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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都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政府行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只是将政府作为一个仅仅取得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范畴，忽视了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府构成了企业生存重要环境的特殊事实，这样的淡化直接影响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然理解。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没有过多的考虑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基于其自身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它们是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对经济（企业行为）干预很少，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得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这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司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研究机会。本文以我国2004年-2011年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寻租理论，研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动机。研究的结果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寻租倾向，而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寻租倾向越强。论文的研究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新的分析性框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
关键词社会责任;产权性质;市场竞争;政治寻租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16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23
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社会公德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的日益严峻，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逐渐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Friedman认为公司唯一的社会责任行为就是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动，以至于现实社会中对于企业为什么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饱受争议。
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种种质疑往往都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背景，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传统的社会责任理论（古典经济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纵观这些西方传统的社会责任理论，似乎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政府行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只是将政府作为一个仅仅取得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范畴。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没有过多的考虑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基于其自身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它们是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对经济（企业行为）干预很少，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2]。
中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究竟是出于慈善的利他主义还是战略自利主义[3]，还是另有所图呢？既然基于西方的传统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回归于中国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去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显得更为迫切。企业总是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其行为必须适应环境，进而趋利避害，因而企业许多行为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4]。中国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政府行为无论是作为“掠夺之手”还是作为“扶持之手”，都将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显著影响[5]。
现有文献从寻租视角研究政府和企业互动行为的并不多，研究政府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互动机制的文献更少，本文基于寻租理论去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寻租倾向，而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寻租倾向。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寻租倾向越强。
本文研究主要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从政治寻租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视角新颖。第二，丰富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揭示了企业寻租行为付出的资源和成本，并从产权性质和市场竞争的角度探究了企业寻租行为的变化。第三，本文的研究避免了现有文献多基于“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等特定灾难事件研究，克服了结论不能有效揭示企业慈善行为的常态规律的不足。
李四海等：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1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关系盛行的国家，“办事找关系”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默认准则。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健全，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周黎安所指出，由于分税制改革和财政联邦主义，使得地方政府控制了大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项目审批、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产业政策，进而对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可以施加决定性影响[6]。因此企业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关键生产要素，在市场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寻租活动变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比如通过建立政治联系。现有文献也表明，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系可以有效的获得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如信贷支持[7]、行业准入[8]、税收优惠[9]和政府补贴[10]，进而提升企业业绩并获取超额收益[11]。
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政府掌握了关键性生产要素，企业对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为了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联系十分重要，而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策略与资源的付出必不可少。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施政理念的提出，政府包括政府官员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为需要，在政治晋升锦标赛的驱动下，如何更快的彰显出政府以及官员个人的政绩成为重要的驱动，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赢取政府（官员）认同的重要方式。
企业需要政府控制下的稀缺资源，政府（官员）需要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双方彼此的需要促进了交易的产生。因此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解释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官员）为了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以及企业相应进行政治寻租的结果。据此本文提出下述假说： 假说1：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明显的寻租倾向。
