多优质国外投资者也进入了城商行的视野,2001年,长三角地区的上海银行率先引进外资,汇丰控股成为上海银行股东。2003年以后,城商行引进外资股东的节奏加快。伴随更多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城商行,高速发展的城商行已成为外国投资者分享中国银行业成长的重要载体。
综合上文分析,跨区域发展为城商行拓展业务空间、实现规模增长和增强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借跨区域发展之优势,部分城商行获得了快速发展,在与同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跨区域发展亦并非易事,如何找准市场定位、有效实现营销和通过差异化服务争取客户,直接影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成功与否。经过最近几年跨区域发展的高潮,国内城商行已在多方面出现发展差异和分化,未来,城商行的发展分化格局将更加明显,在某些地域或将出现城商行全面崛起的新形势。
中国城商行未来发展战略
城商行发展至今,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需破解的难题。城商行由于资产规模小、初始经营地域范围有限、技术研发能力弱和人力资源紧张,在战略规划与业务拓展中存在诸多掣肘。在银行业同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城商行传统的效率优势作用不断下降,国有商业、股份制银行日益“染指”城商行传统业务阵地——中小企业,挤占城商行业务发展空间。虽然跨区域战略实现了城商行的大跨度发展,但受制于在经营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一直“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尤其是在今年银监会明确表态收紧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审批的形势下,城商行跨区发展将更加慎重。面对竞争格局的改变和监管政策变革,城商行未来发展面临重大战略选择。
站在经营发展新的“十字路口”,决定城商行未来发展方向的三大关键性战略选择是:区域扩张策略、综合经营与专业发展、独立经营与共享平台发展。如何根据自身经营发展实力和发展规划做出适当选择,成为摆在城商行面前的迫切任务。本部分系统分析城商行未来发展中面临的三大战略问题,探讨未来中国城商行发展中的战略选择与策略执行。
战略一:区域扩张
发展优势与面临挑战
城商行的“城”字决定了城商行的初始经营地域范围往往较为单一和狭小,在业务经营和规模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不足的限制日益显现,如仍然继续固守“本城”,则难以发展壮大,并带来诸多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故此,城商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开疆辟地”实力后,几乎无可迟疑地采取区域扩展策略,走上了跨区域发展的道路。中国城商行经过最近几年较为快速的跨区域发展,在为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增强发展后劲的同时,也因自身能力的不匹配,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在政策层面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日趋慎重的情况下,城商行反思自身跨区域发展的得失经验,未来的跨区域发展在战略规划和策略执行等诸多方面将出现新的选择,呈现出全新的跨区域发展局面。
从城商行选择区域扩展策略的自身得失来看,在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开拓业务空间、分散经营风险是城商行区域扩张战略的最大驱动力量。银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非常突出的行业,规模扩大不仅能够增加更多的收入,还能够相对降低单位资产的人力成本、技术支持成本、后台结算成本、风险内控成本及其他后勤保障成本,进而扩大利润规模,提高盈利能力。因此,城商行自成立之日起就存在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通过跨区域规模扩张,开拓业务空间,实现规模效益,成为城商行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
图16列示了部分城商行在当地贷款市场份额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等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城商行,在当地城市的市场份额也增长乏力,并部分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如上海银行,2007~2009年在当地市场的贷款份额接连下滑,直到2010年才有所回升,在其他城市的贷款份额也几无太大增长,并波动较大。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全国城商行普遍面临在本地市场过分开发,市场空间不断缩小的问题。如莱商银行,经过在莱芜当地的多年“精耕细作”,市场空间基本开发完毕,遭遇业务增长瓶颈。此后,通过区域扩张策略,开发异地市场,重新获得发展机遇,该行目前约25%的规模和利润增长来自异地经营机构。
