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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中华文库》是国家对外出版工程，也是我国国际传播领域重要的出版实践。以丛书所展示的古代中国风貌为观照对象，对其选题进行文本细读并重新分类，能够有效分析选题策划者的动机，也可以分析选题在创建中国古代形象时的特征，从而为未来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中华文库》 选题 国家形象
从1994年7月进行项目论证，到1996年3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出版，《大中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工程，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职责。《文库》的启动，在笔者看来，至少完成了三项使命：其一，向国外宣介中国的古代文化，进而形成文化对话，特别是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对话;其二，体现了出版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引进与输出存在长期逆差而进行的一次主动求变;其三，力图向世界准确展示古代中国的面貌，使国外读者追溯历史，进而理解今天的中国。
纵观包括《文库》总策划人杨牧之先生等诸多出版管理者、参与者及研究者的言论及文章，可以发现：首先，《文库》对已有的一些国外译本进行“拨乱反正”，期望消除由于诸多因素诸多因素主要包含三点：（1）因选译而造成典籍整体面貌的缺失;（2）因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够精准，外国翻译者不能准确传情达意;（3）某些外国翻译者刻意迎合国外读者的阅读趣味，翻译时歪曲中国原典。而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讹传;其次，《文库》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实际操作的确如此，由于国家的重视、相关部门的支持，译者大多为一时之选，在选题方面，《文库》编者也十分重视选题的遴选和审定，诚如《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9日之报道，“在浩若沧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经专家学者和专业出版人士的再三讨论和审定”。一句话虽短，分量却异常沉重，因为选题关系到介绍怎样的古代中国给世界的宏大命题。
在既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围绕以下几类角度集中探讨：其一，《文库》底本的选择及翻译得失研究;其二，作为跨文化传播内容的《文库》在外国实现的传播效果研究;其三，以《文库》某一类（或某一种）图书为例，研究其出版史意义。但是，几乎没有学者从选题角度进行研究，这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白。通过对已出版的图书进行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奥秘”。
有学者指出，《文库》基于“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来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通过组织中国的学者和专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翻译，向国外系统传播中国文化体系参见许多、许钧：《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此为洞见。据媒体报道，《文库》选取了《周易》《老子》《论语》《孟子》等21种思想学术类经典，《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等10种历史类经典，《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西厢记》《红楼梦》等55种文学类经典，《黄帝内经》《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15种科技类经典，《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9种军事类经典，共计110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古籍陈香：《〈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110种即将出齐》，《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23日。。很明显，按照思想学术、历史、文学、科技、军事来划分，细致而全面，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分类方法无法反映选题策划者的思考动机，只有结合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作为一个观念，在美国被正式提出。学者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领域都有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方法涉及诸如传播效果的量化分析、阐释性的经验分析和文化批评等。本文使用的“国家形象”，主要指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内容和效果，具体而言，即传者发出了何种信息，受者接收何种信息并形成何种认知。建构中的主观传播意图，我们才有可能管窥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良好的国家形象就象征着更高的可信度、更强的接纳性以及更广阔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现代传播》2019年第6期。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国家形象的建构包含传者的主观意图与受者的“他者”效果，本文则以传者意图研究为主。
一、基于文本细读的《文库》选题再分类
中国古代典籍博大精深，划分标准庞杂，但通过对外译110种中国古代典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对此套图书中的精神内核做出更准确的描述。制表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中国古代典籍主旨并非单一而直接，上述分类存在着畛域不清之处，而任何事物的划分标准也绝无固定之法，因此，笔者根据文本细读得出的分类并无绝对之意。
通过这样的再划分，我们将命题确定为“向世界传播怎样的古代中国”，从而有效传达选题策划者的意图——回应世界的关切，将古代中国的面貌全面展示出来。
