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他以其主体意识觉醒、追求个性自由和高扬自我的文化人格为底蕴，不仅在明代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复古运动，而且，一生千余首诗歌的创作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而在这千余首诗歌创作中，乐府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按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共收李梦阳乐府诗160余首（中华书局《李梦阳集校笺》2020年9月第1版，第1册P91-195，以下不再注出），这是继汉乐府、“建安文学”“新乐府运动”之后的又一个乐府诗的高峰。

壹

　　李梦阳乐府诗多数创作于明代社会最为黑暗的正德时期。因此，抨击现实，表现民生疾苦就成为其主要内容。如：
　　君马黄
　　君马黄，臣驷骊，飞轩駊騀交路逵，锦衣有曜都且驰。前径狭以斜，曲巷不容车。攘臂叱前兵，掉头麾后驱：“毁彼之庐行我舆。”大兵折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尔慎勿言谍者来，幸非君马汝不夷。”
　　叫天歌
　　弯弓兮带刀，彼谁者子逍遥。牽我妻放火，我言官府怒我。彼逍遥者谁子，出门杀人骑马城市。汝何人？谁教汝骑马？持刃来，持刃来。彼杀我父兄，我今遇之，必杀此伧。彼答言：“奉黄榜招安。”嗟嗟！奈何奈何！ 彼不有官，饥，官赈之；出，有马骑。我有租有徭有役，苦楚胡不彼而。
　　内教场歌
　　雕弓豹鞬骑白马，大明门前马不下。径入内伐鼓，大同邪？宣府邪？将军者许邪？
　　武臣不习威，奈彼四夷？西内树旗，皇介夜驰，鸣砲烈火，嗟嗟辛苦。
　　猛虎行
　　猛虎本居深山，我可不入，彼来亦难。谁令尔，今来市中游，尽日攫人食，撑肠柱腹无休歇。我欲击之，刃不在手；欲往告泰山之君，陆无车，水无舟。猛虎闻言向我怒：“我命在天。”匪虎惧，嗟嗟！虎尚有时，鸱鸮遗音，宁尔知？
　　愍熯歌
　　东湖为陆，而我无车，有舟滩高，水浅行不得。以舒仓浪，天疾威我人。七月不雨田龟拆。山而鳞鳞，夫兮出杀贼，妇哭于庐，畴给我食。
　　郭公谣
　　赤云日东江水西，榛墟虚树孤禽来啼。语音哀切行且啄，惨怛若诉闻者凄。静察细忖不可辨，似乎郭公兼其妻。一呼郭公两呼婆，各家栽禾，栽到田塍。谁教检取螺，公要螺炙，婆言摄客。摄得客来，新妇偷食。公欲骂妇，婆则嗔妇，头插金，行带银。郭公唇干口燥救不得，哀鸣绕枝天色黑。
　　《君马黄》抨击明代中叶宦官和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扰民生事、横行不法。《叫天歌》揭露赈灾安民官员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内教场歌》不仅嘲讽宦官骄横跋扈，而且矛头直指明武宗好武游戏，纵横都市，荒淫误国。《猛虎行》真实暴露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公，官虎吏狼。《愍熯歌》哀叹天旱不雨、老百姓衣食无着。而《郭公谣》则直接反映百姓生活的苦难，郭公一家整日辛苦劳作，但最后新妇只能偷食田螺，得到的却是郭公的怒骂、婆母的责怪，郭公更是口干舌燥，“哀鸣绕枝天色黑”，真是一幕悲凄的人间惨剧。总之，这几首诗的战斗性、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都是非常强烈的。而《赋大隧》《公仪休》《青陵台》《射潮引》《汝为我楚舞》《博浪沙》《左袒行》《申屠嘉》《辕下驹》《栗太子》《赤凤曲》11首咏史乐府，均以史为题，抒发自己的怀抱，也承载了极强的针砭意义。如：
　　射潮引
　　钱塘八月潮水来，蛟龙愤怒涛为雷。天旋地拆不可止，此中云有鸱夷子。何不张尔弓、挟尔矢，射杀鸱夷潮可止。君不见潮水年年八月来，万弩射潮终不回。
　　诗中鸱夷子的兴风作浪，让人联想到正德朝宦官乱政、纲纪淆乱的社会现实。
　　除了反映民生疾苦、咏史感怀之作以外，李梦阳不少乐府诗抒写思妇闺怨、离愁别恨、渴望自由，也很有情趣。如：
　　艳歌行
　　昃日出扶桑，照我结绮窗。绮窗不时开，日光但徘徊。通阡对广陌，柳树夹楼垂。上有织素女，叹息为谁思。步出郭东门，望见陌上柳，叶叶自相当，枝枝自相纠。
　　石城乐
　　盈盈窈窕女，当门是谁家。十三学画眉，十五擅琵琶。邑中有卢家，此女名莫愁。向前问此女，女闻双泪流。二十嫁夫郎，重门阿阁房。临窗种桐树，五年如身长。自渠下扬州，置妾守空楼。悔不快剪刀，断水不东流。
　　长歌行
　　笼中鸭望水中鸭，一鸣一答：汝虽有羽翼，不如我泛绿波、食鱼虾，奔蘋拍藻入烟浦，笼中之鸭心徒苦。
　　第一、二首是思妇闺怨诗，第三首采用问答形式，通过鸭子的对话，表面写笼中之鸭被困的苦闷，实际是作者人生困厄、理想不能实现的真实流露。可见，李梦阳乐府诗的题材非常丰富，不仅有咏物、咏怀、纪实之作，还有咏史感怀、思妇闺怨等作品。应该说凡乐府诗所能表现的题材，李梦阳都有涉及，现实主义精神非常强烈。
　　据朱安涎《李空同先生年表》所录：
　　（弘治）七年甲寅，公年二十三岁，在大梁授生徒，学者及门甚众。秋渡黄河作《吊申屠狄赋》，作乐府三十二篇。
　　可见，李梦阳早年就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这不仅与他追求诗者“情之自鸣”的思想相符合，也与他一向推崇汉魏诗歌的取向相吻合。由此可知，李梦阳重情观在青年时期便已有所表现，当然也就反驳了“真诗在民间”是李梦阳晚年对前期思想修正的观点。

