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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從整体到局部、通过定量定性法对《关雎》三个西班牙语译文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使《诗经》在海外译介研究的面貌更加全面，也将推动学界对《诗经》西译的关注。同时，语料库定量分析与具体实例定性分析相结合，以期使翻译研究更具科学性与阐释力。
关键词：《关雎》 西班牙语 翻译
《诗经》西班牙语译本问世较晚，直到1984年才有了第一部西语全译本Romancero Chino。目前无论国内国外，对《诗经》英译关注较多，而《诗经》西译研究成果十分匮乏。本文拟比读《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的三部西班牙语译本，从整体到局部考察翻译策略。宏观方面，使用语料库检索和分析软件Wordsmith 6.0客观地把握三部西译本的整体翻译策略；微观方面，定性描述具体处理方法，一方面评估译诗是否准确传递原词蕴含的信息，另一方面探讨译诗的可读性与艺术性。
一、《诗经》西译本介绍
相对于欧洲其它主要语言的译本，《诗经》西班牙语译本问世较晚。18、19世纪，当欧洲其它国家陆续出版相应语种的《诗经》全译本时，西班牙汉学却因王位继承战争、拿破仑入侵、美西战争等政治和历史原因停滞发展，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开始复兴，彼时第一部《诗经》全译本Romancero Chino诞生，于1984年由国家出版社Editora Nacional出版。译者兼主编为西班牙传教士、汉学家杜善牧（Elorduy）。杜神父最初跟随耶稣会来到中国，是为了向东方宣扬耶稣会天主教教义，但他在中西交流领域的影响与贡献却远超出了传教的范畴。他翻译了《道德经》《庄子》《墨子》《诗经》等诸多中国传统经典，且译本多为直接从中文译成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些作品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作为耶稣会天主教士，杜善牧试图通过对典籍的翻译，使其他在华传教士以及整个西方世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礼教。进入21世纪，中西交流频繁，西班牙汉学蓬勃发展，2013年、2017年第二、三部全译本Libro de los cantos与Poesía de la antigua China相继出版。第二部全译本由西班牙格拉达纳中文教授、汉学家García-Noblejas翻译、编写，由西班牙知名出版社Alianza出版发行。García-Noblejas认为杜译本十分关注翻译内容的忠实性，而他认为诗歌节奏感与音乐性同样重要，故而重译《诗经》，力求内容与风格并重。与前两部“引进”式翻译不同，第三部全译本Poesía de la Antigua China，作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是中国方面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而展开的“外推”式翻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徐蕾教授与西班牙译者Catarina Valdés合译，兼具中西合译的优势，是国内译学界普遍认为最合理的翻译模式。三部译本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译者文化身份多元，译介目的也各不相同，各译本的翻译策略势必存在巨大差异。
二、整体翻译风格
自20世纪9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Mona Baker开创了语料库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应用以来，“学界围绕语料库在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译者风格和翻译教学等领域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a。本文将借助Wordsmith 6.0，对《关雎》三个西班牙语译文进行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的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词汇层面主要从类符/形符比和平均词长进行了数据采集，以考察译者选词用词之风格；句子层面则主要关注平均句长以及句长标准差。
（一）词汇层面
类符形符比（TTR）可以比较直观地考察文本中词汇的丰富程度：数值高说明文本的用词丰富，词汇变化较大；数值低则说明文本词汇量小，词汇变化相对较小。由于文本词汇总量未超过一千词，所以未统计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andard Type Token Ratio，STTR）。根据表1，杜译本形符数最低，但类符数最高，相应的类符形符比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译本，这说明杜译本传递信息量相对更大。这符合杜神父翻译的初衷，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典籍蕴含的文化知识传递给西方。García-Noblejas教授的译本类符形符比最低，用词变化性相对低，译本相对更简单朴实。而合译本选词用词风格介于两者之间。