中国社会自封建社会以来就呈现出严格的等级次序，以及官民分立的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通过地区分权、进行二元金融体制改革和双轨制下的市场改革等举措，不断变革政府管理方式[12]，但是社会二元体制的割裂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多数资源仍在政府计划管理之中，许多领域与行业仍在政府部门垄断中，只允许国有企业涉足，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呈现出“二元所有制结构”特征。而这些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目标、员工激励、经营环境和政治支持等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差异。所以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行为方式，产权性质不同，企业的行为（包括寻租行为）以及行为的动机也会不同[13]。
由于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产权关系，理所当然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资源与帮助，同时更多的承担政府发包的社会责任。
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经营企业的目的就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企业价值。然而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制度环境中，非国有企业由于出身原因，获得政府支持相对较少，在竞争中通常处于劣势地位，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成为民营企业家赢得政府认同、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14]。因此，对非国有企业来言，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更重要的是，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一旦通过建立密切政治关系，获得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为了维系这样的一种隐性契约关系，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维系成本，而社会责任行为付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产权性质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相比于国有产权企业，非国有产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更强。
承前所述，政治寻租能够带来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贷款扶持等政府资源，而企业所处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选择[15]。垄断性行业的这些企业，其行业的进入就已经获得了政府的保护，而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如政府订单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通过合适的行动方式来赢得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对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至关重要，因此其行为的寻租趋向更为明显。如企业通过捐赠，博得政府好感，政府在企业投资建厂、项目审批、产品销售以及税收优惠中给予优先考虑或特殊关照，从而为企业带来各种收益[16，17，11]。同时竞争性企业比非竞争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企业的竞争策略更为多样化，生产性策略（如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与非生产性策略（比如政治寻租）都有可能被使用，而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制度的缺失与不健全，寻租行为的普遍存在，使得这些企业通过非生产性的寻租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成为重要的策略，现实中各种寻租手段层出不穷，以社会责任行为来向政府寻租具有其独特的优点[18]，自然也就会成为企业寻租的方式。因此市场竞争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越强，付出的寻租成本可能也会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市场竞争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越强。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中所选样本为2004年-2011年期间中国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同时，我们依据以下标准对原始样本进行了筛选：①剔除捐赠数据披露口径不一致的样本;②剔除当年IPO上市的公司以及金融类上市公司;③剔除公司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的背景披露不详的样本。最终，本文的研究得到6 845个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企业特征数据中的捐赠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CSMAR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中的企业年报，企业的董事会背景资料来自CSMAR中的公司治理数据库以及企业年报，其他企业特征数据来自CSMAR的公司财务年报数据。为了克服极端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2.2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我们将设定如下的检验模型：
Donation=α+β1CPC+β2CC+β3JZD+β4Time+β5Size
+β6ROE+β7Lev+β8FCF+β9Outsize
+β10Cirplum+β11Shrcr1+β12IndexZ
+β13Shrcr10+β14Taxprice+β15Year
+β16Industry+ε
模型中因变量是企业的捐赠支出情况（Donation），具体是以代表捐赠意愿的Donation0（捐赠与否）、代表绝对捐赠水平的捐赠金额（Donation1）以及代表捐赠相对水平的捐赠支出收入比（Donation2）和捐赠支出资产比（Donation3）来度量。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涉及多维度，难以进行综合量化，目前理论界缺乏统一、权威的度量方法，因此我们选择以企业捐赠这一社会责任重要维度进行研究。
模型中主要的自变量是政治联系（CPC），以政治联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来分析企业的寻租倾向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具有其合理性。在中国“官本位”权力观念下政府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控制着大量个人以及组织发展所需要的稀缺资源，这些特点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的重要性[19]。企业通过政治联系与政府（官员）在交往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隐形契约，基于这种隐性契约，企业在资源的获取等方面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帮助。由于社会交换遵循的是互惠和公平原则[20]，当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这种隐性契约形成后，一旦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政府官员为了增加个人的政绩希望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就自然会对有隐性契约关系的企业产生期望和要求。而企业为了维护和发展这种隐性契约，以便持续的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必然会以实际的行动来满足政府的期望和要求。捐赠的社会公众效应更能使企业赢得政府的认同，因此捐赠自然也就会成为企业满足政府期望和要求的一种行动方式。据此我们预期企业具有的政治联系对企业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我们将这种正向影响称为“政治联系的捐赠效应”，以反映企业捐赠行为的寻租动机与寻租倾向。 模型中政治联系（CPC）变量的度量根据我国的制度背景以及以往文献的做法，通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是曾经或者正在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任职来定义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政治联系。模型中产权性质（CC）、市场竞争度（JZD）均是虚拟变量。其中市场竞争度（JZD）虚拟变量根据企业所处行业是否为高壁垒等垄断性行业作为判断标准。在模型中控制了公司特征效应、行业效应和年份效应，此外在企业捐赠行为的研究文献中通常会考虑控制税收的影响，即捐赠的税收价格（Taxprice）。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从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绝对捐赠金额（Donation1）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9和0.26，代表捐赠相对水平的捐赠支出收入比
1-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1-公司不可在税前扣除捐赠数额/公司捐赠总额）
（Donation2）和捐赠支出资产比（Donation3）平均值分别为0.38和0.20，准差分别为0.87和0.44，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间的捐赠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中38%的董事长具有政治联系，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参与还是相当普遍的。从表2还可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36%，基本上达到了证监会的要求;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54%，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比较高，财务风险较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5.74%，呈现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3.2回归结果分析
3.2.1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寻租倾向的实证证据
