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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作品中，《李尔王》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作品以一出伦常悲剧，来展现权力欲望给人带来的残酷与绝望，本文从《李尔王》的悲剧成因，就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家庭因素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并分析这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人伦颠倒、亲情错位的社会现实，来探讨《李尔王》悲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莎士比亚；《李尔王》；伦常秩序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1
前言：
莎士比亚《李尔王》作品中，通过李尔王的悲惨遭遇，阐述了一个亲情与谎言、真实与虚伪、权力与虚妄，充满了浪漫色彩的伦理故事。这部作品中，李尔王的遭遇的悲惨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任何悲剧人物所无法比拟的，将世俗的权力与亲情的错位相互糅合，进一步展现人物的悲剧性，这一点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也使得这部作品被广泛认为是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高峰。
一、《李尔王》的悲剧成因
（一）社会因素
莎士比亚创作《李尔王》的年代在1605年左右，当时英国农村“圈地运动”盛行，王权与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短暂联盟正在逐步瓦解，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形势与社会经济正在一步一步恶化，这时期的莎士比亚作品，往往更加反映出社会的矛盾，作品悲观而阴郁，一改前期《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皆大欢喜》等作品欢快明朗的风格，转而开始对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作品中，李尔所统治的王朝独裁而专制，有着腐朽的社会秩序，莎士比亚利用李尔王以国土等政治利益，强迫女儿们表達对他的爱，来阐述这样混乱、离散而又荒谬的世界。在作品中，李尔王将国土与权力分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导致自己大权旁落，随后李尔王在两个女儿封地上所遭受到的冷遇，也正是这种混乱秩序的表现。可惜的是，直至最后的疯癫而死，李尔王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导致这样遭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社会因素在人物角色上的映射[1]。
（二）心理因素
作品中，李尔王的心理因素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李尔王作为不列颠王，自高自大，自认为是神权在人间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秩序与伦常的捍卫者，这样的身份地位与任务性格，使得李尔王认定自己的至高无上，任何人对于秩序与伦常的挑战，都是对李尔王的挑战。李尔王在权力的世界中逐渐迷失，将伦理与权力混为一谈。在作品中，李尔王以国土、权力与政治利益为筹码，要求女儿以亲情来交易的行为，可知李尔王在权力中已然丧失了人性。对于小女儿考狄莉娅对权力的蔑视，李尔王感觉到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受到了挑战，这是一个自矜自伐、自高自大的掌权者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在愤怒之中，李尔王将考狄莉娅远嫁法国，而将绝大多数国土分给两个大女儿。可以说，不考虑社会因素的前提下，李尔王所发生的一切悲剧，都是他错位与异化的权力观念与心理因素的外在表现。
（三）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也是导致李尔王悲剧的重要原因，在李尔王治下的古代不列颠王国，社会环境是极为混乱的，同样，李尔王自身的家庭环境，也充满了混乱与错位。李尔王的家庭充斥着权力与功利，而缺乏组成一个家庭的最重要因素——亲情。在李尔王的家庭中，亲情只是家庭成员用以换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家庭生活中充满了虚伪与欺骗，父女关系是失衡的。李尔王将国土赏赐给以甜言蜜语与虚假的亲情来骗取父亲信任的两个大女儿，李尔王没能将权力与伦理区分对待，并没有意识到伦理与亲情这种关系的自然而绝对，这是李尔王家庭生活中混乱与无序的表现。
二、《李尔王》悲剧的现实意义
《李尔王》的悲剧性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这样的悲剧环境下，这部作品的场面依然是优美而感人的，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李尔王与小女儿考狄莉娅的重逢，与李尔王是风雨中疯癫而死的场景，都充满了悲壮的美。在《李尔王》这部作品中，有两个极有代表性的悲剧角色——李尔王与葛罗斯。前者将权力与亲情混为一谈，后者误信庶子爱德蒙的谗言，将嫡长子爱德加放逐；前者在风雨中疯癫而死，后者被剜去双目流放野外。这与莎士比亚时代下的现实社会环境真实相关，直接反映了社会亲情与道德沦丧的现实景况，也是父亲与子女之间错位的人物关系的直接表现。
《李尔王》这部作品中，人物关系是极其混乱的，王权、神权与亲情相互混杂，将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所带来的悲剧与残酷表露无遗，又通过李尔王长女与次女之间的相互残杀表现出了一种天道輪回，善恶有报的世界观，整部作品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另外，在作品中，充分展现出了权力给人带来的不自由，在权力的规训下，人们会逐渐偏离自我，这也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现实警示之一[2]。
结语：
莎士比亚在悲剧艺术作品中的巨大成就是无可比拟的，《李尔王》的悲剧性与现实意义即便在几百年好的今天，依然震撼着广大读者，并给人以深刻的警示。在《李尔王》这部作品中，作者在伦常秩序、世俗权力、政治利益与社会环境的刻画与描写中，都对角色的悲剧性加以展现，并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混乱，都是使得这部作品名列世界文学之林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欧芸秀. 文学伦理学视阈下《李尔王》悲剧文本的产生[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5）：119-121.
