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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的名字是和以下这样一些科研项目连在一起的：世界上第一台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自由电子激光、新型辐照应用加速器。在这些项目中，有两项是世界第一例，有3项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这些研究，每项都耗费了近10年的时间，加起来，正好相当于谢家麟全部的职业生涯。
86岁的谢家麟是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加速器专家。虽然早已远离了重大科研项目，但他还是闲不下来(图1)，走在曾经工作过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科研基地，谢家麟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难忘的岁月。
不能再延迟的工程
1972年，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刚刚度过了50岁生日。平静的中国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美国举行了敌对20多年后的首次高层会谈。在科学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牵头、18位科学家参与撰写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往中南海，当时身患重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图2)。
主持人：“这件事”是指什么事?
谢家麟：就是建造高能加速器，进行高能物理研究。
主持人：为什么不能再延迟了?
谢家麟：国家认识到，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定要有一个有分量的项目。一个国家强，科学技术要走到前头。
与核物理一样，高能物理也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高能物理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作为高能物理、核物理基础研究的手段，加速器是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主要方式。
1973年初，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同时强烈地感受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急迫感。一项规模巨大的科研工程——“八七工程”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八七工程”完工后，将在北京郊区出现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高能加速器(图3)。
1978年，谢家麟作为“八七工程”加速器的总设计师，带领一个小组前往科技发达的美国考察。
美国曾经是他千方百计逃离的国家
1951年夏天，29岁的谢家麟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图4)。当他经过一周的航行，抵达夏威夷时出现了意外。
谢家麟：我和十几个中国学生下船去观光。回来时，发现有人拿着名单在船舱口点名。轮到我了，却找不到我的名字。我着急地帮着找，结果看到我和七八个人的名字下划着一条红线，我们被要求到客厅等一等。
原来是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到船上核查中国学生的身份、所学专业和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向每位中国学生出示了一封信件，内容是根据美国1918年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从正在朝鲜和美国交战的中国来美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提出要检查谢家麟的行李。
谢家麟：那次回国我除了自己的物品之外，还带了4个箱子的科学仪器。那时科学仪器是不许出口的。海关检查时，我跟验关人员聊天，买雪茄送给他，他就在每个箱子签了字。在船上又要检查，我只好带他们去船舱，船舱很小，一屋子的箱子，箱子挺重，搬起来很费劲。他们费了半天劲，搬了两个箱子，正好是我的书箱。剩余的箱子被压在其他箱子下面，搬动不方便，他们只好结束检查，但不许这些箱子离船，说到旧金山再检查。要让他检查出我带了好多违禁物品，那可是不行的。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同学，说：我本人现在不在旧金山，请你替我领箱子。后来这个同学拿着信就把我的箱子领回来了。
主持人：领回来了?那些官员居然没有检查?
谢家麟：美国也有官僚主义。
主持人：也很马虎。
船上的检查结束后，谢家麟和其他几位中国学生被告知不能回国，被押下了轮船。谢家麟气愤地给白宫打电话，以示抗议。心情郁闷的谢家麟思绪万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谢家麟：羁留在美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钱了，得找工作。虽然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但我不能到斯坦福大学去工作。因为我的那几个箱子特工说还要检查，假如被检查出来，对斯坦福大学太不利。我就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往纸盒子里装明信片。
主持人：做体力活?
谢家麟：是啊。所以同事都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一个斯坦福的博士到这里做体力活来了?
主持人：生活、躲灾，是双重压力所迫。
谢家麟：等那几个箱子托朋友领出来之后，我就不怕了，我就到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工作了。
1952年夏末，谢家麟重新回到了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受学校委派来到了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用100万美金，开展一项世界首创的科研项目，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图5)。这台独特的治疗癌症装置诞生，成为芝加哥的重大新闻，在美国高能物理界产生了轰动。
也就在这时，谢家麟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来信，要他是做美国永久居民还是限时离境回到中国之间作出选择。谢家麟再次选择了回国(图6)。
主持人：您已经在美国做出很大成就，所以他们更不愿意让您走了?