考虑到政治联系与企业捐赠行为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我们使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进行内生性判断， 检验结果表明政治联系虚拟变量（CPC）不具有显著的内生性。
这样的结果其实与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相符，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 一般都是曾经担任而不是现任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公司高管担任政府官员通常发生在当期企业捐赠之前，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每五年换届一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背景的高管，并不能因为今年的捐赠表现而马上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表3和表4对假设1进行了检验，其中表3是混合截面数据OLS回归结果，表4是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用Logit模型，而模型（2）、（3）、（4）用的是Tobit模型。我们发现，政治联系变量（CPC）在所有的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捐赠意愿还是在捐赠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上，政治关系都显著的影响了企业的捐赠行为。这意味着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亲疏显著的影响了其社会责任行为（捐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维护、提升政府关系，这些反映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显著的受到了政府（寻租利益）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寻租倾向。
3.2.2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产权性质的影响
赠（Donation）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5）、（6）、（7）、（8）中的样本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在非竞争性行
业中，我们发现，政治关系（CPC）除了与绝对捐赠金额（Donation1）显著正相关外，与其他捐赠变量（Donation）均不显著。这表明，与非竞争性行业的企业相比，处于竞争性行业的政治寻租倾向更为明显，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他们会更多通过捐赠这种具有社会公众效应的行动方式来赢得政府的认同，从而获取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的资源。
3.2.4拓展性分析：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的交互影响
前面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存在寻租倾向，而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会影响其
寻租的倾向。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寻租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具体结果可根据要求提供）发现市场竞争与政治关系
的交乘项（JZD·CPC）与企业捐赠意愿、捐赠的相对水平正相关，而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以及政治关系的交乘项（CC·JZD·CPC）与企业捐赠意愿、捐赠的相对水平却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产权性质同样降低了市场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寻租倾向的影响，国有产权企业由于天然的产权关系，自然可以获得政府的资源与帮助，尽管同样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其捐赠行为的寻租倾向也明显要低于私有产权企业。
4结论与建议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府干预仍然可以渗入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而与此相应特征的是寻租盛行。由于政府对众多生产要素资源的占有，企业为了获得相应资源，在法律法规等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以及当前的社会、政治氛围下，利用承担社会责任如慈善捐赠等作为寻租工具，进行政治寻租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并且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寻租倾向。同样，相对于非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帮助以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也表现出强烈的寻租倾向。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尤其是慈善捐赠，本来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是否承担和承担多少是企业的自愿选择。然而在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的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各种对口扶贫、赈灾捐款等指令劝募，社会责任演变成了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工具。更有甚者，最终的慈善捐款只是暖了政府冷了民众，扰乱了市场秩序错配了经济资源。为此，只有进行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真正向利益相关者寻利
转变，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辑：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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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Political Rentseeking Theory
LI Sihai1LI Xiaolong2SONG Xianzhong2
（1. School of Accounti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Either classic economics theo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r stakeholder theory， ignores an important element：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syste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Instead， they just treat the government as a stakeholder who get the tax revenue， and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environment of a corporate under som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confus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The CSR in western countries is based on the highly free market economy， where government makes littl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re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assump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ak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tribute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business decisions in some emerging markets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It provides us a research opportunity to study CS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Choos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s a research sample， based on the rentseeking theo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we study the rentseeking tendency in our country’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We find that the enterprises’ CSR presents obvious rentseeking tendenc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ual economy system，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property rights， while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show a stronger tendency of political rentseeking in their CSR. Meanwhile， we find that when the product markets face a fierce competition， the enterprises rentseeking tendency in their CSR will be stronger. We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is paper， which may enrich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CSR.
