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林里的红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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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异化的女性,并形成了一种畸变现象,以此来抨击父权压抑与封建迫害。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小说中异化的女性形象,总结出“‘自我’的迷失”“‘母性’的泯灭”“‘自虐’的病态”与“‘顺势’的异化”这四个女性畸化的类型,并从这些畸变女性形象的分析及其成因的探讨中,发掘出张爱玲运用小说中的女性畸变,反抗父权文化体系的批判性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形象 畸变异化 父权文化 女性意识
  引言
  以父权文化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与伦理道德,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土壤,激化了“阴性文化”下的“玫瑰生态”,使那些“红白玫瑰们”被迫迁移到杂刺遍地的“荆棘林”中,即使有些幸存者们与之抗衡,亦是以一种日趋窘迫、扭曲的生存姿态在战斗。张爱玲的小说鲜明地塑造了众多异化的女性,并形成了一种畸变现象,从而抨击了父权压抑与封建迫害。
  本文以张爱玲小说中的畸变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作品中异化的女性形象,归结出她们的畸化类型及成因;再从畸变女性的形象塑造中,探讨作者塑造异化女性的意义。
  一、“自我”的迷失
  张爱玲笔下的畸化女性,较多是以“迷失自我”的形态呈现于作品当中。所谓“‘自我’的迷失”,是指女性在被生存、欲望、婚恋等物化,或被父权奴化时,所体现的主体性丧失与模糊,从而沦为从属地位的“他者”。a她们通常是为了满足欲望,不惜呈现出懦弱、退缩或奉承等姿态。
  一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受过西式教育,但骨子里却是一整套的封建思想。她视婚姻为生存的保障,择偶再嫁亦是源于维持生计。她大可以在与前夫离异之后选择自力更生,走向她所追求的“独立自主”,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利用自己仅剩的青春与美貌,获取经济上的救赎者。她清楚,范柳原经济条件优越,而且样貌俊朗,她更清楚他是别人给她妹妹介绍的对象,但她毅然展开攻势。当白流苏得知范柳原亦对她怀有爱意之时,她更以取悦的姿态抓住他不放,结局自然是她赢得了那张“长期粮票”。b白流苏在面对生存困境之时,选择利用爱情,甚至婚姻去俘获物质基础,从反抗生存窘境的角度来看,她无疑是一个赢家;但从维持精神上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她输得一败涂地。按照“常态”,女性因爱而主动,因爱而取悦;但白流苏则是出于谋生之目的,因而才趋于“异态”的。
  又如《心经》中的女大学生许小寒,她的畸变并非出于谋生,而是谋爱。小寒居然与父亲许峰仪发生了一场畸形的恋爱。她从小便有“恋父情结”,为满足她对此种乱伦之恋的欲望,她竟无视自己所接受的伦理思想,而是主动追求这场长达几年的禁忌的“父女恋”,其异类属性不言而喻。更甚者,她为了隐瞒这场乱伦之爱,逃避、拒绝与其他男性深入接触及成婚的可能。由于她执着于“父女恋”,故其多次视母亲为情敌,从而离间了父母之间的情爱。c当她得知父亲找段绫卿为外室时,她便想方设法地破坏,更哀求父亲不要放弃自己,可见她的畸变程度之深。小寒在这场禁忌之恋中一直充当着“他者”,女儿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她的客体地位;在维持这段禁忌感情的时间里,她虽然费尽心机排除父亲身边的人,包括其母与绫卿,但是她的立场是让父亲不要放弃她,故她在这段感情中,“自我”或主体性是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的,而且一直在“父权阴影”下畸变。
  再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本是上海一个破落户家的小姐,面对生活困境,投奔到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那里,依靠姑媽的金钱来读书。那句充满奉承、讨喜的“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报答您”d证明她已从“出淤泥而不染”开始异化了。之后,她无法抵挡洋场社会的诱惑,选择成为姑妈手中的一颗棋子。当她发现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乔琪乔,实则是个花花公子时,她虽然生气,却没有离开他。因为她想到若自己一走了之,便不能继续享受此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生活。于是,她选择忍耐。此时的她表现出了懦弱的姿态,而且她应该是不爱乔琪乔了。但她却在三个月后,与乔琪乔闪电结婚,此举虽可满足她的物质欲望,但也见证了她的畸化。可见,她堕落之后,早已被物质、被金钱所役使,成为迷失自我的边缘女性。
