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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应该由谁承担
■资金供求渠道需要调整
■社会公平应当多依靠政策
■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一、当前房地产面临的问题不是有风险，而是风险应该由谁承担
房地产业是市场风险很高的行业。除一般认为的资本密集，建设周期长等原因之外，风险主要来自于其价格的特殊形成机制。房子价格和其他产品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价格并非主要由成本和效用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级差地租决定。同样房子，建在北京闹市区和建在远郊区县，其建筑成本和实际功能不会有多大区别。有区别的是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客观依据不过是一种社会约定。今天这个房子的某种特点为社会承认，它就很值钱。明天社会不承认这种特点了，它就不值钱。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的房价6年间跌去了65％。因为当初大家都对香港的经济和香港的房价充满乐观的预期，而现在人们的预期正相反。仅仅是人们的社会预期改变了，房价就大跌了。也就是说，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讨论房地产业有没有风险的问题。只要是市场经济，这个风险在这个产业中是必定客观存在的。
风险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需要讨论的真正问题是这个风险应当怎样配置、应当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无需质疑的一个结论是，这个产业、这个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个参与者可能包括资金供应者、开发商、建筑商以及购房者。
开发商当然应当为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相应的风险。市场经济有个约定，就是通过自有资金的比例来承担。一般说，假定人们估计到售出之前，现实的市场房价与总投资相比最多下跌30％，那么开发商就至少应当提供总投资30％的自有资金。如果资金提供者估计最多跌30％，结果跌了40％，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误差就得由资金提供者承担。购房者也有相应风险。房贷中银行对购房者提供的按揭比例就是风险的分割线。
按照国际经验和市场规则，房产开发过程中价格下跌的第一风险承担者就应当是开发商。这没有什么疑义。我国一些开发商的自有资金比例过小，总投资中银行贷款、占用建筑商和购房者的资金比重过高，这实际上就把应当由自己承担的风险转嫁到了银行、建筑商以及购房者头上。实际上，建筑商和购房者的资金很大部分也是来源于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业的固有风险就被不适当地过多配置在了银行头上。
二、我国房地产业资金供给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关键是资金的供求渠道需要调整
建一定量的房子，就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去周转。我们得明确一个基本判断。我国满足房地产业现在发展规模的资金供给是充分的，这个物质基础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并不存在资金供给短缺的问题。
资金的供给和资金需求都同时存在，问题只在于供给和需求由谁来连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连接。
除了开发商提供自有资金外，通过债权方式融资是房地产业发展的规范、合理方式。房地产业的开发商必须借钱，而且要很大规模地借钱。这不需要质疑。
银行是市场经济下连接货币资金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传统渠道之一。但银行资金的最大特点是必须首先追求流动性和安全性。由市场经济的常识可知，债权的风险小于股权，债权中通过银行的信贷资金风险小于直接上市的债券。在资金供求连接的各种方式和渠道中，银行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最小的。人们把钱存到银行而不是买股票和债券，追求的就是这种风险性较低的特点。这是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的天然特点。如果最追求安全性的银行资金成为了风险极大的房地产业投资的主要构成，那好比是让卖骡子的人和买马的人做交易。双方的要求不对接。
有供给，也有需求。问题是供给缺乏流动到需求流域的现实渠道。大致说，除了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外，下一个梯次是有实力、有信誉的大开发商直接或者通过银行到公开资本市场上发行短、中期项目债券。债券投资者根据不同的收益预期承担不同的风险。
发债不是每家开发商都能做到的。比如在中小城市建设中就很难让那里的开发商到全国市场去发债券。而且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愿意承担企业债的风险。再下一个合理梯次是银行做中介去“制造”金融品种。银行把资金贷给开发商以后，把若干项目的债权“打包”在债市上卖掉。这样一来，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要求得到了满足，投资者的风险也得到了分散。
再下一个梯次才应当是银行提供的直接融资，或者通过预售从购房者那里获取的融资。
三、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不是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社会公平应当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调整
目前有个说法是，很多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而开发商建造的大量“豪宅”闲置卖不掉。所以应当调整银行资金投向，通过利率等货币杠杆鼓励房地产业更多开发经济适用房，同时为中低收入者购房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政策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否认或者忽略住房问题上的社会公平取向。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公平性政策不应延伸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来。银行是企业，开发商也是企业。他们面对的是市场。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是银行或者开发商等市场化的企业该管的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就要强调和完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不能把公平的政策取向也加进来。
