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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春天，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直逼上海。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死守上海，暗中下令将一切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台湾。
4月的一天，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突然宣布对国营招商局实施军事管制，从那一刻起，招商局数十条商船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国营招商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航运公司，到1949年初，一共拥有商船466艘，总吨位达到40万吨，其中包括由美国建造的大湖型货轮16艘。这是一批客、货混装船，载重量在3000至4000吨之间，曾经行驶在德国潜艇出没的大西洋航线，肩负从美国本土向英国运送战略物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急于安排向台湾撤退的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看中国营招商局的正是这一些船。
何去何从
“海辽”轮
“海辽”轮最初叫“海闽”轮(图1)，排水量3400吨。由于管理不当，多次发生撞船与搁浅事故。1947年3月19日，“海闽”轮在距离厦门附近海面与违规抢行的国民党海军主力护卫舰“伏波”号拦腰相撞，“伏波”舰迅速沉没，舰上134名官兵遇难，仅有一人生还。“海闽”轮虽无责任，但是船长仍然含冤入狱。由于国民党海军扬言要对“海闽”轮进行报复，招商局被迫将“海闽”轮更名为“海辽”轮。
船长方枕流
航运都图个吉利，大家都觉得“海闽轮”晦气，谁也不愿去当船长。招商局最后委派方枕流去“海辽”轮当船长(图2)。方枕流到“海辽轮”以后，治船特别严格，同时很关心船员，所以“海辽轮”很快就焕然一新，他也因此得到招商局在全局通电表彰。
方枕流出生于上海一个清贫的工人家庭，毕业于海关总署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他看到抗战胜利后航运业还是在外国人的控制下，就发动船员，联名上书当局，要求收回海关主权，禁止洋人在中国海关船上工作，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但是他的意见不被采纳，所以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1946年他因为不满海关的现状而愤然辞职，1947年到招商局担任“海辽”轮船长。
十字路口
在招商局的高级船员休息室，一张刚刚贴出的布告骤然间打破了原本悠闲的气氛。这是一张国民党港口司令部的军令，宣布即刻征用招商局所属商船运送军用物资，同时，对所有高级船员实施军事管制，凡有擅离职守者以军法惩处。面对这样一张布告，人们一时无法预料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和船队的命运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天晚上，方枕流回到家中，打算寻找一处可靠的藏身地点，等待上海解放。可是他又担心港口司令部委派新的船长，继续征用自己驾轻就熟的“海辽”轮。
这时，一位神秘的客人在深夜来到了方家，送来一封来自香港的密信，写信的人叫刘双恩(图3)。
方枕流早在1939年在海关船上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刘双恩。刘双恩谈吐不凡，平易近人，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刘双恩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香港华夏公司的船长，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
相机行动
方枕流按照刘双恩的要求，驾驶着“海辽”轮满载着撤退的国民党工兵和施工材料，跟随招商局被征用的船队驶离吴淞码头，前往厦门。方枕流想在航行途中寻找机会把“海辽”轮开到解放区去，脱离内战，实现自己知识报国的理想。
然而，摆在方枕流面前的残酷现实是，商船起义只有死路一条。就在两个多月之前，1949年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好，航速达34节，火力最强的“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抵达解放区的葫芦岛。为了保护军舰，士兵们在舰上绑满了树枝进行伪装，但还是被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发现遭到连续轰炸，尽管全舰官兵使用50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进行顽强抵抗，最终还是被炸伤自沉了(图4)。
一艘火力强大的巡洋舰起义尚且如此，一条毫无还手能力并且航速仅有10节的商船一旦被发现，又该怎样面对国民党飞机和军舰的围追堵截呢。这个事关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一直困扰着方枕流。
1949年9月4日，“海辽”轮和招商局被征用的其他商船离开上海已经三个多月了。就在这天，香港招商局突然意外收到了一封“海辽”轮的电报，要求进港添加燃油。
原来，“海辽”轮正在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海南岛榆林港进行增援。按照军令，“海辽”轮必须空驶赶到黄埔港继续执行军运任务。就在返航的途中，方枕流突然出人意料地下达了一道命令：向香港招商局发报，“军运繁忙，要求进港添加燃油”。这是一封明显违抗军令但又合情合理的电报，实情是当时“海辽”轮上的油料还有200多吨，方枕流发出虚假电报的用意何在?
