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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人回国创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达,位置就代表立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很清楚看到你的信心在哪里。”
上海创客素描
上海的创客群体中,范凌是标准的学院派。父母是高校教授,从小在书香门第耳濡目染,顺理成章地长成了学霸一枚。他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中央美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过。
在美国象牙塔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体面而安闲,教书育人也一直是范凌的兴趣所在。但在见识了美国互联网的充分发展之后,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投入到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变革中去。
“我以前一直觉得教育可以影响人,但后来发现互联网对人的影响更加直接。因为教育是影响人的思想,人思想上的改变传递到行动上,有个时间差,而互联网是影响人的行为,对人的改变是即时的、具有冲击性的。”范凌谈起他创业的初衷。
在美国,互联网是技术的进步;而在中国,互联网弥补了原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诸多不足。范凌选择回中国创业,“哪里的商业形态、社会形态有可以完善的地方,哪里就有创业的机会”。
他深厚的学院背景让他的选择更易被人理解。“如果一个90后要创业,父母亲友会问他,你想清楚了吗?而当你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创业,大家会觉得,你有足够的理性去想清楚这件事。”而后来风投青睐范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愿意放弃在美国的教职、安稳体面的生活去尝试做一件事儿,那么这事儿应该靠谱。
范凌刚回国准备创业时,团队里大部分的人曾是他的学生。五六个人的创始团队天天泡咖啡馆“上班”。每人带个笔记本,点杯咖啡,一坐下就开始“头脑风暴”。
在泡咖啡馆的时光里,大家决定做一款互联网工具,帮助设计师、美术编辑等创意阶层对接科技企业的需求,为企业提供UIUX、VI等形象设计。后来这个平台被命名为“特赞”(tesign),取tech design的合体。
时间久了他们成为咖啡馆的熟脸,店长会调侃,“又来上班了?今天还是只点一杯咖啡?”范凌就再多加几块蛋糕。“旁边一桌是另一个创业团队,也泡了好长时间。”他切切实实感受到国内创业气氛的浓厚。咖啡馆办公阶段持续了一个月,直到“特赞”完成天使轮融资。
站在政策的风口上
作为一枚曾经的设计行业从业者,范凌身边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和学生,他很了解这个创意阶层的生态。“设计师都喜欢自由自在地工作,在一个放松而专注的状态中捕捉灵感,完成自己的作品,并且会为出色的作品骄傲。所以创意阶层最不适合被绑缚在一个办公室中,在一些人际关系琐事中消耗时间和精力。”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升级也迫切需要创意与设计的介入,设计师和企业之间需要一个桥梁。
很多设计师都不愿被束缚在一个大企业中,但如果自己出来创立工作室,又需要为拉业务而奔忙。范凌看到过很多才气出众的设计师,最后沦为蹩脚的商人。“我有一些朋友,设计才华过人,拿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奖项,但自己出来开公司以后,每天开着宝马车去谈客户,跟人拼酒到很晚,才华都荒废了。这并不是设计师喜欢的工作状态。”
因此,他想通过互联网去改变设计行业的生态,搭建一个平台,让设计师可以和有设计需要的企业对接,他们可以享受自由职业者的轻松状态,又不用为到处找客户犯愁。
当他着手去做这件事时,发现自己站在了风口上。
“创业最重要的是看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里最重要的是天时。现在我发现,天时是对的。”政府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和支持,给了创业者很强的信心。范凌和他的团队搬入上海复兴SOHO创业园后,接待过多位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层的考察。“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市領导基本都来过。”
和来访官员的深度交流,为创业者解决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设计师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到企业委托的项目后,个人很难开具发票,“特赞”团队经过和黄浦区政府的协商,黄浦区税务部门愿意帮助个人设计师代开发票。在下一步的探索中,“特赞”平台尝试代表设计师与企业签订设计合同,代开发票,降低个人设计师的商务成本。
站在风口上,创业者起飞特别快。
