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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先生指出：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论。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这种新的史学方法、形式、理论，特别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真正意义的当代“口述历史”，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访谈建立在音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由访问者与口述者相互合作完成的“口述历史”记录。新中国成立不久，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已有学者在做此项工作，当时研究者把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叫“走访”或“访问老干部”，后来又叫“抢救活资料”。前期他们采用笔录，进入80年代中后期开始使用录音机、录像机这一更加先进的手段。
口述历史是研究当代史获取完整史料的一个重要环节。史料的种类包括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文献史料又可分为：1、正史类；2、经、子、集类；3、甲骨文、石刻碑文类；4、地方志类；5、档案类；6、外国人著述类；7、口头类，亦称口碑资料，即现今所谓的“口述史”。所谓的口述历史就是请当时决策者和参与实施者，用口述的办法回忆叙说历史，访问者或者叫倾听者通过录音、笔录、影像等手段，完整地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即成为口述的历史资料。
要做好口述史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种工作方法。(一)口述历史的受访者必须是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参与实施者。(二)访问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熟悉当代地方史)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应具备文字能力，鉴别能力，与人交流和交往的亲和能力。(三)访问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要明确和熟悉自己所要了解的那段历史，要有重点，而不是漫无边际。在与受访者进行沟通的同时，应向其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和访谈提纲，以帮助和唤起受访者的记忆。要尊重受访者，包括人格和隐私。(四)事前访问者要对受访者的工作经历、谈话特点，包括脾气性格、生活习惯和业余爱好等有所了解，以便互相沟通，创造和谐、友好、信任的气氛，在愉快的交流中，共同完成此项工作。(五)访问者要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包括受访者的身体状况，作息习惯，对录音、笔录、录像哪种形式比较适应等)来确定访谈的方式和时间，要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便调动受访者的谈话情绪。(六)在访问的过程中，如果受访者的谈话内容长时间地脱离主题，访问者要适时地对受访者的谈话内容加以引导。访问者如有不明之处，或者受访者所述史实与其他史料和事实有所出入，访问者不必马上提出或打断受访者的谈话，一般应将疑问及时笔录，待事后再与受访者进行核对。(七)访问在保持受访者口述历史“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就自己所掌握的历史情况，以及文献、档案和旁证等加以印证，提出问题并整理成文，最终征得受访者的确认。
历史资料最可贵的是真实。目前，我国口述历史工作仍处于初创阶段，如何确保它的真实性，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决定于口述者和访问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对有关历史认真研究，严肃整理，仔细推敲，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口述者，更要对得起历史，绝不能让今天推出的口述历史给明天的人们留下太多需要重新考证、辨伪的东西，成为另一种缺乏可信性的历史读物。
口述史料来源于口述者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是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因此，在回忆和讲述中，不免会存在一些偏差。因为人的记忆力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记忆衰退、模糊与完整、准确、可靠史实间的差异。人有时是以意义为标准有选择地记忆或遗忘，记忆还会随历史情境的变化而重构，有时还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更有时出于某种原因或某种观点，回忆者有意、无意地遮掩事实，甚至歪曲事实，只谈成绩，不谈失误。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加之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和极左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官员、商人、学者，甚至普通老百姓，常常是“口有遮拦”的，有许多“牵挂”情结在左右着人们，这一点有时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实中，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的牵挂，还是更现实的“人情牵挂”等等，往往都胜于“道义责任”与“历史责任”。某些情况下，说谎甚至成为“保护自己”、谋求最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面对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说法。这种“道德标准”培育了一些人的“轻率性”“随意性”，使得“善意的”说谎和“恶意的”说谎与真实坦白的陈述混杂在一起，有选择性的“说一半、留一半”的情形更是在“口述史”中存在。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失去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更加重了访问者的考据责任。