平均词长也是研究译者用词风格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用词的复杂程度。西班牙语的平均词长约为4.4个字母。b杜善牧译本的平均词长最长，其用词难度上高于其他两个译本，5.17个字母也高于西班牙语平均水平。García-Noblejas译本用词最短，说明其更倾向于使用较为简单的词汇，从而使得译文简洁流畅。中西合译本的数据介于两者之间。笔者另外统计了三个译本中7个及以上字母的单词的使用情况以及在各自译本中所占的比重，其结果与其它数据得到的结论相符，如表2所示。
（二）句子层面
平均句长也是常用的体现文本风格的参数（Olohan，2004）。《关雎》为四言诗，全诗工整简洁、节奏鲜明，读起来音调优雅、朗朗上口。所以比起每一八字整句的句长，我们更为关注各译文四字短句的翻译情况，以察各译文是否保留原文凝练简洁、句式统一的风格。鉴于此，我们在不改变原句翻译内容的情况下，将译文的整句分成两小句，每小句对应原诗的四字短句。结果如表3所示，三个译本的平均句长无明显差异，分别含有5.3、5.7、5.55个词。但各译本句长标准差有明显差异，杜译本远高于其余两个译本，合译本最低。标准差反应样本数据相对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由此说明杜译本各句句长与平均句长之间差异较大，而另外两个版本的每句句长较接近平均值，因而句式更加整齐、更有节奏感，译文风格更接近原文。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一节的翻译为例：
A la izquierda y derecha， recogemos matas de nenúfares. A la 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
al son de cítaras y liras amigablemente acompa？amos.
（杜善牧译本）
Alta y baja la lenteja de agua
a derecha e izquierda la cogían
buena y hermosa era ella
con cítaras qin y laúdes se la recibían.
（García-Noblejas译本）
Las cardaminas cortas y alargadas，
son recogidas en la orilla.
Seduzco a la doncella bella y virtuosa，
tocando la cítara y la lira.
（徐蕾 Catarina Valdés合译本）
很明显可以看出后两个译本基本每句控制在5个单词，结构更加工整，与原文的风格更加贴近。
三、微观翻译策略
（一）名物词——“雎鸠”
“雎鸠”究竟是何种鸟？李玉良教授从诗篇的内部逻辑、训诂、民俗以及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雎鸠”是凶猛的鱼鹰。杜善牧将其译为虽然准确，但西语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pandion（鱼鹰）一词，并在括号内加入解释águila blanca（白色的鹰），这样的译法与训诂相符，但难免会破坏译文阅读的整体流畅感。García-Noblejas则选择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tortolito（斑鸠）。在西班牙语口语中，tortolito可以指相爱的人，如“Aunque llevan 20 a？os casados， aún se comportan como dos tortolitos.”（他们虽然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但仍像恩爱的斑鸠那般）所以该种译法虽与训诂相悖，却更容易将译入语读者引入浪漫温柔的语境中，从而使其体会到原诗所表达的艺术内涵。合译本选择cormoranes一词——鸬鹚，别名也称作鱼鹰。巧妙的是，译者在句中加入了过去分词enamorados作双重补语，整句为：“Arrullan enamorados los cormoranes.” 西语中的双重补语兼有形容词和副词的特征，在句中同时修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一来便巧妙地表达出文中的鱼鹰是恩爱的，并且正在深情缱绻地鸣叫着。三种翻译方法各有千秋，但第三种译法在内容的准确性与诗歌的艺术性中找到了平衡。
（二）文化词——“淑女”与“君子”
“窈窕淑女”一句中“窈窕”指娴静漂亮，“淑女”指贤德的女子。三个版本的翻译分别为“Una 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端庄且品德好的少女），“buena y hermosa era ella”（她善良又美丽），“La doncella bella y virtuosa”（美丽品德好的少女）。杜译本所用的两个形容词recatada（端庄持重）与virtuosa（品德好的），均侧重描述了淑女的内在美。对于该诗的诗旨，杜善牧在注释里写道：“Cari？oso elogio a Tai Szu太姒，esposa de Wen Wang周文王y madre de Wu Wang，primer Emperador de la dinastía.” 認为诗歌是对太姒——周文王的正妃，周武王之母品德的高度赞扬。他与传统经学家的理解保持一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翻译“窈窕淑女”时，杜氏格外强调了女子的内在品行，而未曾提及外表气质。第二个译本使用了主系表结构，主语为ella（她），所以相比其它译本没有体现出是未婚的少女。合译本集前两部译本之所长：doncella体现了主角未婚的少女身份，bella和virtuosa两个形容词准确地表达出了女子容貌与品行的美好。