谢家麟：他们确实不愿意让我走。
主持人：您为什么还是决定要回来?
谢家麟：就是要复兴国家。
主持人：您从来没有想过留在美国?
谢家麟：没有想过。在美国我生活得挺好，但是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主持人：您在美国已经很有地位。
谢家麟：老板说，你留下来，要钱就给你加。
这条船要停靠马尼拉、东京、横滨，然后到香港。一路上，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好多记者来问谢家麟是自己要回国，还是被中国政府强迫的?当谢家麟说明是自己要回国，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就借机起哄。后来在同船的朋友们保护下，谢家麟索性就不见记者了。当轮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一个人以美国驻日本横滨领事馆代表身份的人，又上船来问同样的问题，并邀请谢家麟返回美国工作，被谢家麟拒绝。
对谢家麟在旅途上遭遇的一切，盼望他早日归来的妻子范绪籛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中国政府派人要她写一封电报，立即发给正在船上的谢家麟。
范绪籛：来人说：“你写一封信给谢家麟，尽量详细地叙述家里的日子挺好。他快到香港了，我们要把这 封电报发过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时代发电报很贵。
谢家麟：我收到电报了，上面写着‘我们大家都挺好的，我们父母的身体都挺好，我也挺好的，孩子都挺好的，你赶快回来吧!’
主持人：这封电报是专门安慰您的?
谢家麟：不是。因为有谣言说，我的家庭受到迫害，让我别下船，返回美国。这封电报是为了打破谣言的。
主持人：在路上您听到这样的谣言了?
谢家麟：没有。我在船上什么也不知道。但这些谣言当时是在国民党那些华文报纸上登的，沸沸扬扬的。
1955年8月1日，谢家麟经过20多天的旅程，终于到达香港。由于是中国人的身份，他不能直接靠岸，在近海换乘驳船被押送抵达香港九龙火车站。几天后，谢家麟回到北京的家，见到离别八年的亲人。他终于回到了祖国。
代表中国和国际接轨
1978年，时隔23年后，谢家麟再次来到美国，一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归国青年，已经年过花甲，成为中国加速器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主持人：20年后再去美国，心里有什么感慨?
谢家麟：挺好。
主持人：您的境遇跟留在美国那些同学的境遇可能不太一样。
谢家麟：我倒没有什么感觉。留在美国能有什么?大房子，汽车，就是这样，别的什么也没有。就说我在芝加哥吧，临走以前，我也是负责一个项目。但那个项目相对小多了。美国做国家级的工程，轮不到我。
主持人：您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机会。
谢家麟：我在国内才能够有机会做这么一个大的工程。
1979年1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中国国家科委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并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图7)。投资巨大的“八七工程”进入了实施阶段。
1980年底，中央决定，“八七工程”下马，原因是经济调整，基建收缩。
主持人：“八七工程”下马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谢家麟：有一段时间思想很混乱。因为大家毕竟对这个工程寄予了多年的期望，已经做了几年。
主持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谢家麟：我的心情是稍微放松了一点。因为我是“八七工程”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工程，我觉得脱离实际。
主持人：“八七工程”下马对于您来讲，恰好是一个可以停下来再去思考的好时机，是寻找一个新方向的时候?
谢家麟：当时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做加速器了，都做对撞机。如果还做加速器，费了半天劲做出来就进博物馆了。
虽然“八七工程”下马了，但中央决定，作为中美科技合作项目之一的高能物理研究不能中断。1981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加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引起谢家麟的兴趣。
通常的粒子加速器不论用什么方法加速，最终都是用高能粒子去轰击静止的目标，这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量被用来促使粒子发生反应。而对撞机却能使高能粒子的能量更多地被用来发生反应，来实现一些重大的科学实验。对撞机是高能加速器发展中一次伟大的革命。
由于正负电子对撞机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巨大资金的支持，在当时的中国，显得有些超前。但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1984年正式上马(图8)。
主持人：邓小平亲自接见说明中央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要做这件事。
谢家麟：是的。对撞机是十分尖端的科学技术，世界上所有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在搞，我们中国也要搞。这也是一个姿态，表示我们要进入先进国家之列。它的意义很大，一方面是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带动了国家的工业，带动了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
主持人：对于邓小平来讲，当时做这个决定也不是太容易的，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您能感受到吗?
