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3岁就凭借一段《挖宝》轰动全国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佩元，在半个多世纪的从艺生涯里，始终走在追求创新的路上。对于相声，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于创作，他有自己的思想坚持;对于行业，他更是有自己的严肃思考。表面上是包袱、段子，说学逗唱之后追求的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王佩元;相声;创作
从儿时学艺到红遍全国，从风格表演到作品创作，从良师益友到行业思考，王佩元言谈间展示出吸引观众的不仅是一个包袱、一个段子，更是一个立体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一、相声入门“靠坚持”
王佩元出身于曲艺世家，父亲王起胜是评书大家田连元的师父，擅说短打书目，尤以长篇评书《施公案》为人称道。王佩元自小受父熏陶，痴迷曲艺。小时候家里一共12口人，据他回忆：“我24岁之前没穿过毛裤、绒裤，家里穷，小学一年两块钱学杂费都交不起，需要申请免费或者免半费，别人家孩子六七岁上学，我九岁才上。”尽管如此，从小聪明好学的王佩元特别受同学喜欢，爱给大家说书，经常在书场听完就为同学现学现说。
上学第三个年头，赶上河西区戏曲学校曲艺班招生，王佩元想报考，但是被父亲阻止，“我父亲不希望我干曲艺，招考的老师他都认识，当时他告诉老师们别要我，就说我条件不够”。不甘心的王佩元在学校第二年招生时又去了，并且一举考中，老师们都夸“这个孩子有出息”。
当时，王佩元是20世纪60年代从事曲艺最小的学员，可惜刚入学不到半年突发变故，不幸的是学校解散了，幸运的是王佩元和搭档赵伟洲被时任天津曲艺团团长赵魁英和苏文茂先生同时看上，其后进入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开始边学习边实踐，几乎每天都要实践演出。在这里条件得天独厚，每天学习的内容转天就可以演出实践，教学方式也分为集体教学和小课学习，“集体教学都是郭荣启、张庆森等这样的艺术家，更厉害的是我们还有自己的专职老师，我跟赵伟洲的老师是朱相臣和苏文茂”。
二、众师之言“取所长”
如果简单地问“相声是什么”，王佩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相声是说笑话，是通过甲乙二人谈天说地、深入浅出、以小见大，在嬉笑怒骂之中给人寓教于乐。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是相声的根，逗是相声的魂，学和唱是大餐里的荞麦。”这些类似于“口诀”的认识或许现在没有人会深入研究，但都是王佩元从三位大家身上获得的领悟。
从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授艺于他的朱相臣和苏文茂，到后来拜师常宝霆，王佩元的起点很高，但对相声艺术的认识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三位相声艺术家马三立、侯宝林和赵佩茹。
在马三立先生被打成“右派”不允许上台演出期间，因为比较喜欢王佩元，经常偷偷把他叫到旁边给他讲书。二十多年前，马三立先生跟王佩元举例子：“赵佩茹就是通天教主，我跟他合作，他是佛爷，我就是孙猴，我之所以能那么精彩是因为我在佛爷手里掉不下去。”王佩元理解：“相声只有水涨才能船高，不能轻视旁边捧哏的，他是水，他有多高的水，你才有多高的船。”现如今，王佩元每天都要听他们30至50段过去的相声，逐字逐句地听，小时候不懂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淀了很多新的思考。
王佩元与侯宝林先生接触较多，两人时不时谈起很多论点，虽不是具体教学，但都是总结性经验传授。王佩元认为侯宝林先生讲的辩证法是“大师之言”，相声演员非学马列不可，还需懂得力学和哲学，相声的最高境界是文学。
三、作品创作“讲思想”
1964年，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全体学员到杨村196师587团体验生活。据王佩元回忆，从那时开始，从艺就开始讲究“出新”。从演员思想到学员管理上都要“新”。“怎么叫‘新’？第一，要说新节目;第二，语言要新，没有陈词滥调;第三，去掉一些旧语言，不许说行话，说了就要跑楼梯、跳沟，体罚你。”