决定起义
原来，这时国民党已经溃败到台湾，很有可能要把所有的船都调到台湾去。方枕流是急于到香港会见刘双恩。
在香港，刘双恩建议“海辽”轮离开香港之后，无论到哪个港口去执行任务，都要相机起义，因为机会越来越少了。刘双恩告诉方枕流，“海辽”轮起义，是第一艘商船起义，政治影响很大，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做好充分的准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方枕流感到责任重大，当晚就在船长室召集船上思想进步的骨干船员，冒着生命危险，公开了自己准备驾船起义的设想(图5)。大家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对最坏的结果作了充分的准备，万一起义失败大家就服毒自杀，尽忠报国，绝不当国民党的俘虏。
周密计划
起义非但要成功，还一定要把船保存下来，因为解放区没有海轮。为了吸取“重庆号”起义后被炸沉的教训，方枕流反复推敲起义后“海辽”轮的航行路线和最终到达的目的港口。党组织最后决定“海辽”轮开到由苏联红军管辖的港口大连。
为了确保安全，方枕流计划驾驶“海辽”轮从香港出发，避开由国民党控制的台湾海峡，经过巴林塘海峡进入太平洋，远离台湾岛东海岸绕道北上，穿过硫球群岛北端岛屿，取道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冲过国民党海军在渤海湾一带设置的海上封锁线，到达大连港(图6)。
“海辽”轮突然驶进香港，打乱了国民党的军运部署，为筹划起义赢得了10多天的时间。眼看“海辽”轮随时可能接到新的军运任务，可是起义计划仍然不够完善。尤其在起义头三天内，怎样才能不暴露自己的行踪，这个事关成败的关键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就在方枕流苦苦思索的时候，这天，他在香港的一家小书店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国际轮船公司的《船名录》，一个绝妙的轮船隐身计划顷刻之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甩掉尾巴
这天中午，“海辽”轮接到命令，加油完毕即驶往汕头，运送军队前往舟山群岛增援。方枕流意识到这是起义的最后机会。紧接着招商局 又发来电报：“海川”轮将和“海辽”轮结队驶往汕头。一种不祥征兆让方枕流忐忑不安，难道起义的计划泄露了?是招商局特别安排“海川”轮前来监视?
“海川”轮船长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老家在解放区，因为是地主，土地财产被分了，因此他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方枕流清醒地意识到，“海川”轮的出现，将可能打乱整个起义计划。
1949年9月19日上午9时招商局刚上班，就接到“海辽”轮的电报：“我轮需待伙食冰机修妥后开航”。招商局只得命令“海川轮”独自按时起航。方枕流终于设法甩掉了“海川”轮。
伺机起锚
甩掉“海川”轮，“海辽”轮仍然停留在港内。此时，“海辽”轮已经储存了400吨燃油和充足的食物。1949年9月19日中午12时，方枕流突然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全体船员12点以后一律不得上岸，随时准备开航。下午6时，方枕流下令起锚开船。“海辽”轮既没有通知港务局，也没有按照惯例要求引水员领航，独自驶离码头。
方枕流利用了香港招商局对“海辽”轮当天到底能不能开航的不确定心理，选在下午6点招商局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天也黑了的时候启航，使香港招商局不知道他确切的开航时间。第二天再把开航电报发给招商局，就为“海辽”轮争取了一个晚上的航行时间。
瞒天过海
晚上8点，“海辽”轮在暮色的掩护下缓缓向港外驶去，它必须要经过鲤鱼门信号台的盘查(图7)。信号台发来询问船名和航行计划的灯语，这时如果稍有差错，“海辽”轮将被立即扣留。
方枕流一面下令加速前进，一面故意不用信号灯，而是亲自拿了一个手电筒向信号台发出答复的灯语。信号台看不清手电筒的灯语，要求再重发一遍。方枕流继续用手电筒答复，结果信号台还说看不懂，反复了好多次。这时，“海辽”轮加速开过了信号台，信号台也就放行了。
转向113°