谢家麟：是的。有时候陪着邓小平接见外宾，他问得很仔细。这反映一个事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头脑。搞正负电子对撞机也是政治的需要。
主持人：怎么理解呢?
谢家麟：中国能有世界上这种先进的科学研究设备，那不是也代表中国的水平吗?就像当年我们做两弹一星一样。我们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上就越来越高。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呢?中国必须得有一些领域站在世界的前沿。
主持人：这样才能使中国站在国际舞台上。
谢家麟：是这样的。现在国际上都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强国。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支持。世界上只有科学极端先进的国家才能做的对撞机，中国也做出来了。这不说明问题吗?(图9)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基典礼。在现场，他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谢家麟被委以重任，担任工程经理，负责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技术工作(图10)。
主持人：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谢家麟：越是大的事情越是需要很多人付出劳动。我当时只希望别出错，怕做成的机器不工作，这是我最担心的了。
主持人：其实这个时候您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和您在国外以及回国之后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谢家麟：我一回国就做了8年的直线加速器。
曾经的耕耘
谢家麟回国时，经历了多年战争的祖国，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许多科研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谢家麟：当时在国内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像在国外，你有资金，可以到工厂去订货。我到南京的一个工厂去联系，他们说我们是要做，但是还没有做呢。我找到四机部负责电子器件的司长，请他们协助。这个司长说：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做的，但得20年以后，现在我们没有能力来接受你的任务。到处找不着需要的东西，没有办法了，就下决心自己做。
主持人：有没有技术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
谢家麟：有啊。
主持人：那怎么办呢?
谢家麟：开始是我自己动手，后来找了一个老师傅跟我一块干，我把要领告诉他，后来他就会了。
主持人：没有求助于国外的现成材料?
谢家麟：那个时候这些材料国外是禁运的，什么都拿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禁运，那时的苏联也说这是国防秘密，不能给别人。结果我们硬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1964年，30多岁的谢家麟带着一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几乎是白手起家，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物理发展的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人们很难相信，研制过程中，一些特殊的精密加工技术和材料，是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中自主完成的 (图11)。
谢家麟：搞对撞机情形完全不同了。
主持人：也正是有了那八年的时间，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谢家麟：应该这么说。国外给你多少帮助，卖不卖给你或者卖给你什么东西，是要看你的情况。假使你能做但没有他做的性能好，这样的东西你要买他的，那他可以卖给你。但你根本做不出来，没有他你完全不行，他就不卖了。
跻身世界前列
1998年10月16日凌晨5时56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图12)。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仅仅花费了4年时间，2．4亿人民币，创造了国际同类技术中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的奇迹，并一举跻身于世界8大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中心之列。这使中国高能加速器技术一步跨越了20世纪的50、60、70年代，直接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的粒子物理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图13)。
谢家麟：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为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能够添砖添瓦，能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主持人：您实现这个梦想了吗?
谢家麟：不是我实现了，是大家共同实现了把中国的科学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的梦想。
主持人：作为一个老人，这是不是您一生最大的幸福?
谢家麟：这倒是。我不是搞理论的人，搞了些实际的东西，给祖国添砖添瓦了。我年纪也大了，只能做些规模小一点的东西，大的做不了。
主持人：不管大的小的，您都是在给中国的科技事业增砖添瓦，都符合您的梦想。
谢家麟：添了一小块砖、一小块瓦。
谢家麟先生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他说：“我是中庸之资，能力一般，性格倾向内展，拙于人事交往。只是个性当中热爱科技和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锲而不舍，总算为国家添了一些砖瓦，差强自慰。”
法国科学家，电子直线加速器之父勒布蒂特曾对谢家麟说：“传说猫有九条命，人如果也有九条命，他将全部用来做研究工作。”“未尽之功，留待后人。”这是谢家麟的心声(图14)。
86岁的谢家麟是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加速器专家。虽然早已远离了重大科研项目，但他还是闲不下来(图1)，走在曾经工作过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科研基地，谢家麟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难忘的岁月。
不能再延迟的工程
1972年，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刚刚度过了50岁生日。平静的中国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美国举行了敌对20多年后的首次高层会谈。在科学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牵头、18位科学家参与撰写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往中南海，当时身患重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图2)。
主持人：“这件事”是指什么事?
