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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舆论学论坛”近期在兰州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和单位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并围绕“转型期的中国舆论学：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等20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现将主要观点摘录，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舆论核心既要有学术要求也要遵循国家利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 舆论始终贯穿着国家利益，舆论是国家之间斗争的工具。同时，舆论战是舆论学中的核心问题，不仅存在于国际斗争中，还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因此，舆论的核心既要有学术要求，也要遵循国家利益，要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另外，“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下，舆论应当是进攻型的，应成为国家前进的杠杆，成为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伟大复兴的有力工具，成为中国在国际上有国际话语权的有力支撑。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院长教授李本乾 以境外涉华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分析境外涉华舆情的特征，提出境外涉华舆情的引导策略。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目前西方涉华舆情以负面评价为主，呈现出报道数量增长、议题点多面广的特点。针对以上特点，李教授提出了五点境外舆情引导策略：第一，从“正面报道”向“负面报道”结构调整；第二，从“完美中国”向“完整中国”战略转型；第三，从“虚拟中国”向“真实中国”战略转型；第四，从“被动他塑”向“主动自塑”战略转型；第五，从“宏观叙事”向“具体趣味”转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杨魁 国际舆情的研究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国家传播战略、政府管理以及智库建设等方面有重大意义。他指出目前国际涉华舆论总体趋于缓和，但是存在着分化。同时，“一带一路”、中国经济建设、中国政治格局等是国际涉华舆论的热点议题。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芳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对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进行研究。研究指出，《哈萨克斯坦真理报》的涉华报道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等多方面的议题，基本可以客观真实地报道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表现为：政治领域内友好和平；经济领域内迅速发展；社会领域内事故频发，污染严重；文化领域内文化多样，科技发达的国家形象。
二、网络舆情治理应向网络舆情服务转变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单学刚 从移动舆论场的舆情传播特征和议程设置的变迁两方面出发，研究移动舆论场的融合传播与议程设置。他总结了目前移动舆论场呈现出的三个特点：一是跨媒介融合传播與溢出效应；二是移动舆情的群体标签化传播；三是显性传播与隐匿圈层传播。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博士李维杰 在大会上系统阐述了“网络舆情治理”与“网络舆情服务”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应该向网络舆情服务转变，我国当下网络舆情治理应调整服务模型，政府机构应学习如何在网络环境中为人民服务，分享公共权力，使网络舆情治理向网络服务转变。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秋菊 在报告中提出后真相时代舆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舆论更具突发性动态性，情感诉求和个人理念较事实更能影响舆论波的能量和走向，舆论表达以戏谑和狂欢为主，热点议题转化速度快。同时，她认为，后真相时代政府、职能部门及媒体应注意疏导公众情绪，正确区分和引导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同时，建立和丰富舆情数据库，揭示后真相时代舆论传播的规律。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庹继光从网络舆情反转事件的起因发展，剖析当前舆情反转现象。他认为新媒介赋权、话语权滥用和主观失实是网络舆情反转的起因，网络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把关缺失的问题，媒体的盲目跟进对网络舆情的演变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网络时代，应正视网络理性、网络公共空间建设的重要性，培养公众的新媒体素养和质疑精神。
三、公共领域构建与中国舆论生态建设并重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董天策 做了题为《建构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报告，梳理了公共领域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端，指出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他认为网络与新媒体技术赋权使公共领域建构成为可能，事件推动使中国公共领域成为现实。同时，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民四权”的确立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他强调网络公共事件正是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大好契机，要正视网络公共事件推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存在脆弱性、民粹性、伪公共性的严重缺陷，我们应该建构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吕新雨 对中国舆论生态与研究给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她认为中国舆论生态是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开展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刻不容缓。但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并没有想象中具有的公共性、开放性，事实上是一个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扼杀的公共空间。
四.加强司法舆情与依法治国研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林爱珺 从法律的视角介绍2016年度的司法舆情状况，呈现不同媒介平台关于司法领域的舆情特征、议题特点及态度倾向。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16年全年的我国司法舆情总体走势表现为：舆情热点不断，出现多个舆情高峰；在舆论场结构方面，网站论坛和微博领跑，天涯论坛表现突出；舆情热点事件的意见领袖多为法学教授、律师和部分媒体机构或媒体；大多关于舆情事件的文章篇幅以中长篇为主；舆情态度以负面情绪为主，也有积极的声音出现。
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郭小安 借助符号学相关理论，介绍了他对知识群体抗争符号的创新性与标出性的研究。郭小安抽取了从2007年6月至2017年6月1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10则案例，分析其抗争剧目、抗争话语、抗争符号、议题类型和行动性质等要素。研究发现，作为拥有“高度符号化表意实践能力”的抗争主体，知识群体通过奇观化的视觉抗争展示了其抗争符号的艺术性。但是，无论是作为创新性的奇观化视觉抗争，还是作为标出性的精英身份与底层叙事，知识群体的维权行为均带有强烈的“弱势感”。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士青 从法律的视角论述舆论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和网络反腐的重要意义。首先，她指出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是法制的关键和核心，实现国家的善治，应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其次，她认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整个法律监督里面占据重要的地位。最后，她强调公民利用媒体来行使监督权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得侵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损害国家利益。
