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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战略需要，作者提出实施“少数族区域传播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工程”的设想，简要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对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的必要性和现实需要，并就实施这项工程提出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 区域传播 语言媒介 研究学派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逐渐进入主流的时候，学术争议也在增大，显示该研究该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其中就包括地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现状和特质的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体系，缺乏流派化个性。笔者认为，应把对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奠基工程给予重视，积极实施少数民族区域传播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工程，致力于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
历史的研究无疑走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最前列，并形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通史”，取得了体系化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历史的研究就已经结束，所有问题获得答案。实际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虽然不过百年，但其中的历史内涵和题目并不单纯和透明化。对于这一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权威专家白润生先生也不回避。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举例说明历史的研究依然充满“悬案”：关于《婴报》是否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就有学者认为1895-1897年在俄罗斯赤塔市出版的《东陲生活》（也称《东方边疆生活》）为最早。而有的学者还经过考证，判断《婴报》的文字并非规范的蒙古文字，因而并不能称为蒙古文报纸，所谓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逻辑基础便不存在。另有一例，关于最早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就有3种说法：一是1956年拉萨萨木汝林卡的新闻培训班，一是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创办的新闻编辑科，一是1939年在新疆日报社举办的新闻技术训练班①。这就证明：即使“短暂”的历史，也不必然是毫无争议、清晰透明的历史，依然需要通过学术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深入进展，亟需在地方历史的研究方面全面取得成果。
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规律和特点的研究，更是充满盲点，缺乏逻辑体系和深度，成为该研究领域的软肋，甚至在学界造成了这样的误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就是沉浸于历史的学问。历史研究实际是现实研究的奠基工程，但绝不是研究的归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学科价值，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它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未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现在严重缺乏的依然是学理的研究、传播方式和规律的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对外传播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成果多少年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非常难产，固然有学理基础薄弱的羁绊，但最关键的是缺乏现实的扎实根基：仅仅凭借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状况浮光掠影的印象，显然不能触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本质规律和不可替代的传播特质。如果把我们的眼光朝下，紧紧盯住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实际，高度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构架和难题，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特点、困难、发展趋势研究清楚，并能够抽象出可以感受出来的特质，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那就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成果，更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根本性进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在学科上的建设将不再会是一种模糊的目标，而是可以触摸的期望了。
由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起步，构筑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的大厦的坚实基础，实际上已经在不同视角中展开，但缺陷明显。它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正确方向。在已有的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研究成果中，可知关于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区和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轮廓初成，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没有诞生自己的地方新闻传播史。以媒体从业者、大学新闻传播学者和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务、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传播政策、对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进展。但像周建明《新疆新闻发展战略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牛丽红《新闻报道中西北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这样的区域新闻传播专著并不多见，整体研究比较碎片化。特别是如新疆、云南地区那样规范的传播效果研究更是匮乏，它会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多带有宏观推衍、高高在上的空洞感。凭借“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机制和平台，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发起编撰《中国少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②，就汇集了北京、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14个少数民族地区或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省市，意在梳理各地方新闻传播的历史、现状和传播特点，包括设置“大事记”等。它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非官方“蓝皮书”，具有直接的文献和参考价值。作为其中的编辑者，笔者深知它还不能称得上是最完整、最满意的“蓝皮书”：中国中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湖南、湖北因故未能跻身其中；有些地方的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并未概括得很准确；而有些地方的特点却未被真正发掘出来。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方面，维吾尔文字媒介、藏语媒介、蒙文媒介、朝鲜文媒介等的研究已经有较为完整的成果，而更多较小民族的语言媒介的研究还属空白，传统媒体如报刊的研究较多，但新媒体的研究则为鲜见。
最为关键的是，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要在不同地区、不同语言媒介的完整而深入的考察中，把握它们不同的区域特色和特殊传播品质。少数民族地方或区域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和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特殊性。这些各个地区新闻传播的差异、区别，实际凝聚着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独特传播品，蕴含着传播的独有价值。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其新闻传播的特质已经有醒目的体现。比如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自治区地方，由此形成的藏汉双语传播机制，大概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最完善、最明晰的民文——汉文双语传播机制，构成了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的特征。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多民族及语言文字的存在，就形成了最多语种的双语传播机制：《新疆日报》使用的语言文字达到4种（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使用汉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5种语言进行广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与东南亚国家毗邻的区位优势，使其“东盟传播”成为它的传播增长点和研究优势。