“在给定的国际关系中……客体并非时刻都是一种被动存在，机械地等待主体的‘注视’。恰恰相反，客体自身的变化以及客体的‘自我形象’感觉必然地会带动主体的认知出现变化，在此情形下，客体已不再只是被主体认知的对象，它也具有了某种主动性，成为能够影响主体的另外一个‘主体’”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现代传播》2019年第6期。。这段论述表明，在国际传播中，传者的传播内容和行为绝非任意而为，更不会是只根据本国情况，不考虑国外受众情况而作出的盲目之举。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由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出版家组成的选题团队，一定考虑了国际传播中选题的有效性问题，而这种有效性，就是准确回应西方对古代中国的想象。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形象，在零零碎碎的典籍外譯和外人来华游记中有很多不成体系的介绍，《文库》通过对“智慧的东方国度”“神秘的东方国度”“古代中国国家治理”“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学术”“具有深厚历史的古代中国”“风物世相下的古代中国”六个方面典籍的系统外译，使古代中国的面貌得以展现，进而也照应了有关国家形象的重要命题。 二、《文库》选题特征：完整而非完美的古代中国形象呈现
有别于“熊猫丛书”1981年，中国外文局推出“熊猫丛书”，先以英、法，后增加少量德语、日语，意图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和文化（主要是现、当代文学）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参见耿强：《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上海翻译》2012年第1期。或“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该丛书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分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部分，旨在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以外国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传播出去。参见周瑾：《〈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推介会在京举行》，《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文库》并非定位于对文学或文化的外译，而几乎包罗中国古代方方面面的风貌，这是介绍完整古代中国的尝试。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以下几点选题特征：
（一）选题求全而非求流行
在《文库》所选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相当部分品类是首次外译，甚至很多在国内读者看来都相对陌生的典籍也作了外译，如《六韬》《黄帝四经》《夷坚志选》《人物志》等。可以想见，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都相对陌生的典籍，对于国外读者而言，接受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看似自缚手脚的选题，目的何在？
诚如杨牧之先生所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译介工作，从数量上看，零星、少量、不成系统;从质量上看，也是参差不齐，佳作不多。有的西方学者热衷于猎奇，甚至故意凸显中国文化中不好的东西”杨牧之：《搭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中国出版》2011年第11期。。通过全面系统的外译，选题策划者为国外受众提供了更全面地认知古代中国的可能性和空间，即使当前部分选题可能不为国外读者感兴趣，但从文化史意义上看，一旦其思想资源被发掘，价值便会逐渐显现。这种先解决“有和无”问题的思路，显示了选题策划者在推进国际传播方面的长远打算。
（二）选题所呈现的古代中国力求完整而非完美
在新中国国际传播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曾经有相当长的时期，为了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面貌，将我国的建设成就、女性解放、外交胜利等内容不断通过数量有限的国家外宣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宣工作曾长期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辖《北京周报》、《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人民中国》等杂志及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出版社承担。传播到国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外传播渠道的增多，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呈现在世人面前，受到文化背景、国与国之间关系、信息传播、受者主观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际传播中经常出现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理解出现巨大反差的现象。
鉴于此，《文库》并没有将中国形象限定在诗情画意、富有迷人、东方古国等某一类范畴中，主观回避了将古代中国建构为“传奇化的、世俗乌托邦化的‘大汗的大陆’周宁教授通过研究得出，历史上，西方文化的中国形象分别是前启蒙时代的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以及后启蒙时代的三种类型“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参见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的倾向”。
从整体来看，《文库》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义薄云天式的英雄传奇，也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对晚清世相如实呈现的作品。《文库》所选取的《李白诗选》和《杜甫诗选》，除了让国外读者体会古代中国诗歌之美外，从内容来看，李白诗中的浪漫瑰丽和杜甫笔下的残酷现实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就局部而言，在《史记选》中，既选译了秦始皇这样建立统一国家的君主，也有反抗暴政的陈胜;既有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也描绘了残暴酷吏的嘴脸。在“三言”“二拍”中，既有晚明时期社会新气象的呈现，也如实翻译了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陈腐观念的篇章。在《浮生六记》的前言中，直书“沈复喜欢梦想，常常在自我欺骗的怪圈中迷失方向。……正是这同样的悲剧，在他的这本书写成后的几十年里，又开始在他所有的同胞身上重演了”。批评之意，跃然纸上。
选题策划者放弃主观刻意美化，尽可能将真实完整的古代中国呈现给国外受众，是对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建立的诸如“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田园诗酒与自私丑陋”等二元对立的古代中国形象的一次反驳，其目的是告诉国外读者，古代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一样，充满矛盾，但也真实可感。
（三）选题丰满震撼，追求文化共识与心理共鸣