五、完善中国舆论学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谢耘耕 在大会上，关于中国舆论学知识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我国舆论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完善现有的舆论框架，吸纳多学科理论；舆论学方法体系建设应在理论的指导下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支撑和完善，重新审视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构建综合舆论研究框架；舆论学应用体系建设应从应用研究和舆论管理实务两方面着手，为宣传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等提供舆情管理、舆论引导决策支撑，防范舆论风险。而舆论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应注重培养理念，综合培养舆论学人才的精神品格和思维能力，聚焦教学培养模式，使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六、新闻发言人肩负着新使命和新任务
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 介绍了多维视域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指出新闻发言人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新闻发言人是领导传播、行政传播、危机沟通和政府公关的代表，是官方与媒体、官方与民众信息情感互动的桥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发言人是国家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文化，肩负着新使命和新任务。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新的制度和运行体系，发言人应在全球文化转型的挑战中提高自身的素质素养。
七、重视传统口语传播在藏族地区舆论引导中的基础性地位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硕勋 依托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實，就藏族地区口语传播与舆论引导研究展开探讨。他认为舆论引导和大众媒介技术的采用必须充分考虑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感受，必须以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和族群归属感为目标，正视大众媒介在藏族地区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和片面夸大其影响，重视传统口语传播在藏族地区舆论引导中的基础性地位。
八、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清果 就中国古代典籍对传统社会舆论形塑研究在大会上发言，从舆论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他认为，“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形塑着意识形态文化，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提供依据和借口。同时，古代典籍对传统社会舆论环境的塑造，表现在统治阶级依典籍严控舆论，而典籍中尊重民意的“道”又是古代舆论监督的利器。另外，古代典籍为民树立标准，让君按标准行事，最终再通过为君正名而证明君符合标准，为统治阶级“正名”，形成一种传播闭环效果。由此，当代舆论受众的知识获取和价值观的树立都需要我们在教育的书籍方面有所选择，注意培养受众的正确价值观、媒介素养、理性思维等。
（整理人：张硕勋，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丽妹，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徐 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等20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现将主要观点摘录，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舆论核心既要有学术要求也要遵循国家利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 舆论始终贯穿着国家利益，舆论是国家之间斗争的工具。同时，舆论战是舆论学中的核心问题，不仅存在于国际斗争中，还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因此，舆论的核心既要有学术要求，也要遵循国家利益，要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另外，“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下，舆论应当是进攻型的，应成为国家前进的杠杆，成为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伟大复兴的有力工具，成为中国在国际上有国际话语权的有力支撑。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院长教授李本乾 以境外涉华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分析境外涉华舆情的特征，提出境外涉华舆情的引导策略。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目前西方涉华舆情以负面评价为主，呈现出报道数量增长、议题点多面广的特点。针对以上特点，李教授提出了五点境外舆情引导策略：第一，从“正面报道”向“负面报道”结构调整；第二，从“完美中国”向“完整中国”战略转型；第三，从“虚拟中国”向“真实中国”战略转型；第四，从“被动他塑”向“主动自塑”战略转型；第五，从“宏观叙事”向“具体趣味”转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杨魁 国际舆情的研究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国家传播战略、政府管理以及智库建设等方面有重大意义。他指出目前国际涉华舆论总体趋于缓和，但是存在着分化。同时，“一带一路”、中国经济建设、中国政治格局等是国际涉华舆论的热点议题。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芳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对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进行研究。研究指出，《哈萨克斯坦真理报》的涉华报道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等多方面的议题，基本可以客观真实地报道关于中国的基本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表现为：政治领域内友好和平；经济领域内迅速发展；社会领域内事故频发，污染严重；文化领域内文化多样，科技发达的国家形象。
二、网络舆情治理应向网络舆情服务转变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单学刚 从移动舆论场的舆情传播特征和议程设置的变迁两方面出发，研究移动舆论场的融合传播与议程设置。他总结了目前移动舆论场呈现出的三个特点：一是跨媒介融合传播與溢出效应；二是移动舆情的群体标签化传播；三是显性传播与隐匿圈层传播。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博士李维杰 在大会上系统阐述了“网络舆情治理”与“网络舆情服务”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应该向网络舆情服务转变，我国当下网络舆情治理应调整服务模型，政府机构应学习如何在网络环境中为人民服务，分享公共权力，使网络舆情治理向网络服务转变。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秋菊 在报告中提出后真相时代舆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舆论更具突发性动态性，情感诉求和个人理念较事实更能影响舆论波的能量和走向，舆论表达以戏谑和狂欢为主，热点议题转化速度快。同时，她认为，后真相时代政府、职能部门及媒体应注意疏导公众情绪，正确区分和引导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同时，建立和丰富舆情数据库，揭示后真相时代舆论传播的规律。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庹继光从网络舆情反转事件的起因发展，剖析当前舆情反转现象。他认为新媒介赋权、话语权滥用和主观失实是网络舆情反转的起因，网络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把关缺失的问题，媒体的盲目跟进对网络舆情的演变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网络时代，应正视网络理性、网络公共空间建设的重要性，培养公众的新媒体素养和质疑精神。