方枕流用模糊不清的灯语巧妙地骗过了信号台的盘查，“海辽”轮驶出了鲤鱼门，冒着被国民党飞机炸沉的危险，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历时八天九夜，长达2000海里的起义航程。面对着漆黑夜幕和浪涛翻滚的大海，方枕流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把“海辽”轮安全地驶向大连港，前方是充满惊险的航程。
“海辽”轮按照指令，沿着驶往汕头的航线航行，首先将到达“横栏灯塔”。方枕流决定在那里转向113度，驶往菲律宾海峡(图8)。
控制局面
能否按时转向，事关起义的成败。方枕流立刻向全体船员宣布了自己的起义命令。船员的成分极其复杂，他面临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难题。很快，全体船员本能地预感到船上即将发生和自己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紧接着，几个生火工不仅反对起义，而且态度强硬。船员休息室乱作一团。方枕流想如果在到达横栏灯塔之前，仍不能控制眼前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冷静果断地宣布：“大家放心，万一出事情，枪毙，杀头，我方枕流一人承担，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方枕流的一番话发挥了作用，就在这关键时刻，多年受到方枕流关照的生火长突然开口：“我们应该听船长的话。”一下子就把生火工们稳住了。
休息室里的局面出现了转机，就在这时，“海辽”轮已经到达横栏灯塔的位置。二副从驾驶台赶来等待船长下达指令。方枕流果断命令：“113度。转舵。”(图9)。
那几个生火工一看，船都转向了，就都决定跟着船长走。方枕流当即又表示：每个船员过去做过什么事，一律不追究，而且保证大家原职原薪。
改头换面
夜幕中，“海辽”轮终于驶向起义的航线。天一亮“海辽”轮必将暴露身份，将面临“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后的危险。
为了隐藏“海辽”轮的行踪，方枕流按照《船名录》中英国莫勒轮船公司的轮船外观，命令大家连夜涂改轮船的颜色，把“海辽”轮伪装成外轮“玛丽莫勒”号。
浓雾渐渐散去，瞭望塔上的船员报告，前方发现一艘船，很像国民党海军的巡洋舰。此刻，以“海辽”轮的船速，绝不可能躲避对方的追击，20分钟之后，“海辽”轮或被猛烈的炮火击沉，或被押解返回汕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海辽”轮锋利的船头和敌舰同归于尽。顷刻之间“海辽”轮面临万分危急。
当方枕流终于确认前方并不是国民党军舰，而是一艘外籍货轮的时候，对方突然发来了询问船籍船名的灯语，船上的气氛又变得异常紧张。难道对方识破了“海辽”轮的伪装?方枕流回头一看，猛然间发现船上几处明显而又致命的破绽。原来桅杆的顶部和烟囱上面，有些地方没刷上油漆，内行人一眼就会看穿。
方枕流一边命令船员回复自己是英籍“玛丽莫勒”号货轮，正在进行轮船保养。一边迅速指挥几名水手分别爬上桅杆和火烫的烟囱，用最快的速度补刷了油漆(图10)。
方枕流非常清楚，“海辽”轮还存在着致命的隐患。前后甲板上4个巨大的救生筏，构成了“海辽”轮最明显的外部特征，也是伪装的最大难题。为了确保起义成功，方枕流破釜沉舟，命令拆除救生伐。这意味着，“海辽”轮一旦发生危险，船员们已经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施放烟幕
1949年9月20日早上，“海辽”轮离开香港已经14个小时，方枕流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分别发给就要上班的香港和汕头招商局：“海辽轮冰机故障修复，现在起航，赶赴汕头。”
1949年9月21日上午10点，“海辽”轮即将进入巴林塘海峡，方枕流再次起草了一份发往汕头招商局的电报，电文是：“海辽轮主机滑动汽门调节阀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这封看似普通的电文，表面上是在迷惑招商局，实际上是事先和中共地下党约定的“海辽”轮起义的暗号。
1949年9月22日下午，“海辽”轮发报：“估计明天可修妥，到港延期，甚歉。”
1949年9月23日汕头招商局先后收报：“海辽轮预计可修妥试车”；“经试车，主机仍不能正常运转，轮机员正日夜抢修，预计明天可以修复。”
从香港驶往汕头，最多只需要18个小时。“海辽”轮逾期不到，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在几天之内，方枕流接连发出“海辽”轮故障以及修理进度的电报，使台北和汕头招商局始终认为“海辽”轮很快就能自行修复，对“海辽”轮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