除规模经济外,分散经营风险是推动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另一动力。风险管理是金融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主要技术特征,而风险管理水平也是一家金融机构在同业内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降低风险最有效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实现资产组合的分散化。城商行如果一直局限在所在城市开展业务,难免出现贷款等业务在某一地区的过度集中,其经营业绩会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波动的巨大影响。如果城商行采取跨区域发展模式,就可以有效规避这种区域风险(如图17所示的宁波银行案例)。而且,城商行过分限于所在城市,则可能面临较其他银行更为集中的区域系统风险,即使北京银行、上海银行这类处在经济发展迅速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不能例外,这些地区虽经济增长速度快、社会信用度相对较好,但由于整个地区资金相对充裕,金融机构间竞争激烈,想要持续提高盈利能力也相对困难。
正如图17体现出的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风险分散效应,宁波作为中国重要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以外贸型经济结构为主,企业普遍从事外贸订单生产和经销,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这种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宁波银行的客户群体中外贸型行业的高比重。2008年金融危机对宁波外贸型经济影响明显,大量企业订单缩减甚至停产,外贸行业的不景气迅速影响到金融市场,宁波银行资产质量出现较大程度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四季度,不良贷款增加30.1亿元,不良率增长0.29%。这种因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波动引发的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在很多城商行普遍存在,成为城商行经营风险的重要来源。此次金融海啸蔓延的同期,正是宁波银行跨区域战略发展的重要阶段。危机期间,尤其是2009年以来,宁波银行跨区域发展取得突破,不仅外设异地分支机构获得较大进展,异地外设机构的经营也较为顺利,盈利能力逐步增强,成为金融危机期间宁波银行重要的业务增长点和利润来源,对增强宁波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贡献巨大。如图所示,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宁波银行异地机构贷款余额迅速增长,平均增速在40%以上,而同期宁波本地市场贷款余额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负增长。高速增长的异地业务在宁波银行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分散和化解风险进程中“居功至伟”。
区域扩展战略在带来上述两方面发展优势的同时,对扩大城商行的品牌影响力同样重要。城商行由于整体实力相对较弱,在相关业务尤其是异地结算等方面与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存在差距,影响到自身的品牌认可度。而跨区域经营会大幅提升城商行的品牌价值,对开发金融产品、培育忠诚的客户群和提高社会公信力意义深远。
由此看来,区域扩张战略似是城商行的“不二选择”,但跨区域发展并非易事,城商行只有具备足够的发展实力和经验积累才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异地发展的“御龙”之术。目前来看,城商行区域扩张过程中普遍面临业务模式可否复制、人力资源紧张和IT系统、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能否具备拓展性等迎接跨区域发展的重大挑战。
在业务模式方面,由于城商行自身定位和经营能力特点,中小企业业务自然成为其业务发展的核心。在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拟拓展异地市场的中小企业业务一方面被当地城商行经营、拓展多年,在市场占有率、客户忠诚度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外地城商行要想在当地中小企业市场上分一杯“羹”,困难很大;另一方面,随着大型银行和众多股份制银行加入中小企业市场争夺之列,“僧多粥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城商行争夺当地市场的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城商行原有的中小企业业务优势无法有效施展,在“本土”效果明显的中小企业业务拓展方式因在异地的竞争激烈和“水土不服”而效果大打折扣,城商业跨区域发展面临业务模式是否可复制及如何创新的重大挑战。
就城商行目前跨区域发展中的业务开展模式来看,为快速争取客户和打入当地市场,城商行较多采用了“垒大户”的业务拓展方式,通过低成本条件重点“公关”大客户,依靠大客戶打开市场,作为其他业务开展的基础,“以大养小”追求快速盈利的现象较为突出。以某城商行为例,该行努力推进跨区域发展战略,为实现在北京市场的迅速“扎根落户”,将初始业务重点放在了政府信贷方面,通过与政府合作提供大额融资平台贷款,期望通过这种大额资产业务获得当地市场认可,并借此开展负债等其他业务,而并非从稳扎稳打的存款业务模式出发,也并未从自身最擅长的中小企业业务切入。
这种“垒大户”发展模式对城商行来说,发展效果并不能得到保证,但却无一例外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和经营管理难度。从业务经营特点来看,中小企业业务本地化要求较高,城商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半径小,在当地熟人文化的支撑下,中小企业业务开展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在跨区域发展之后,由于管理半径的增大和异地熟人文化优势的缺失,加之不同地域的文化习惯差异,城商行在当地市场的中小企业业务开展和管理较为困难,面临的风险亦数倍增加。城商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因地制宜开展调研,才能在逐步摸索中找到适合当地的经营策略。否则,由于缺乏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城商行异地化发展也只能最终依靠同质化的竞争手段争取客户,而这种方式的效果极有可能事倍功半。
