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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制造”的标杆、外向型经济的样本，现在同样因此而痛。
樟木头镇距离香港60公里，它位于 珠三角的核心地带，广深铁路、京九铁路、东深公路、莞惠公路在此交汇，传统意义上的咽喉要地、交通重镇。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造的经济奇迹，让这个面积不过6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小镇一夜成名。这里有着中国第一家乡镇五星级酒店、这里有着全国最长的不锈钢人行天桥、中国唯一的客家镇，它一年的工业总产值近百亿元，几乎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它巨大的发展能量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引得15余万香港人长期定居，并有着“小香港”的美誉。10多年来，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奇迹”的一个真实而生动的缩影。
但现在，它却经历阵痛，直接而凶猛。
200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让樟木头遭受重创。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员工讨薪，惶恐而人人自危的悲观论调，几乎遍及小镇的每个角落。
于是樟木头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它的调整与阵痛期，何时再现昔日的昌盛与浮华，无人知晓。
——再见！樟木头！
回 家
余红艳有些漠然地立在晨风里，身后，一个“东北风味面食店”关着门，几张破桌堆放门口。不远处，是樟木头镇那座引以自豪的国内最长的不锈钢人行天桥。天桥上，“至YEAH小香港、缤纷樟木头”的字隐约可见。
2009年1月21日，余红艳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买张火车票回湖南岳阳的老家。她们一行13个人，都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被PK掉了的老乡。
1996年，余红艳中专毕业，怀揣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憧憬，加入到了南下的人群。樟木头是她的第三站，这一站，她一呆就是八年。
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樟木头，余红艳脑海里只有浅浅的印象：这里只有一条横穿小镇的莞樟路，路灯昏暗，往来于香港、深圳之间的卡车使得小镇尘土满天；成片的林木被砍倒，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若不是有大片的厂房和住宅小区拔地而起，她觉得这里跟她湖南邵阳老家差不多。
回家之前她去镇政府讨了一次薪。三个月前，她所在的工厂一夜间倒闭，老板人间蒸发。她试图去找个工作先干着，无果，熬到要过年了，余红艳还是决定回老家。
在樟木头政府服务中心，一位李姓工作人员接待了她。她去了三次，政府的人都回答她，正在核实情况。
富达工业区密密麻麻的工厂外，是一排门面。往昔，余红艳经常下班后和几个打工妹来这条街上吃消夜，满街都是操着各地口音的人。几十家门面只有十家左右还在营业，一家卖面的门面虚掩着，余红艳敲着卷帘门哗哗直响，没有人回应。没开业的，大都贴着醒目的“门面转让”。
萧条和悲凉笼罩着整个小镇。珠三角知名的大型连锁商场佳华商场，目前只剩第一层和第二层还在营业，上面的三层、四层、五层已经关掉，稀稀拉拉的几个服装、电子电器等柜台散落在整个空旷的楼层；同样倍感萧条的商场还有天和百货、香港百佳超市，而百果洞工业区里的佳惠商场直接倒闭。
工业区内少有人行走，冷清无比。一群操着河南口音的民工拎着大包小包、背着有些发黑的被子，有些疲惫地往火车站赶。身后，一条大红横幅：中国经济名镇樟木头欢迎你！
2008年10月15日，她所在的玩具厂倒闭，1000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在这条马路上讨要工资，这一新闻事件一度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注意，被认为是樟木头步入“衰退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事后，樟木头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所有外资企业进行了排查，结果发现268家港资企业中，“问题企业”占了1/3，达到了89家。
往日在马路上吆喝乱闯的摩托车主们已经撤走了，出租房里的那些性工作者们也走了，不断被裁的民工、打工妹们正在陆续地撤走。走，成了这个冬天最残酷也最现实的选择。
