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毛新宇洋洋洒洒3000字的反腐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身为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历年的提案都是跟他爷爷有关，今年的反腐提案立即成为两会的焦点。政协提案原则上1500字，鉴于反腐的重要性，毛新宇用了3000字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涌现出来的腐败大案越来越多。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权力结构没有改革的话，贪腐既得利益者就会侵吞改革成果。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们纷纷关注反腐问题。政协委员陶斯亮（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之女）指出，反腐是改革的突破口。
　　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3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政协委员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案越来越多。大家在关注毛新宇反腐提案的同时，已经有人大代表连续7年死磕官员财产公开，甚至有监察系统的高官呼吁制定系统的《反腐败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打造“阳光政府”。
　　
　　7年提案死磕官员财产公开
　　“我的心理预期是10年，20年也不算晚。”已经连续7年提交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立法提案的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平和，一个提案一提就是7年，韩德云成为跟腐败官员死磕最执着的人大代表。7年了，韩德云有耐心继续等下去，直到为官员财产公开立法。
　　从韩德云提交有关官员财产公开到现在，中央在对官员财产监督方面已经有了明显变化。2010年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交流时提出，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第一步是要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状况、家庭主要成员包括子女的从业情况，并且接受审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再次提出领导干部要定期报告财产。
　　在韩德云看来，申报只是第一步，还属于内部监督机制，财产公开与怎样公开需要有法律来约束。韩德云跟官员财产公开死磕7年，在他看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主要功能是预防腐败，现在不少的干部贪腐时间少则5年，多则10年，甚至更久，只要通过立法强制令干部的财产进行公开，干部贪腐就会得到遏制。
　　从中纪委对韩德云提案的回复可窥立法之艰难。韩德云说，第一年提案后，中纪委的回复是主意很好，但是条件不成熟。第二年的回复是很有必要。韩德云说，中纪委传递的信息是有关部门已经充分研究，不排除做起草相关法案的准备。
　　面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推动如此艰难，全国政协代表、澳门立法会议员陈明金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官员为民服务，一定要公开财产，怕老百姓知道什么呢？陈明金一直在推动澳门立法会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在他看来，阳光政府的施政就包括政府主要官员财产公开，并且通过法院的网页进行公开，民众有权利随时查阅。
　　据了解，目前仅有浙江慈溪市、重庆开县等地在尝试官员财产公开。慈溪市纪委规定，凡是当地的科局级领导干部，以及级别相当的国有企业领导，每年年底都要主动申报房子、车子、收入以及配偶和子女的就业情况。申报内容在单位内部公示三天，接受内部监督。重庆开县的规定就更为详细，古董字画、经商企业、投资收益、遗产继承等各方面都要申报。
　　3月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在列席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式时表示，现在国家要求公开财产的是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但这是一个法制问题。这个问题正是韩德云死磕7年的问题。马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他能够解决的。
　　
　　腐败权力侵吞改革成果
　　“改革开放搞多久，反腐败就要搞多久。”回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句话，就不难理解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立法的提案为何长达7年之久。在政协委员陶斯亮看来，反腐败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对拥有权力越大的官员，他应该承担的财产公开的义务越重，反之，就越小。”在韩德云看来，权力跟义务是对等的，全世界关于打造“阳光政府”通行的做法就是将官员置于阳光之下，这也是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终极目的。通过立法来强制官员财产阳光化的背后，韩德云的反腐逻辑是，官员拥有、占有或者可以支配公共权力的大小决定他们可能对人民造成危害的大小，所以他们不能以隐私为由拒绝财产公开。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腐败已经不仅局限于权钱交易，全国人大《婚姻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祯教授曾经调查，结果发现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从近几年发生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案、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看，腐败已经向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发展，具体的交易方式也由现货交易向期货交易转变。
　　反腐系统的内部人士认为，官员财产阳光化是查处权钱交易的最佳方向，也是目前反腐败的重点，至于诸如信息、业绩、情感、美色等非物质化的权色交易，由于查起来很麻烦，定性很难，加之现在权钱交易都查不完，所以查出来的毕竟还是少数，在马看来，情妇反腐只是吸引眼球，如果反腐都靠情妇，中纪委取得不了那么大成绩。
　　“谁一开始就是贪官啊？”陶斯亮认为，干部的腐败跟权力的膨胀有着直接关系。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那些想干一番事业的干部不断升迁，这个过程被监督的时间很少，他们接触经济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很容易产生腐败，权力越大相反安全系数越高。记者采访的过程之中，部分政协委员认为，现在只要求副处级干部申报财产，充分反映权力结构对反腐败的压力。
　　有政协委员尖锐地指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都可以通过媒介来反腐，现在的腐败已经出现了权权交易，这种腐败交易的显著特征就是以权力为中心，以既得利益为联盟，形成权力上的垄断。李永忠认为，权权交易容易导致社会阶层流动困难，从而造成社会板结化。
　　改革的本质就是一场利益调整。在李永忠看来，权力结构没改革的话，权力就会利用其先天优势侵吞、鲸吞改革成果。现在连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推动都那么艰难，那是因为权力结构未改革导致利益调整没有到位，只要把权力结构进行改革，让所有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让更多的群众监督，把官员的权力限制到最小，才不敢把这个权力视为私有。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反腐败，反腐败的突破口是吏治的改革。”陶斯亮给出药方，从选拔干部开始，实施差额化选举，一切都透明化，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陶斯亮的药方正需要韩德云提出的制度、律法来保证吏治的透明化，形成制度反腐。
　　
　　监察高官呼唤《反腐败法》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0年前，邓小平南巡期间提出，改革的过程中要用法制来反腐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中国要依法行政，建设廉洁政府。
　　民盟中央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在今年两会讨论的时候说，“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纲领性法律，健全中国反腐败立法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李利君指出，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已经六年，根据《公约》要求和中央惩治和预防腐败纲要，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
　　据了解，目前不少国家与地区已经拥有一部或多部防範和惩治腐败的法典，根据《公约》的规定，只要进入《公约》的国家或者地区，就需要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在李利君看来，现在国内的反腐败立法体系不仅缺乏纲领性法律，而且呈分散模式，内容也欠系统完善，与《公约》的规定相差很大。
　　目前，中国的反腐败与预防腐败在制度层面已经有很大的突破，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组部同时制定了《干部选任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可以说当年出台的文件是环环相扣，形成了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任监督体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但是透明度还有待提高，没有律法来保障制度的严格执行。
　　李利君介绍，现在国家已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性质、职能、权限等还缺乏法律的明文规定和授权，与其他有关部门机构的职责、权限关系有待明确。李利君的说法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官员缺乏法律监督之说契合。李利君认为，通过制定《反腐败法》来赋予反腐败机构存在和运行的合法性，可以规範现行反腐败中存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通过立法来保障制度执行的刚性和有效性。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商界的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们对影响力受贿、中间人劫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吸附在权力之上的腐败寄生虫往往出现量刑尴尬。李利君认为，制定《反腐败法》的时候，可以对《刑法》中关于“中间人劫贿”这一类没有规定的腐败犯罪行为进行具体化，这样一来可以全面惩治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腐败，有效地推动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