“君子”为当时贵族男子的通称。杜善牧将其译为rey（国王）来暗指周文王，这样一来便将原词的含义窄化了，倒与其“后妃之德”的诗旨以及“淑女”的译法自洽。第二、三个译本将其译为se？or（先生）和caballero（绅士），与原词的意思更为贴合。其中第二种更简洁朴实，第三种翻译更能体现出男子的儒雅之气。
（三）重叠形式——“关关”与“优哉游哉”
“关关”为水鸟雌雄合鸣的象声叠词。前两个译本直接翻译了象声叠词，分别采用音译法“Kuan Kuan”与归化法“Pío Pío”（鸟类的叫声）。合译本选择使用动词arrullar，arrullar本意为雄鸽求雌鸽时的咕咕叫，引申意为对情人的喁喁私语。该译法虽然没有保留原词的形式，却准确地传递了原句蕴含的情感。
处理“优哉游哉”一句时，前两个译本均保留了重叠形式。杜译本选择重复形容词triste：“Tristes，tristísimas”（悲伤，非常悲伤）；García-Noblejas重复了疑问词cuánto：“cuánto， ay， cuánto”（多么[思念她]，唉，多么[思念她]）。两个翻译十分注重语言形式的忠实，只是表达稍显直白。合译本将其译为“Profunda y duradera es la melancolía”，两个形容词profunda表达君子思念之深切，duradera展现思念之绵长。相比直白的表达，更具原诗的含蓄美。且两个词与melancolía（哀愁）一词以及后一句“辗转反侧”的翻译“paso la noche en vela”均以元音a结尾，声韵和谐，即使不采用直白的重叠用词的方法也得以再现原诗的风格美。 四、结语
本文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对《关雎》三个西译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杜善牧译本的词汇丰富程度相对较高，通过诗歌传递的信息量更大，在字词的考释上遵循传统经学家的观点，但诗句结构上与原诗的四言结构有差异。这与译者多元文化背景以及译介环境不无关系：杜善牧作为传教士与汉学家，在西班牙汉学发展重新萌芽的重要时期，首次将《诗经》完整地翻译至西语，更希望将诗歌内容以及其蕴含的道德礼教介绍给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读者。García-Noblejas的译本用词更朴实，没有着力寻求内容的忠实，而是力图通过本族语中具有相同意象的词汇来表达原诗的情感，且着意保留了原诗简洁的风格以及极具节奏感的重叠形式。这与他的译介目的相符，即翻译一版与杜译本不同的版本，力求内容与风格并重。不过有时García-Noblejas的用语稍显直白，缺少一丝含蓄美。徐蕾教授与Catarina Valdés的合译本是唯一没有保留叠词形式的译本，但通过其细腻的用词、句中和句末的韵脚、五个词的平均句长以及较小的句长标准差使得译诗十分接近原诗风格。用词准确且细腻，一方面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原诗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展现了原诗的美感与艺术性，十分具有可读性。
a 胡开宝、杨枫：《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 内涵与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9—24页。
b Cantos P. El inglés y el espa？ol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antitativa y distributiva： equivalencias y contrastes1/English and Spanish from a distributional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Equivalences and contrasts[J].Estudios ingleses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2011（19）：15- 44.
參考文献：
[1] 陈建生， 高博. 基于语料库的《诗经》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考察——以“国风”为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 18（4）： 36-41.
[2] 雷孟笃 （José Ramón álvarez）.西班牙汉学研究的现况[J].汉学研究通讯，2007（101）：36-47.
[3] 李玉良.《诗经》名物翻译偏离及其诗学功能演变——以《关雎》英译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2014，35（1）： 91-96.