火车站人潮如流，余红艳挤在长长的买票队伍中间，失落而迷惘。
樟木头火车站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很小、落魄而简陋。作为窗口，近10几年来一直都未扩建，与经济发展的极不同步使其显得“极不称职”。火车站没有像样的广场，唯一的站前广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黑车，间或还有涂着浓口红的站街女。
2006年余红艳和老公回老家，她多花了200元托人从一个票贩子手上买到了一张站票。虽然在车上被挤成了“牛肉干”，但望着站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她还是有种成就感。
这个年底，倒闭关门的火车票订票点很多，樟木头电视台也没有在电视上高调打击它们；电线杆上、工业区的围墙上，有不少车票原价转让的“牛皮癣”。
余红艳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回去。
突然的压力
给工人发完最后一个500元“年终奖”，韩新梅决定给余红艳打个电话，她想和余红艳一起回去。
韩是余的表姐，比余大半岁，两个人一起来到樟木头。韩属于那种比较“有野心”的人。来樟木头之前，她对余红艳说：“不混出个名堂来，就在这边随便找人嫁了，不回去了！”
韩新梅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意越来越难做，9月份只有4000多元的利润，之后一直亏，才几个月，2万多元就没了。”韩新梅作出的决定是，将菜铺打给别人，关门走人。
她打印了20多张商铺转让的传单，到工业区的路口、农贸市场的进口，都去贴了。一个多月了，无人问津。一次她路过银洋工业区的路口，她所贴的传单早已被大如雪片的传单覆盖，连再补贴一次的心都没有了。
1998年6月的一天，韩新梅在樟木头某菜市场里盘下了一个商铺，押金2万元，再交齐一年每个月1200元的租金，小菜铺就此营业。
韩新梅很能吃苦。她请了一个人，每天凌晨1点之前去批发市场批发，早上6点多摆好摊，一直卖到晚上9点多，累了两个人轮流休息一下，每天有200元的纯利润。
樟木头的发展比她们想象的要快。银洋工业区、金河工业区、百达工业区在政府的规划下一两年内迅速成立，大批的港资企业、台资企业迅速进驻。每天下班的时候，各大工业区门口的马路总是车水马龙，永远有过不完的人群。
一年半过后，韩新梅买了一辆小货车，她决定发展一些大客户，给附近一些大型酒店、工厂的食堂送菜。她一方面给这些大客户送菜，另一方面继续在菜市场摊位上零售。2002年，韩新梅的手下有了六个雇工。其后，她关掉了在菜市场的零售，业务精简到只剩下远洋、富洋、精益等四家大型工厂，每月收入轻松超过两万元。
她还做过“包租婆”的生意。2002年7月，她盘下了20多间出租房，然后每间加价100～150元不等租给那些蜂拥到樟木头的打工者。“包租公”、“包租婆”在樟木头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高峰之时，达千人之多。她和几个租房的性工作者还成了朋友，“她们生意很好，每个月挣的更多。”
她招过工。她跑回家乡的一所中专学校，跟学校签了个集体协议，拉了120多个学生过来，工厂给了她3万多元的“回报费”。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方式，好多中专学校和中介都靠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一些刚入校的中专生，都被拉到了工厂，两三年后再回去领毕业证。大背景是，2005年，珠三角迎来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民工荒”。那个时候，樟木头遍地都是招聘信息和大红横幅。
2008年，韩新梅突然感到了压力了。“上半年蔬菜批发价飞涨，人家工厂又不认这个，不赚钱了，下半年工厂不按时付了，赚的钱拿不到手。”她统计了一下，农贸市场里的300多家商户，10月份陆陆续续地走了50多家。
韩新梅最郁闷的一次，是2008年11月中旬。一个工厂的负责人打电话给她，喊她去对账。当天上午她有事，下午去时，工厂关门了，只有工人围在厂门口，她的3万多元就此打了水漂。
豪翠街上的李复明感同身受。李是四川人，在这边开了一个餐馆，高峰之时员工有30多个，“早几年的生意跟现在完全是天上与地下，那个时候整条街上都是香港人。”李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天打烊后，数那些花花绿绿的港币。大量的工厂倒闭，民工走人，整个上午，他的营业额是45元，“连租金都不够，”他挥舞着苍蝇拍，“过年后……就回去”。
李所在餐馆挨着的一排门面，大多已经关门，“门面转让”的白纸黑字甚是耀眼。远处，一个新开不久的楼盘正在卖力吆喝：“开盘价4500元，6折优惠，6重大礼！”
棘手的问题
楼盘是林义德开发的，最近半年以来，他已焦头烂额，唯一的想法便是如何把房子卖出去，哪怕亏一点都可以。但房价一跌再跌……