  此外,《鸿鸾禧》中的邱玉清,在父母包办婚姻之下,懦弱地下嫁给自己不爱的暴发户之子;《多少恨》中的夏太太,乞求自己的情敌不要让丈夫与她离婚;《小艾》中的五太太,为保全自己的第一夫人身份,不惜向姨太太使出种种讨好的手段,等等。e更有《创世纪》中的紫薇、《留情》中的敦凤、《等》中的童太太与奚太太等“丧失自我”的异化女性形象。
  二、“母性”的泯灭
  所谓“母性”,是指身为母亲的女性所具备的“关爱儿女”之特质,即母亲的自然属性;而“母性”的泯灭,大都呈现“丧失慈爱”“不顾儿女幸福”“残忍暴力”等病态。张爱玲小说中亦有许多泯灭母性的畸变女性。
  一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家庭中总是扮演着“施虐者”的角色。她先是千方百计地给儿子长白娶妻,还追根究底地盘问儿子的房中“秘事”,并在公共场合取笑他们,使儿子、儿媳妇自尊尽失;然后,为了将儿女牢牢牵制,她不惜教儿子吸大烟、逛窑子,更不惜破坏女儿的幸福,还相继害死了儿子的两个媳妇。可见,曹七巧对儿女的施虐是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施虐,甚至将他们摧毁;更可怕的是,她制造了另一个“小曹七巧”(女儿长安)的悲剧。笔者认为,作者在小说中的逻辑框架是:畸变的家产生了畸变的“人”,而畸变的“人”又延续了畸变的家。f因七巧嫁给一个性无能的丈夫,在爱与性上得不到满足,而且刚嫁入夫家之时,她也处于被虐的地位,故这来自多方面的长期压抑,势必导致她的异化,甚至兽化。g再加上她对金钱与权力的疯狂追逐,也使得她与生俱来的母性被吞噬了。她的异化范畴虽是“母性”的泯灭,但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甚至她的病态与畸变是不自知,也无法控制的。根据拉康的主体理论所说,主体是一种无意识载体,主体没有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能力。h这种无意识对应到曹七巧身上,恰好指她精神上的畸变是无法控制的,故曹七巧应是张爱玲笔下的异化女性中的典型。   此外,张爱玲笔下母性尽丧的女性形象还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为了赢得情欲与物欲而残害葛薇龙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为“制造”自己以外的“新寡妇”而对女儿们实行禁欲主义教育、剥夺女儿幸福的蜜秋儿太太i,《封锁》中为获得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以及《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母亲顾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琉璃瓦》中的姚太太,等等。
  另外,“泯灭母性”的畸形女性特质不仅包括歇斯底里、雷厉风行,还包括沉默不语,或视而不见。此类母亲的角色,大都呈现“自私”“敛财”“懦弱”“不顾儿女幸福”等姿态,属于潜在的病变。j
  例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父亲与女儿的乱伦之恋、女儿离间她和丈夫的感情之时,以及丈夫后来与绫卿同居的情形皆是默默无语,最后只能默默离开。她并未对女儿进行良好的教育与管束,在“父女恋”发生之时,没有出面阻止,而让女儿背负一个“乱伦”“变态”的骂名。可见,她没有为女儿的幸福着想,只是保持着她一贯的懦弱姿态,充当着这个名不副实的母亲。
  再如《花凋》中的郑夫人,身为母亲竟因为害怕给女儿治病而暴露私房钱,便狠心地看着女儿渐渐地死去。k她罔顾子女的性命,只是为了保住她的私房钱,此种“母性的丧失”,体现了她的自私与贪财。她本身的那一点母性是经不起金钱冲击的,沉默的姿态在畸形的女性身上往往代言着“残忍”。除此二者以外,张爱玲笔下畸变的、沉默的母亲形象,还有《倾城之恋》中不顾女儿后半生幸福,一心只想家庭生计得以维系的白老太太等例。l
  三、“自虐”的病态
  “自虐”是一种病症,即自己惩罚自己,但“自虐”并不完全表现在生理层面上,若针对心理或心灵来说,它的摧毁能力会比身体上的摧残更加慑人。对于张爱玲小说中的一部分女性,可以用“自虐”作为诊断她们是否异化的表征。很多时候,“自虐”作为畸变现象的一种,不单单体现为激进,还体现为奴化。
  一如《连环套》中的霓喜,她渴望拥有一场正常的婚姻,而在她一路追求婚姻的路途中所表现出的卑微、自私与不自爱m,暴露了她的“自虐”倾向。她原是广东乡下一个贫苦家庭中的小姑娘,被养母卖出,过上姘居的生活。n她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却没有取得妻子的身份,因为男人们都不愿意为她放弃些什么。她重复地经历婚姻与被骗,明知道不会开花结果,还偏要自愿地踏入同一个圈套。最后,她不得不假爱,在情欲中追求快乐与满足,利用自己残存的姿色让自己活得更加惬意。张爱玲设置的循环往复的情节,看似平常,却衬托出霓喜在婚姻窠臼中的奋力挣扎。霓喜所经历的每一次婚姻圈套,皆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由于渴望的强烈,她拼命抓住每一次可能成为妻子的机会。无论她利用“卑微法”还是“勾引法”,哪怕那些方法会给自身带来压抑或痛楚,她始终以“心甘情愿”的态度周旋于一段段感情中,无法逃脱“连环套”的命运。可见,霓喜的“自虐”方式是自甘堕落,堕入一场场她认为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最后自愿地退而求其次,通过堕入性欲的深谷,企图填补她追寻美满婚姻路途中所遗留下的空白。她是被婚姻奴化了的女性,她的盲目自愿,便是她异化的体现。