Key words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perty rights; market competition; political rentseeking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都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政府行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只是将政府作为一个仅仅取得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范畴，忽视了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府构成了企业生存重要环境的特殊事实，这样的淡化直接影响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然理解。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没有过多的考虑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基于其自身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它们是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对经济（企业行为）干预很少，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得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这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司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研究机会。本文以我国2004年-2011年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寻租理论，研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动机。研究的结果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寻租倾向，而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寻租倾向越强。论文的研究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新的分析性框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
关键词社会责任;产权性质;市场竞争;政治寻租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16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23
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社会公德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的日益严峻，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逐渐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Friedman认为公司唯一的社会责任行为就是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动，以至于现实社会中对于企业为什么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饱受争议。
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种种质疑往往都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背景，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传统的社会责任理论（古典经济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纵观这些西方传统的社会责任理论，似乎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政府行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只是将政府作为一个仅仅取得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范畴。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没有过多的考虑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基于其自身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它们是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对经济（企业行为）干预很少，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2]。
中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究竟是出于慈善的利他主义还是战略自利主义[3]，还是另有所图呢？既然基于西方的传统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回归于中国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去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显得更为迫切。企业总是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其行为必须适应环境，进而趋利避害，因而企业许多行为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4]。中国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政府行为无论是作为“掠夺之手”还是作为“扶持之手”，都将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显著影响[5]。
现有文献从寻租视角研究政府和企业互动行为的并不多，研究政府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互动机制的文献更少，本文基于寻租理论去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寻租倾向，而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寻租倾向。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寻租倾向越强。
本文研究主要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从政治寻租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视角新颖。第二，丰富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揭示了企业寻租行为付出的资源和成本，并从产权性质和市场竞争的角度探究了企业寻租行为的变化。第三，本文的研究避免了现有文献多基于“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等特定灾难事件研究，克服了结论不能有效揭示企业慈善行为的常态规律的不足。
李四海等：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1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关系盛行的国家，“办事找关系”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默认准则。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健全，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周黎安所指出，由于分税制改革和财政联邦主义，使得地方政府控制了大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项目审批、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产业政策，进而对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可以施加决定性影响[6]。因此企业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关键生产要素，在市场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寻租活动变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比如通过建立政治联系。现有文献也表明，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系可以有效的获得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如信贷支持[7]、行业准入[8]、税收优惠[9]和政府补贴[10]，进而提升企业业绩并获取超额收益[11]。
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政府掌握了关键性生产要素，企业对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为了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联系十分重要，而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策略与资源的付出必不可少。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施政理念的提出，政府包括政府官员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为需要，在政治晋升锦标赛的驱动下，如何更快的彰显出政府以及官员个人的政绩成为重要的驱动，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赢取政府（官员）认同的重要方式。
企业需要政府控制下的稀缺资源，政府（官员）需要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双方彼此的需要促进了交易的产生。因此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解释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官员）为了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以及企业相应进行政治寻租的结果。据此本文提出下述假说： 假说1：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明显的寻租倾向。