他有些气急败坏地给售房部打电话，“叫他们灵活处理，卖一套算一套啦！”他有三个月没有去樟木头了，工程款、材料款、民工工资都等着他去结算。
他心情越来越坏。上个月他一个朋友已经跑路了，对方办了个塑胶厂，三个月都没有拿到订单，欠了一屁股债人间蒸发了，这里面还有他的500万元。
1996年，林义德第一次跟朋友来到樟木头，朋友想在这边投资建个电子元件厂，拉他做合伙人。林义德来了就想走。“整个小镇都在观音山下，小得不能再小，从山上往下看，到处都是裸露的工地和塔吊。”
彼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京九铁路正要完工。京九铁路纵贯南北，樟木头车站是这条线上离香港最近的车站，林义德有了开发房子的想法。
有林义德这样想法的香港人不在少数。1991年，还是在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时候，樟木头镇政府就和一个名为邓兆华的港商，合作开发了第一个在港发售的花园楼盘——翡翠花园。虽然这个超小的楼盘只规划了100多套，不过每套10万余元的低价加上“香港后花园”的良好概念还是吸引了大量的香港人，三周之内一售而空，总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当年，樟木头年支配收入只有1000万元。
1992年，樟木头镇成立了东莞市第一家房地产商会——樟木头房地产香港商会，面向香港市场开展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工作，大力发展以外向型为主的房地产业。从1992年到1996年，樟木头相继推出笔架山花园、维多利花园等60多个花园楼盘。仅1993年，有关部门统计，樟木镇销售商品房总额40多亿元，占当年全国在港销售楼房套数的56％。
林义德要感谢樟木头这个地方，他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里挣的。1997年，他圈下了翠缨附近的20多亩地，300多套房子卖出去后，他尽赚4000多万元。
“圈地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鼎盛。荔景山庄、绿丽华庭、金豪花园、皇朝阁、怡安豪庭……整个樟木头就像一个煮沸的大工地，楼盘还没开盘，已被抢购大半。
1998年，彰木头又建起了中国第一家乡镇五星级酒店——半山酒店。半山酒店建于飞云山半山腰，夜晚山脚望上去，星星点点；山上俯瞰山脚，万家灯火，宛若世外桃源。去过的人对酒店的描述绘声绘色：“歌舞升平，美女云集，堪比拉斯维加斯。”
一度酒店业带动了娱乐业的空前繁荣，樟木头庞大而泛滥的性工作者被人描述为：站成两排的小姐一眼望不到边，个个衣着暴露，清一色的红袖罗纱。廉价的出租房里，涂着劣质口红的性工作者搔首弄姿，猥亵的男人和满口黄牙的民工鱼贯而过。
林义德运气有点背。2007年他费尽周折拿到一块地，正赶上原材料疯涨，房子建到一半，房价又开始做“俯卧撑”。“有个老板更惨，投了上千万元，现在人都跑了。”
邻近不远，中惠房地产公司的香樟绿洲小区新房正在隆重推出，广告依旧铺天盖地，价格跟以前相比，已经降了800多元了。
荔景山庄对面的一个建筑工地停工了很久，偶有一两个人在面里敲敲打打，声音悠远，沉默的钢筋脚手架和随风飘荡的塑料护网，依稀可见这里曾经的辉煌与繁忙。
很多高档小区内，难以再看到一个人影。林义德住在观音山下的荔景别墅，有一天晚上开车回家，他半天不见一个人，阴森森的，“突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觉得自己手上这个在一年前被大家都看好的楼盘，突然间有些棘手。售房部对面，是一个二手房的中介，“120平方米，12万元！”血红的促销海报刺激了他的神经，感觉像血。
他说:“等今年下半年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 记
危机背后，“面临严峻考验”的樟木头地方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谋求出路。
2008年12月8日，樟木头镇委书记李满堂在出席湖南商会成立时，面对台下求解的嘉宾，坚定地表了个态，今后樟木头的产业发展导向是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商贸齐头并进，重振“小香港”的品牌。
此前的10月，镇政府以“买单人”的身份化解了合俊危机；11月，樟木头下旬，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赌博，促进就业”行动开始实施；2009年1月1日，代表樟木头窗口形象的火车站广场修缮一新，投入使用。在镇政府的规划中，停办了两届的“香港人旅游节”也将恢复。
一切在阵痛中蓄势待发，一切又在沉默中孕育新生。
夜晚下，樟木头引以为傲的不锈钢人行天桥上，“至YEAH小香港，缤纷樟木头”的霓虹大字依旧闪烁，昔日小香港的繁华依稀犹存。头顶，高高的商住楼里，寂寥的灯光有些孤独地亮着，等待着下一次的万家灯火。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已作化名处理）
编 辑 鲁渝华