谢家麟：就是建造高能加速器，进行高能物理研究。
主持人：为什么不能再延迟了?
谢家麟：国家认识到，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定要有一个有分量的项目。一个国家强，科学技术要走到前头。
与核物理一样，高能物理也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高能物理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作为高能物理、核物理基础研究的手段，加速器是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主要方式。
1973年初，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同时强烈地感受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急迫感。一项规模巨大的科研工程——“八七工程”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八七工程”完工后，将在北京郊区出现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高能加速器(图3)。
1978年，谢家麟作为“八七工程”加速器的总设计师，带领一个小组前往科技发达的美国考察。
美国曾经是他千方百计逃离的国家
1951年夏天，29岁的谢家麟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图4)。当他经过一周的航行，抵达夏威夷时出现了意外。
谢家麟：我和十几个中国学生下船去观光。回来时，发现有人拿着名单在船舱口点名。轮到我了，却找不到我的名字。我着急地帮着找，结果看到我和七八个人的名字下划着一条红线，我们被要求到客厅等一等。
原来是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到船上核查中国学生的身份、所学专业和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向每位中国学生出示了一封信件，内容是根据美国1918年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从正在朝鲜和美国交战的中国来美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提出要检查谢家麟的行李。
谢家麟：那次回国我除了自己的物品之外，还带了4个箱子的科学仪器。那时科学仪器是不许出口的。海关检查时，我跟验关人员聊天，买雪茄送给他，他就在每个箱子签了字。在船上又要检查，我只好带他们去船舱，船舱很小，一屋子的箱子，箱子挺重，搬起来很费劲。他们费了半天劲，搬了两个箱子，正好是我的书箱。剩余的箱子被压在其他箱子下面，搬动不方便，他们只好结束检查，但不许这些箱子离船，说到旧金山再检查。要让他检查出我带了好多违禁物品，那可是不行的。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同学，说：我本人现在不在旧金山，请你替我领箱子。后来这个同学拿着信就把我的箱子领回来了。
主持人：领回来了?那些官员居然没有检查?
谢家麟：美国也有官僚主义。
主持人：也很马虎。
船上的检查结束后，谢家麟和其他几位中国学生被告知不能回国，被押下了轮船。谢家麟气愤地给白宫打电话，以示抗议。心情郁闷的谢家麟思绪万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谢家麟：羁留在美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钱了，得找工作。虽然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但我不能到斯坦福大学去工作。因为我的那几个箱子特工说还要检查，假如被检查出来，对斯坦福大学太不利。我就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往纸盒子里装明信片。
主持人：做体力活?
谢家麟：是啊。所以同事都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一个斯坦福的博士到这里做体力活来了?
主持人：生活、躲灾，是双重压力所迫。
谢家麟：等那几个箱子托朋友领出来之后，我就不怕了，我就到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工作了。
1952年夏末，谢家麟重新回到了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受学校委派来到了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用100万美金，开展一项世界首创的科研项目，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图5)。这台独特的治疗癌症装置诞生，成为芝加哥的重大新闻，在美国高能物理界产生了轰动。
也就在这时，谢家麟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来信，要他是做美国永久居民还是限时离境回到中国之间作出选择。谢家麟再次选择了回国(图6)。
主持人：您已经在美国做出很大成就，所以他们更不愿意让您走了?
谢家麟：他们确实不愿意让我走。
主持人：您为什么还是决定要回来?