  又如《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她本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学生,在她十八岁时爱上了大学生言子夜,但是封建家长的不同意,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很大的障碍。子夜要求碧落与他一起私奔,但碧落顾虑到家里的名声和子夜的前途,便拒绝了子夜远走高飞的提议。最后,她做出了一个自虐的决定,听从媒妁之言另嫁他人。从“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可知,她乖乖地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这种作茧自缚的“自虐”行径,不得不令人究其原因。她如一只渴望自由、爱情的鸟,从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丧失活力的女人,如一只毫无生机的、没有自由的屏风上的鸟,这种异化是悲凉的。在她那个时代,以父权为基础的封建教化是不允许她实现自由恋爱的理想的,而且封建传统与伦理道德早已内化为她的道德准则o,只是她不自知罢了。在她考虑到家里名声、拒绝私奔与听从媒妁之言的时候,她已然成为父权文化的奴隶了,故而说服自己的不甘,以自欺、自虐的方式承受一段抑郁的人生。
  此外,还有《金锁记》中对婆婆的虐待与丈夫的不尊重都逆来顺受的芝寿,《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对经常拈花惹草的丈夫哑忍且任劳任怨的奴仆阿小,《琉璃瓦》中屈服于父权包办婚姻的长女琤琤等女性,皆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旧有观念)浸染而甘愿自己受委屈,以至于她们向父权屈服的同时,也被激化为异类,呈现着“自虐”的病态。
  四、“顺势”的异化
  前文已提及的三種女性畸变的类型,皆涉及“从常态到变态”的“质”的转化,但此种“顺势的异化”,则是放大女性的原有特质,从一个夸张的角度切入父权中心的心脏,是一种“量”的改变,可使女性内敛地、变相地强大起来。张爱玲之所以构思此种顺势异化的女性,是因为她要开采一项新的策略去反抗父权文化,而这种畸变的女性,正说明了在坚持或保有女性特质的基础上扩充它,则足以颠覆男权主义,而不是光呈现处在压迫下的女权意识的被迫自觉而已。
  一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她嫁给了佟振保,在家中一直扮演着贤惠妻子的角色。她羞涩、体贴、淳朴、勤劳,振保负责外出工作,她则负责料理一切家务。她对振保的爱多于振保对她的,从“等我问问振保看”“顶好带把伞,振保说待会儿要下雨”可知。当她发现振保对他冷淡,还在外面玩女人时,她竟保持了一贯的贤惠与淳朴,甚至比之前更加的温顺。因为她知道振保在意,甚至重视他的名声,不敢太过明目张胆,故而默默地反抗。即使后来振保发觉她与裁缝私通,她仍不改其贤惠、温和的角色。在此层面上,烟鹂顺势姿态下的反抗亦是一种异化,因为她并非以男性阳刚、强势的姿态去武装自己,而是维持着自身女性的特征去与男性对峙。后来,她胜利了:“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从鞋的描写臆想到人的哀求,最后振保用“精神胜利法”战胜自己,获得解脱。p可见,烟鹂由忍耐、顺从,到愈发沉默、内敛地反抗,实现了女性反叛的胜利。烟鹂的胜利,更突显了她的异化。   再如《相见欢》中的伍、荀两位太太,皆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存在于家庭之中,而不是强势的。伍太太对伍先生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她更在伍先生组织的旅行中,几乎料理了一切琐碎的事务;荀太太亦是贤惠,她平时除了料理日常家务,还处理好婆媳之间的关系,四邻都夸她:“都说她好。说话那么细声细气的……安详幽娴……真文气。”《相见欢》叙述了伍、荀两位太太重逢叙旧的过程,她们都是以“闲聊”的姿态在与父权抗衡。其中,“闲聊”的琐碎本是女性最大的爱好与特点,张爱玲把这个特点夸张化,甚至在伍、荀两位太太的“闲聊”中忽略了荀太太的丈夫绍甫。而且,荀太太忙着聊天,身为妻子的她竟然对丈夫手指鲜红的状况毫无留意,甚至绍甫在太太们的交际中是插不上嘴的。可见,伍、荀两位太太的女性特质被放大(即呈顺势之态),这对于一般女性来说是畸化的,但这避免落入父权文化编码的圈套当中,故曰“变相的强大”。且绍甫作为男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唾沫中被悄然地剥夺,并处于从属、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伍太太的先生虽未出现在太太们聊天的场域,但他即使生意蚀本,仍会“按月寄家用,没短过她(伍太太)的”。可见,伍太太在与男性中心的抗衡中是赢家。两位太太间的交际在张爱玲笔下显得十分投入与忘我,加之两位太太又以贤惠的形象呈现,令各自的先生无可挑剔的同时,从女性文化特质的角度攻陷了父权的堡垒。