范凌介绍,从今年6月上线以来,已经有2000多个设计工作室/个人设计师在平台上注册,其中有800多个接到了企业发布的项目。而在平台“下订单”的甲方企业中,既有一些像36氪这样的互联网创业企业,也有SOHO、绿地等传统行业知名企业。“从数据来看已经有很多企业重复购买,说明他们对平台上的设计师很满意。”“双十一”促销即将到来,很多商家市场宣传需要分包大量的设计项目,“最近平台上业务量提升很快。”
最初搬入复兴SOHO时,范凌团队只有6个人,几个月时间里已经扩展到30多个,二楼带露台的办公室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员工,团队搬到了楼下。而他们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创业园区里并不是特例。上海复兴SOHO年初刚开业时,因为人气冷落,潘石屹不得不在租金上打六折揽客,而几个月过去,这里已经是一位难求,外滩和东海广场的SOHO空间也相继开业。上海的创业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期待政府提供公平环境
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的表现,处在风口的互联网创客更不会例外。
国家大力倡导创新驱动经济,给了创业者无比的信心。而风向对了,风力有多大?会给创新行业带来什么?这些是创客所关注的。
范凌认为,对于真正做实事的创业来说,对政府最大的期待,并不是各种补贴和激励,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以前也有中介来找我,说是能帮我们申请一些政府补助,但需要支付给他一定比例的佣金。我们团队大部分是海归,比较适应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不愿意去通过一些渠道拿钱。”
在他看来,真正做事的团队,未必有时间精力去申请补助,但也有很多专门拿政府补助的团队,靠包装项目赚钱。结果会变成,政府补助的初衷是好的,但却造成了不公平。“比起补助,我更希望政府可以在文化创意领域放开手脚,国家队少一些,给创新企业比较大的空间。”
现在“特赞”平台上的设计师,有1/5是设计公司,1/5是受雇于大公司的设计师,有本职工作,但工作限定比较多,没有发挥空间,希望以“玩票”的性质接一些和本行不同的工作,发挥创意。还有3/5是个人设计师,不受任何人雇佣,靠接项目的方式养活自己。
互联网对设计行业的改变,范凌已经看见,并且相信未来五年会更切实可见。当然,其他领域,互联网也在促发改变。“现在最大的担忧是,劣币太多会提前消耗互联网的资源和概念。”
另外,未来五年范凌的最大希望是企业可以在国内上市。“过去A股不会让不盈利的企业上市,但现在创业板、科创板都起来了,以后中国的创新企业未必要去纳斯达克上市,在国内上市也有可能性。事实上,现在很多创业者都很看好国内资本市场。”
互联网创业企业大部分都是拿美元风投,所以过去在美国上市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现在内因外因都不同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的客户在国内,我要做的事也在国内,在中国上市是最合适的。”
回国创业代表着
对国家的信心
当不少国内的中产阶级把移民美国提上家庭议事日程,像范凌一样已经美国谋得稳定工作的高知群体,却在逐渐考虑“回迁”。过去,赴美求学、工作、组建家庭,过上有房有车有娃的生活,几乎是一种“知识改变命运”的成功范本,但现在这个标准正在动摇。
一位互联网行业大佬曾这样描述自己回国创业的初衷,美国的生活非常安逸,周末全家人开车到郊外,往草地上一躺,周围一堆吃的。但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也变得无趣,人生缺乏动力和目标。于是很多不甘平庸的人才看准中国市场的变化,以及变化带来的机遇,毅然回国创业。
向往移民的国内中产阶层,他们的困扰和忧虑都有着共性,范凌也感同身受。“我在伯克利的房子推窗可以看到海港,产权都是属于自己的,价格只有上海房价的三分之一。”北上广深的高房价,让不少中产忧心忡忡,不知道房价泡沫何时破裂,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不动产会大幅缩水,因此纷纷考虑在国外置业。而对于资产泡沫忧虑的背后,实质上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安定感。
此外,子女教育也是中产阶级的关注焦点,国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很多人不惜通过赴美生子,或是举家移民等途径,为孩子谋得一个美国身份,以求将来学业事业上能一片坦途。
范凌女儿在美国出生,拥有美国身份,今年3岁。他希望自己女儿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她想法多,中国美国对她都一样,中国可能更适合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如果她更希望安稳,没有什么想法,美國可能更适合普通人生活。”
虽然这里有忧虑,但这里也承载着中产阶级的梦想。“现在越来越多人回国创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达,位置就代表立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很清楚看到你的信心在哪里。”