因此，我们在做口述史工作中，还是要大力提倡一个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此外，我们在搞口述历史工作时，还要不断拓宽口述者的范围，使其更具真实性。目前，我们所选择的口述者大多数是当初决策亲历者，不可否认，他们最有发言权和最具权威性。但如果我们的思路再放宽一点，把那些普通群众中的亲历和参与实施者也吸纳进来，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则“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必将大大提高。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真正意义的当代“口述历史”，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访谈建立在音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由访问者与口述者相互合作完成的“口述历史”记录。新中国成立不久，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已有学者在做此项工作，当时研究者把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叫“走访”或“访问老干部”，后来又叫“抢救活资料”。前期他们采用笔录，进入80年代中后期开始使用录音机、录像机这一更加先进的手段。
口述历史是研究当代史获取完整史料的一个重要环节。史料的种类包括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文献史料又可分为：1、正史类；2、经、子、集类；3、甲骨文、石刻碑文类；4、地方志类；5、档案类；6、外国人著述类；7、口头类，亦称口碑资料，即现今所谓的“口述史”。所谓的口述历史就是请当时决策者和参与实施者，用口述的办法回忆叙说历史，访问者或者叫倾听者通过录音、笔录、影像等手段，完整地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即成为口述的历史资料。
要做好口述史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种工作方法。(一)口述历史的受访者必须是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参与实施者。(二)访问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熟悉当代地方史)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应具备文字能力，鉴别能力，与人交流和交往的亲和能力。(三)访问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要明确和熟悉自己所要了解的那段历史，要有重点，而不是漫无边际。在与受访者进行沟通的同时，应向其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和访谈提纲，以帮助和唤起受访者的记忆。要尊重受访者，包括人格和隐私。(四)事前访问者要对受访者的工作经历、谈话特点，包括脾气性格、生活习惯和业余爱好等有所了解，以便互相沟通，创造和谐、友好、信任的气氛，在愉快的交流中，共同完成此项工作。(五)访问者要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包括受访者的身体状况，作息习惯，对录音、笔录、录像哪种形式比较适应等)来确定访谈的方式和时间，要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便调动受访者的谈话情绪。(六)在访问的过程中，如果受访者的谈话内容长时间地脱离主题，访问者要适时地对受访者的谈话内容加以引导。访问者如有不明之处，或者受访者所述史实与其他史料和事实有所出入，访问者不必马上提出或打断受访者的谈话，一般应将疑问及时笔录，待事后再与受访者进行核对。(七)访问在保持受访者口述历史“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就自己所掌握的历史情况，以及文献、档案和旁证等加以印证，提出问题并整理成文，最终征得受访者的确认。
历史资料最可贵的是真实。目前，我国口述历史工作仍处于初创阶段，如何确保它的真实性，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决定于口述者和访问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对有关历史认真研究，严肃整理，仔细推敲，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口述者，更要对得起历史，绝不能让今天推出的口述历史给明天的人们留下太多需要重新考证、辨伪的东西，成为另一种缺乏可信性的历史读物。
口述史料来源于口述者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是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因此，在回忆和讲述中，不免会存在一些偏差。因为人的记忆力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记忆衰退、模糊与完整、准确、可靠史实间的差异。人有时是以意义为标准有选择地记忆或遗忘，记忆还会随历史情境的变化而重构，有时还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更有时出于某种原因或某种观点，回忆者有意、无意地遮掩事实，甚至歪曲事实，只谈成绩，不谈失误。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加之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和极左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官员、商人、学者，甚至普通老百姓，常常是“口有遮拦”的，有许多“牵挂”情结在左右着人们，这一点有时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实中，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的牵挂，还是更现实的“人情牵挂”等等，往往都胜于“道义责任”与“历史责任”。某些情况下，说谎甚至成为“保护自己”、谋求最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面对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说法。这种“道德标准”培育了一些人的“轻率性”“随意性”，使得“善意的”说谎和“恶意的”说谎与真实坦白的陈述混杂在一起，有选择性的“说一半、留一半”的情形更是在“口述史”中存在。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失去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更加重了访问者的考据责任。
因此，我们在做口述史工作中，还是要大力提倡一个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此外，我们在搞口述历史工作时，还要不断拓宽口述者的范围，使其更具真实性。目前，我们所选择的口述者大多数是当初决策亲历者，不可否认，他们最有发言权和最具权威性。但如果我们的思路再放宽一点，把那些普通群众中的亲历和参与实施者也吸纳进来，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则“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必将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