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书画集《四川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集》中载有游铁堂先生的篆刻作品。先生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近三十余年，以其独特书风蜚声巴蜀书坛，尤以篆刻独树一帜，闻名遐迩，“西南航空公司”字招即出于先生之手。先生致力于艺术事业，为社会做出过很大贡献。还应省内外若干文会及有关部门之邀，足迹遍布祖国南北，北至西安、济南，南至广州、深圳，滇黔大地亦有游踪，颇得大多书画星族之追。
　　成都历来是书画文艺鼎盛之都，或结社、或招饮，艺术家们诗酒唱和，相互切磋、砥砺，书画文玩，不亦乐乎。八十年代初，人们迎来了新的春天，国运渐昌，百废将兴，书画活动渐渐复苏。先生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不以长者自居，却以推助提携后学为任，在学问、荣誉等方面给予最大支持。先生与同仁一起筹建成都书法研究会、成都市书法家协会，参与筹备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分会的工作，创立开明印社，1984年先生亲自筹备并成功举办了《成都市首届篆刻展览》。先生之于书法教育不遗余力，南虹书法学校、蜀江书画学校、成都市书法学校都有他的身影，造就了大批人才。那时他身边还追随有一批门下弟子，这些人中现在多数已是书坛之中坚，并且为中国书协、四川书协、四川美协、丙戌金石书画研究会等社团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陈明德是西泠印社社员;吕清平是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潘锡仁是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笔者亦以书画篆刻忝列成都艺坛有年矣。先生的书法传承蜀中名士李重瑶，绘画传承于书画名家施孝长。大家都知道他的书法篆刻，而画道却鲜为人知。先生的画个性相当突出，乍看不知其缘自何？难怪曾经有人看了他的画展后称“其画独到，不管怎样也不知其何出何入。”并嘱我辈多加研学，将他的画发扬光大，或可为文人画增添色彩。他的画入于传统而出于金石与禅理，善画峨眉冷杉与蜀北山色，尤以峨眉诸作出神人化。
　　我于七十年代末随师学习书法篆刻，受其耳提面命，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用笔、用刀尚历历在目。先生晚年致力于篆刻，绘画便成了乐余之事。虽然画为余闲，但作画的时候仍然较多，我有幸随侍其侧，其经营、审势、甚至于作画前的手势比划、将有什么出现，我都能与师相印，更不用说作画时笔墨的挥运，气势的纵横捭阖，现在仍仿佛眼前。也许正因为先生很少讲画而更多的是让我们看他作画，故而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维空间。先生的画很大程度上传承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范畴，由于精通金石、书法，其间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金石气象。书法远追于秦汉，近法乎魏晋，篆刻更得秦汉官印、将军泥封之精髓，形成笃实宏博的风骨，这对他的画风形成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先生常对我说作画要有个性，要有自家门道，所谓特立独行者也，要体察生活，这与笔墨训练同样重要。画哪里就要像哪里，画蜀山蜀水就要有蜀山蜀水的特點，或雄或幽都要表现出来，不能用陈法去安、去套，“移易不动”就是这个意思。他常说巴蜀山水美得很，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光是外在的美，或秀、或雄、或险、或幽，更在于这中间的内涵，人文地理，还有巴蜀的神秘色彩方面，综合反映出人们对这里山水的钟爱，因此不知孕育、启迪了多少画家，他们因之受到感悟，成为一代大家、一代宗师。先生写生不需要很多的笔墨，他说写生也好，游历也好，重要的是深入细致地观察。比如峨眉要见其秀润处，为什么冷杉在峨眉山最为突出？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长在山中的什么地方？又如洗象池前的分叉巨杉，其神态怎样？华严顶有些什么树？息心所周围环境是怎样？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做到心领神会，那就有办法了。先生的作画经验，即平时到大自然中用心观察，将实景默而志之，融真情于胸中，一旦作画则喷薄而出，真情实景以及胸中块垒一涌而辉耀于槠墨间而成佳作。观赏者往往能于其画作上品其高尚，得其佳享。记得那时多有年龄比我们稍长些的中青年画家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他们常说先生的画很生动，川西蜀北都各有特点，如真要去和实景对照却又难以下手了。看老师作画很有乐趣，也是一种享受。他很幽默，有时画了一半或一角便将其张于墙上，学生会问下面该怎么办？先生会微笑着回答“管得他的”。这是他的口头禅，其实这个“管得他的”大有讲究。本来他在作画前就基本上经营了一个大局，何处该树，何处该石，水流怎样，脉络如何，通气与否等等，已是胸中有数，然而试想，他作画时用笔往往是横推竖凿，侧锋逆行，画到兴奋处有时将会风云突变，这时当要另辟思路，而又往往奇怪生焉，与郑板桥的“手中之竹又不是眼中之竹”有相通之处。
　　先生治学严谨，他的书法、篆刻、绘画是大家气象。先生为人豪爽、善饮，常谓人以肝胆相照，表现在作品中呈现的是大气、豪迈，每看他的作品有气势逼人的感觉。然而这些来得并非易事。就拿画来说，一觉得不对，他会将其毁弃。记得我与清平兄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到老师家，恰逢老师用他自己的画大把大把的点燃以引燃蜂窝煤，不然就是炉旁会堆积很多撕碎或揉成一大团的书画之作，本文所附的没有落款的水墨画即是从火炉旁抢救出来的。有时先生将已提好款盖好印的画张于壁间，点上叶子烟，喝着浓茶，品味良久后突然把画拿下来就要撕掉，我们赶紧索要下来，才幸免于“毁容之厄”，但他时常爱说“要不得，没有对，自己觉得不对的东西留在世上对不住人的。”你想，烧的烧，撕的撕，所剩能有几多？前些时候李任仕院长看到老师的画作后倍加赞许，商我在《四海名家》上宣传推介。我说他老人家的作品已经很少，院长认为好的东西再少也应让世人知道。《四海名家》专门开辟《画海春秋》栏目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系统研究巴蜀书画史，包括大力宣传四川已故书画名家。
　　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为人大度的艺术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这当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呵护，对朋友的关心等等。他又是一位不计个人得失、古道热肠、爱国爱人民、有责任、有使命感的龙的传人。他的弟弟游全福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老师曾追随正义，同友好数人在蓉创办《雷雨》《文心》等杂志支持进步。曾与大成中学同学伍瘦梅先生资助成都县中的同学好友田家英、羊路由等赴延安。我的老师是相当热爱进步的，在“文革”中虽蹲牛棚而仍不忘艺术要为人民的宗旨。在牛棚里，先生就刻了三十七首毛泽东的词，还刻了许多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词，如《海港》《红灯记》等，不一而足。八十年代中国女排为国争光，曾五连冠于世界，老师治印称领。他认定女排第六次亦会赢，并为此刻好了祝贺女排六连冠的印章，然而终未如愿，久难释怀。虽然老师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人格魅力、艺术生命仍然延续，直至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支撑着我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