有人说,创业是中国社会实现阶层上升的最有效的通道,不少创业者都怀抱着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范凌希望在创业成功,实现完全财务自由以后,自己可以回到校园里去教书。“教书是我一贯的兴趣,做特赞是我这个阶段的事业。
上海创客素描
上海的创客群体中,范凌是标准的学院派。父母是高校教授,从小在书香门第耳濡目染,顺理成章地长成了学霸一枚。他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中央美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过。
在美国象牙塔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体面而安闲,教书育人也一直是范凌的兴趣所在。但在见识了美国互联网的充分发展之后,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投入到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变革中去。
“我以前一直觉得教育可以影响人,但后来发现互联网对人的影响更加直接。因为教育是影响人的思想,人思想上的改变传递到行动上,有个时间差,而互联网是影响人的行为,对人的改变是即时的、具有冲击性的。”范凌谈起他创业的初衷。
在美国,互联网是技术的进步;而在中国,互联网弥补了原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诸多不足。范凌选择回中国创业,“哪里的商业形态、社会形态有可以完善的地方,哪里就有创业的机会”。
他深厚的学院背景让他的选择更易被人理解。“如果一个90后要创业,父母亲友会问他,你想清楚了吗?而当你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创业,大家会觉得,你有足够的理性去想清楚这件事。”而后来风投青睐范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愿意放弃在美国的教职、安稳体面的生活去尝试做一件事儿,那么这事儿应该靠谱。
范凌刚回国准备创业时,团队里大部分的人曾是他的学生。五六个人的创始团队天天泡咖啡馆“上班”。每人带个笔记本,点杯咖啡,一坐下就开始“头脑风暴”。
在泡咖啡馆的时光里,大家决定做一款互联网工具,帮助设计师、美术编辑等创意阶层对接科技企业的需求,为企业提供UIUX、VI等形象设计。后来这个平台被命名为“特赞”(tesign),取tech design的合体。
时间久了他们成为咖啡馆的熟脸,店长会调侃,“又来上班了?今天还是只点一杯咖啡?”范凌就再多加几块蛋糕。“旁边一桌是另一个创业团队,也泡了好长时间。”他切切实实感受到国内创业气氛的浓厚。咖啡馆办公阶段持续了一个月,直到“特赞”完成天使轮融资。
站在政策的风口上
作为一枚曾经的设计行业从业者,范凌身边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和学生,他很了解这个创意阶层的生态。“设计师都喜欢自由自在地工作,在一个放松而专注的状态中捕捉灵感,完成自己的作品,并且会为出色的作品骄傲。所以创意阶层最不适合被绑缚在一个办公室中,在一些人际关系琐事中消耗时间和精力。”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升级也迫切需要创意与设计的介入,设计师和企业之间需要一个桥梁。
很多设计师都不愿被束缚在一个大企业中,但如果自己出来创立工作室,又需要为拉业务而奔忙。范凌看到过很多才气出众的设计师,最后沦为蹩脚的商人。“我有一些朋友,设计才华过人,拿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奖项,但自己出来开公司以后,每天开着宝马车去谈客户,跟人拼酒到很晚,才华都荒废了。这并不是设计师喜欢的工作状态。”
因此,他想通过互联网去改变设计行业的生态,搭建一个平台,让设计师可以和有设计需要的企业对接,他们可以享受自由职业者的轻松状态,又不用为到处找客户犯愁。
当他着手去做这件事时,发现自己站在了风口上。
“创业最重要的是看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里最重要的是天时。现在我发现,天时是对的。”政府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和支持,给了创业者很强的信心。范凌和他的团队搬入上海复兴SOHO创业园后,接待过多位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层的考察。“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市領导基本都来过。”
和来访官员的深度交流,为创业者解决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设计师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到企业委托的项目后,个人很难开具发票,“特赞”团队经过和黄浦区政府的协商,黄浦区税务部门愿意帮助个人设计师代开发票。在下一步的探索中,“特赞”平台尝试代表设计师与企业签订设计合同,代开发票,降低个人设计师的商务成本。
站在风口上,创业者起飞特别快。
范凌介绍,从今年6月上线以来,已经有2000多个设计工作室/个人设计师在平台上注册,其中有800多个接到了企业发布的项目。而在平台“下订单”的甲方企业中,既有一些像36氪这样的互联网创业企业,也有SOHO、绿地等传统行业知名企业。“从数据来看已经有很多企业重复购买,说明他们对平台上的设计师很满意。”“双十一”促销即将到来,很多商家市场宣传需要分包大量的设计项目,“最近平台上业务量提升很快。”
