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舞台外的演唱，帕尔哈提和话筒之间能隔着相当的距离。歌者更加放松自如了。在《中国好声音》的数次亮相，他总是近乎闭眼，贴在话筒上唱。10月14日夜，广州，帕尔哈提和他的“酸奶”乐队举办赛后第一次歌友会。六首歌的时间，他换了四次吉他。脱离竞赛气氛，回归熟悉的乐队演出，歌者显得兴奋。可汉语不够顺畅，他对底下歌迷说得最多的，只能是“好听吗？谢谢！”
　　回头看，帕尔哈提是数年间激发普罗大众最多讨论的新疆歌手。相比于前辈刀郎、洪启等人，他带着更艰涩的嗓音和音乐形式而来。他看似小众，却获得了空前的认同。这并非悖谬。发达的社交媒体和触角深远的选秀舞台，给了帕尔哈提足够的曝光空间，也更易形成潮流，裹挟舆论向前。
　　即使公开表示不喜欢帕尔哈提歌声的音乐人梁欢，也用罕见来形容帕尔哈提。这评价一方面佐证帕的小众，另一方面指向他的丰富。当观众顺着那几首唱得并不顺溜的中文歌曲的切口，进一步了解本人时候，发现歌者在登上舞台前早已是成熟的音乐家，受到西方音乐界的肯定。这不能不说是惊喜。
　　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帕尔哈提一路进击至亚军。他的名字开始频频跟各种名号挂在一起，包括民族音乐的传播使命和自尊心。歌者自己惮于此类空大、沉重的符号。他最讨厌束缚，害怕失去自由，只想做他自己，自由自在地跟音乐、家人在一起。