1949年9月25日傍晚，“海辽”轮经过6天航行，接近琉球群岛，转向大连。正在值班的马骏突然监听到一份由台北招商局发出的重要电报：“立即派蔡锷轮代替海辽轮赴汕头执行军务，同时赴同安湾查看海辽情况。”他意识到“海辽”轮终于引起了台北招商局的怀疑。方枕流决定最后一次向汕头招商局致电，麻 痹对方，然后断绝所有的电台联系，只收不发，争取时间。
港湾里的惊涛
1949年9月26日起义进入第7天，“海辽”轮距离大连港不到500海里。这时，台北招商局终于发现“海辽”轮消失了。它紧急致电国民党空军派飞机展开空中侦察，随后紧急通电在航货船每隔一个小时报告自己的位置，发现“海辽”行踪立即报告。
紧急通电无形中在浩瀚的大海上布下了一张搜索的大网，“海辽”轮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方枕流命令再次伪装“海辽”轮，全速驶往大连。
1949年9月27日傍晚，“海辽”轮驶过朝鲜半岛，到达渤海湾，距离大连港只有一步之遥，但这里却是起义中最危险的一段航程(图11)。天一亮，“海辽”轮必将被国民党军舰发现，那样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方枕流下令全船按照军事要求，实行灯火管制，全速冲过封锁线。
1949年9月28日晨，伪装成外轮“安东尼亚”号的“海辽”轮，悬挂着“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缓缓驶近由苏联红军管辖的大连港(图12)。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让起义船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海辽”轮进港的要求被苏联引水员拒绝了。原来苏联引水员看到这条船挂外国旗，叫外国名字，可船长却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来路。
台北招商局终于知道“海辽”轮的去向，决定杀一儆百。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数架B24轰炸机飞越营口，直逼大连(图13)。
就在船员们束手无策的时候，苏军引水员再次登上了“海辽”轮。在他的指挥下，“海辽”轮向港外驶去，准确地抛锚在大连港的港界线上。原来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海辽”轮抛锚在港界线上，从法律上讲，它不在港内，国民党政府无法指责苏联接纳了它的船舶。但是，这条船又随着海水流转，即使飞机发现了“海辽”轮，它好像又在港界线内，苏联的飞机在巡逻，国民党飞机兵舰都不敢过来，也不敢轰炸。这正是接应“海辽”轮的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
“海辽”轮终于完成了商船起义的壮举，毛泽东主席专门发来了贺电，称赞“海辽”轮全体船员起义的爱国行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方枕流率领全体船员，在开国大典开始前三分钟，第一次在“海辽”轮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图14)。
建国以后，方枕流和参加起义的船员，立即投身到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创建工作中。“海辽”轮被更名为“东方一号”，一直航行到20世纪70年代退役。
4月的一天，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突然宣布对国营招商局实施军事管制，从那一刻起，招商局数十条商船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国营招商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航运公司，到1949年初，一共拥有商船466艘，总吨位达到40万吨，其中包括由美国建造的大湖型货轮16艘。这是一批客、货混装船，载重量在3000至4000吨之间，曾经行驶在德国潜艇出没的大西洋航线，肩负从美国本土向英国运送战略物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急于安排向台湾撤退的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看中国营招商局的正是这一些船。
何去何从
“海辽”轮