[2]叶兆青. 试论悲剧的崇高——以《李尔王》为例[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7）：108-109.
关键词：莎士比亚；《李尔王》；伦常秩序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1
前言：
莎士比亚《李尔王》作品中，通过李尔王的悲惨遭遇，阐述了一个亲情与谎言、真实与虚伪、权力与虚妄，充满了浪漫色彩的伦理故事。这部作品中，李尔王的遭遇的悲惨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任何悲剧人物所无法比拟的，将世俗的权力与亲情的错位相互糅合，进一步展现人物的悲剧性，这一点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也使得这部作品被广泛认为是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高峰。
一、《李尔王》的悲剧成因
（一）社会因素
莎士比亚创作《李尔王》的年代在1605年左右，当时英国农村“圈地运动”盛行，王权与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短暂联盟正在逐步瓦解，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形势与社会经济正在一步一步恶化，这时期的莎士比亚作品，往往更加反映出社会的矛盾，作品悲观而阴郁，一改前期《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皆大欢喜》等作品欢快明朗的风格，转而开始对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作品中，李尔所统治的王朝独裁而专制，有着腐朽的社会秩序，莎士比亚利用李尔王以国土等政治利益，强迫女儿们表達对他的爱，来阐述这样混乱、离散而又荒谬的世界。在作品中，李尔王将国土与权力分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导致自己大权旁落，随后李尔王在两个女儿封地上所遭受到的冷遇，也正是这种混乱秩序的表现。可惜的是，直至最后的疯癫而死，李尔王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导致这样遭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社会因素在人物角色上的映射[1]。
（二）心理因素
作品中，李尔王的心理因素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李尔王作为不列颠王，自高自大，自认为是神权在人间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秩序与伦常的捍卫者，这样的身份地位与任务性格，使得李尔王认定自己的至高无上，任何人对于秩序与伦常的挑战，都是对李尔王的挑战。李尔王在权力的世界中逐渐迷失，将伦理与权力混为一谈。在作品中，李尔王以国土、权力与政治利益为筹码，要求女儿以亲情来交易的行为，可知李尔王在权力中已然丧失了人性。对于小女儿考狄莉娅对权力的蔑视，李尔王感觉到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受到了挑战，这是一个自矜自伐、自高自大的掌权者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在愤怒之中，李尔王将考狄莉娅远嫁法国，而将绝大多数国土分给两个大女儿。可以说，不考虑社会因素的前提下，李尔王所发生的一切悲剧，都是他错位与异化的权力观念与心理因素的外在表现。
（三）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也是导致李尔王悲剧的重要原因，在李尔王治下的古代不列颠王国，社会环境是极为混乱的，同样，李尔王自身的家庭环境，也充满了混乱与错位。李尔王的家庭充斥着权力与功利，而缺乏组成一个家庭的最重要因素——亲情。在李尔王的家庭中，亲情只是家庭成员用以换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家庭生活中充满了虚伪与欺骗，父女关系是失衡的。李尔王将国土赏赐给以甜言蜜语与虚假的亲情来骗取父亲信任的两个大女儿，李尔王没能将权力与伦理区分对待，并没有意识到伦理与亲情这种关系的自然而绝对，这是李尔王家庭生活中混乱与无序的表现。
二、《李尔王》悲剧的现实意义
《李尔王》的悲剧性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这样的悲剧环境下，这部作品的场面依然是优美而感人的，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李尔王与小女儿考狄莉娅的重逢，与李尔王是风雨中疯癫而死的场景，都充满了悲壮的美。在《李尔王》这部作品中，有两个极有代表性的悲剧角色——李尔王与葛罗斯。前者将权力与亲情混为一谈，后者误信庶子爱德蒙的谗言，将嫡长子爱德加放逐；前者在风雨中疯癫而死，后者被剜去双目流放野外。这与莎士比亚时代下的现实社会环境真实相关，直接反映了社会亲情与道德沦丧的现实景况，也是父亲与子女之间错位的人物关系的直接表现。
《李尔王》这部作品中，人物关系是极其混乱的，王权、神权与亲情相互混杂，将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所带来的悲剧与残酷表露无遗，又通过李尔王长女与次女之间的相互残杀表现出了一种天道輪回，善恶有报的世界观，整部作品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另外，在作品中，充分展现出了权力给人带来的不自由，在权力的规训下，人们会逐渐偏离自我，这也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现实警示之一[2]。
结语：
莎士比亚在悲剧艺术作品中的巨大成就是无可比拟的，《李尔王》的悲剧性与现实意义即便在几百年好的今天，依然震撼着广大读者，并给人以深刻的警示。在《李尔王》这部作品中，作者在伦常秩序、世俗权力、政治利益与社会环境的刻画与描写中，都对角色的悲剧性加以展现，并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混乱，都是使得这部作品名列世界文学之林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欧芸秀. 文学伦理学视阈下《李尔王》悲剧文本的产生[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5）：119-121.
[2]叶兆青. 试论悲剧的崇高——以《李尔王》为例[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7）：1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