E-mail:[email protected]
樟木头镇距离香港60公里，它位于 珠三角的核心地带，广深铁路、京九铁路、东深公路、莞惠公路在此交汇，传统意义上的咽喉要地、交通重镇。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造的经济奇迹，让这个面积不过6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小镇一夜成名。这里有着中国第一家乡镇五星级酒店、这里有着全国最长的不锈钢人行天桥、中国唯一的客家镇，它一年的工业总产值近百亿元，几乎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它巨大的发展能量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引得15余万香港人长期定居，并有着“小香港”的美誉。10多年来，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奇迹”的一个真实而生动的缩影。
但现在，它却经历阵痛，直接而凶猛。
200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让樟木头遭受重创。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员工讨薪，惶恐而人人自危的悲观论调，几乎遍及小镇的每个角落。
于是樟木头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它的调整与阵痛期，何时再现昔日的昌盛与浮华，无人知晓。
——再见！樟木头！
回 家
余红艳有些漠然地立在晨风里，身后，一个“东北风味面食店”关着门，几张破桌堆放门口。不远处，是樟木头镇那座引以自豪的国内最长的不锈钢人行天桥。天桥上，“至YEAH小香港、缤纷樟木头”的字隐约可见。
2009年1月21日，余红艳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买张火车票回湖南岳阳的老家。她们一行13个人，都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被PK掉了的老乡。
1996年，余红艳中专毕业，怀揣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憧憬，加入到了南下的人群。樟木头是她的第三站，这一站，她一呆就是八年。
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樟木头，余红艳脑海里只有浅浅的印象：这里只有一条横穿小镇的莞樟路，路灯昏暗，往来于香港、深圳之间的卡车使得小镇尘土满天；成片的林木被砍倒，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若不是有大片的厂房和住宅小区拔地而起，她觉得这里跟她湖南邵阳老家差不多。
回家之前她去镇政府讨了一次薪。三个月前，她所在的工厂一夜间倒闭，老板人间蒸发。她试图去找个工作先干着，无果，熬到要过年了，余红艳还是决定回老家。
在樟木头政府服务中心，一位李姓工作人员接待了她。她去了三次，政府的人都回答她，正在核实情况。
富达工业区密密麻麻的工厂外，是一排门面。往昔，余红艳经常下班后和几个打工妹来这条街上吃消夜，满街都是操着各地口音的人。几十家门面只有十家左右还在营业，一家卖面的门面虚掩着，余红艳敲着卷帘门哗哗直响，没有人回应。没开业的，大都贴着醒目的“门面转让”。
萧条和悲凉笼罩着整个小镇。珠三角知名的大型连锁商场佳华商场，目前只剩第一层和第二层还在营业，上面的三层、四层、五层已经关掉，稀稀拉拉的几个服装、电子电器等柜台散落在整个空旷的楼层；同样倍感萧条的商场还有天和百货、香港百佳超市，而百果洞工业区里的佳惠商场直接倒闭。
工业区内少有人行走，冷清无比。一群操着河南口音的民工拎着大包小包、背着有些发黑的被子，有些疲惫地往火车站赶。身后，一条大红横幅：中国经济名镇樟木头欢迎你！
2008年10月15日，她所在的玩具厂倒闭，1000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在这条马路上讨要工资，这一新闻事件一度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注意，被认为是樟木头步入“衰退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事后，樟木头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所有外资企业进行了排查，结果发现268家港资企业中，“问题企业”占了1/3，达到了89家。
往日在马路上吆喝乱闯的摩托车主们已经撤走了，出租房里的那些性工作者们也走了，不断被裁的民工、打工妹们正在陆续地撤走。走，成了这个冬天最残酷也最现实的选择。
火车站人潮如流，余红艳挤在长长的买票队伍中间，失落而迷惘。