谢家麟：就是要复兴国家。
主持人：您从来没有想过留在美国?
谢家麟：没有想过。在美国我生活得挺好，但是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主持人：您在美国已经很有地位。
谢家麟：老板说，你留下来，要钱就给你加。
这条船要停靠马尼拉、东京、横滨，然后到香港。一路上，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好多记者来问谢家麟是自己要回国，还是被中国政府强迫的?当谢家麟说明是自己要回国，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就借机起哄。后来在同船的朋友们保护下，谢家麟索性就不见记者了。当轮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一个人以美国驻日本横滨领事馆代表身份的人，又上船来问同样的问题，并邀请谢家麟返回美国工作，被谢家麟拒绝。
对谢家麟在旅途上遭遇的一切，盼望他早日归来的妻子范绪籛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中国政府派人要她写一封电报，立即发给正在船上的谢家麟。
范绪籛：来人说：“你写一封信给谢家麟，尽量详细地叙述家里的日子挺好。他快到香港了，我们要把这 封电报发过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时代发电报很贵。
谢家麟：我收到电报了，上面写着‘我们大家都挺好的，我们父母的身体都挺好，我也挺好的，孩子都挺好的，你赶快回来吧!’
主持人：这封电报是专门安慰您的?
谢家麟：不是。因为有谣言说，我的家庭受到迫害，让我别下船，返回美国。这封电报是为了打破谣言的。
主持人：在路上您听到这样的谣言了?
谢家麟：没有。我在船上什么也不知道。但这些谣言当时是在国民党那些华文报纸上登的，沸沸扬扬的。
1955年8月1日，谢家麟经过20多天的旅程，终于到达香港。由于是中国人的身份，他不能直接靠岸，在近海换乘驳船被押送抵达香港九龙火车站。几天后，谢家麟回到北京的家，见到离别八年的亲人。他终于回到了祖国。
代表中国和国际接轨
1978年，时隔23年后，谢家麟再次来到美国，一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归国青年，已经年过花甲，成为中国加速器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主持人：20年后再去美国，心里有什么感慨?
谢家麟：挺好。
主持人：您的境遇跟留在美国那些同学的境遇可能不太一样。
谢家麟：我倒没有什么感觉。留在美国能有什么?大房子，汽车，就是这样，别的什么也没有。就说我在芝加哥吧，临走以前，我也是负责一个项目。但那个项目相对小多了。美国做国家级的工程，轮不到我。
主持人：您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机会。
谢家麟：我在国内才能够有机会做这么一个大的工程。
1979年1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中国国家科委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并成立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图7)。投资巨大的“八七工程”进入了实施阶段。
1980年底，中央决定，“八七工程”下马，原因是经济调整，基建收缩。
主持人：“八七工程”下马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谢家麟：有一段时间思想很混乱。因为大家毕竟对这个工程寄予了多年的期望，已经做了几年。
主持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谢家麟：我的心情是稍微放松了一点。因为我是“八七工程”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工程，我觉得脱离实际。
主持人：“八七工程”下马对于您来讲，恰好是一个可以停下来再去思考的好时机，是寻找一个新方向的时候?
谢家麟：当时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做加速器了，都做对撞机。如果还做加速器，费了半天劲做出来就进博物馆了。
虽然“八七工程”下马了，但中央决定，作为中美科技合作项目之一的高能物理研究不能中断。1981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加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引起谢家麟的兴趣。
通常的粒子加速器不论用什么方法加速，最终都是用高能粒子去轰击静止的目标，这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量被用来促使粒子发生反应。而对撞机却能使高能粒子的能量更多地被用来发生反应，来实现一些重大的科学实验。对撞机是高能加速器发展中一次伟大的革命。
由于正负电子对撞机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巨大资金的支持，在当时的中国，显得有些超前。但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1984年正式上马(图8)。
主持人：邓小平亲自接见说明中央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要做这件事。
谢家麟：是的。对撞机是十分尖端的科学技术，世界上所有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在搞，我们中国也要搞。这也是一个姿态，表示我们要进入先进国家之列。它的意义很大，一方面是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带动了国家的工业，带动了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
主持人：对于邓小平来讲，当时做这个决定也不是太容易的，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您能感受到吗?