内蒙古自治区在蒙古语言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和传播成熟度方面占有优势。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缺少少数民族语言传播媒介，故在哪些方面体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尚在思考中。全国还有不少省市，特别是青海、云南、四川、甘肃、辽宁等地方，设立有民族自治州、县，它们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具有独特性。不过，关于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梳理和记录，深入研究其传播特性和规律的并不多。而这些规律，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性的基础，同时最有可能构成中国新闻传播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逐渐深入的时候，学者们很自然地就关注它的学科建设问题。这种关注必将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境界，只是在一定文化发展时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可能不大。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包括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研究领域、研究水准等，距学科建设的目标距离还很大。在2012年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贾文山先生就提出，促成和构建少数民族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流派）”的意见，令人眼前一亮。它的合理性就在于看到了这个领域研究的特殊性和研究的前景，云集各路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展开研究，在五彩纷纭的学术语境中，展示不同的研究成果，而又不会拘泥于学科建设的条条框框，特别适合尚处于“奠基期”中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如果真正有志于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流派”，它的着力点也许并不要急于在宏观上建立多么庞大的体系，而正在于从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入手，扎扎实实地勾勒各个地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轨迹和传播个性，描绘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地域、民族图谱，为提炼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提供素材和基础。
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视野和方法的狭隘。我们总有宏观研究和思考的习惯，认为这样就能够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本质。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能够做到扎实的基础研究，所谓“宏观”就极有可能演化成空洞。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的当前语境下，最需要的是奠定研究的基础，其中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这种判断的根据，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巨大区别性。如果不能够将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归纳和概括起来，从中抽象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共性，那么，要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整体研究目标，显然是空中楼阁。由此可以预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而且是有效的突破点。我们需要宏观的关照，但更需要中观的把握。如果宏观的研究是整体建筑的顶层设计，中观的研究则是建筑的构架。
根据这种设计，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就明确致力于建设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西藏新闻传播”是我们学术中心的不二主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石。“西藏新闻传播”主要是地域新闻传播的概念，但也包括跨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藏族）新闻传播的概念。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设计并开始实施“西藏新闻传播书系”工程，首批包括三册“西藏新闻传播史”、“西藏新闻传播概论”、“西藏新闻传播实务”的编撰。它们的基本范畴就是“西藏”，而不是较大范围的“少数民族”，以突显地域特色，做出自己的品牌。在硕士点建设中，我们整合全校资源，在“新闻与传播”一级学科下设6个方向，其中二级学科“新闻学”下设3个方向：西藏（藏语）新闻传播史论研究；藏区传统编辑出版文化研究；西藏文化产业与媒介品牌研究；二级学科“传播学”下设3个方向：西藏文化传播研究；传媒与西藏形象建构研究；藏学文献信息开发与传播研究，并由此组建学科团队。在学校2012年启动的民族学博士点申报中，新闻传播学院以自己的研究特色，在其中设立“西藏民族文化与传播”方向，力争有所作为。所有专业教师的学术研究，都要在这个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持续努力。在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申报中，我们无一例外地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以西藏新闻传播为视角，取得了重大进展：从2005年至今，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教育部项目3项，国家民委项目4项，西藏自治区人文社科专项基金项目和人文社科项目5项，已经构成了西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阵容。我们利用西藏所属民族院校的独特优势，先后构建了多层次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平台：“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建，2010）、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藏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下设，2011）、西藏对外传播研究平台（西藏自治区2011“西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下设，2012）、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单位（2010）、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单位（2012）、陕西省新闻传播学会副会长单位（2012）、陕西省咸阳市新闻学会长单位（2012）等，为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创造了条件。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笔者有如下建议：
1. 从学会研究战略规划的角度，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区域和民族界别传播研究。学会应对“区域研究”进行调研和梳理，掌握基本状况，提出研究指导策略，激励和扶植这项研究。
2.民族大学（学院）新闻传播院系应突出区域和民族本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占据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民族大学应把本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要支撑点，逐渐凝聚特色，构建研究团队，形成学科优势。即使非民族大学的中西部大学的新闻院系，也可以利用本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特点，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列为学科建设支点之一。
3.建设区域传播研究中心（平台）。在区域特点接近的地方，可以共建研究平台。如建立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中心：藏语传媒研究中心（全国已形成“藏语传媒协作会议”，最近的第十三届会议在甘肃甘南进行）、蒙古语传媒研究中心、维吾尔语传媒研究中心、朝鲜语传媒研究中心等；建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全国五大民族自治区地区应率先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其他民族区域的研究中心也应逐步建立起来。
4.编撰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史和不同民族语言媒介史。尚属空白的民族地区应编写本地区新闻传播史，整体把握新闻传播的历史和传播规律，奠定研究基础。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应编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史，从核心范畴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5.编制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年度报告。民族大学新闻院系应是编制报告的主体，它同时也应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惯例。
引注：
①《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基本问题探析》 白润生，载《新闻学论集》第28辑，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2年6月
②《中国少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年