在中国典籍外译史上，《文库》之标准前所未有。“它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付瑛瑛、王宏：《从典籍英译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译——王宏教授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10种、220册，如此皇皇译作，以同样的开本、同样的封面设计呈现给国外读者时，我们能够体会到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的雄心。时任中央外宣办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杨正泉曾撰文指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有成效、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杨正泉：《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外大传播》2000年第10期。应该说，《文库》的诞生，是新中国国家出版能力的一次整体展示。
但仅仅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通过对《文库》的再次分类和细读，我们可以看到选题策划者在与西方文化进行对应并建立共识的努力。所谓文化共识，是“不同文化群体在价值概念层面所达成的基本理解和认同”邹广文：《在对话中增进文化共识》，《光明日报》2014年4月9日。。只有實现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才可能被接受并传播。
例如，“智慧的东方国度”一类，将从“文化轴心时代”诞生的中国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照应了几乎诞生在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及其后世发展;将充满人性关照的“风物世相中的古代中国”呈现出来，在笔者看来，也是对应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对人性的推崇。 在一些譯作的前言中，笔者还看到了诸如以下的表述：
《菜根谭》：道教的修炼升仙、佛教的看破红尘可以使人从尘世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这与现代西方社会追求“返璞归真”及基督教拯救人类“原罪”的思想殊途同归，因而产生了许多共鸣。
《楚辞》：楚辞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具有呼唤、启发人性真善美之感召力。
《二刻拍案惊奇》：这种男女爱恋之情并非出于单纯的“好色”的自然本性，而是基于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关汉卿杂剧选》：关剧的着眼点在人，在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是他比前辈作家的进步。在关汉卿的笔下，人性得到承认，人的正常欲望受到肯定。
《红楼梦》：它充分而真实地展示了青春，展示了人在青春时的纯真、热烈、优美和丰富的柔情。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大观园的少女们的梦想和追求，以及他们的情感生活，却仍然可以激起今人的共鸣。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看出，《文库》选题中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女性的关注）和对人性的伸张与赞美，反映了《文库》选题团队在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中进行筛选的目的和考量。
三、 来者可追：作为期许的总结
前文对“文库”的选题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提炼，其价值将在历史语境中被不断挖掘，而“文库”选题策划的不足也值得探讨，原因在于选题是图书出版的起点，关乎产品成败，对选题的反思能够有效促进同类型产品的策划和出版，提高选题成功率，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与效率。
（一）选题确定：邀请更广泛的读者参与
图书选题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论证，是理性和感性共同作用的过程。“文库”相关品类的确定，融合诸多选题参与者的集体智慧，是基于中国传统古籍已然和必须外译的总体思考，相关选题的确定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果能在选题过程中邀请更多的国外读者参与，融入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将会对此类图书的品种选择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二）选题呈现：适当增加中国元素
图书行业存在一个通用的表达——做书，意指选题确定后，对选题的实施需要责任编辑大量创新性劳动，包括封面确定、内文设计、营销策划确定等，因此，民营图书行业越来越倾向将责任编辑定位为产品经理，强调责任编辑对图书产品的整体责任和把控。
好内容自然需要好包装，“文库”也不例外。“文库”中的图书设计庄重大方，品质感很强，但内文设计相对单一，无配图，黑白印刷，体现了在选题策划初始对图书设计因素考虑不足。适当增加中国元素，能够提升图书品质，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综上，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当时我国的国际传播理念也无法像今日这般崭新而深刻，但作为传播国家形象、谋求文化共识的实践，我们能够清楚看到选题策划者的良苦用心。无论成败，这种有益的探索终将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基石。
〔作者张奇：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文化传媒学院;郭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邱亚卓对本文亦有贡献〕
Research on Selections for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Zhang Qi
Abstract：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is a key government-sponsored publishing project aimed at introdu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hole worl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ffort of the country on publish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a depicted in the series， reclassifies the selections after careful reading of texts， and thus effectively analyzes the motiv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elections in creating the image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and publishers.