樟木头火车站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很小、落魄而简陋。作为窗口，近10几年来一直都未扩建，与经济发展的极不同步使其显得“极不称职”。火车站没有像样的广场，唯一的站前广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黑车，间或还有涂着浓口红的站街女。
2006年余红艳和老公回老家，她多花了200元托人从一个票贩子手上买到了一张站票。虽然在车上被挤成了“牛肉干”，但望着站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她还是有种成就感。
这个年底，倒闭关门的火车票订票点很多，樟木头电视台也没有在电视上高调打击它们；电线杆上、工业区的围墙上，有不少车票原价转让的“牛皮癣”。
余红艳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回去。
突然的压力
给工人发完最后一个500元“年终奖”，韩新梅决定给余红艳打个电话，她想和余红艳一起回去。
韩是余的表姐，比余大半岁，两个人一起来到樟木头。韩属于那种比较“有野心”的人。来樟木头之前，她对余红艳说：“不混出个名堂来，就在这边随便找人嫁了，不回去了！”
韩新梅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意越来越难做，9月份只有4000多元的利润，之后一直亏，才几个月，2万多元就没了。”韩新梅作出的决定是，将菜铺打给别人，关门走人。
她打印了20多张商铺转让的传单，到工业区的路口、农贸市场的进口，都去贴了。一个多月了，无人问津。一次她路过银洋工业区的路口，她所贴的传单早已被大如雪片的传单覆盖，连再补贴一次的心都没有了。
1998年6月的一天，韩新梅在樟木头某菜市场里盘下了一个商铺，押金2万元，再交齐一年每个月1200元的租金，小菜铺就此营业。
韩新梅很能吃苦。她请了一个人，每天凌晨1点之前去批发市场批发，早上6点多摆好摊，一直卖到晚上9点多，累了两个人轮流休息一下，每天有200元的纯利润。
樟木头的发展比她们想象的要快。银洋工业区、金河工业区、百达工业区在政府的规划下一两年内迅速成立，大批的港资企业、台资企业迅速进驻。每天下班的时候，各大工业区门口的马路总是车水马龙，永远有过不完的人群。
一年半过后，韩新梅买了一辆小货车，她决定发展一些大客户，给附近一些大型酒店、工厂的食堂送菜。她一方面给这些大客户送菜，另一方面继续在菜市场摊位上零售。2002年，韩新梅的手下有了六个雇工。其后，她关掉了在菜市场的零售，业务精简到只剩下远洋、富洋、精益等四家大型工厂，每月收入轻松超过两万元。
她还做过“包租婆”的生意。2002年7月，她盘下了20多间出租房，然后每间加价100～150元不等租给那些蜂拥到樟木头的打工者。“包租公”、“包租婆”在樟木头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高峰之时，达千人之多。她和几个租房的性工作者还成了朋友，“她们生意很好，每个月挣的更多。”
她招过工。她跑回家乡的一所中专学校，跟学校签了个集体协议，拉了120多个学生过来，工厂给了她3万多元的“回报费”。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方式，好多中专学校和中介都靠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一些刚入校的中专生，都被拉到了工厂，两三年后再回去领毕业证。大背景是，2005年，珠三角迎来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民工荒”。那个时候，樟木头遍地都是招聘信息和大红横幅。
2008年，韩新梅突然感到了压力了。“上半年蔬菜批发价飞涨，人家工厂又不认这个，不赚钱了，下半年工厂不按时付了，赚的钱拿不到手。”她统计了一下，农贸市场里的300多家商户，10月份陆陆续续地走了50多家。
韩新梅最郁闷的一次，是2008年11月中旬。一个工厂的负责人打电话给她，喊她去对账。当天上午她有事，下午去时，工厂关门了，只有工人围在厂门口，她的3万多元就此打了水漂。
豪翠街上的李复明感同身受。李是四川人，在这边开了一个餐馆，高峰之时员工有30多个，“早几年的生意跟现在完全是天上与地下，那个时候整条街上都是香港人。”李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天打烊后，数那些花花绿绿的港币。大量的工厂倒闭，民工走人，整个上午，他的营业额是45元，“连租金都不够，”他挥舞着苍蝇拍，“过年后……就回去”。
李所在餐馆挨着的一排门面，大多已经关门，“门面转让”的白纸黑字甚是耀眼。远处，一个新开不久的楼盘正在卖力吆喝：“开盘价4500元，6折优惠，6重大礼！”
棘手的问题
楼盘是林义德开发的，最近半年以来，他已焦头烂额，唯一的想法便是如何把房子卖出去，哪怕亏一点都可以。但房价一跌再跌……
他有些气急败坏地给售房部打电话，“叫他们灵活处理，卖一套算一套啦！”他有三个月没有去樟木头了，工程款、材料款、民工工资都等着他去结算。
他心情越来越坏。上个月他一个朋友已经跑路了，对方办了个塑胶厂，三个月都没有拿到订单，欠了一屁股债人间蒸发了，这里面还有他的500万元。