[4] 周振甫.《诗品》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诗经·国风》文化词汇的西班牙语翻译及传播研究”（ZC202011202）
作 者： 吴茜，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席悦，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关雎》 西班牙语 翻译
《诗经》西班牙语译本问世较晚，直到1984年才有了第一部西语全译本Romancero Chino。目前无论国内国外，对《诗经》英译关注较多，而《诗经》西译研究成果十分匮乏。本文拟比读《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的三部西班牙语译本，从整体到局部考察翻译策略。宏观方面，使用语料库检索和分析软件Wordsmith 6.0客观地把握三部西译本的整体翻译策略；微观方面，定性描述具体处理方法，一方面评估译诗是否准确传递原词蕴含的信息，另一方面探讨译诗的可读性与艺术性。
一、《诗经》西译本介绍
相对于欧洲其它主要语言的译本，《诗经》西班牙语译本问世较晚。18、19世纪，当欧洲其它国家陆续出版相应语种的《诗经》全译本时，西班牙汉学却因王位继承战争、拿破仑入侵、美西战争等政治和历史原因停滞发展，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开始复兴，彼时第一部《诗经》全译本Romancero Chino诞生，于1984年由国家出版社Editora Nacional出版。译者兼主编为西班牙传教士、汉学家杜善牧（Elorduy）。杜神父最初跟随耶稣会来到中国，是为了向东方宣扬耶稣会天主教教义，但他在中西交流领域的影响与贡献却远超出了传教的范畴。他翻译了《道德经》《庄子》《墨子》《诗经》等诸多中国传统经典，且译本多为直接从中文译成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些作品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作为耶稣会天主教士，杜善牧试图通过对典籍的翻译，使其他在华传教士以及整个西方世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礼教。进入21世纪，中西交流频繁，西班牙汉学蓬勃发展，2013年、2017年第二、三部全译本Libro de los cantos与Poesía de la antigua China相继出版。第二部全译本由西班牙格拉达纳中文教授、汉学家García-Noblejas翻译、编写，由西班牙知名出版社Alianza出版发行。García-Noblejas认为杜译本十分关注翻译内容的忠实性，而他认为诗歌节奏感与音乐性同样重要，故而重译《诗经》，力求内容与风格并重。与前两部“引进”式翻译不同，第三部全译本Poesía de la Antigua China，作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是中国方面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而展开的“外推”式翻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徐蕾教授与西班牙译者Catarina Valdés合译，兼具中西合译的优势，是国内译学界普遍认为最合理的翻译模式。三部译本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译者文化身份多元，译介目的也各不相同，各译本的翻译策略势必存在巨大差异。
二、整体翻译风格
自20世纪9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Mona Baker开创了语料库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应用以来，“学界围绕语料库在翻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译者风格和翻译教学等领域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a。本文将借助Wordsmith 6.0，对《关雎》三个西班牙语译文进行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的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词汇层面主要从类符/形符比和平均词长进行了数据采集，以考察译者选词用词之风格；句子层面则主要关注平均句长以及句长标准差。
（一）词汇层面
类符形符比（TTR）可以比较直观地考察文本中词汇的丰富程度：数值高说明文本的用词丰富，词汇变化较大；数值低则说明文本词汇量小，词汇变化相对较小。由于文本词汇总量未超过一千词，所以未统计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andard Type Token Ratio，STTR）。根据表1，杜译本形符数最低，但类符数最高，相应的类符形符比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译本，这说明杜译本传递信息量相对更大。这符合杜神父翻译的初衷，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典籍蕴含的文化知识传递给西方。García-Noblejas教授的译本类符形符比最低，用词变化性相对低，译本相对更简单朴实。而合译本选词用词风格介于两者之间。