陌生化的力量

　　好声音舞台上，维族歌手帕尔哈提给人的印象是：质朴、真诚、硬汉气、声音嘶哑而有爆发力。第一次亮相，他以近乎念白的方式，完成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A段。进入副歌，瞬间，声音变成嘶吼。这一转折意外而富有张力，三位导师为此转身。
　　“刻意地低八度、尾音往下掉、诸多语气词、失声、暗哑、声带裂开。”作为这场竞技中最核心的评判标准，帕尔哈提的嗓音被抱怨不够悦耳。不少观众批评他失声、跑调，“像吃了沙子一样”。乐评人“耳帝”认为帕氏声音“高逼格”，暗含的指涉是，曲高和寡，他不一定被普通观众接受。当音乐被视作艺术，小众不一定是坏事。在这个行进到第三季、开始显露审美疲劳特征的选秀节目里，帕尔哈提诠释音乐的方式像一股清新的空气。
　　这是帕尔哈提第一次唱中文歌曲。他是被邀请来的。在海选之前，节目组曾通过电话、信件、微博私信等方式，联系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资深音乐家，包括艾斯卡尔、克尔曼等人，希望他们能推荐适合参赛的新疆歌手。艾斯卡尔透露，节目组提出请求时提起，要求“多推几个新疆的维吾尔人”。但帕尔哈提并不在艾斯卡尔和克尔曼的推荐之中。今年4月前后，节目组奔赴新疆，寻找参赛人选，有意给舞台增添异域风情。在这次寻找之旅中，他们在一家餐厅发现了驻唱的帕尔哈提。参加海选的维族歌手亦不止帕尔哈提一人。专注于推广新疆音乐的德威龙文化公司，就向《好声音》推送了旗下一批新疆歌手。
　　台上不擅汉语，异域来客显得寡言羞涩，同时真挚。他感人的家庭故事打动观众，包括他为逝去父母所写的维语歌曲。在与队友王卓的PK赛中，帕尔哈提获胜，却不肯让导师汪峰举起他的手以示胜利。因为赛前王卓一句句为自己解读歌词，帕尔哈提认为胜利来得“不公平”。这一细节，同那句“我没有梦想，是梦想来找我”一起，让人们记住他。
　　这个嗓音特别、情感朴素的32岁新疆男人，迅速激发起听者的好奇和热情，他被人们喊为“老帕”、“帕叔”，经历了重新被发现的过程。
　　这其中包括几段视频。一个是他的独唱，维语民歌，伴奏的是外国交响乐团；另一个是乐队演出，帕尔哈提反戴着鸭舌帽，抱着电吉他在台上纵情表演，气氛特别high。舞台上有老外伴奏，底下跳舞的全是外国人。
　　这两段记录的是他在德国的经历。2010年，帕尔哈提在乌鲁木齐演出时，经朋友Mukaddas介绍，被德国音乐节导演Michael Dreyer发现。那天在乌鲁木齐，帕尔哈提和妻子在台上表演，人们在底下尖叫，氛围很好。帕尔哈提演唱了一首来自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传统歌曲《刀郎木卡姆》。他把歌曲改编成了摇滚版本，异常特别。“这个传统音乐和摇滚音乐的结合非常新鲜，令人兴奋，那是一个转折点。”Michael Dreyer正是被这首歌打动。
　　导演向帕尔哈提和他的乐队发出音乐节的邀请。之后四年，“酸奶”成为德国奥斯那布鲁克东方节（Morgenland Festival Osnabruck）的常客。它同时成为由音乐节衍生出来的乐队“All star Band”的一员。
　　音乐节上，德国的观众会尖叫“帕尔哈提！帕尔哈提！”用摇滚明星的礼遇对待他。“即使他们不懂歌词，也深爱他的歌曲，他们甚至能唱他的歌。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听过他的歌，就学会了几首。”Mukaddas现在是帕尔哈提的行政助理。
　　那首《刀郎木卡姆》后来被收录在“酸奶”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摇滚》中。这张2013年首发于德国的专辑包含九首歌曲，三首帕尔哈提创作、三首维吾尔族民歌、三首哈萨克族民歌。
　　“这样显得公平。”帕尔哈提说，第一次录制只有三天时间，曲目就从乐队经常演唱的歌曲中挑选，包括两个民族的传统民歌和自己个人创作。专辑的出产过程用了近三年时间，前后录制两次。“酸奶”头一次去德国时，Michael Dreyer即提出录制专辑的建议，乐队欣然接受。录制地点选在奥斯那布鲁克城外一个由旧磨坊变身而来的工作室里。东方节及其制作公司支付了所有的费用。
　　去年5月，专辑发行，并受到BBC Radio专题节目介绍和推荐。发行前一个月，帕尔哈提在微博上做预告，推介语却是“说实话不怎样”。专辑水准在他心中并未达到最高。Mukaddas说，“这张专辑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这更像是他创作的一件艺术作品。” 　　虽未曾在国内销售，但这张专辑连同他在德国、法国、荷兰、土耳其等地的演出经历，帮助他被更多的歌迷和更大的市场接受。在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曾推出刀郎的德威龙文化公司看过“酸奶”在德国的演出后，即决定与乐队合作。
　　这些被发现的过往，改变了帕尔哈提在《好声音》舞台上的面貌。除了是学员，他还作为一名成熟的音乐家。争议声势渐小，帕尔哈提得到更多的认同。
　　一个清晰的、富有吸引力的形象设定，对于传播和知名度非常关键。而帕尔哈提似乎天然具有这样的形象，无需设计。这种吸引力源自他相对于这个舞台的特殊和陌生化。陌生化的来源，包括他的嗓音、音乐形式、民族、人生经历。而他在西方音乐界已经受到的认同，给这种陌生化进行加持。

从“表白”到“酸奶”