“海辽”轮最初叫“海闽”轮(图1)，排水量3400吨。由于管理不当，多次发生撞船与搁浅事故。1947年3月19日，“海闽”轮在距离厦门附近海面与违规抢行的国民党海军主力护卫舰“伏波”号拦腰相撞，“伏波”舰迅速沉没，舰上134名官兵遇难，仅有一人生还。“海闽”轮虽无责任，但是船长仍然含冤入狱。由于国民党海军扬言要对“海闽”轮进行报复，招商局被迫将“海闽”轮更名为“海辽”轮。
船长方枕流
航运都图个吉利，大家都觉得“海闽轮”晦气，谁也不愿去当船长。招商局最后委派方枕流去“海辽”轮当船长(图2)。方枕流到“海辽轮”以后，治船特别严格，同时很关心船员，所以“海辽轮”很快就焕然一新，他也因此得到招商局在全局通电表彰。
方枕流出生于上海一个清贫的工人家庭，毕业于海关总署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他看到抗战胜利后航运业还是在外国人的控制下，就发动船员，联名上书当局，要求收回海关主权，禁止洋人在中国海关船上工作，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但是他的意见不被采纳，所以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1946年他因为不满海关的现状而愤然辞职，1947年到招商局担任“海辽”轮船长。
十字路口
在招商局的高级船员休息室，一张刚刚贴出的布告骤然间打破了原本悠闲的气氛。这是一张国民党港口司令部的军令，宣布即刻征用招商局所属商船运送军用物资，同时，对所有高级船员实施军事管制，凡有擅离职守者以军法惩处。面对这样一张布告，人们一时无法预料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和船队的命运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天晚上，方枕流回到家中，打算寻找一处可靠的藏身地点，等待上海解放。可是他又担心港口司令部委派新的船长，继续征用自己驾轻就熟的“海辽”轮。
这时，一位神秘的客人在深夜来到了方家，送来一封来自香港的密信，写信的人叫刘双恩(图3)。
方枕流早在1939年在海关船上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刘双恩。刘双恩谈吐不凡，平易近人，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刘双恩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香港华夏公司的船长，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
相机行动
方枕流按照刘双恩的要求，驾驶着“海辽”轮满载着撤退的国民党工兵和施工材料，跟随招商局被征用的船队驶离吴淞码头，前往厦门。方枕流想在航行途中寻找机会把“海辽”轮开到解放区去，脱离内战，实现自己知识报国的理想。
然而，摆在方枕流面前的残酷现实是，商船起义只有死路一条。就在两个多月之前，1949年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好，航速达34节，火力最强的“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抵达解放区的葫芦岛。为了保护军舰，士兵们在舰上绑满了树枝进行伪装，但还是被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发现遭到连续轰炸，尽管全舰官兵使用50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进行顽强抵抗，最终还是被炸伤自沉了(图4)。
一艘火力强大的巡洋舰起义尚且如此，一条毫无还手能力并且航速仅有10节的商船一旦被发现，又该怎样面对国民党飞机和军舰的围追堵截呢。这个事关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一直困扰着方枕流。
1949年9月4日，“海辽”轮和招商局被征用的其他商船离开上海已经三个多月了。就在这天，香港招商局突然意外收到了一封“海辽”轮的电报，要求进港添加燃油。
原来，“海辽”轮正在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海南岛榆林港进行增援。按照军令，“海辽”轮必须空驶赶到黄埔港继续执行军运任务。就在返航的途中，方枕流突然出人意料地下达了一道命令：向香港招商局发报，“军运繁忙，要求进港添加燃油”。这是一封明显违抗军令但又合情合理的电报，实情是当时“海辽”轮上的油料还有200多吨，方枕流发出虚假电报的用意何在?
