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人冯天贵》讲述在“能人”冯天贵的带领下，一群农民工媳妇在城里创业，几经周折，终于让城里人刮目相看的奋斗历程，也是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该剧用一种寓庄于谐、寓谐于庄的表达方式，融入城市农民工这一社会热点话题。在谍战剧、家庭伦理剧及青春偶像剧三足鼎立的电视剧市场上，《能人冯天贵》的出现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关键词] “平民英雄” 话语转型 身份遮蔽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33
　　
　　一、大众文化中的“平民英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的消费主义商品的文化形式，“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信奉、接受的文化”。[1]我国的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逐步发展壮大。在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众文化强大的、快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正是在广大消费者感到热闹、好看、刺激、过瘾的文化享受过程中实现的。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而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功能却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文明的重载。[1]
　　平民英雄，首先是平民，平凡的普通人，然后才是英雄。作为平凡人，他们在普通的劳动岗位上兢兢业业，遇到一些烦恼和难事，在生活的艰辛和疲惫中挣扎着。《能人冯天贵》中的冯天贵只是一个普通的剃头匠，同时也作为中介给来自家乡的农民工介绍工作。他作为精神上的领袖，带领大家在城市里奋斗，在面对艰苦的生活、人生的不幸及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这群人用顽强的意志和信仰支撑下来，为自己在城市中赢得了尊重。
　　在剧中，冯天贵认柳弯弯做“干女儿”，在陌生的城市给这个柔弱的女孩家的温暖。当柳弯弯认为自己操作失误使谭有德致死时，是冯天贵爬上塔吊把精神近乎崩溃的柳弯弯救下来，然后来到工地查找事故的原因，当他得知工地上的机械都已经超期老化时，非常强硬地警告何万金这次事故和柳弯弯无关,以此来尽量减轻柳弯弯精神上的负担。因为媳妇王优美闹离婚，手一抖把农民工谭有德的头理坏了。冯天贵追到工地为谭有德拾掇剃坏的头，不料一块水泥预制板从吊车上坠下来，谭有德救了冯天贵，自己却被砸在水泥板下。冯天贵承诺照顾谭有德的媳妇和女儿。为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他巧妙地逼何万金签协议书。后来，他带领身边的乡下媳妇创业，开办了“冯大嫂”家政公司，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目前，农村人进城是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尽管忍辱负重，但仍然真诚热烈地追求美好生活。
　　二、农村题材的话语转型
　　城市和乡村，城里人和农民工，存在着两种文化、两种心理的对立。这种对立是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2]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民很难享受城镇的各种福利待遇。现在农民开始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他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是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脱离了土地并且进入城市的谋生者。农民工初到城市，他们干城市人不屑于干的工作，工作地点大都为露天工地，居住的地方是城市的棚户区，在城市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在《能人冯天贵》中，农民工的工作地点是露天建筑工地，没有保障性。导演从王优美的视角出发，让其亲眼看到谭有德被水泥板砸中。在这几组镜头中，王优美处在画面之外，第一组镜头是冯天贵给谭有德理发，第二组镜头是柳弯弯操作机器。这两组镜头交替出现，谭有德、冯天贵浑然不知自己的危险处境，与柳弯弯慌乱操作机器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建筑工地上，这种悲剧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体现出农民工生存环境的恶劣。
　　1、可调和的现代性
　　从角色上看，农民工已经完成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变，但是在身份上，他们仍然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认同，城市对农民工的态度是经济上的接纳和文化上的拒入。农民工的奋斗历程是从偏远乡村到城市的群体身份追寻和自我定位的整个过程。
　　《能人冯天贵》不仅是一部讲述农民工的电视剧，也是一部讲述农民工媳妇的电视剧。在社区领导和陈局长的帮助下，冯天贵带领农民工媳妇创业，开办“冯大嫂家政公司”，这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欲望叙事。在赵本山的《马大帅》系列中，讲述的是马大帅个人的成功，而《能人冯天贵》体现出的是群体式的成功话语模式。这种成功的叙事策略，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应，传达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缓解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群体社会焦虑，以电视剧的替代性想象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农民工逐渐与“成功”相结合，苦难的农民工被“奋发向上”的主流话语权取代。“悲情叙事”被“温情叙事”所取代，与城市进行融合，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影像建构。[3]