除发展模式亟需创新与因地制宜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实现跨区经营,专业人才缺乏的困境不断突出。由于城商行自身规模限制,人力储备普遍不足,在跨区域发展进程中,又不可能提前培训好足够数量的业务和管理人员,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有经验的业务和管理人才,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训新员工,融入本行文化。在开办异地分支机构初期,对于主要的骨干或者是管理高层,一般是由总行委派,但派出的有经验人员数量都极为有限,因总行的人才储备亦极为紧张。为解决管理人员缺乏和熟悉当地市场的营销人员不足问题,在当地大中型银行或其他城商行高薪“挖角”成为目前很多城商行人才本地化的主要策略之一。但单纯依靠高薪,虽然有可能获得业务经营方面的熟练人才和管理人员,但不同银行的文化、价值、理念、技术、工作流程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普遍强调自身经营“特色文化”、具备核心“银行文化”的今天,银行员工的文化理念整合难度较大,高薪挖来的员工很难带来真正的价值。而且,高薪带来的是成本的大幅增长,普遍的高工资水平将给城商行发展带来巨大负担,且异地员工的突出高工资将使其他地域机构员工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有效薪酬体系仍未建立的情况下,将增加银行员工对自身薪酬的更多考量。如果同样的跨区域发展在城商行所在地域出现,在外来城商行同样的高薪挖掘策略下,极有可能出现本行优秀员工的流失。人才缺乏已成为影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突出现实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当前,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还包括IT系统支持是否同步和风险控制体系是否有效两方面。对于前者,IT系统的构架、完善和升级历来是城商行的弱势所在,因城商行普遍缺乏先进的IT技术、研发实力和资金配置。在此情况下,异地分支机构设立后,原先局限于单个城市的IT系统是否可以支持异地分行的发展,如何适应异地市场发展特点实现有效布置与改进,如何与母行间实现有效对接与模式差异转换,如何保证IT系统联网的稳定性和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等问题,都是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在风险控制体系方面,跨区域发展后,传统城商行两级管理体制将多数变更为总分制的三级发展管理模式。管理层次增加后,内部制度如何完善,风险管理如何强化,是城商行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进入新市场后,原有的风险控制体系在新的管理层级下是否仍然有效?如何改进和优化?并且伴随管理半径的延长和熟人文化优势的缺失,原有适应当地经营发展特征的风控体系在执行中是否会导致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的上升?这些都是目前普遍存在、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突出问题。如针对操作风险,随着跨区域发展推进,城商行管理链条加长,内控的有效性可能降低,发生操作风险和各种案件的可能性增大。城商行原有的管理链条相对较短,各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在跨区域后将面临与大银行一样的管理环境,如何保证异地分支机构在总行政策的有效控制之下,是未来城商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战略实践与经验总结
跨区域发展已成为城商行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城商行未来转型壮大的必然选择。虽然在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仍存在较多的难题与挑战,但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仍较为有效,执行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普遍获得了正的收益,尤其是部分优秀城商行通过跨区域发展实现了自身经营发展的质的飞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跨区域发展奠定了城商行未来发展扩张的基础,吹响了转型壮大的“号角”。在宏微观经营环境的变革与微调下,总结中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至今的最新进展与经验教训,反思出现的问题与探索,分析成功有效的卓越之举,对未来中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和调整变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考察中国城商行多年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情况,可以将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总结为三种主要的模式:独立经营,异地扩张;重组兼并,建立联盟;出售股权,引入强者。此三种模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主要探索和执行路径,每种模式下,基于不同的发展基础、经营特点和战略考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特点明显的具体方式。
