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一篇哪国孩子最好教的文章,叙说来中国支教的南非教师尼尔,以一道智力测验题戏说,中国孩子最好教,而美国孩子最不好教,这是尼尔的亲身感受,并不是凭空杜撰。但一名教师是执著追求教出这“最不好教”的孩子,还是这“最好教”的孩子呢?这对中国教师来说,是很值得思考的。
　　尼尔的智力测验题“树上有10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有几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编进了课本,面孔不陌生。中国学生一班60余人,齐刷刷回答出了“标准答案:都吓跑了,一只也没有了”,“三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据此,尼尔说中国学生课堂纪律好,聪明,懂礼貌,守纪律;而在美国加州一所小学执教时,一个班24名学生“竟然都不吭声”,“只得挨个去问”。然后,学生不直接回答问题,却反问尼尔,“被问得摸不着头脑”。“一个问题竟耗了一堂课的时间”,“简直糟糕透了”。学生好教与不好教,评估标准在于学生不问与爱问。教师提问,不爱学生反问;学生答问,只管是否,教师不问过程。这里,尼尔说中国学生好教,其实是曲意点明,这种非科学的传统教学观,正支配着中国学生的智力生活。
　　中国古代一位教育家说,学贵知疑。美国学生在答题中,能在看似无疑处生疑,疑中国学生所不疑,疑教师所无疑。学生开始都不吭声,是脑子里有了疑问正在思考。首先,加州打鸟犯法,这道题的真实性存在吗?其次,发现了构成题目的条件与问题有诸多模棱两可的地方:树,单株的还是多株?鸟都有听觉吗?都能飞吗?枪击有声吗?还有几只,指剩在树上、树下的还是树周围的空间?于是引出了课堂上的那一连串幼稚而可笑的提问,在注入式教学看来纯属节外生枝、不以为然的提问,实际上是他们欲扬先抑,每道都关系到答案准确程度。孩子一旦澄清了模糊,便得意地回答出难得推翻的答案:打死的要挂在树上,就剩一只,如果掉下来就一只不剩了。如果未打死的当中,有失去听觉的,一定留在树上;如果是无声猎枪,那胆大的,不会飞跑……他们从简单中演绎出复杂,又从复杂中归纳出简单。
　　善教者,能运用教材、教具、手势给学生带来思考,让学生在思考中表现自己。尼尔戏说的最不好教的学生,就是乐于在思考中表现自我的一类学生。他们爱发问、反问并非“糟糕透了”,而是学得生动活泼;学生爱问勤思,也是尊重教师劳动、热爱老师的最高境界。让学生正襟危坐,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禁锢得只习惯统问统答“是”或“不是”,是不足取的。诚然,“不好教”的孩子,在课堂上滋润他们“一滴水”,教师需要“一桶水”“长流水”的储备,才能应对他们海阔天空的提问;而“最好教”的孩子其实最难教,要擦刷这些孩子思维的“铁锈”,点燃勤学好问的火焰,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更需要教学艺术、教育机智,还有心灵的抚慰。尼尔访问过16个国家和地区,至少见多识广,不会不辨好教与不好教的真谛,说中国的孩子最好教,不过是恭维中国官员的一种幽默罢了。
　　教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是推行素质教育的训练目标。让学生生活在思考的世界里,从学会到会学,就具有潜在的创新能力。会学,同时也会乐学、好学,有学习的主动性,善于选择和取舍学习的内容和范围。紧张而轻松的心境,会伴随他们的智力生活,很多时候,“不好教”的孩子会学、会思考,并不是教不好的孩子。教师因材施教,就可能匠心独运地把“好教”的孩子转变成“不好教”的孩子;把“不好教”的孩子,进而培养成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孩子。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