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唐小兵先生的《胡适：伟大先知还是一介书生？》一文，才知今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90年代初，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关于胡适的改良政治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胡适，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对象”、“第一人”。我竟然忘记了“第一人”诞辰120周年纪念，感觉有点惭愧。
　　研究者往往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了解”而趋“同情”，我也是如此。初读时，胡适改良思想是被放在正确革命之对立面来看待的，读着读着，便开始同情胡适之改良了。可是，这又与因受教育而对革命持肯定的态度发生冲突。“革命”与“改良”，便在一个“半梦半醒”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中纠结、斗争起来。求解不得，还写过一封信求教国内胡适研究一专家。专家回信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你还是放弃吧。我当然没有放弃，一为要完成毕业论文，二来为自己思考的兴趣。后来，才发现自己对胡适了解、研究之时，正是大陆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胡适之时，当然，也是逐步恢复胡适之“本来面目”之时。正如唐小兵文章所说，1990年代后，“胡适重新浮出水面，进入年轻一代知识人的精神视野”，“胡学”也由“从被压抑的‘执拗的低音’转化成‘昂然的高音’”。其实，胡适不是被青年一代知识人推出“水面”，而是被几代知识人，甚至不同层次的读书人推出“水面”的。
　　事实上，胡适浮出的“水面”也只是知识界的“水面”，在社会层面上并没有扩散，甚至在近10余年来知识人热衷讨论公民社会等问题时，胡适又“沉”下去“不见”。唐小兵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生前很少就“社会”发表见解，无法提供相关理论资源的缘故。个人认为，这一判断极为有理。原来，知识也是如此无情而“功利”的。只是不知一生总想在学术上更有建树的胡适对此是否会生自己的气。不过，以我“同情之了解”，乐观而理性的胡适应该不会生气，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吗？
　　从学术与知识的视角看，或许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但如果从精神上看，胡适一生努力坚持的“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这种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躬行的处世方式”则是后来者的“师范”和“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