“独立经营,异地扩张”是最常见,也是城商行较为普遍采用的区域扩张战略执行方式。在此发展模式下,城商行都注重自身所在地域市场的充分开发与培育,在通过长期累积具备扩张实力后,通过不同方式开始进行异地机构的布局设置,走上跨区域发展之路。具体来看,此种模式主要有三种具体的扩张方式:(1)以布局全国、追赶股份制银行为出发点,利用可移植的自身资源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开拓市场,实现发展,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方向迈进,如北京银行的区域扩张发展。(2)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管理专长,在自身所在地域及周边扩展区域内“精耕细作”,将业务经营发展拓展到各个方面,最大化区位优势,在最大程度贴近市场的同时,实现对扩张地域业务与金融资源的最优整合,如南京银行的区域扩张发展。(3)在自身业务“根据地”不断巩固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方式开拓异地市场,实现业务扩张。主要采取通过创建和开办村镇银行的方式,开拓农村金融业务领域,将经营重心适当下移,实现在异地市场业务的开办与发展。开办村镇银行成为目前城商行普遍“热衷”并大力推进的扩张方式。
相比直接在异地新设分支机构,城商行通过重组兼并的方式进入异地市场,在时间和市场开拓难度等方面都相对快捷和容易。而通过建立合作联盟的方式,可以实现在资源、平台等方面的共享,促进规模效应的实现,是城商行区域扩展战略执行的新模式。通过重组兼并、建立联盟方式实现跨区域发展成为目前许多城商行的首选方式,具体来看,这种区域扩张策略具体包括如下方式:(1)重组并购。通过对相关区域内城商行、城信社、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组建新的银行实体,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业务的跨区域布局,如徽商银行、江苏银行等的成立和发展。(2)建立区域联盟。这种方式侧重特定地域内银行业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各家城商行通过相互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同业联盟,共享公共资源,将过去传统的“各自为战”转变为“集团行动”,实现各城商行在异地的业务开展与运营,典型代表如山东省城14家城商行共同发起成立的“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
城商行由于规模小、实力不足、经营发展经验较少,在自身经营发展和区域扩张中存在较多限制。在城商行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出于公司治理优化的考量,还是为获取经营发展的优秀资源和相关经验,出售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都是有效且被广泛使用的方式。通过股权转让,城商行可以引入优秀战略投资者,在规模扩张、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通过与引入投资者的密切合作,为城商行异地扩张提供有效路径,是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战略执行中的重要方式。相比直接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通过出售股权方式,城商行同样可以获得在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客户和市场开拓优势。国内城商行通过“出售股权、引入强者”方式推进自身跨区域发展的典型银行有日照银行、廊坊银行等。
戰略二:综合经营与专业发展
综合化经营抑或专业化发展一直是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备受关注。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经营发展理念的演进,银行在特定时期往往呈现对某种经营模式的依赖。就美国银行业发展经验来看,专业化经营模式有助于银行业务经营管理的“精细化”发展,但该种模式下银行的经营范围和盈利能力受到限制;综合化经营有助于银行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整合与有效运用,对扩展银行业务广度和深度、增加利润来源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综合化经营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力和经验要求较高,如能力不足,则将大大增加风险控制与业务统筹的难度。目前,从全球银行业发展趋势来看,综合化经营发展模式渐占上风,通过多样化的业务组合实现规模效应和长远发展,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重要共识和努力方向。在中国,也出现了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尝试的案例,是坚持专业化发展还是走综合经营之路,是中国城商行未来发展面临的关键性战略选择。
综合化经营的优势与挑战
综合化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商业银行的“兴趣”和重视,综合化发展战略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多的执行。考察城商行经营发展,之所以出现对综合化经营模式的“向往”,是因为综合化经营将有效提升城商行的竞争力,挖掘协同效应,实现城商行经营发展的新突破。