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职能是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调整公平的主要杠杆是财政政策。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就应当更多采用财政政策，如贴息、贴租等。采用这样的政策，我们才能把政策和市场发育分开。不应让调整公平的因素参与到正常的市场交易中来。否则就会扭曲真实的竞争形势。
有个问题特别值得辨析清楚。与我们的城市化目标相比，在目前所有的住房资源中，如果把存量住房资源也包括进来，究竟是“豪宅”的比重过大了呢？还是低档住房的比重过大了？
拿迫切需要住房的最低收入人群和最昂贵的闲置豪宅相比，永远找不到市场出路。因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犯了一个叫做“形而上”的错误。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眼光看问题。
在“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你用100种数学模型模拟，田忌的上、中、下三种马也赛不过对手。但田忌确实就是三比二赢了。怎么赢的呢？用系统的眼光、资源优化的眼光看问题赢的。在市场经济下，200平方米的豪宅是怎样卖出去的呢？是住160平方米高档公寓的人卖掉公寓买走了豪宅，住120平方米的小老板把中低档公寓卖掉买走了160平方米的高档公寓，住90平方米普通居民楼的住户卖掉现住房买走了120平方米的中低档公寓，住60平方米的普通单元房的居民卖掉了较小、较远的单元楼房买走了90平方米较近、较大的住房。住30平方米平房院的人卖掉平房买走了60平方米的单元楼房，最后没有住房的外地进城务工经商人员买走了30平方米的平房院。200平方米的豪宅实际上是被“分割”地卖掉的。解决昂贵豪宅与中低收入缺房户之间矛盾的方法并非就是拆掉豪宅建廉价房，或者给中低收入者补贴到他们买得起豪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住房存量资源的流动性太差，二级市场迄今没有发育起来。上述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就无法真实地通过市场交易自发地实现。没有二级市场以至居住权流通的三级市场，我们就不能建立存量资源向下流动的梯次，住房的增量资源也就不能在市场上顺畅消化。
我们不应当把城市化目标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建“工人新村”的水平。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政府补贴解决住房问题的人群不会超过10％。绝大部分人群是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
四、盲目投资应当抑制，但当前房地产业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目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对房价前景的过度乐观预期，由此出现了一些盲目投资的趋势。但这是局部性问题，不是全局性问题。对当前房地产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说“过热”应当有个理由。也就是和什么比是“过”热。
我们先和需求比。
目前据说存在着上亿平方米的闲置商品房卖不掉。有人以此为据，说供大于求，因而是过热。那我们估计一下，不算农村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单说现在的城镇居民，我们假定有20％的城镇家庭有改善住房的要求。20％的估计肯定不“冒”。我们再假定要求改善住房的这些家庭只是想增加20平方米的住房。增加20平方米也不是个很高的要求。20％的城镇家庭是多少户呢？是2700万户。2700万户，每家增加20平方米的现实需求是多少呢？是5.4亿平方米。
人们从自己身边经验中就可以判断，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现在就买得起、或者在住房信贷的帮助下买得起的需求。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我们现在有超过5.4亿平方米的商品房闲置吗？
我们再和实物层面的供给能力比。
“过热”的可能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投入远远超过某一领域的实物可供量。需求超过实物可供量就会导致物价膨胀。我国过去曾经遭遇过的恶性通货膨胀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砖瓦灰砂石或者主要建材出现供给短缺了吗？
我国目前的物价变动水平才是0.3％左右的微弱正增长。目前这个物价总水平的最大危险不是膨胀，而是回到刚刚走出的负增长区间。
我们再和货币供应量相比。
一个产业过度占用资源，从而使其他产业发展受到抑制，这也可称为“过热”。但迄今房地产业占用的资金量导致了其他产业资金短缺了吗？没有。导致实际利率或者民间利率远高于名义利率了吗？也没有。这是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的一个最明显区别。
实际上，银行的巨额存差仍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主要担心所在。2003年以来资本市场的普遍预期是什么呢？是在目前的低利率水平上进一步降息。
我们再把银行资金和房地产实物资源的市场价值做个比较。
在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人们买房用按揭的历史已经很长。因而在那里，在全社会房产资源的产权中有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是银行的债权。比如说，全社会所有住房的总市值中有40％、50％甚至更高的比重实际是通过“按揭”方式从银行借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住房价格的些许变动就可能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
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吗？没有。我们的房贷才刚刚起步。绝大部分存量房产的所有者并不欠银行的钱。目前银行拥有债权的住房不过是最近几年销售或者开发的一些新房。与已经“入市”的银行资金相比，我国房地产领域中的资产信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
至于政策建议，最根本的其实就两条。一条是，尽快地发展和完善二级市场，让存量资源加入流通。另一条是，让计划经济的思路和那些利用市场发育不足“寻租”牟利的理由离我们远一些。