决定起义
原来，这时国民党已经溃败到台湾，很有可能要把所有的船都调到台湾去。方枕流是急于到香港会见刘双恩。
在香港，刘双恩建议“海辽”轮离开香港之后，无论到哪个港口去执行任务，都要相机起义，因为机会越来越少了。刘双恩告诉方枕流，“海辽”轮起义，是第一艘商船起义，政治影响很大，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做好充分的准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方枕流感到责任重大，当晚就在船长室召集船上思想进步的骨干船员，冒着生命危险，公开了自己准备驾船起义的设想(图5)。大家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对最坏的结果作了充分的准备，万一起义失败大家就服毒自杀，尽忠报国，绝不当国民党的俘虏。
周密计划
起义非但要成功，还一定要把船保存下来，因为解放区没有海轮。为了吸取“重庆号”起义后被炸沉的教训，方枕流反复推敲起义后“海辽”轮的航行路线和最终到达的目的港口。党组织最后决定“海辽”轮开到由苏联红军管辖的港口大连。
为了确保安全，方枕流计划驾驶“海辽”轮从香港出发，避开由国民党控制的台湾海峡，经过巴林塘海峡进入太平洋，远离台湾岛东海岸绕道北上，穿过硫球群岛北端岛屿，取道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冲过国民党海军在渤海湾一带设置的海上封锁线，到达大连港(图6)。
“海辽”轮突然驶进香港，打乱了国民党的军运部署，为筹划起义赢得了10多天的时间。眼看“海辽”轮随时可能接到新的军运任务，可是起义计划仍然不够完善。尤其在起义头三天内，怎样才能不暴露自己的行踪，这个事关成败的关键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就在方枕流苦苦思索的时候，这天，他在香港的一家小书店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国际轮船公司的《船名录》，一个绝妙的轮船隐身计划顷刻之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甩掉尾巴
这天中午，“海辽”轮接到命令，加油完毕即驶往汕头，运送军队前往舟山群岛增援。方枕流意识到这是起义的最后机会。紧接着招商局 又发来电报：“海川”轮将和“海辽”轮结队驶往汕头。一种不祥征兆让方枕流忐忑不安，难道起义的计划泄露了?是招商局特别安排“海川”轮前来监视?
“海川”轮船长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老家在解放区，因为是地主，土地财产被分了，因此他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方枕流清醒地意识到，“海川”轮的出现，将可能打乱整个起义计划。
1949年9月19日上午9时招商局刚上班，就接到“海辽”轮的电报：“我轮需待伙食冰机修妥后开航”。招商局只得命令“海川轮”独自按时起航。方枕流终于设法甩掉了“海川”轮。
伺机起锚
甩掉“海川”轮，“海辽”轮仍然停留在港内。此时，“海辽”轮已经储存了400吨燃油和充足的食物。1949年9月19日中午12时，方枕流突然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全体船员12点以后一律不得上岸，随时准备开航。下午6时，方枕流下令起锚开船。“海辽”轮既没有通知港务局，也没有按照惯例要求引水员领航，独自驶离码头。
方枕流利用了香港招商局对“海辽”轮当天到底能不能开航的不确定心理，选在下午6点招商局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天也黑了的时候启航，使香港招商局不知道他确切的开航时间。第二天再把开航电报发给招商局，就为“海辽”轮争取了一个晚上的航行时间。
瞒天过海
晚上8点，“海辽”轮在暮色的掩护下缓缓向港外驶去，它必须要经过鲤鱼门信号台的盘查(图7)。信号台发来询问船名和航行计划的灯语，这时如果稍有差错，“海辽”轮将被立即扣留。
方枕流一面下令加速前进，一面故意不用信号灯，而是亲自拿了一个手电筒向信号台发出答复的灯语。信号台看不清手电筒的灯语，要求再重发一遍。方枕流继续用手电筒答复，结果信号台还说看不懂，反复了好多次。这时，“海辽”轮加速开过了信号台，信号台也就放行了。