具体来看,银行实施综合化经营的优势主要包括:合理优化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增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有效分散经营风险。首先,随着商业银行的进入竞争日趋激烈和金融脱媒的不断深化,银行净息差不断缩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银行亟需寻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结构长期单一,中间业务占比极低,只有通过综合化经营加大业务创新、优化业务结构,才能扭转业务结构单一劣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金融脱媒形势下获得发展保证。其次,伴随居民财富的日趋增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金融机构只有通过综合化经营才能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提升竞争实力。最后,从风险防控角度来看,虽然专业化经营在防范和控制风险方面效率更高,但综合化经营风险控制却更为稳定,更易分散单一业务的周期性风险,降低单一不良事件带来的冲击,进而减少营业收入和盈利的波动。
在挖掘银行经营发展的协同效应方面,综合化经营更有优势,更易发挥金融业的潜在协同效应。综合化经营带来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运营协同、客户或市场协同、财务协同、管理协同和地域协同五个方面。
除提升自身竞争力和获得协同效应之外,综合化经营战略更多是银行业面临金融脱媒挑战的应对之举。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不断深化的外部背景下,商业银行在进行功能拓展的同时,面临经营转型的战略需要。传统存贷市场的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商业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比重。而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中间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传统银行领域,在投行、经纪、保险等领域则较欠缺。为此,银行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综合经营,给客户提供更为多元的服务,并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比重。
从银行自身的利益驱动来看,综合经营化可以实现银行整体销售渠道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实行传统银行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有利于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和信誉、品牌的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规模经济效应。但这种效应的最终实现并非易事,实际上,综合化经营在实践中的协同效应发挥受种种因素限制,往往表现不如预期。从国内探索综合化经营的银行业机构实践来看,这种协同效应的发挥同样不尽如人意。
城商行的经营选择
综合化经营模式的探索和推广,为城商行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是城商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但综合化发展战略并非百利而无害,实际上,综合化经营由于对城商行自身发展实力要求很高,加之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这一战略是否值得城商行大力推广和普及,仍待商榷。客观来看,截至目前国内尚没有银行综合化经营成功的典型案例,城商行未来经营模式选择仍需谨慎。
考察美国银行业经营发展模式选择,可以发现,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目前美国银行业中采取综合化经营发展模式的仍以大型银行为主,而中小银行则基本专注于各自的传统业务。
对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商行来说,受制于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和银行业发展特点,不宜过分追求“全能”,不能忽视传统业务比重。而具备条件的城商行则可以有所取舍地发展综合化经营,对于这些城商行而言,“围绕专业化战略,有所取舍地发展综合化经营”或将是其未来经营发展模式的最优选择。具体来说,对于有核心资源的银行,可以在细分市场或产品上适度实现多元化;而无核心资源的银行,则可以通过加强与外界的合作,实现自身的发展创新。
决定银行业务结构和战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的回报和资本的安全性,综合化经营的本质即是要把有限的资本配置到风险资本回报率最高的业务上。在此进程中,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并不在于经营所有被监管部门允许的行业、走“大而全”的模式,商业银行的正确策略是在多个领域内优化配置资源,发挥各种资源的协同效应。此外,商业银行在综合化经营过程中必须不断巩固和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这是提升整体盈利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考虑到中国城商行经营发展实际,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商行仍应专注于在特定市场的专业化发展。这其中,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城商行专业化发展案例有:面向中小企业,围绕中小企业业务做大做强的宁波银行;致力于开发新兴产业金融服务市场的北京银行和杭州银行;积极探索金融结构“拐点”新银行发展模式的金融市场业务领先者——南京银行;特别是致力于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杭州银行。本文以杭州银行为例,介绍城商行专业化经营发展的新探索。