三、公共领域构建与中国舆论生态建设并重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董天策 做了题为《建构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报告，梳理了公共领域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端，指出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他认为网络与新媒体技术赋权使公共领域建构成为可能，事件推动使中国公共领域成为现实。同时，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民四权”的确立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他强调网络公共事件正是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大好契机，要正视网络公共事件推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存在脆弱性、民粹性、伪公共性的严重缺陷，我们应该建构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吕新雨 对中国舆论生态与研究给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她认为中国舆论生态是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开展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刻不容缓。但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并没有想象中具有的公共性、开放性，事实上是一个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扼杀的公共空间。
四.加强司法舆情与依法治国研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林爱珺 从法律的视角介绍2016年度的司法舆情状况，呈现不同媒介平台关于司法领域的舆情特征、议题特点及态度倾向。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16年全年的我国司法舆情总体走势表现为：舆情热点不断，出现多个舆情高峰；在舆论场结构方面，网站论坛和微博领跑，天涯论坛表现突出；舆情热点事件的意见领袖多为法学教授、律师和部分媒体机构或媒体；大多关于舆情事件的文章篇幅以中长篇为主；舆情态度以负面情绪为主，也有积极的声音出现。
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郭小安 借助符号学相关理论，介绍了他对知识群体抗争符号的创新性与标出性的研究。郭小安抽取了从2007年6月至2017年6月1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10则案例，分析其抗争剧目、抗争话语、抗争符号、议题类型和行动性质等要素。研究发现，作为拥有“高度符号化表意实践能力”的抗争主体，知识群体通过奇观化的视觉抗争展示了其抗争符号的艺术性。但是，无论是作为创新性的奇观化视觉抗争，还是作为标出性的精英身份与底层叙事，知识群体的维权行为均带有强烈的“弱势感”。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士青 从法律的视角论述舆论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和网络反腐的重要意义。首先，她指出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是法制的关键和核心，实现国家的善治，应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其次，她认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整个法律监督里面占据重要的地位。最后，她强调公民利用媒体来行使监督权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得侵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损害国家利益。
五、完善中国舆论学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谢耘耕 在大会上，关于中国舆论学知识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我国舆论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完善现有的舆论框架，吸纳多学科理论；舆论学方法体系建设应在理论的指导下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支撑和完善，重新审视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构建综合舆论研究框架；舆论学应用体系建设应从应用研究和舆论管理实务两方面着手，为宣传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等提供舆情管理、舆论引导决策支撑，防范舆论风险。而舆论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应注重培养理念，综合培养舆论学人才的精神品格和思维能力，聚焦教学培养模式，使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六、新闻发言人肩负着新使命和新任务
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 介绍了多维视域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指出新闻发言人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新闻发言人是领导传播、行政传播、危机沟通和政府公关的代表，是官方与媒体、官方与民众信息情感互动的桥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发言人是国家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文化，肩负着新使命和新任务。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新的制度和运行体系，发言人应在全球文化转型的挑战中提高自身的素质素养。
七、重视传统口语传播在藏族地区舆论引导中的基础性地位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硕勋 依托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實，就藏族地区口语传播与舆论引导研究展开探讨。他认为舆论引导和大众媒介技术的采用必须充分考虑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感受，必须以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和族群归属感为目标，正视大众媒介在藏族地区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和片面夸大其影响，重视传统口语传播在藏族地区舆论引导中的基础性地位。
八、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清果 就中国古代典籍对传统社会舆论形塑研究在大会上发言，从舆论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他认为，“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形塑着意识形态文化，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提供依据和借口。同时，古代典籍对传统社会舆论环境的塑造，表现在统治阶级依典籍严控舆论，而典籍中尊重民意的“道”又是古代舆论监督的利器。另外，古代典籍为民树立标准，让君按标准行事，最终再通过为君正名而证明君符合标准，为统治阶级“正名”，形成一种传播闭环效果。由此，当代舆论受众的知识获取和价值观的树立都需要我们在教育的书籍方面有所选择，注意培养受众的正确价值观、媒介素养、理性思维等。
（整理人：张硕勋，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丽妹，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徐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