节目内容也得“新”，在王佩元看来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他和张志宽演的很多曲种就是当时从工农兵当中学来的，战士们演出是自娱自乐，比如词表演、对口词、枪杆诗、联唱，“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纯朴的表演，别看他们基础很差，但子弹壳就能当口琴吹，弄几个碗就能敲起来”。这就是一种时代创新精神，王佩元认为：“演员表演的作品是对新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着满腔热情，而观众品味和审美也是来源于生活。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宣传社会主义，要歌颂新人新气象，就是要说新唱新。这是一种气象，一种氛围，也是一种责任。”
改革开放后，文艺繁荣，当时王佩元所在的曲艺团几乎天天都到外地演出，河北和山东一带都演遍了，经常是拿着行李三两天换一个地方的状态。此时，王佩元更加注重作品的创新，希望好的作品可以沉淀下来，既有舞台效果又有社会影响。那个时期是王佩元创作的“高产期”，做着梦写出了讲法制的《黑秤杆》，根据传统整理的《劝人方》《攀龙附凤》和《比爸爸》，甚至看完《焦裕禄》就能写出一个五人小品相声《看电影》。
随着创作深入，王佩元的思想逐渐成熟，衍生到做演员的本分——包袱宁缺毋滥。他遵从相声老前辈的做法，说相声要有民族，有党的政策，要有做人的精神，更要积极向上，在舞台上一站，永远感觉自己是文艺工作者。这样坚定的思想形成源于从小爱看书养成的习惯，王佩元爱看武侠小说、杂文或是钱钟书先生的一些随笔和短篇，也是《读者》的长期读者，他从中吸收的是学习习惯，他认为不管多穷多富也得有文化。文化融入到相声创作中，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刻画技巧更是信手拈来，就像马三立先生所说：“这人物是谁，你不用模仿，也不用刻画，你就到身边找去。”如此在舞台上表演，言谈举止都不用刻意模仿，而是顺其自然、真情流露。
四、红遍全国“论挖宝”
观众们总结，王佩元能逗擅捧，说、学、逗、唱四功俱佳，表演机智、诙谐，有时还带点儿天津人特有的“狡黠”，台风洒脱大气，观众关系亲和。捧哏时既不过分张扬，又不显得做作，恰到好处，不过不尤也无不及，迟急顿挫拿捏得体，轻重缓急把握准确，既不温，也不火，层次清楚，顺畅通达，很好地起到了压阵、铺陈、引领和烘托的捧哏作用。
[关键词]王佩元;相声;创作
从儿时学艺到红遍全国，从风格表演到作品创作，从良师益友到行业思考，王佩元言谈间展示出吸引观众的不仅是一个包袱、一个段子，更是一个立体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一、相声入门“靠坚持”
王佩元出身于曲艺世家，父亲王起胜是评书大家田连元的师父，擅说短打书目，尤以长篇评书《施公案》为人称道。王佩元自小受父熏陶，痴迷曲艺。小时候家里一共12口人，据他回忆：“我24岁之前没穿过毛裤、绒裤，家里穷，小学一年两块钱学杂费都交不起，需要申请免费或者免半费，别人家孩子六七岁上学，我九岁才上。”尽管如此，从小聪明好学的王佩元特别受同学喜欢，爱给大家说书，经常在书场听完就为同学现学现说。
上学第三个年头，赶上河西区戏曲学校曲艺班招生，王佩元想报考，但是被父亲阻止，“我父亲不希望我干曲艺，招考的老师他都认识，当时他告诉老师们别要我，就说我条件不够”。不甘心的王佩元在学校第二年招生时又去了，并且一举考中，老师们都夸“这个孩子有出息”。
当时，王佩元是20世纪60年代从事曲艺最小的学员，可惜刚入学不到半年突发变故，不幸的是学校解散了，幸运的是王佩元和搭档赵伟洲被时任天津曲艺团团长赵魁英和苏文茂先生同时看上，其后进入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开始边学习边实踐，几乎每天都要实践演出。在这里条件得天独厚，每天学习的内容转天就可以演出实践，教学方式也分为集体教学和小课学习，“集体教学都是郭荣启、张庆森等这样的艺术家，更厉害的是我们还有自己的专职老师，我跟赵伟洲的老师是朱相臣和苏文茂”。
二、众师之言“取所长”
如果简单地问“相声是什么”，王佩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相声是说笑话，是通过甲乙二人谈天说地、深入浅出、以小见大，在嬉笑怒骂之中给人寓教于乐。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是相声的根，逗是相声的魂，学和唱是大餐里的荞麦。”这些类似于“口诀”的认识或许现在没有人会深入研究，但都是王佩元从三位大家身上获得的领悟。