作者简介：周德仓，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新闻传播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张萍，西藏民族学院2011级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研究方向研究生
责任编辑：邰山虎
关键词：少数民族 区域传播 语言媒介 研究学派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逐渐进入主流的时候，学术争议也在增大，显示该研究该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其中就包括地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现状和特质的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体系，缺乏流派化个性。笔者认为，应把对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奠基工程给予重视，积极实施少数民族区域传播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工程，致力于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
历史的研究无疑走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最前列，并形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通史”，取得了体系化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历史的研究就已经结束，所有问题获得答案。实际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虽然不过百年，但其中的历史内涵和题目并不单纯和透明化。对于这一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权威专家白润生先生也不回避。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举例说明历史的研究依然充满“悬案”：关于《婴报》是否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就有学者认为1895-1897年在俄罗斯赤塔市出版的《东陲生活》（也称《东方边疆生活》）为最早。而有的学者还经过考证，判断《婴报》的文字并非规范的蒙古文字，因而并不能称为蒙古文报纸，所谓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逻辑基础便不存在。另有一例，关于最早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就有3种说法：一是1956年拉萨萨木汝林卡的新闻培训班，一是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创办的新闻编辑科，一是1939年在新疆日报社举办的新闻技术训练班①。这就证明：即使“短暂”的历史，也不必然是毫无争议、清晰透明的历史，依然需要通过学术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深入进展，亟需在地方历史的研究方面全面取得成果。
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规律和特点的研究，更是充满盲点，缺乏逻辑体系和深度，成为该研究领域的软肋，甚至在学界造成了这样的误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就是沉浸于历史的学问。历史研究实际是现实研究的奠基工程，但绝不是研究的归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学科价值，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它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未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现在严重缺乏的依然是学理的研究、传播方式和规律的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对外传播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成果多少年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非常难产，固然有学理基础薄弱的羁绊，但最关键的是缺乏现实的扎实根基：仅仅凭借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状况浮光掠影的印象，显然不能触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本质规律和不可替代的传播特质。如果把我们的眼光朝下，紧紧盯住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实际，高度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构架和难题，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特点、困难、发展趋势研究清楚，并能够抽象出可以感受出来的特质，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那就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成果，更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根本性进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在学科上的建设将不再会是一种模糊的目标，而是可以触摸的期望了。
由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起步，构筑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的大厦的坚实基础，实际上已经在不同视角中展开，但缺陷明显。它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正确方向。在已有的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研究成果中，可知关于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区和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轮廓初成，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没有诞生自己的地方新闻传播史。以媒体从业者、大学新闻传播学者和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务、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传播政策、对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进展。但像周建明《新疆新闻发展战略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牛丽红《新闻报道中西北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这样的区域新闻传播专著并不多见，整体研究比较碎片化。特别是如新疆、云南地区那样规范的传播效果研究更是匮乏，它会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多带有宏观推衍、高高在上的空洞感。凭借“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机制和平台，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发起编撰《中国少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②，就汇集了北京、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14个少数民族地区或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省市，意在梳理各地方新闻传播的历史、现状和传播特点，包括设置“大事记”等。它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非官方“蓝皮书”，具有直接的文献和参考价值。作为其中的编辑者，笔者深知它还不能称得上是最完整、最满意的“蓝皮书”：中国中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湖南、湖北因故未能跻身其中；有些地方的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并未概括得很准确；而有些地方的特点却未被真正发掘出来。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方面，维吾尔文字媒介、藏语媒介、蒙文媒介、朝鲜文媒介等的研究已经有较为完整的成果，而更多较小民族的语言媒介的研究还属空白，传统媒体如报刊的研究较多，但新媒体的研究则为鲜见。
最为关键的是，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要在不同地区、不同语言媒介的完整而深入的考察中，把握它们不同的区域特色和特殊传播品质。少数民族地方或区域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和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特殊性。这些各个地区新闻传播的差异、区别，实际凝聚着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独特传播品，蕴含着传播的独有价值。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其新闻传播的特质已经有醒目的体现。比如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自治区地方，由此形成的藏汉双语传播机制，大概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最完善、最明晰的民文——汉文双语传播机制，构成了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的特征。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多民族及语言文字的存在，就形成了最多语种的双语传播机制：《新疆日报》使用的语言文字达到4种（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使用汉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5种语言进行广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与东南亚国家毗邻的区位优势，使其“东盟传播”成为它的传播增长点和研究优势。内蒙古自治区在蒙古语言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和传播成熟度方面占有优势。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缺少少数民族语言传播媒介，故在哪些方面体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尚在思考中。