平均词长也是研究译者用词风格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用词的复杂程度。西班牙语的平均词长约为4.4个字母。b杜善牧译本的平均词长最长，其用词难度上高于其他两个译本，5.17个字母也高于西班牙语平均水平。García-Noblejas译本用词最短，说明其更倾向于使用较为简单的词汇，从而使得译文简洁流畅。中西合译本的数据介于两者之间。笔者另外统计了三个译本中7个及以上字母的单词的使用情况以及在各自译本中所占的比重，其结果与其它数据得到的结论相符，如表2所示。
（二）句子层面
平均句长也是常用的体现文本风格的参数（Olohan，2004）。《关雎》为四言诗，全诗工整简洁、节奏鲜明，读起来音调优雅、朗朗上口。所以比起每一八字整句的句长，我们更为关注各译文四字短句的翻译情况，以察各译文是否保留原文凝练简洁、句式统一的风格。鉴于此，我们在不改变原句翻译内容的情况下，将译文的整句分成两小句，每小句对应原诗的四字短句。结果如表3所示，三个译本的平均句长无明显差异，分别含有5.3、5.7、5.55个词。但各译本句长标准差有明显差异，杜译本远高于其余两个译本，合译本最低。标准差反应样本数据相对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由此说明杜译本各句句长与平均句长之间差异较大，而另外两个版本的每句句长较接近平均值，因而句式更加整齐、更有节奏感，译文风格更接近原文。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一节的翻译为例：
A la izquierda y derecha， recogemos matas de nenúfares. A la 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
al son de cítaras y liras amigablemente acompa？amos.
（杜善牧译本）
Alta y baja la lenteja de agua
a derecha e izquierda la cogían
buena y hermosa era ella
con cítaras qin y laúdes se la recibían.
（García-Noblejas译本）
Las cardaminas cortas y alargadas，
son recogidas en la orilla.
Seduzco a la doncella bella y virtuosa，
tocando la cítara y la lira.
（徐蕾 Catarina Valdés合译本）
很明显可以看出后两个译本基本每句控制在5个单词，结构更加工整，与原文的风格更加贴近。
三、微观翻译策略
（一）名物词——“雎鸠”
“雎鸠”究竟是何种鸟？李玉良教授从诗篇的内部逻辑、训诂、民俗以及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雎鸠”是凶猛的鱼鹰。杜善牧将其译为虽然准确，但西语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pandion（鱼鹰）一词，并在括号内加入解释águila blanca（白色的鹰），这样的译法与训诂相符，但难免会破坏译文阅读的整体流畅感。García-Noblejas则选择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tortolito（斑鸠）。在西班牙语口语中，tortolito可以指相爱的人，如“Aunque llevan 20 a？os casados， aún se comportan como dos tortolitos.”（他们虽然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但仍像恩爱的斑鸠那般）所以该种译法虽与训诂相悖，却更容易将译入语读者引入浪漫温柔的语境中，从而使其体会到原诗所表达的艺术内涵。合译本选择cormoranes一词——鸬鹚，别名也称作鱼鹰。巧妙的是，译者在句中加入了过去分词enamorados作双重补语，整句为：“Arrullan enamorados los cormoranes.” 西语中的双重补语兼有形容词和副词的特征，在句中同时修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一来便巧妙地表达出文中的鱼鹰是恩爱的，并且正在深情缱绻地鸣叫着。三种翻译方法各有千秋，但第三种译法在内容的准确性与诗歌的艺术性中找到了平衡。
（二）文化词——“淑女”与“君子”
“窈窕淑女”一句中“窈窕”指娴静漂亮，“淑女”指贤德的女子。三个版本的翻译分别为“Una 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端庄且品德好的少女），“buena y hermosa era ella”（她善良又美丽），“La doncella bella y virtuosa”（美丽品德好的少女）。杜译本所用的两个形容词recatada（端庄持重）与virtuosa（品德好的），均侧重描述了淑女的内在美。对于该诗的诗旨，杜善牧在注释里写道：“Cari？oso elogio a Tai Szu太姒，esposa de Wen Wang周文王y madre de Wu Wang，primer Emperador de la dinastía.” 認为诗歌是对太姒——周文王的正妃，周武王之母品德的高度赞扬。他与传统经学家的理解保持一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翻译“窈窕淑女”时，杜氏格外强调了女子的内在品行，而未曾提及外表气质。第二个译本使用了主系表结构，主语为ella（她），所以相比其它译本没有体现出是未婚的少女。合译本集前两部译本之所长：doncella体现了主角未婚的少女身份，bella和virtuosa两个形容词准确地表达出了女子容貌与品行的美好。