■资金供求渠道需要调整
■社会公平应当多依靠政策
■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一、当前房地产面临的问题不是有风险，而是风险应该由谁承担
房地产业是市场风险很高的行业。除一般认为的资本密集，建设周期长等原因之外，风险主要来自于其价格的特殊形成机制。房子价格和其他产品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价格并非主要由成本和效用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级差地租决定。同样房子，建在北京闹市区和建在远郊区县，其建筑成本和实际功能不会有多大区别。有区别的是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客观依据不过是一种社会约定。今天这个房子的某种特点为社会承认，它就很值钱。明天社会不承认这种特点了，它就不值钱。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的房价6年间跌去了65％。因为当初大家都对香港的经济和香港的房价充满乐观的预期，而现在人们的预期正相反。仅仅是人们的社会预期改变了，房价就大跌了。也就是说，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讨论房地产业有没有风险的问题。只要是市场经济，这个风险在这个产业中是必定客观存在的。
风险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需要讨论的真正问题是这个风险应当怎样配置、应当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无需质疑的一个结论是，这个产业、这个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个参与者可能包括资金供应者、开发商、建筑商以及购房者。
开发商当然应当为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相应的风险。市场经济有个约定，就是通过自有资金的比例来承担。一般说，假定人们估计到售出之前，现实的市场房价与总投资相比最多下跌30％，那么开发商就至少应当提供总投资30％的自有资金。如果资金提供者估计最多跌30％，结果跌了40％，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误差就得由资金提供者承担。购房者也有相应风险。房贷中银行对购房者提供的按揭比例就是风险的分割线。
按照国际经验和市场规则，房产开发过程中价格下跌的第一风险承担者就应当是开发商。这没有什么疑义。我国一些开发商的自有资金比例过小，总投资中银行贷款、占用建筑商和购房者的资金比重过高，这实际上就把应当由自己承担的风险转嫁到了银行、建筑商以及购房者头上。实际上，建筑商和购房者的资金很大部分也是来源于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业的固有风险就被不适当地过多配置在了银行头上。
二、我国房地产业资金供给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关键是资金的供求渠道需要调整
建一定量的房子，就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去周转。我们得明确一个基本判断。我国满足房地产业现在发展规模的资金供给是充分的，这个物质基础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并不存在资金供给短缺的问题。
资金的供给和资金需求都同时存在，问题只在于供给和需求由谁来连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连接。
除了开发商提供自有资金外，通过债权方式融资是房地产业发展的规范、合理方式。房地产业的开发商必须借钱，而且要很大规模地借钱。这不需要质疑。
银行是市场经济下连接货币资金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传统渠道之一。但银行资金的最大特点是必须首先追求流动性和安全性。由市场经济的常识可知，债权的风险小于股权，债权中通过银行的信贷资金风险小于直接上市的债券。在资金供求连接的各种方式和渠道中，银行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最小的。人们把钱存到银行而不是买股票和债券，追求的就是这种风险性较低的特点。这是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的天然特点。如果最追求安全性的银行资金成为了风险极大的房地产业投资的主要构成，那好比是让卖骡子的人和买马的人做交易。双方的要求不对接。
有供给，也有需求。问题是供给缺乏流动到需求流域的现实渠道。大致说，除了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外，下一个梯次是有实力、有信誉的大开发商直接或者通过银行到公开资本市场上发行短、中期项目债券。债券投资者根据不同的收益预期承担不同的风险。
发债不是每家开发商都能做到的。比如在中小城市建设中就很难让那里的开发商到全国市场去发债券。而且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愿意承担企业债的风险。再下一个合理梯次是银行做中介去“制造”金融品种。银行把资金贷给开发商以后，把若干项目的债权“打包”在债市上卖掉。这样一来，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要求得到了满足，投资者的风险也得到了分散。
再下一个梯次才应当是银行提供的直接融资，或者通过预售从购房者那里获取的融资。
三、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不是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社会公平应当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调整
目前有个说法是，很多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而开发商建造的大量“豪宅”闲置卖不掉。所以应当调整银行资金投向，通过利率等货币杠杆鼓励房地产业更多开发经济适用房，同时为中低收入者购房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政策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否认或者忽略住房问题上的社会公平取向。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公平性政策不应延伸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来。银行是企业，开发商也是企业。他们面对的是市场。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是银行或者开发商等市场化的企业该管的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就要强调和完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不能把公平的政策取向也加进来。