转向113°
方枕流用模糊不清的灯语巧妙地骗过了信号台的盘查，“海辽”轮驶出了鲤鱼门，冒着被国民党飞机炸沉的危险，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历时八天九夜，长达2000海里的起义航程。面对着漆黑夜幕和浪涛翻滚的大海，方枕流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把“海辽”轮安全地驶向大连港，前方是充满惊险的航程。
“海辽”轮按照指令，沿着驶往汕头的航线航行，首先将到达“横栏灯塔”。方枕流决定在那里转向113度，驶往菲律宾海峡(图8)。
控制局面
能否按时转向，事关起义的成败。方枕流立刻向全体船员宣布了自己的起义命令。船员的成分极其复杂，他面临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难题。很快，全体船员本能地预感到船上即将发生和自己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紧接着，几个生火工不仅反对起义，而且态度强硬。船员休息室乱作一团。方枕流想如果在到达横栏灯塔之前，仍不能控制眼前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冷静果断地宣布：“大家放心，万一出事情，枪毙，杀头，我方枕流一人承担，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方枕流的一番话发挥了作用，就在这关键时刻，多年受到方枕流关照的生火长突然开口：“我们应该听船长的话。”一下子就把生火工们稳住了。
休息室里的局面出现了转机，就在这时，“海辽”轮已经到达横栏灯塔的位置。二副从驾驶台赶来等待船长下达指令。方枕流果断命令：“113度。转舵。”(图9)。
那几个生火工一看，船都转向了，就都决定跟着船长走。方枕流当即又表示：每个船员过去做过什么事，一律不追究，而且保证大家原职原薪。
改头换面
夜幕中，“海辽”轮终于驶向起义的航线。天一亮“海辽”轮必将暴露身份，将面临“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后的危险。
为了隐藏“海辽”轮的行踪，方枕流按照《船名录》中英国莫勒轮船公司的轮船外观，命令大家连夜涂改轮船的颜色，把“海辽”轮伪装成外轮“玛丽莫勒”号。
浓雾渐渐散去，瞭望塔上的船员报告，前方发现一艘船，很像国民党海军的巡洋舰。此刻，以“海辽”轮的船速，绝不可能躲避对方的追击，20分钟之后，“海辽”轮或被猛烈的炮火击沉，或被押解返回汕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海辽”轮锋利的船头和敌舰同归于尽。顷刻之间“海辽”轮面临万分危急。
当方枕流终于确认前方并不是国民党军舰，而是一艘外籍货轮的时候，对方突然发来了询问船籍船名的灯语，船上的气氛又变得异常紧张。难道对方识破了“海辽”轮的伪装?方枕流回头一看，猛然间发现船上几处明显而又致命的破绽。原来桅杆的顶部和烟囱上面，有些地方没刷上油漆，内行人一眼就会看穿。
方枕流一边命令船员回复自己是英籍“玛丽莫勒”号货轮，正在进行轮船保养。一边迅速指挥几名水手分别爬上桅杆和火烫的烟囱，用最快的速度补刷了油漆(图10)。
方枕流非常清楚，“海辽”轮还存在着致命的隐患。前后甲板上4个巨大的救生筏，构成了“海辽”轮最明显的外部特征，也是伪装的最大难题。为了确保起义成功，方枕流破釜沉舟，命令拆除救生伐。这意味着，“海辽”轮一旦发生危险，船员们已经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施放烟幕
1949年9月20日早上，“海辽”轮离开香港已经14个小时，方枕流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分别发给就要上班的香港和汕头招商局：“海辽轮冰机故障修复，现在起航，赶赴汕头。”
1949年9月21日上午10点，“海辽”轮即将进入巴林塘海峡，方枕流再次起草了一份发往汕头招商局的电报，电文是：“海辽轮主机滑动汽门调节阀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这封看似普通的电文，表面上是在迷惑招商局，实际上是事先和中共地下党约定的“海辽”轮起义的暗号。