　　时间往回推。初中的帕尔哈提写下第一首歌，献给心爱的姑娘。那姑娘很少说话，特有个性，脾气有点儿爆。歌词的大意是：我爱上了一个姑娘，我每天想见她、找她，我会画她的画像；我在大院门口等她出来，但她不认识我，我特别希望她成为我的爱人。
　　爱情是最初的灵感之地。1997年，15岁的帕尔哈提以所在乐队之名，发行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产品。那个带来2000元收入的盒带起名“姑娘”，他们的乐队名叫“表白”。帕尔哈提是乐队里的吉他手，年纪最小。剩余四人是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的工人—帕尔哈提父母的年轻同事。
　　帕尔哈提生长在厂房。在创作的歌曲《工人》里，他描摹了父辈的生活境况：“炉子吐着烟，炙烤着你。拉着二轮马车向前，你往外冒着汗水。你的儿子想买蜡笔，为了给他一些零钱，流汗是必须的……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人生，每天工作八小时，你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不要让你的孩子跟你一样。 ”
　　他无意复制父辈的人生。他年幼即展现对音乐的兴趣。启蒙最初发生在常去影院旁边的舞厅里。那是一家有乐队伴奏的舞厅，帕尔哈提趴在门边看演出，第一次对乐队有了直观概念。8岁拥有第一把新吉他后，钢铁厂里一名会打鼓的工人教过帕尔哈提一些音乐知识。读高中时，帕尔哈提迷上西方金属摇滚，学起摇滚明星留过长发。
　　2000年，帕尔哈提考上新疆艺术学院油画专业。第二年，他和搭档开始在乌鲁木齐市区酒吧驻唱，一场（约40分钟）的报酬40元左右。也是在这一年， 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同样是歌手的帕孜来提。搭档来了又走，乐队组了又散，帕尔哈提倒是一直站在酒吧和餐厅的舞台上，坚持至今。“就是特喜欢这种感觉，抱一把吉他在舞台上唱歌。”
　　唯一一次背离音乐，是毕业之时。帕尔哈提听从母亲，走进八一钢铁厂里。入职的印章只剩最后一个。交谈过后，经理拒绝了他：“你干不了这个。”“经理年轻时玩过摇滚。”帕尔哈提说。
　　毕业两年后，帕尔哈提组建“酸奶”乐队，任主唱。“酸奶”寓意“从自然发酵而来的纯粹”。鼓手阿迪力坦承帕尔哈提是灵魂人物，领导着整支乐队。他是灵感的源泉，由他作曲、写词，指导队友排练。乐队里没有一人懂乐谱，包括帕尔哈提。歌词是能记在纸上的，曲子只能记在脑子和录音机里。
　　如今帕尔哈提32岁，共写了40首歌，都是维语，大部分都没有公开演唱过。妻子帕孜来提说，这些歌曲共通的主题是生活，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态度。有一首叫《幸福》，歌者在其中吟唱：幸福就在身边，它是健康的身体、美满的家庭，它简单、不复杂。
　　帕尔哈提的歌曲简单直白，没有花哨的东西，像听人说话，娓娓道来：“我玩儿的就是实在一点。我的歌词就是说话。该说就说，别在乎它怎么漂亮。你越在乎它的细节，给它化妆。大东西没有，只有小东西。”

什么是实在？

　　“实在就是发自真心，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或别的目的而去做。”
　　听起来，实在的大东西是贴近心灵的真实。在艺术的诸多原则上，帕尔哈提最关心真伪。他亲炙的摇滚通常被认为是最真诚的音乐形式之一。钟爱的乐队是Pink Floyd，因为“他们的音乐就是生活”。
　　挚友库尔班江·赛买提提供的一个细节是，帕尔哈提从来坚持真唱，并为此拒绝了新疆电视台的数次演出邀请。在库尔班江看来，帕尔哈提的创作总是跟“我们”相关，没有民族、家国等宽泛的或者其他抽象的东西。作为央视纪录片摄影师的库尔班江定居北京。为了帕尔哈提，他每次在乌鲁木齐逗留的时间从一两天延长至四五日，彻夜长谈是经常的事。他认为帕尔哈提真实、知足，“只想平平淡淡、有思想地活着”。
　　那张德国唱片的封面即是库尔班江拍摄。以墙面和红色的门为背景，帕尔哈提站在一群戴着花帽的羊群身后。他挎着白色电吉他俯身向前，望过来的目光略显阴郁。帕尔哈提提出了羊群的最初设想，灵感来自一对儿女喜欢看的动画片《小羊肖恩》。
　　帕尔哈提充满表达的欲望。表达主要有两种方式：音乐和绘画。“它们看上去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二者的另一共通点是，都讲究搭配组合，分别针对音符和色彩。帕尔哈提厨艺精湛，库尔班江说他的辣子鸡做得最棒，亦视为他擅长组合、喜爱创新的成果。
　　在参加《好声音》之前，帕尔哈提生活轨迹是，白天在电脑前做音乐、陪孩子，夜晚到酒吧、餐厅唱歌。收工以后，他和乐队常跑到工作室里喝酒放松，威士忌是最受欢迎的选择，烟也是要抽的。他喜欢大自然，在夏天徒步、登山，冬天攀冰、滑雪。如果有一整块的安静时间，他会画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定要怎么样，要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就是把来到我面前的事儿做好，每天就过去了。”
　　去年就有朋友建议帕尔哈提去《好声音》了，甚至有人愿意出钱支持。帕尔哈提没同意。今年收到邀请，帕尔哈提一开始也不愿意，后来想通了，“我就是去唱首歌而已，唱完我就回去”。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做点儿什么，”库尔班江说，“但他只愿代表自己。”