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职能是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调整公平的主要杠杆是财政政策。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就应当更多采用财政政策，如贴息、贴租等。采用这样的政策，我们才能把政策和市场发育分开。不应让调整公平的因素参与到正常的市场交易中来。否则就会扭曲真实的竞争形势。
有个问题特别值得辨析清楚。与我们的城市化目标相比，在目前所有的住房资源中，如果把存量住房资源也包括进来，究竟是“豪宅”的比重过大了呢？还是低档住房的比重过大了？
拿迫切需要住房的最低收入人群和最昂贵的闲置豪宅相比，永远找不到市场出路。因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犯了一个叫做“形而上”的错误。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眼光看问题。
在“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你用100种数学模型模拟，田忌的上、中、下三种马也赛不过对手。但田忌确实就是三比二赢了。怎么赢的呢？用系统的眼光、资源优化的眼光看问题赢的。在市场经济下，200平方米的豪宅是怎样卖出去的呢？是住160平方米高档公寓的人卖掉公寓买走了豪宅，住120平方米的小老板把中低档公寓卖掉买走了160平方米的高档公寓，住90平方米普通居民楼的住户卖掉现住房买走了120平方米的中低档公寓，住60平方米的普通单元房的居民卖掉了较小、较远的单元楼房买走了90平方米较近、较大的住房。住30平方米平房院的人卖掉平房买走了60平方米的单元楼房，最后没有住房的外地进城务工经商人员买走了30平方米的平房院。200平方米的豪宅实际上是被“分割”地卖掉的。解决昂贵豪宅与中低收入缺房户之间矛盾的方法并非就是拆掉豪宅建廉价房，或者给中低收入者补贴到他们买得起豪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住房存量资源的流动性太差，二级市场迄今没有发育起来。上述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就无法真实地通过市场交易自发地实现。没有二级市场以至居住权流通的三级市场，我们就不能建立存量资源向下流动的梯次，住房的增量资源也就不能在市场上顺畅消化。
我们不应当把城市化目标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建“工人新村”的水平。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政府补贴解决住房问题的人群不会超过10％。绝大部分人群是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
四、盲目投资应当抑制，但当前房地产业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目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对房价前景的过度乐观预期，由此出现了一些盲目投资的趋势。但这是局部性问题，不是全局性问题。对当前房地产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说“过热”应当有个理由。也就是和什么比是“过”热。
我们先和需求比。
目前据说存在着上亿平方米的闲置商品房卖不掉。有人以此为据，说供大于求，因而是过热。那我们估计一下，不算农村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单说现在的城镇居民，我们假定有20％的城镇家庭有改善住房的要求。20％的估计肯定不“冒”。我们再假定要求改善住房的这些家庭只是想增加20平方米的住房。增加20平方米也不是个很高的要求。20％的城镇家庭是多少户呢？是2700万户。2700万户，每家增加20平方米的现实需求是多少呢？是5.4亿平方米。
人们从自己身边经验中就可以判断，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现在就买得起、或者在住房信贷的帮助下买得起的需求。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我们现在有超过5.4亿平方米的商品房闲置吗？
我们再和实物层面的供给能力比。
“过热”的可能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投入远远超过某一领域的实物可供量。需求超过实物可供量就会导致物价膨胀。我国过去曾经遭遇过的恶性通货膨胀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砖瓦灰砂石或者主要建材出现供给短缺了吗？
我国目前的物价变动水平才是0.3％左右的微弱正增长。目前这个物价总水平的最大危险不是膨胀，而是回到刚刚走出的负增长区间。
我们再和货币供应量相比。
一个产业过度占用资源，从而使其他产业发展受到抑制，这也可称为“过热”。但迄今房地产业占用的资金量导致了其他产业资金短缺了吗？没有。导致实际利率或者民间利率远高于名义利率了吗？也没有。这是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的一个最明显区别。
实际上，银行的巨额存差仍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主要担心所在。2003年以来资本市场的普遍预期是什么呢？是在目前的低利率水平上进一步降息。
我们再把银行资金和房地产实物资源的市场价值做个比较。
在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人们买房用按揭的历史已经很长。因而在那里，在全社会房产资源的产权中有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是银行的债权。比如说，全社会所有住房的总市值中有40％、50％甚至更高的比重实际是通过“按揭”方式从银行借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住房价格的些许变动就可能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
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吗？没有。我们的房贷才刚刚起步。绝大部分存量房产的所有者并不欠银行的钱。目前银行拥有债权的住房不过是最近几年销售或者开发的一些新房。与已经“入市”的银行资金相比，我国房地产领域中的资产信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
至于政策建议，最根本的其实就两条。一条是，尽快地发展和完善二级市场，让存量资源加入流通。另一条是，让计划经济的思路和那些利用市场发育不足“寻租”牟利的理由离我们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