　　2、“城市拯救农村”的寓言
　　在现代社会，农民形象不再是国家建构的主体力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和农村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们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也开始瓦解，并且逐步被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所抛弃。农民工们怀着一种要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进入城市。
　　现代城市是一个由利益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人类情感在利益的支配下失去了原应有的一些韵味。安监局局长老陈对冯天贵的淳朴和善良非常欣赏，并与之成为朋友，后来，陈局长还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神奇“助手”促成了“冯大嫂家政公司”的成立。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出现,解决冯天贵的燃眉之急。红姐也是以一个救赎者的身份出现的，她开了一家店面很大的美发店,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在冯天贵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向他伸出援手。城市社区的领导也支持农民工媳妇的巾帼创业活动。并指出在这个社区里，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农民工子女也可以在城里的学校上学。农民工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图景的点缀，而是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三、“农民工媳妇”与身份遮蔽
　　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村妇女是现代化中的文化边缘群体。这一群体正面临着工业化、市场化早期的许多痛苦和抉择。[4]她们是中国女性中特别需要给予社会关怀的群体。农民工媳妇们随着农民工一起进城，由于她们自身文化水平比较低，不能像知识女性那样融入现代城市社会。她们作为群体的女性意识的表达依然是较弱的。
　　《能人冯天贵》虽然主要是描写农民工媳妇的电视剧，但是剧中农民工媳妇的女性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从该剧一开始，王优美就跟冯天贵闹离婚，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村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王优美的直爽和宽容打动了何万金，公开表示要追王优美。在这里，编导似乎忽略了“何总”和王优美的社会地位: 一个是财大气粗的老板, 另一个是寄居在城市的农民工。编导冒着不合乎当下社会现实的危险, 让何万金在与王优美短短的接触之后,轻易地爱上了她。通过这个情节设置, 编导将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联系，在高速城市化和资本化的当下中国社会里，以宽容、善良的女性所表征的农村，在编导心中是一处业已湮没的乌托邦，一个无处寻觅的灵魂栖息地，一个无法离弃的家园。
　　而其他的农民工媳妇在创业之前，她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围着她们的男人和孩子转，偶尔也干一些零活。大部分时间她们都是凑在一起聊天。“女性意识”离她们非常遥远。沈秀枝在谭有德死后，一度处于迷茫的状态，后来在冯天贵和一群农民工媳妇的帮助下，走出了阴影，走向了新的生活。在拿到营业执照的时候，她们大喊：“我们进城了！”她们非常渴望能得到社会的心理认同，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中。
　　剧中的另一个主角柳弯弯，在事故之后，并没有推卸责任，整部剧中，一直在完成心理上的救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照顾沈秀枝母女。她设计的“妞妞”牌童装逐渐成为一个品牌,最终还拿到了授权。编导者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令柳弯弯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她作为新时期的农民工，她有能力，奋发向上，在主流意识形态里，她的成功有着某种必然性。
　　结语
　　《能人冯天贵》折射出新时期农民工媳妇身上的一些特点，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在现实社会中看到影子。她们虽然会有些矛盾和争吵，但是她们那种对家人最淳朴的爱和情感，打动了很多观众。这也体现了当下人民对人性美、时代美的呼唤。她们的成功不再是个人式的，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群体式的成功。比较遗憾的是，该剧的收尾比较仓促，没有更多地描述她们创业之后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注释
　　[1]大众文化，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60449.htm?fr=ala0_1
　　参考文献
　　[1] 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吕柯，《“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和途径》[J]，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04
　　[3]曾庆瑞，《中国电视剧艺术学研究方法论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4]戴清，《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安立国，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韩琳琳，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09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