最初搬入复兴SOHO时,范凌团队只有6个人,几个月时间里已经扩展到30多个,二楼带露台的办公室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员工,团队搬到了楼下。而他们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创业园区里并不是特例。上海复兴SOHO年初刚开业时,因为人气冷落,潘石屹不得不在租金上打六折揽客,而几个月过去,这里已经是一位难求,外滩和东海广场的SOHO空间也相继开业。上海的创业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期待政府提供公平环境
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的表现,处在风口的互联网创客更不会例外。
国家大力倡导创新驱动经济,给了创业者无比的信心。而风向对了,风力有多大?会给创新行业带来什么?这些是创客所关注的。
范凌认为,对于真正做实事的创业来说,对政府最大的期待,并不是各种补贴和激励,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以前也有中介来找我,说是能帮我们申请一些政府补助,但需要支付给他一定比例的佣金。我们团队大部分是海归,比较适应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不愿意去通过一些渠道拿钱。”
在他看来,真正做事的团队,未必有时间精力去申请补助,但也有很多专门拿政府补助的团队,靠包装项目赚钱。结果会变成,政府补助的初衷是好的,但却造成了不公平。“比起补助,我更希望政府可以在文化创意领域放开手脚,国家队少一些,给创新企业比较大的空间。”
现在“特赞”平台上的设计师,有1/5是设计公司,1/5是受雇于大公司的设计师,有本职工作,但工作限定比较多,没有发挥空间,希望以“玩票”的性质接一些和本行不同的工作,发挥创意。还有3/5是个人设计师,不受任何人雇佣,靠接项目的方式养活自己。
互联网对设计行业的改变,范凌已经看见,并且相信未来五年会更切实可见。当然,其他领域,互联网也在促发改变。“现在最大的担忧是,劣币太多会提前消耗互联网的资源和概念。”
另外,未来五年范凌的最大希望是企业可以在国内上市。“过去A股不会让不盈利的企业上市,但现在创业板、科创板都起来了,以后中国的创新企业未必要去纳斯达克上市,在国内上市也有可能性。事实上,现在很多创业者都很看好国内资本市场。”
互联网创业企业大部分都是拿美元风投,所以过去在美国上市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现在内因外因都不同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的客户在国内,我要做的事也在国内,在中国上市是最合适的。”
回国创业代表着
对国家的信心
当不少国内的中产阶级把移民美国提上家庭议事日程,像范凌一样已经美国谋得稳定工作的高知群体,却在逐渐考虑“回迁”。过去,赴美求学、工作、组建家庭,过上有房有车有娃的生活,几乎是一种“知识改变命运”的成功范本,但现在这个标准正在动摇。
一位互联网行业大佬曾这样描述自己回国创业的初衷,美国的生活非常安逸,周末全家人开车到郊外,往草地上一躺,周围一堆吃的。但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也变得无趣,人生缺乏动力和目标。于是很多不甘平庸的人才看准中国市场的变化,以及变化带来的机遇,毅然回国创业。
向往移民的国内中产阶层,他们的困扰和忧虑都有着共性,范凌也感同身受。“我在伯克利的房子推窗可以看到海港,产权都是属于自己的,价格只有上海房价的三分之一。”北上广深的高房价,让不少中产忧心忡忡,不知道房价泡沫何时破裂,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不动产会大幅缩水,因此纷纷考虑在国外置业。而对于资产泡沫忧虑的背后,实质上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安定感。
此外,子女教育也是中产阶级的关注焦点,国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很多人不惜通过赴美生子,或是举家移民等途径,为孩子谋得一个美国身份,以求将来学业事业上能一片坦途。
范凌女儿在美国出生,拥有美国身份,今年3岁。他希望自己女儿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她想法多,中国美国对她都一样,中国可能更适合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如果她更希望安稳,没有什么想法,美國可能更适合普通人生活。”
虽然这里有忧虑,但这里也承载着中产阶级的梦想。“现在越来越多人回国创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达,位置就代表立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很清楚看到你的信心在哪里。”
有人说,创业是中国社会实现阶层上升的最有效的通道,不少创业者都怀抱着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范凌希望在创业成功,实现完全财务自由以后,自己可以回到校园里去教书。“教书是我一贯的兴趣,做特赞是我这个阶段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