谢家麟：是的。有时候陪着邓小平接见外宾，他问得很仔细。这反映一个事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头脑。搞正负电子对撞机也是政治的需要。
主持人：怎么理解呢?
谢家麟：中国能有世界上这种先进的科学研究设备，那不是也代表中国的水平吗?就像当年我们做两弹一星一样。我们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上就越来越高。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呢?中国必须得有一些领域站在世界的前沿。
主持人：这样才能使中国站在国际舞台上。
谢家麟：是这样的。现在国际上都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强国。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支持。世界上只有科学极端先进的国家才能做的对撞机，中国也做出来了。这不说明问题吗?(图9)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基典礼。在现场，他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谢家麟被委以重任，担任工程经理，负责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技术工作(图10)。
主持人：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谢家麟：越是大的事情越是需要很多人付出劳动。我当时只希望别出错，怕做成的机器不工作，这是我最担心的了。
主持人：其实这个时候您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和您在国外以及回国之后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谢家麟：我一回国就做了8年的直线加速器。
曾经的耕耘
谢家麟回国时，经历了多年战争的祖国，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许多科研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谢家麟：当时在国内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像在国外，你有资金，可以到工厂去订货。我到南京的一个工厂去联系，他们说我们是要做，但是还没有做呢。我找到四机部负责电子器件的司长，请他们协助。这个司长说：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做的，但得20年以后，现在我们没有能力来接受你的任务。到处找不着需要的东西，没有办法了，就下决心自己做。
主持人：有没有技术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
谢家麟：有啊。
主持人：那怎么办呢?
谢家麟：开始是我自己动手，后来找了一个老师傅跟我一块干，我把要领告诉他，后来他就会了。
主持人：没有求助于国外的现成材料?
谢家麟：那个时候这些材料国外是禁运的，什么都拿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禁运，那时的苏联也说这是国防秘密，不能给别人。结果我们硬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1964年，30多岁的谢家麟带着一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几乎是白手起家，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物理发展的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人们很难相信，研制过程中，一些特殊的精密加工技术和材料，是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中自主完成的 (图11)。
谢家麟：搞对撞机情形完全不同了。
主持人：也正是有了那八年的时间，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谢家麟：应该这么说。国外给你多少帮助，卖不卖给你或者卖给你什么东西，是要看你的情况。假使你能做但没有他做的性能好，这样的东西你要买他的，那他可以卖给你。但你根本做不出来，没有他你完全不行，他就不卖了。
跻身世界前列
1998年10月16日凌晨5时56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图12)。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仅仅花费了4年时间，2．4亿人民币，创造了国际同类技术中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的奇迹，并一举跻身于世界8大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中心之列。这使中国高能加速器技术一步跨越了20世纪的50、60、70年代，直接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的粒子物理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图13)。
谢家麟：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为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能够添砖添瓦，能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主持人：您实现这个梦想了吗?
谢家麟：不是我实现了，是大家共同实现了把中国的科学水平向前推进一大步的梦想。
主持人：作为一个老人，这是不是您一生最大的幸福?
谢家麟：这倒是。我不是搞理论的人，搞了些实际的东西，给祖国添砖添瓦了。我年纪也大了，只能做些规模小一点的东西，大的做不了。
主持人：不管大的小的，您都是在给中国的科技事业增砖添瓦，都符合您的梦想。
谢家麟：添了一小块砖、一小块瓦。
谢家麟先生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他说：“我是中庸之资，能力一般，性格倾向内展，拙于人事交往。只是个性当中热爱科技和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锲而不舍，总算为国家添了一些砖瓦，差强自慰。”
法国科学家，电子直线加速器之父勒布蒂特曾对谢家麟说：“传说猫有九条命，人如果也有九条命，他将全部用来做研究工作。”“未尽之功，留待后人。”这是谢家麟的心声(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