贰

　　就形式来讲，李梦阳乐府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民歌、杂调等多种形式，手法也比较灵活。如：
　　和方山子歌（答歌）
　　何柳不黄，何鸟不鸣。非无良朋，怀我故乡。
　　和方山子歌（答歌）
　　春水涣涣，水鸟鸣唤。追汝者谁，白马在岸。
　　车遥遥
　　车遥遥，遥遥复迈迈，望见秋尘起，不见车轮转，知在秋尘里。
　　掌上舞
　　晨游憩阳馆，夕宴戏风台。盈盈掌上舞，飞飞素雪迴。 　　子夜四时歌（其七）
　　郎住西水头，妾住东北浒。何能水遂合，永免风波苦。
　　禽言（其二）
　　行不得哥哥，东有木公西王婆，南面设罾北张罗，行不得哥哥。
　　骋望
　　送佳人兮江渚，袅袅兮云气下。鸟翩翩兮戾止，蝉暮吟兮独苦。余邅回兮隐轸，謇中洲兮偃蹇。心相亲兮口难言，目不睹兮日以远。风涛兮浩荡，涉浦兮骋望。蘭被汀兮葳蕤，杜参差兮夕涨。君税楫兮前坻，复容与乎中渚。惝恍兮将从，憺淹留兮谁与。
　　两首《和方山子歌（答歌）》是模仿《诗经》句式的四言乐府，除了形式上为四言外，在表现手法上也学习《诗经》，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抒情，方法比较灵活。《车遥遥》《掌上舞》《子夜四时歌》音调协和，情感自然真挚，具有民歌风味。《禽言》颇像寓言，《骋望》又有骚体风格。显然，整個梦阳乐府诗，写景、抒情、叙事、对话等表现手法都能被熟练运用。
　　李梦阳乐府诗的叙事艺术也非常突出。中国古代诗歌自汉魏、唐以后叙事性明显削弱。宋人不重视叙事诗，苏辙说：
　　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P1229）
　　张戒说：
　　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虽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
　　又说：
　　元、白、张籍诗，皆自陶阮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P457）
　　此言论具有代表性。明代优秀叙事诗很少，而李梦阳叙事乐府诗确是明代诗坛的重大收获，具有填补空白之功效。
　　此外，李梦阳乐府诗袭用乐府旧题的较少，大量的是自拟新题，其创新之处也值得一提。

叁

　　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学习前代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其乐府诗则直接继承汉魏诗歌传统，因此，也就将乐府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统治思想的解冻，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他们对笼罩当时的程朱理学渐生质疑和不满，力图突破台阁体的束缚，开始描写社会现实。二是李梦阳出身微贱，为时不长的居官生涯中即已遭遇五次入狱。晚年又回居乡野长达16年。因此，他关注生活的热情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自然使他对这种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抒情性的乐府诗情有独钟。乐府诗的创作，也一变此前的萧条状况，逐渐繁荣起来。确实，“李梦阳用乐府诗记载时事，抒发对时局的愤慨与忧虑，也记录了民间的歌哭，肯定了民间的真情吟唱”（盛敏：《李梦阳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6年，P59）。
　　徐朔方先生《论前七子》积极肯定了李梦阳的乐府诗，认为这同他重视民歌的思想有关（徐朔方：《论前七子》，《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P1）。杨慎特别注意到李梦阳乐府诗的幽秀古艳，近于民歌，他说：“空同以复古鸣弘德间，观其乐府，幽秀古艳，有饶歌童谣之风。古诗缘情绮靡，有徐、庾、颜、谢之韵。”（《明诗综》卷34“李梦阳”条，转引自高小慧《杨慎〈升庵诗话〉对明诗的批评》，《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P204）而乔世宁《武昌刻汉魏诗纪序》中说得更明白。他标举浑厚质古的汉魏诗，以之为风骚之遗音，尤其推崇汉魏乐府诗，并从时与势、音与情各方面剖析了汉魏诗之所以不复的原因。认为后世诗人往往模仿剽窃、词义并袭，而与其本旨相乖戾。那么，究其本旨若何？ 序中乔世宁又云：
　　诚欲究汉魏之旨，惟里巷歌谣词最近之，是所谓真诗者也。近世王叔武、李空同之论盖如此，此国风所由作者，宁独汉魏？其见迥绝世俗矣。（《湖广通志》卷110， 转引自杨海波：《李梦阳及其诗歌创作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255）
　　这里，乔世宁明确指出，汉魏之旨，唯里巷歌谣词最近之。并高度赞扬了王叔武、李空同所谓真诗之论，认为其见迥绝世俗。确实，李梦阳的乐府诗不仅在明代，即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很有特色的，成就非常高。李梦阳的乐府诗避免了一般拟作的过于浅近而苦无新意，在汉魏乐府诗淳朴的形式下，注入了现实生活的新鲜内容，深得汉魏乐府的精神实质。这既是李梦阳对乐府诗的学习与继承，也是对乐府诗的改造与创新。
　　（作者系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