中国社会自封建社会以来就呈现出严格的等级次序，以及官民分立的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通过地区分权、进行二元金融体制改革和双轨制下的市场改革等举措，不断变革政府管理方式[12]，但是社会二元体制的割裂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多数资源仍在政府计划管理之中，许多领域与行业仍在政府部门垄断中，只允许国有企业涉足，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呈现出“二元所有制结构”特征。而这些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目标、员工激励、经营环境和政治支持等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差异。所以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行为方式，产权性质不同，企业的行为（包括寻租行为）以及行为的动机也会不同[13]。
由于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产权关系，理所当然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资源与帮助，同时更多的承担政府发包的社会责任。
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经营企业的目的就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企业价值。然而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制度环境中，非国有企业由于出身原因，获得政府支持相对较少，在竞争中通常处于劣势地位，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成为民营企业家赢得政府认同、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14]。因此，对非国有企业来言，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更重要的是，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一旦通过建立密切政治关系，获得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为了维系这样的一种隐性契约关系，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维系成本，而社会责任行为付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产权性质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相比于国有产权企业，非国有产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更强。
承前所述，政治寻租能够带来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贷款扶持等政府资源，而企业所处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选择[15]。垄断性行业的这些企业，其行业的进入就已经获得了政府的保护，而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如政府订单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通过合适的行动方式来赢得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对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至关重要，因此其行为的寻租趋向更为明显。如企业通过捐赠，博得政府好感，政府在企业投资建厂、项目审批、产品销售以及税收优惠中给予优先考虑或特殊关照，从而为企业带来各种收益[16，17，11]。同时竞争性企业比非竞争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企业的竞争策略更为多样化，生产性策略（如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与非生产性策略（比如政治寻租）都有可能被使用，而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制度的缺失与不健全，寻租行为的普遍存在，使得这些企业通过非生产性的寻租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成为重要的策略，现实中各种寻租手段层出不穷，以社会责任行为来向政府寻租具有其独特的优点[18]，自然也就会成为企业寻租的方式。因此市场竞争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越强，付出的寻租成本可能也会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市场竞争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越强。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中所选样本为2004年-2011年期间中国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同时，我们依据以下标准对原始样本进行了筛选：①剔除捐赠数据披露口径不一致的样本;②剔除当年IPO上市的公司以及金融类上市公司;③剔除公司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的背景披露不详的样本。最终，本文的研究得到6 845个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企业特征数据中的捐赠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CSMAR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中的企业年报，企业的董事会背景资料来自CSMAR中的公司治理数据库以及企业年报，其他企业特征数据来自CSMAR的公司财务年报数据。为了克服极端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2.2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我们将设定如下的检验模型：
Donation=α+β1CPC+β2CC+β3JZD+β4Time+β5Size
+β6ROE+β7Lev+β8FCF+β9Outsize
+β10Cirplum+β11Shrcr1+β12IndexZ
+β13Shrcr10+β14Taxprice+β15Year
+β16Industry+ε
模型中因变量是企业的捐赠支出情况（Donation），具体是以代表捐赠意愿的Donation0（捐赠与否）、代表绝对捐赠水平的捐赠金额（Donation1）以及代表捐赠相对水平的捐赠支出收入比（Donation2）和捐赠支出资产比（Donation3）来度量。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涉及多维度，难以进行综合量化，目前理论界缺乏统一、权威的度量方法，因此我们选择以企业捐赠这一社会责任重要维度进行研究。
模型中主要的自变量是政治联系（CPC），以政治联系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来分析企业的寻租倾向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具有其合理性。在中国“官本位”权力观念下政府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控制着大量个人以及组织发展所需要的稀缺资源，这些特点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的重要性[19]。企业通过政治联系与政府（官员）在交往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隐形契约，基于这种隐性契约，企业在资源的获取等方面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帮助。由于社会交换遵循的是互惠和公平原则[20]，当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这种隐性契约形成后，一旦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政府官员为了增加个人的政绩希望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就自然会对有隐性契约关系的企业产生期望和要求。而企业为了维护和发展这种隐性契约，以便持续的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必然会以实际的行动来满足政府的期望和要求。捐赠的社会公众效应更能使企业赢得政府的认同，因此捐赠自然也就会成为企业满足政府期望和要求的一种行动方式。据此我们预期企业具有的政治联系对企业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我们将这种正向影响称为“政治联系的捐赠效应”，以反映企业捐赠行为的寻租动机与寻租倾向。 模型中政治联系（CPC）变量的度量根据我国的制度背景以及以往文献的做法，通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是曾经或者正在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任职来定义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政治联系。模型中产权性质（CC）、市场竞争度（JZD）均是虚拟变量。其中市场竞争度（JZD）虚拟变量根据企业所处行业是否为高壁垒等垄断性行业作为判断标准。在模型中控制了公司特征效应、行业效应和年份效应，此外在企业捐赠行为的研究文献中通常会考虑控制税收的影响，即捐赠的税收价格（Taxprice）。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从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绝对捐赠金额（Donation1）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9和0.26，代表捐赠相对水平的捐赠支出收入比
1-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1-公司不可在税前扣除捐赠数额/公司捐赠总额）
（Donation2）和捐赠支出资产比（Donation3）平均值分别为0.38和0.20，准差分别为0.87和0.44，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间的捐赠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中38%的董事长具有政治联系，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参与还是相当普遍的。从表2还可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36%，基本上达到了证监会的要求;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54%，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比较高，财务风险较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5.74%，呈现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3.2回归结果分析
3.2.1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寻租倾向的实证证据