杭州银行于2009年7月专门设立科技支行,借鉴美国硅谷银行成功经验,服务杭州中小企业。总行对科技支行实行单独授权、单独标准、单独核算、单独规模的运作模式。截至今年6月末,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达13.11亿元,服务企业275家,户均贷款在500万左右。通过科技支行,杭州银行创新打造了“银投联盟”服务模式,推出了一系列无需提供外在抵押、担保的创新产品,支持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实现了快速成长。通过此定位于科技金融服务的专门科技支行,杭州银行向着浙江科技金融服务“排头兵”的目标不断迈进。
战略三:独立经营与平台共享
城商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经营发展实力有限,特别是人才、IT系统等方面的储备和发展滞后,导致在扩张发展尤其是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往往受到诸多掣肘。为缓解这种由于单个城商行经营发展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部分城商行摸索尝试了多种“联合”、“共享”等合作发展模式,力图通过多方协议,实现在某些业务与经营管理方面的合作互补,降低市场拓展与经营成本,实现业务发展的多元化和不断提升竞争力。
在几种常见的合作发展模式中,比较典型的有平安银行2007年联合22家中外资银行,成立的“跨区域中小银行银团联合会”和前文提到的“山东省城商行合作联盟”。城商行通过合作或共享平台方式实现在多个方面的业务协作与细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商行经营发展的不足,但合作模式也存在不足。合作模式需要各城商行间的有效协调与配合,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城商行做出一定的让步与“犧牲”,从而影响到单个银行自身经营发展战略的有效实现,且在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和城商行发展定位不断明晰过程中,合作发展模式易因单方面或多方面的合作意愿下降而被打破。未来,城商行在经营发展中依然面临独立经营与合作发展模式间的战略选择,这也是决定未来城商行经营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
无论是独立经营还是合作发展,在专业化分工日益明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经验表明:扬长避短,借助外部资源改革和优化内部运营体系是商业银行最具“性价比”的经营发展选择。
从经营发展本质来看,商业银行的本质是金融服务提供商和风险管理者。商业银行通过经营和管理风险,实现金融服务供给并在此过程中获得风险管理回报。从银行经营发展模块划分来看,“前台”业务体现的是商业银行的风险经营特色,而“后台”则是商业银行驾驭和经营风险能力的体现,是其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考察商业银行经营发展实力,不能过分看重“五花八门”的各类产品,而是应从分析其后台支持和管理能力入手,通过对后台金融产品的开发设计能力、市场营销、风险控制以及管理协调与决策能力的综合考察,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实力做出客观评价和判断。
在商业银行扬长避短、借助外部资源改革和优化内部运营体系的“高性价比”模式选择下,通过将一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可以实现成本的有效节约和获得多个方面的发展好处。在商业银行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发展进程中,由“信息技术外包”到“业务流程外包”,再到“知识处理外包”是银行业务外包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代表了银行不同的发展层次和阶段,是银行不同阶段发展能力和战略调整的重要体现。
通过不同阶段的不同内容外包策略,商业银行可以获得大量的成本节约和其他有利的经营发展条件。从欧洲银行业外包动机来看,节约成本目前仍是采取外包策略的最主要动机,除节约成本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动机也日益显示出各自的重要性,如获取新技术、更好的管理和实现核心业务集中化等。
具体到中国银行业,由于中国城商行目前经营发展的规模优势并不明显,加之在未来发展战略中的专业化经营选择倾向更为普遍,中国城商行并不适合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因此,通过对自身业务的全面梳理和筛选,将部分非核心、高成本、低效益业务适当外包,可以在为城商行节约宝贵发展资源和精力的同时,促进自身专业化经营发展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推进和提高。未来,城商行需要从战略角度重新整合银行内部资源,实现部分业务的适当外包,实现降低成本、获取新技术和更好管理的战略调整目标。例如,城商行在系统整合内部资源基础上,对一些相对简单而又标准化,同时对整个银行业务价值增值贡献相对较少的业务(后勤保障、事务性部门、库款押运)等适当外包;对银行的非核心业务,如IT相关业务、人力资源、市场调查、内部审计等适当外包;对一些支持性的核心业务,如信用卡、不良贷款清收、理财产品设计等,也可适当外包。
对城商行来说,通过适当的业务外包可以有效节约发展资源,促进核心竞争业务发展,但业务外包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业务外包后管理半径的延长和管理困难,城商行无法有效监控外包业务的开展与风险,同时,如外包商选择失当,道德风险也将随之上升。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业务外包时要充分考量和评估可能面临的现实与潜在风险,提前做好防范与应对之策,将可能的风险发生概率和损失降至最低。
(本部分报告执笔人:刘煜辉、黄鸿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