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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袁剑为独立评论人,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本文根据其博客文章编辑整理而成,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2010年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点巅峰之后,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以一种更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竟然高达10万亿元,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5倍有余。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元,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能力加倍杠杆化。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但显见的是,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去。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地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在相当稳定地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刺激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
中国管理当局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然而,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
即将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这一年,我们第一个将要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的风险也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恐怖前景就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而其正式开始破裂的时间应该就在2010年的某一天。
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之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它对社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唯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而在过去的30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30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000点甚至8000点的时候,6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
2010年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点巅峰之后,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以一种更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竟然高达10万亿元,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5倍有余。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元,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能力加倍杠杆化。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但显见的是,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去。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地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在相当稳定地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刺激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
中国管理当局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然而,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
即将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这一年,我们第一个将要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的风险也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恐怖前景就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而其正式开始破裂的时间应该就在2010年的某一天。
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之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它对社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唯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而在过去的30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30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000点甚至8000点的时候,6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