为了唱一首歌而来

　　获得《中国好声音》比赛亚军后，有媒体报道把他称作“新疆歌王”。帕尔哈提讨厌这个称号，觉得给自己贴上了某种标签。虽然喜欢欧美多种音乐类型，包括蓝调，但他不认为自己属于其中之一。虽然专辑名带摇滚，但他觉得自己曲风多样，那首收录其中的《父母》就听不出摇滚的踪迹，而专辑里的民歌都经过他重新编曲创作。“我就自己玩自己的。我只是喜欢这个，不必区分风格。” 　　这种模糊化的设定似乎不符合常规的艺人自我定位。从一个纯粹的歌者出发，眼下，帕尔哈提加了个艺人的身份。他还没有学会挑选和拒绝，访问、拍照有求必应。采访过程中来了个商演的邀请，他只核查了时间，没问具体内容就满口答应。被担心能否承受这工作的不胜烦扰，帕尔哈提来了一句：“要是受不了我就不干了，回乌鲁木齐去唱歌。”他对这个新身份的态度是无所谓。这让人想起他站在《好声音》舞台上说过的话：“如果今天必须有人离开，我无所谓，真的。”他不止一次向观众、私下向朋友表示，他只是为了唱一首歌而来。
　　他知足于登上舞台前的状态。起码在乌鲁木齐的维族乐队圈里，帕尔哈提足够有名。他和“酸奶”乐队是当地古尔邦节（相当于维吾尔族的“春节”）电视联欢会的常客，固定驻唱的几处都是高档餐厅。“人均消费要200以上呢。气氛好，环境好，墙上还挂着他的照片。”生活在乌鲁木齐的维族女青年木合旦斯只听“酸奶”的驻唱。“特别好听。他和妻子在台上唱，我们就在下面，在座位上摆动身体。”木合旦斯认为，在她这一代维族人里，帕尔哈提是影响力很大的人。有粉丝找他签名拍照吗？“我们就是会打个招呼，不追星的。”
　　帕尔哈提参赛后，有一些东西改变了。比如，他的照片出现在路边巨大的广告牌上，给一款手机作代言，曝光度进一步增加；他和灿星文化公司签约，开始接越来越多的演出；再也不能在餐馆里安静地吃完一顿饭，经常被想要合影或签名的路人打断，有一顿吃了三个小时，让他后怕。
　　他也表示不再会参加任何比赛了。一方面，比赛过程备受折磨，压力大，排练令人痛苦，有时只能睡两三小时。另一方面，“对音乐，比赛是不存在的，它是要表达内心的东西，各有各的特质。”这种表达怎么能区分高下呢？
　　相较于欧美音乐，他更少提起新疆民族音乐对他的影响。唯一一次是谈到德国经历时，他说，有时候去国外，会觉得对民族的东西特别自豪。“酸奶”鼓手阿迪力说，乐队受当地音乐影响较小，只占三成，更多影响来自西方。但在他们的专辑中，九首中有六首来自民歌。整张专辑里少数民族乐器的运用、“呼麦”（一种蒙古族特有的、藉由喉咙紧缩而唱出“双声”的泛音咏唱）的演唱技法俯拾即是。更不用提，帕尔哈提本来就是用维语演唱的。生长环境氛围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
　　Mukaddas重视这种影响。她最喜欢帕尔哈提那首《刀郎木卡姆》，称它让人非常震撼。“因为这首歌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我们的身份，它非常感人，非常强烈。并且对那些不知道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来自哪里的人，这首歌非常重要。”
　　那张首发于德国的专辑预计11月底在内地发行。帕尔哈提看不出太多兴奋。更吸引他的是一个新的音乐想法。他想要做一张在户外录制的音乐专辑。不进录音棚，在自然里演唱，当场收音，不做任何后期制作。最后的成品里，除了有曲声、歌声，还要有鸟、风和水的声音。他想让他的音乐和自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