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鞭炮去留引起的民俗争论，已经演变为年关的一场口水战。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乌丙安教授，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中仅有的两个中国专家之一，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强调，“十多年了，年年记者都要追问我相同的问题，我一再重复我的观点，鞭炮是不可替代的。”
　　从驱赶怪物“年”的传说，到“进晦气、迎吉祥”、普天同庆一团喜气，烟花爆竹一直是中国年活动中最声色绚烂的一幕。但是，近十几年来，与烟花鞭炮有关的提案频繁出现在两会议案上，“禁”与“燃”间的争论喧嚣不止。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徐莉，对儿时过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市政府大门口厚得没膝鲜红的鞭炮碎屑。曾经政府和民众一道放烟花鞭炮，共庆新春，但后来却是全国282个城市政府先后颁布烟花鞭炮的禁放令。
　　“鞭炮屡屡伤人”、“火灾由鞭炮引起”，烟花鞭炮成为春节里反面的社会事件，1993年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虑，北京率先在全国制定烟花鞭炮的禁放政策。禁放示范效应产生后，年味消弭的抱怨也随之四起。在民俗学的争论声中，近年来106个城市宣布有限开禁。
　　“严格禁放的结果是禁一漏万。”上海市消防局防火部副部长顾金龙这般回首曾经的禁放。现在，上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让消防队员们年关忙碌了。
　　烟花人沪要经过4道质检关，商家必须持证销售，居民按照规定限时限地燃放；安全常识宣传送抵社区；积极发动群众有奖举报未经审验的非法烟花鞭炮。上海市消防局危管处处长范永清说：“与其管这管那，不如给老百姓提个醒，告诉他们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没有禁绝春节期间燃放烟花鞭炮的上海，老百姓的心态近年来反倒愈加平和、理智，燃放烟花的攀比心理也渐渐回归到图个热闹和吉庆的初衷。羡慕上海之余，北京居民吴森钟表示，节日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方式之一，在文化与其他因素发生冲突时，应文化优先。
　　在华人文化为主导的新加坡，禁放 34年之久的鞭炮去年终于正式解禁。有评论认为新加坡的解禁是在积累了34年的财富之后才实行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目前来讲成本过高。而在上海，低事故率的有限燃放，使得传统并没有被现代抹杀。
　　放鞭炮并非只是为过年应景。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郭永玉教授说，中华民族自宋明理学后就丢弃了狂欢，现代的中国人更缺乏这种方式，所以一些人用酗酒甚至破坏性的手段来宣泄。而原本承载着祈福寓意的鞭炮，在短暂的燃烧中散发出的声光刺激，也许能承担部分抒发能量的效力。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近年来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压力处理培训，职场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快速消减人们的快乐度和满意度，严重影响了城市人的心理健康。他认为，“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在欢乐中宣泄一下情绪，是非常利于身心健康的。而在中国沿袭的社会文化中，宣泄方式十分有限。”
　　“争论悬而未决，说明传统在当今的社会断层很大。经历了彻底反传统的一段时期后，现代化飞驰而来，人们还来不及对传统反思，就被卷进文化断层中。”乌丙安教授说。
　　或许热闹与滋扰仅一步之遥，城市越发达，神经越脆弱，就连搬进城市里的动物也不例外。据报载，今年春节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动物们患上了惊慌、烦躁不安的“鞭炮病”，突发的鞭炮声吓得刚为狮母的非洲狮不再哺育幼仔。 这至少从一个方面证明，放爆竹的传统意义还是存在的，根据传说，放爆竹的缘起就是试图利用爆竹的“劈啪”声来吓走叫“年”的怪兽的。值得同情的是被人类关起来的动物，进化了这么多年，仍然还没有习惯人类这种找乐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