从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授艺于他的朱相臣和苏文茂，到后来拜师常宝霆，王佩元的起点很高，但对相声艺术的认识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三位相声艺术家马三立、侯宝林和赵佩茹。
在马三立先生被打成“右派”不允许上台演出期间，因为比较喜欢王佩元，经常偷偷把他叫到旁边给他讲书。二十多年前，马三立先生跟王佩元举例子：“赵佩茹就是通天教主，我跟他合作，他是佛爷，我就是孙猴，我之所以能那么精彩是因为我在佛爷手里掉不下去。”王佩元理解：“相声只有水涨才能船高，不能轻视旁边捧哏的，他是水，他有多高的水，你才有多高的船。”现如今，王佩元每天都要听他们30至50段过去的相声，逐字逐句地听，小时候不懂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淀了很多新的思考。
王佩元与侯宝林先生接触较多，两人时不时谈起很多论点，虽不是具体教学，但都是总结性经验传授。王佩元认为侯宝林先生讲的辩证法是“大师之言”，相声演员非学马列不可，还需懂得力学和哲学，相声的最高境界是文学。
三、作品创作“讲思想”
1964年，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全体学员到杨村196师587团体验生活。据王佩元回忆，从那时开始，从艺就开始讲究“出新”。从演员思想到学员管理上都要“新”。“怎么叫‘新’？第一，要说新节目;第二，语言要新，没有陈词滥调;第三，去掉一些旧语言，不许说行话，说了就要跑楼梯、跳沟，体罚你。”
节目内容也得“新”，在王佩元看来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他和张志宽演的很多曲种就是当时从工农兵当中学来的，战士们演出是自娱自乐，比如词表演、对口词、枪杆诗、联唱，“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纯朴的表演，别看他们基础很差，但子弹壳就能当口琴吹，弄几个碗就能敲起来”。这就是一种时代创新精神，王佩元认为：“演员表演的作品是对新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着满腔热情，而观众品味和审美也是来源于生活。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宣传社会主义，要歌颂新人新气象，就是要说新唱新。这是一种气象，一种氛围，也是一种责任。”
改革开放后，文艺繁荣，当时王佩元所在的曲艺团几乎天天都到外地演出，河北和山东一带都演遍了，经常是拿着行李三两天换一个地方的状态。此时，王佩元更加注重作品的创新，希望好的作品可以沉淀下来，既有舞台效果又有社会影响。那个时期是王佩元创作的“高产期”，做着梦写出了讲法制的《黑秤杆》，根据传统整理的《劝人方》《攀龙附凤》和《比爸爸》，甚至看完《焦裕禄》就能写出一个五人小品相声《看电影》。
随着创作深入，王佩元的思想逐渐成熟，衍生到做演员的本分——包袱宁缺毋滥。他遵从相声老前辈的做法，说相声要有民族，有党的政策，要有做人的精神，更要积极向上，在舞台上一站，永远感觉自己是文艺工作者。这样坚定的思想形成源于从小爱看书养成的习惯，王佩元爱看武侠小说、杂文或是钱钟书先生的一些随笔和短篇，也是《读者》的长期读者，他从中吸收的是学习习惯，他认为不管多穷多富也得有文化。文化融入到相声创作中，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刻画技巧更是信手拈来，就像马三立先生所说：“这人物是谁，你不用模仿，也不用刻画，你就到身边找去。”如此在舞台上表演，言谈举止都不用刻意模仿，而是顺其自然、真情流露。
四、红遍全国“论挖宝”
观众们总结，王佩元能逗擅捧，说、学、逗、唱四功俱佳，表演机智、诙谐，有时还带点儿天津人特有的“狡黠”，台风洒脱大气，观众关系亲和。捧哏时既不过分张扬，又不显得做作，恰到好处，不过不尤也无不及，迟急顿挫拿捏得体，轻重缓急把握准确，既不温，也不火，层次清楚，顺畅通达，很好地起到了压阵、铺陈、引领和烘托的捧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