考虑到政治联系与企业捐赠行为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我们使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进行内生性判断， 检验结果表明政治联系虚拟变量（CPC）不具有显著的内生性。
这样的结果其实与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相符，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 一般都是曾经担任而不是现任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公司高管担任政府官员通常发生在当期企业捐赠之前，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每五年换届一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背景的高管，并不能因为今年的捐赠表现而马上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表3和表4对假设1进行了检验，其中表3是混合截面数据OLS回归结果，表4是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用Logit模型，而模型（2）、（3）、（4）用的是Tobit模型。我们发现，政治联系变量（CPC）在所有的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捐赠意愿还是在捐赠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上，政治关系都显著的影响了企业的捐赠行为。这意味着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亲疏显著的影响了其社会责任行为（捐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维护、提升政府关系，这些反映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显著的受到了政府（寻租利益）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寻租倾向。
3.2.2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倾向：产权性质的影响
赠（Donation）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5）、（6）、（7）、（8）中的样本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在非竞争性行
业中，我们发现，政治关系（CPC）除了与绝对捐赠金额（Donation1）显著正相关外，与其他捐赠变量（Donation）均不显著。这表明，与非竞争性行业的企业相比，处于竞争性行业的政治寻租倾向更为明显，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他们会更多通过捐赠这种具有社会公众效应的行动方式来赢得政府的认同，从而获取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的资源。
3.2.4拓展性分析：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的交互影响
前面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存在寻租倾向，而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会影响其
寻租的倾向。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寻租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具体结果可根据要求提供）发现市场竞争与政治关系
的交乘项（JZD·CPC）与企业捐赠意愿、捐赠的相对水平正相关，而产权性质与市场竞争以及政治关系的交乘项（CC·JZD·CPC）与企业捐赠意愿、捐赠的相对水平却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产权性质同样降低了市场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寻租倾向的影响，国有产权企业由于天然的产权关系，自然可以获得政府的资源与帮助，尽管同样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其捐赠行为的寻租倾向也明显要低于私有产权企业。
4结论与建议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府干预仍然可以渗入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而与此相应特征的是寻租盛行。由于政府对众多生产要素资源的占有，企业为了获得相应资源，在法律法规等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以及当前的社会、政治氛围下，利用承担社会责任如慈善捐赠等作为寻租工具，进行政治寻租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并且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寻租倾向。同样，相对于非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帮助以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也表现出强烈的寻租倾向。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尤其是慈善捐赠，本来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是否承担和承担多少是企业的自愿选择。然而在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的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各种对口扶贫、赈灾捐款等指令劝募，社会责任演变成了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工具。更有甚者，最终的慈善捐款只是暖了政府冷了民众，扰乱了市场秩序错配了经济资源。为此，只有进行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真正向利益相关者寻利
转变，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辑：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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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Political Rentseeking Theory
LI Sihai1LI Xiaolong2SONG Xianzhong2
（1. School of Accounti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Either classic economics theo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r stakeholder theory， ignores an important element：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syste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Instead， they just treat the government as a stakeholder who get the tax revenue， and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environment of a corporate under som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confus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The CSR in western countries is based on the highly free market economy， where government makes littl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re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assump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ak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tribute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business decisions in some emerging markets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It provides us a research opportunity to study CS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Choos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s a research sample， based on the rentseeking theo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we study the rentseeking tendency in our country’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We find that the enterprises’ CSR presents obvious rentseeking tendenc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ual economy system，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property rights， while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show a stronger tendency of political rentseeking in their CSR. Meanwhile， we find that when the product markets face a fierce competition， the enterprises rentseeking tendency in their CSR will be stronger. We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is paper， which may enrich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CSR.
Key words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perty rights; market competition; political rentsee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