全国还有不少省市，特别是青海、云南、四川、甘肃、辽宁等地方，设立有民族自治州、县，它们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具有独特性。不过，关于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梳理和记录，深入研究其传播特性和规律的并不多。而这些规律，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性的基础，同时最有可能构成中国新闻传播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逐渐深入的时候，学者们很自然地就关注它的学科建设问题。这种关注必将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境界，只是在一定文化发展时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可能不大。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包括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研究领域、研究水准等，距学科建设的目标距离还很大。在2012年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贾文山先生就提出，促成和构建少数民族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流派）”的意见，令人眼前一亮。它的合理性就在于看到了这个领域研究的特殊性和研究的前景，云集各路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展开研究，在五彩纷纭的学术语境中，展示不同的研究成果，而又不会拘泥于学科建设的条条框框，特别适合尚处于“奠基期”中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如果真正有志于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流派”，它的着力点也许并不要急于在宏观上建立多么庞大的体系，而正在于从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入手，扎扎实实地勾勒各个地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轨迹和传播个性，描绘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地域、民族图谱，为提炼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提供素材和基础。
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视野和方法的狭隘。我们总有宏观研究和思考的习惯，认为这样就能够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本质。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能够做到扎实的基础研究，所谓“宏观”就极有可能演化成空洞。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的当前语境下，最需要的是奠定研究的基础，其中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这种判断的根据，主要是各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巨大区别性。如果不能够将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质归纳和概括起来，从中抽象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共性，那么，要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整体研究目标，显然是空中楼阁。由此可以预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而且是有效的突破点。我们需要宏观的关照，但更需要中观的把握。如果宏观的研究是整体建筑的顶层设计，中观的研究则是建筑的构架。
根据这种设计，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就明确致力于建设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西藏新闻传播”是我们学术中心的不二主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石。“西藏新闻传播”主要是地域新闻传播的概念，但也包括跨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藏族）新闻传播的概念。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设计并开始实施“西藏新闻传播书系”工程，首批包括三册“西藏新闻传播史”、“西藏新闻传播概论”、“西藏新闻传播实务”的编撰。它们的基本范畴就是“西藏”，而不是较大范围的“少数民族”，以突显地域特色，做出自己的品牌。在硕士点建设中，我们整合全校资源，在“新闻与传播”一级学科下设6个方向，其中二级学科“新闻学”下设3个方向：西藏（藏语）新闻传播史论研究；藏区传统编辑出版文化研究；西藏文化产业与媒介品牌研究；二级学科“传播学”下设3个方向：西藏文化传播研究；传媒与西藏形象建构研究；藏学文献信息开发与传播研究，并由此组建学科团队。在学校2012年启动的民族学博士点申报中，新闻传播学院以自己的研究特色，在其中设立“西藏民族文化与传播”方向，力争有所作为。所有专业教师的学术研究，都要在这个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持续努力。在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申报中，我们无一例外地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以西藏新闻传播为视角，取得了重大进展：从2005年至今，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教育部项目3项，国家民委项目4项，西藏自治区人文社科专项基金项目和人文社科项目5项，已经构成了西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阵容。我们利用西藏所属民族院校的独特优势，先后构建了多层次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平台：“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建，2010）、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藏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下设，2011）、西藏对外传播研究平台（西藏自治区2011“西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下设，2012）、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单位（2010）、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单位（2012）、陕西省新闻传播学会副会长单位（2012）、陕西省咸阳市新闻学会长单位（2012）等，为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创造了条件。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的研究，笔者有如下建议：
1. 从学会研究战略规划的角度，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区域和民族界别传播研究。学会应对“区域研究”进行调研和梳理，掌握基本状况，提出研究指导策略，激励和扶植这项研究。
2.民族大学（学院）新闻传播院系应突出区域和民族本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占据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民族大学应把本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要支撑点，逐渐凝聚特色，构建研究团队，形成学科优势。即使非民族大学的中西部大学的新闻院系，也可以利用本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特点，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列为学科建设支点之一。
3.建设区域传播研究中心（平台）。在区域特点接近的地方，可以共建研究平台。如建立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中心：藏语传媒研究中心（全国已形成“藏语传媒协作会议”，最近的第十三届会议在甘肃甘南进行）、蒙古语传媒研究中心、维吾尔语传媒研究中心、朝鲜语传媒研究中心等；建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全国五大民族自治区地区应率先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其他民族区域的研究中心也应逐步建立起来。
4.编撰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史和不同民族语言媒介史。尚属空白的民族地区应编写本地区新闻传播史，整体把握新闻传播的历史和传播规律，奠定研究基础。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应编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史，从核心范畴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5.编制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年度报告。民族大学新闻院系应是编制报告的主体，它同时也应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惯例。
引注：
①《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基本问题探析》 白润生，载《新闻学论集》第28辑，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2年6月
②《中国少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年
作者简介：周德仓，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西藏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新闻传播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张萍，西藏民族学院2011级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研究方向研究生
责任编辑：邰山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