  另外,此种“顺势的异化”的畸变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比较少见,也许是因为从属于此类范畴的女性畸变不甚明显,但它对父权文化的批判是强有力的。纵观四种女性畸化的类型,笔者认为,张爱玲将“常”与“变”(或“异”)的辩证应用到小说中,尤其凸显了“变”(或“异”)这一方,而它又包括“外在”和“内化”两个呈现维度。其中“外在”的变异呈现,大都源于“内化”的变异基因。那么,她对畸变女性的塑造,不仅使她的作品及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更为她颠覆男性霸权、宣扬女性自觉意识,增加了生理表层与精神内核上的理论与思考深度。
  结语
  畸形的社会势必造就畸变的群体。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畸变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除了出于女性或人性的贪婪与虚荣等弱点之外,更因为父权文化的长期压抑,以及以男权中心为背景的封建制度、伦理道德的压迫,导致女性价值观的扭曲与变异。
  本文针对张爱玲小说中的畸变女性,总结出“‘自我’的迷失”“‘母性’的泯滅”“‘自虐’的病态”与“‘顺势’的异化”这四个女性畸化的类型,并从畸变女性形象的分析中,发掘出张爱玲运用小说中的女性畸变,反抗父权文化体系的批判性意义。
  am 沈丽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病态现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第19页。
  b 毕静枝:《被时代抛弃的淑女群体——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家》2011年第2期,第14—15页。
  cfi 何永贤:《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丑的揭示》,延边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第18页,第23页。
  d 金宏达、于青合编:《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此版本为典藏本,故页码缺;本文有关张爱玲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n 阮少茜:《论张爱玲小说的人性书写》,浙江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第24页。
  g 张丽媛:《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3期,第45页。
  h 甘甜:《拉康主体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研究——兼论拉康理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j 黄萍:《高压下的病变与疯狂——张爱玲女性形象塑造心理分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80—83页。
  k 闫秋霞:《论张爱玲对“家”的拆解》,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l 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48页。
  o 张竹赢:《论张爱玲小说变态心理的描写和意义》,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p 姚昌美:《张爱玲小说中的几种女性形象剖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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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姚昌美.张爱玲小说中的几种女性形象剖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
  作 者: 黎莹婧,中国文学、语言及文化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语文教育中心语文活动主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及文化。
  编 辑:赵斌?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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