1996年，林义德第一次跟朋友来到樟木头，朋友想在这边投资建个电子元件厂，拉他做合伙人。林义德来了就想走。“整个小镇都在观音山下，小得不能再小，从山上往下看，到处都是裸露的工地和塔吊。”
彼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京九铁路正要完工。京九铁路纵贯南北，樟木头车站是这条线上离香港最近的车站，林义德有了开发房子的想法。
有林义德这样想法的香港人不在少数。1991年，还是在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时候，樟木头镇政府就和一个名为邓兆华的港商，合作开发了第一个在港发售的花园楼盘——翡翠花园。虽然这个超小的楼盘只规划了100多套，不过每套10万余元的低价加上“香港后花园”的良好概念还是吸引了大量的香港人，三周之内一售而空，总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当年，樟木头年支配收入只有1000万元。
1992年，樟木头镇成立了东莞市第一家房地产商会——樟木头房地产香港商会，面向香港市场开展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工作，大力发展以外向型为主的房地产业。从1992年到1996年，樟木头相继推出笔架山花园、维多利花园等60多个花园楼盘。仅1993年，有关部门统计，樟木镇销售商品房总额40多亿元，占当年全国在港销售楼房套数的56％。
林义德要感谢樟木头这个地方，他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里挣的。1997年，他圈下了翠缨附近的20多亩地，300多套房子卖出去后，他尽赚4000多万元。
“圈地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鼎盛。荔景山庄、绿丽华庭、金豪花园、皇朝阁、怡安豪庭……整个樟木头就像一个煮沸的大工地，楼盘还没开盘，已被抢购大半。
1998年，彰木头又建起了中国第一家乡镇五星级酒店——半山酒店。半山酒店建于飞云山半山腰，夜晚山脚望上去，星星点点；山上俯瞰山脚，万家灯火，宛若世外桃源。去过的人对酒店的描述绘声绘色：“歌舞升平，美女云集，堪比拉斯维加斯。”
一度酒店业带动了娱乐业的空前繁荣，樟木头庞大而泛滥的性工作者被人描述为：站成两排的小姐一眼望不到边，个个衣着暴露，清一色的红袖罗纱。廉价的出租房里，涂着劣质口红的性工作者搔首弄姿，猥亵的男人和满口黄牙的民工鱼贯而过。
林义德运气有点背。2007年他费尽周折拿到一块地，正赶上原材料疯涨，房子建到一半，房价又开始做“俯卧撑”。“有个老板更惨，投了上千万元，现在人都跑了。”
邻近不远，中惠房地产公司的香樟绿洲小区新房正在隆重推出，广告依旧铺天盖地，价格跟以前相比，已经降了800多元了。
荔景山庄对面的一个建筑工地停工了很久，偶有一两个人在面里敲敲打打，声音悠远，沉默的钢筋脚手架和随风飘荡的塑料护网，依稀可见这里曾经的辉煌与繁忙。
很多高档小区内，难以再看到一个人影。林义德住在观音山下的荔景别墅，有一天晚上开车回家，他半天不见一个人，阴森森的，“突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觉得自己手上这个在一年前被大家都看好的楼盘，突然间有些棘手。售房部对面，是一个二手房的中介，“120平方米，12万元！”血红的促销海报刺激了他的神经，感觉像血。
他说:“等今年下半年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 记
危机背后，“面临严峻考验”的樟木头地方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谋求出路。
2008年12月8日，樟木头镇委书记李满堂在出席湖南商会成立时，面对台下求解的嘉宾，坚定地表了个态，今后樟木头的产业发展导向是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商贸齐头并进，重振“小香港”的品牌。
此前的10月，镇政府以“买单人”的身份化解了合俊危机；11月，樟木头下旬，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赌博，促进就业”行动开始实施；2009年1月1日，代表樟木头窗口形象的火车站广场修缮一新，投入使用。在镇政府的规划中，停办了两届的“香港人旅游节”也将恢复。
一切在阵痛中蓄势待发，一切又在沉默中孕育新生。
夜晚下，樟木头引以为傲的不锈钢人行天桥上，“至YEAH小香港，缤纷樟木头”的霓虹大字依旧闪烁，昔日小香港的繁华依稀犹存。头顶，高高的商住楼里，寂寥的灯光有些孤独地亮着，等待着下一次的万家灯火。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已作化名处理）
编 辑 鲁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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