Keywords：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selections， national image
【关键词】《大中华文库》 选题 国家形象
从1994年7月进行项目论证，到1996年3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出版，《大中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工程，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职责。《文库》的启动，在笔者看来，至少完成了三项使命：其一，向国外宣介中国的古代文化，进而形成文化对话，特别是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对话;其二，体现了出版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引进与输出存在长期逆差而进行的一次主动求变;其三，力图向世界准确展示古代中国的面貌，使国外读者追溯历史，进而理解今天的中国。
纵观包括《文库》总策划人杨牧之先生等诸多出版管理者、参与者及研究者的言论及文章，可以发现：首先，《文库》对已有的一些国外译本进行“拨乱反正”，期望消除由于诸多因素诸多因素主要包含三点：（1）因选译而造成典籍整体面貌的缺失;（2）因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够精准，外国翻译者不能准确传情达意;（3）某些外国翻译者刻意迎合国外读者的阅读趣味，翻译时歪曲中国原典。而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讹传;其次，《文库》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实际操作的确如此，由于国家的重视、相关部门的支持，译者大多为一时之选，在选题方面，《文库》编者也十分重视选题的遴选和审定，诚如《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9日之报道，“在浩若沧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经专家学者和专业出版人士的再三讨论和审定”。一句话虽短，分量却异常沉重，因为选题关系到介绍怎样的古代中国给世界的宏大命题。
在既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围绕以下几类角度集中探讨：其一，《文库》底本的选择及翻译得失研究;其二，作为跨文化传播内容的《文库》在外国实现的传播效果研究;其三，以《文库》某一类（或某一种）图书为例，研究其出版史意义。但是，几乎没有学者从选题角度进行研究，这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白。通过对已出版的图书进行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奥秘”。
有学者指出，《文库》基于“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来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通过组织中国的学者和专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翻译，向国外系统传播中国文化体系参见许多、许钧：《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此为洞见。据媒体报道，《文库》选取了《周易》《老子》《论语》《孟子》等21种思想学术类经典，《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等10种历史类经典，《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西厢记》《红楼梦》等55种文学类经典，《黄帝内经》《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15种科技类经典，《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9种军事类经典，共计110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古籍陈香：《〈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110种即将出齐》，《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23日。。很明显，按照思想学术、历史、文学、科技、军事来划分，细致而全面，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分类方法无法反映选题策划者的思考动机，只有结合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作为一个观念，在美国被正式提出。学者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领域都有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方法涉及诸如传播效果的量化分析、阐释性的经验分析和文化批评等。本文使用的“国家形象”，主要指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内容和效果，具体而言，即传者发出了何种信息，受者接收何种信息并形成何种认知。建构中的主观传播意图，我们才有可能管窥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良好的国家形象就象征着更高的可信度、更强的接纳性以及更广阔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现代传播》2019年第6期。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国家形象的建构包含传者的主观意图与受者的“他者”效果，本文则以传者意图研究为主。
一、基于文本细读的《文库》选题再分类
中国古代典籍博大精深，划分标准庞杂，但通过对外译110种中国古代典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对此套图书中的精神内核做出更准确的描述。制表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中国古代典籍主旨并非单一而直接，上述分类存在着畛域不清之处，而任何事物的划分标准也绝无固定之法，因此，笔者根据文本细读得出的分类并无绝对之意。
通过这样的再划分，我们将命题确定为“向世界传播怎样的古代中国”，从而有效传达选题策划者的意图——回应世界的关切，将古代中国的面貌全面展示出来。
“在给定的国际关系中……客体并非时刻都是一种被动存在，机械地等待主体的‘注视’。恰恰相反，客体自身的变化以及客体的‘自我形象’感觉必然地会带动主体的认知出现变化，在此情形下，客体已不再只是被主体认知的对象，它也具有了某种主动性，成为能够影响主体的另外一个‘主体’”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现代传播》2019年第6期。。这段论述表明，在国际传播中，传者的传播内容和行为绝非任意而为，更不会是只根据本国情况，不考虑国外受众情况而作出的盲目之举。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由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出版家组成的选题团队，一定考虑了国际传播中选题的有效性问题，而这种有效性，就是准确回应西方对古代中国的想象。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形象，在零零碎碎的典籍外譯和外人来华游记中有很多不成体系的介绍，《文库》通过对“智慧的东方国度”“神秘的东方国度”“古代中国国家治理”“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学术”“具有深厚历史的古代中国”“风物世相下的古代中国”六个方面典籍的系统外译，使古代中国的面貌得以展现，进而也照应了有关国家形象的重要命题。 二、《文库》选题特征：完整而非完美的古代中国形象呈现