1949年9月22日下午，“海辽”轮发报：“估计明天可修妥，到港延期，甚歉。”
1949年9月23日汕头招商局先后收报：“海辽轮预计可修妥试车”；“经试车，主机仍不能正常运转，轮机员正日夜抢修，预计明天可以修复。”
从香港驶往汕头，最多只需要18个小时。“海辽”轮逾期不到，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在几天之内，方枕流接连发出“海辽”轮故障以及修理进度的电报，使台北和汕头招商局始终认为“海辽”轮很快就能自行修复，对“海辽”轮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
1949年9月25日傍晚，“海辽”轮经过6天航行，接近琉球群岛，转向大连。正在值班的马骏突然监听到一份由台北招商局发出的重要电报：“立即派蔡锷轮代替海辽轮赴汕头执行军务，同时赴同安湾查看海辽情况。”他意识到“海辽”轮终于引起了台北招商局的怀疑。方枕流决定最后一次向汕头招商局致电，麻 痹对方，然后断绝所有的电台联系，只收不发，争取时间。
港湾里的惊涛
1949年9月26日起义进入第7天，“海辽”轮距离大连港不到500海里。这时，台北招商局终于发现“海辽”轮消失了。它紧急致电国民党空军派飞机展开空中侦察，随后紧急通电在航货船每隔一个小时报告自己的位置，发现“海辽”行踪立即报告。
紧急通电无形中在浩瀚的大海上布下了一张搜索的大网，“海辽”轮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方枕流命令再次伪装“海辽”轮，全速驶往大连。
1949年9月27日傍晚，“海辽”轮驶过朝鲜半岛，到达渤海湾，距离大连港只有一步之遥，但这里却是起义中最危险的一段航程(图11)。天一亮，“海辽”轮必将被国民党军舰发现，那样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方枕流下令全船按照军事要求，实行灯火管制，全速冲过封锁线。
1949年9月28日晨，伪装成外轮“安东尼亚”号的“海辽”轮，悬挂着“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缓缓驶近由苏联红军管辖的大连港(图12)。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让起义船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海辽”轮进港的要求被苏联引水员拒绝了。原来苏联引水员看到这条船挂外国旗，叫外国名字，可船长却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来路。
台北招商局终于知道“海辽”轮的去向，决定杀一儆百。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数架B24轰炸机飞越营口，直逼大连(图13)。
就在船员们束手无策的时候，苏军引水员再次登上了“海辽”轮。在他的指挥下，“海辽”轮向港外驶去，准确地抛锚在大连港的港界线上。原来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海辽”轮抛锚在港界线上，从法律上讲，它不在港内，国民党政府无法指责苏联接纳了它的船舶。但是，这条船又随着海水流转，即使飞机发现了“海辽”轮，它好像又在港界线内，苏联的飞机在巡逻，国民党飞机兵舰都不敢过来，也不敢轰炸。这正是接应“海辽”轮的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
“海辽”轮终于完成了商船起义的壮举，毛泽东主席专门发来了贺电，称赞“海辽”轮全体船员起义的爱国行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方枕流率领全体船员，在开国大典开始前三分钟，第一次在“海辽”轮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图14)。
建国以后，方枕流和参加起义的船员，立即投身到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创建工作中。“海辽”轮被更名为“东方一号”，一直航行到20世纪70年代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