“君子”为当时贵族男子的通称。杜善牧将其译为rey（国王）来暗指周文王，这样一来便将原词的含义窄化了，倒与其“后妃之德”的诗旨以及“淑女”的译法自洽。第二、三个译本将其译为se？or（先生）和caballero（绅士），与原词的意思更为贴合。其中第二种更简洁朴实，第三种翻译更能体现出男子的儒雅之气。
（三）重叠形式——“关关”与“优哉游哉”
“关关”为水鸟雌雄合鸣的象声叠词。前两个译本直接翻译了象声叠词，分别采用音译法“Kuan Kuan”与归化法“Pío Pío”（鸟类的叫声）。合译本选择使用动词arrullar，arrullar本意为雄鸽求雌鸽时的咕咕叫，引申意为对情人的喁喁私语。该译法虽然没有保留原词的形式，却准确地传递了原句蕴含的情感。
处理“优哉游哉”一句时，前两个译本均保留了重叠形式。杜译本选择重复形容词triste：“Tristes，tristísimas”（悲伤，非常悲伤）；García-Noblejas重复了疑问词cuánto：“cuánto， ay， cuánto”（多么[思念她]，唉，多么[思念她]）。两个翻译十分注重语言形式的忠实，只是表达稍显直白。合译本将其译为“Profunda y duradera es la melancolía”，两个形容词profunda表达君子思念之深切，duradera展现思念之绵长。相比直白的表达，更具原诗的含蓄美。且两个词与melancolía（哀愁）一词以及后一句“辗转反侧”的翻译“paso la noche en vela”均以元音a结尾，声韵和谐，即使不采用直白的重叠用词的方法也得以再现原诗的风格美。 四、结语
本文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对《关雎》三个西译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杜善牧译本的词汇丰富程度相对较高，通过诗歌传递的信息量更大，在字词的考释上遵循传统经学家的观点，但诗句结构上与原诗的四言结构有差异。这与译者多元文化背景以及译介环境不无关系：杜善牧作为传教士与汉学家，在西班牙汉学发展重新萌芽的重要时期，首次将《诗经》完整地翻译至西语，更希望将诗歌内容以及其蕴含的道德礼教介绍给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读者。García-Noblejas的译本用词更朴实，没有着力寻求内容的忠实，而是力图通过本族语中具有相同意象的词汇来表达原诗的情感，且着意保留了原诗简洁的风格以及极具节奏感的重叠形式。这与他的译介目的相符，即翻译一版与杜译本不同的版本，力求内容与风格并重。不过有时García-Noblejas的用语稍显直白，缺少一丝含蓄美。徐蕾教授与Catarina Valdés的合译本是唯一没有保留叠词形式的译本，但通过其细腻的用词、句中和句末的韵脚、五个词的平均句长以及较小的句长标准差使得译诗十分接近原诗风格。用词准确且细腻，一方面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原诗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展现了原诗的美感与艺术性，十分具有可读性。
a 胡开宝、杨枫：《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 内涵与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9—24页。
b Cantos P. El inglés y el espa？ol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antitativa y distributiva： equivalencias y contrastes1/English and Spanish from a distributional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Equivalences and contrasts[J].Estudios ingleses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2011（19）：15- 44.
參考文献：
[1] 陈建生， 高博. 基于语料库的《诗经》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考察——以“国风”为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 18（4）： 36-41.
[2] 雷孟笃 （José Ramón álvarez）.西班牙汉学研究的现况[J].汉学研究通讯，2007（101）：36-47.
[3] 李玉良.《诗经》名物翻译偏离及其诗学功能演变——以《关雎》英译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2014，35（1）： 91-96.
[4] 周振甫.《诗品》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诗经·国风》文化词汇的西班牙语翻译及传播研究”（ZC202011202）
作 者： 吴茜，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席悦，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