有别于“熊猫丛书”1981年，中国外文局推出“熊猫丛书”，先以英、法，后增加少量德语、日语，意图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和文化（主要是现、当代文学）译介至西方主要国家。参见耿强：《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上海翻译》2012年第1期。或“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该丛书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分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部分，旨在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以外国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传播出去。参见周瑾：《〈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推介会在京举行》，《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文库》并非定位于对文学或文化的外译，而几乎包罗中国古代方方面面的风貌，这是介绍完整古代中国的尝试。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以下几点选题特征：
（一）选题求全而非求流行
在《文库》所选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相当部分品类是首次外译，甚至很多在国内读者看来都相对陌生的典籍也作了外译，如《六韬》《黄帝四经》《夷坚志选》《人物志》等。可以想见，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都相对陌生的典籍，对于国外读者而言，接受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看似自缚手脚的选题，目的何在？
诚如杨牧之先生所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译介工作，从数量上看，零星、少量、不成系统;从质量上看，也是参差不齐，佳作不多。有的西方学者热衷于猎奇，甚至故意凸显中国文化中不好的东西”杨牧之：《搭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中国出版》2011年第11期。。通过全面系统的外译，选题策划者为国外受众提供了更全面地认知古代中国的可能性和空间，即使当前部分选题可能不为国外读者感兴趣，但从文化史意义上看，一旦其思想资源被发掘，价值便会逐渐显现。这种先解决“有和无”问题的思路，显示了选题策划者在推进国际传播方面的长远打算。
（二）选题所呈现的古代中国力求完整而非完美
在新中国国际传播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曾经有相当长的时期，为了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面貌，将我国的建设成就、女性解放、外交胜利等内容不断通过数量有限的国家外宣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宣工作曾长期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辖《北京周报》、《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人民中国》等杂志及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出版社承担。传播到国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外传播渠道的增多，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呈现在世人面前，受到文化背景、国与国之间关系、信息传播、受者主观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际传播中经常出现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理解出现巨大反差的现象。
鉴于此，《文库》并没有将中国形象限定在诗情画意、富有迷人、东方古国等某一类范畴中，主观回避了将古代中国建构为“传奇化的、世俗乌托邦化的‘大汗的大陆’周宁教授通过研究得出，历史上，西方文化的中国形象分别是前启蒙时代的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以及后启蒙时代的三种类型“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参见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的倾向”。
从整体来看，《文库》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义薄云天式的英雄传奇，也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对晚清世相如实呈现的作品。《文库》所选取的《李白诗选》和《杜甫诗选》，除了让国外读者体会古代中国诗歌之美外，从内容来看，李白诗中的浪漫瑰丽和杜甫笔下的残酷现实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就局部而言，在《史记选》中，既选译了秦始皇这样建立统一国家的君主，也有反抗暴政的陈胜;既有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也描绘了残暴酷吏的嘴脸。在“三言”“二拍”中，既有晚明时期社会新气象的呈现，也如实翻译了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陈腐观念的篇章。在《浮生六记》的前言中，直书“沈复喜欢梦想，常常在自我欺骗的怪圈中迷失方向。……正是这同样的悲剧，在他的这本书写成后的几十年里，又开始在他所有的同胞身上重演了”。批评之意，跃然纸上。
选题策划者放弃主观刻意美化，尽可能将真实完整的古代中国呈现给国外受众，是对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建立的诸如“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田园诗酒与自私丑陋”等二元对立的古代中国形象的一次反驳，其目的是告诉国外读者，古代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一样，充满矛盾，但也真实可感。
（三）选题丰满震撼，追求文化共识与心理共鸣
在中国典籍外译史上，《文库》之标准前所未有。“它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付瑛瑛、王宏：《从典籍英译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译——王宏教授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10种、220册，如此皇皇译作，以同样的开本、同样的封面设计呈现给国外读者时，我们能够体会到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的雄心。时任中央外宣办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杨正泉曾撰文指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有成效、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杨正泉：《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外大传播》2000年第10期。应该说，《文库》的诞生，是新中国国家出版能力的一次整体展示。
但仅仅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通过对《文库》的再次分类和细读，我们可以看到选题策划者在与西方文化进行对应并建立共识的努力。所谓文化共识，是“不同文化群体在价值概念层面所达成的基本理解和认同”邹广文：《在对话中增进文化共识》，《光明日报》2014年4月9日。。只有實现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才可能被接受并传播。
例如，“智慧的东方国度”一类，将从“文化轴心时代”诞生的中国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照应了几乎诞生在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及其后世发展;将充满人性关照的“风物世相中的古代中国”呈现出来，在笔者看来，也是对应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对人性的推崇。 在一些譯作的前言中，笔者还看到了诸如以下的表述：
《菜根谭》：道教的修炼升仙、佛教的看破红尘可以使人从尘世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这与现代西方社会追求“返璞归真”及基督教拯救人类“原罪”的思想殊途同归，因而产生了许多共鸣。
《楚辞》：楚辞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具有呼唤、启发人性真善美之感召力。
《二刻拍案惊奇》：这种男女爱恋之情并非出于单纯的“好色”的自然本性，而是基于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关汉卿杂剧选》：关剧的着眼点在人，在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是他比前辈作家的进步。在关汉卿的笔下，人性得到承认，人的正常欲望受到肯定。
《红楼梦》：它充分而真实地展示了青春，展示了人在青春时的纯真、热烈、优美和丰富的柔情。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大观园的少女们的梦想和追求，以及他们的情感生活，却仍然可以激起今人的共鸣。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看出，《文库》选题中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女性的关注）和对人性的伸张与赞美，反映了《文库》选题团队在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中进行筛选的目的和考量。
三、 来者可追：作为期许的总结
前文对“文库”的选题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提炼，其价值将在历史语境中被不断挖掘，而“文库”选题策划的不足也值得探讨，原因在于选题是图书出版的起点，关乎产品成败，对选题的反思能够有效促进同类型产品的策划和出版，提高选题成功率，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与效率。
（一）选题确定：邀请更广泛的读者参与
图书选题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论证，是理性和感性共同作用的过程。“文库”相关品类的确定，融合诸多选题参与者的集体智慧，是基于中国传统古籍已然和必须外译的总体思考，相关选题的确定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果能在选题过程中邀请更多的国外读者参与，融入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将会对此类图书的品种选择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二）选题呈现：适当增加中国元素
图书行业存在一个通用的表达——做书，意指选题确定后，对选题的实施需要责任编辑大量创新性劳动，包括封面确定、内文设计、营销策划确定等，因此，民营图书行业越来越倾向将责任编辑定位为产品经理，强调责任编辑对图书产品的整体责任和把控。
好内容自然需要好包装，“文库”也不例外。“文库”中的图书设计庄重大方，品质感很强，但内文设计相对单一，无配图，黑白印刷，体现了在选题策划初始对图书设计因素考虑不足。适当增加中国元素，能够提升图书品质，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综上，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当时我国的国际传播理念也无法像今日这般崭新而深刻，但作为传播国家形象、谋求文化共识的实践，我们能够清楚看到选题策划者的良苦用心。无论成败，这种有益的探索终将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基石。
〔作者张奇：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文化传媒学院;郭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邱亚卓对本文亦有贡献〕
Research on Selections for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Zhang Qi
Abstract：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is a key government-sponsored publishing project aimed at introdu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hole worl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ffort of the country on publish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a depicted in the series， reclassifies the selections after careful reading of texts， and thus effectively analyzes the motiv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elections in creating the image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and publishers.
Keywords：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selections， national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