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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教士来华后一直聚焦于中国的女子教育。可以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和传教士密不可分。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学、带动了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使得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出现，大力冲击了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中国的传统陋习，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发展。
关键词：传教士；女子教育；清末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15-02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趁势涌入，在中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其中大批传教士致力于中国的女子教育。这些传教士为何会选择中国女子来进行传教，当时中国社会中女子又处于何种地位，传教士对女子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传教士来华背景
1.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
自从16世纪之后，欧洲逐渐“发现”中国，随着商业贸易的开展，中国给欧洲人留下了幅员辽阔、物资富饶的印象。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开展使得欧洲国家渐渐强盛起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使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反观中国，由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其在欧洲人眼中变得贫穷落后、野蛮闭塞、虚弱腐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由开始的“中国热”转变成了轻蔑、侮辱。
正是在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下，西方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对中国展开侵略。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一批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将地大物博的中国看做传播福音的重要阵地，美国传教士明恩傅曾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 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 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 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 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更为远大。”[14]由此可见，传教士将中国当成了一个可以“和平征服”的地方，希望通过教义的传播对中国展开文化侵略。
2.选择女子教育的由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传教士很快发现，中国男子由于大多受过传统教育，在传教时容易拿起传统礼教的武器加以排斥，加之当时中国人对洋人恨之入骨，直接传教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便将传教的目光转向占据当时一半人口的中国女子。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国女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相信神仙菩萨之类，肯定会发现这些神秘的宗教和基督教教义存在想通之处。”[6]不仅如此，一位女传教士曾说：“我们教会的经验是，当妇女和男子一般接受基督教后，这个传教点周围的工作便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虽然今天的中国妇女在家庭地位上相对来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但仍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男子，男子皈依者的数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信徒。”[20]出于长远打算，“争取妇女归主并最后引导全家归主是亟待解决的头等问题。”[16]此外，考虑到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妇女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男传教士进入家庭传教困难重重。为了减小布道阻力，传教士一般多为女性。“妇女对妇女的布道方法，是在妇女中传教的唯一希望。”[19]
二、传教士对晚清女子教育的影响
1.教会女学的出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所受的教育大多是家庭教育，所接受的思想一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子拒于学校之外的教育传统， 从先秦开始延续到清末。西方教会在华开办女塾，使得中国女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教会在中国办女学，应该首推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传教士阿尔德塞女士（Aldersey）于 1844年在宁波开设的女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所教会女学。其后，一些教会女学陆续创办，其中既有中学，也有小学。“据1898年《女学报》统计，当时仅在上海一处便有15所的教会女学堂。1869年（同治8年）全国基督教会女学生有学生576人，到1877年（光绪3年）时增至2064人。到1902年，我国女子受教会学校教育的有4373人。”[1]由此可见教会女学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展比较迅猛。
在课程设置方面，大致有：讲授基督教教义的课本、圣经、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在传播教义的同时，极大程度的宣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一些教会女学在创办之初也会开设看护学及工艺家政等专科，以造成“贤妻良母”。[15]
总之，教会女学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我国妇女学校教育的先例。使一部分挣扎在封建礼教下受压迫的妇女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为之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培养了最初人才。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力量，极大程度上的促进了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为我国此后的教育发展以及具体办学提供了借鉴。这些虽然与传教士的初衷不相吻合，但却也应肯定其在客观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2.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改良主义者就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但是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到了维新时期，传教士教会女学的开办极大的刺激了他们办女学的热情。1898年5月3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堂正式成立。课程上除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外，还设有医学。同时开设《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另外还有女红、体操、琴学，可谓中西合璧。
不同于教会女学提倡的男女混校，这所学校男女之别极为森严，且学生“必择良家闺秀”，置奴婢、娼妓于门外。其“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方针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封建的禁锢主义。不论如何，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虽然有很深的封建时代的痕迹，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科目，为近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能办教育并能办女子教育的。虽然经正女学堂因为封建统治者的禁闭而最终终结，但从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逐渐增多，影响了以后几代人的女子教育。据统计，“自光绪27年（1901）至光绪30年（1904），每年都会增设一些女子学堂。其学生人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光绪32年（1906）为306名，光绪33年（1907）为1853名，光绪34年（1908）为2679名，宣统元年（1909）为12164名。”[18] 3.中国女留学生的出现。
清末的女子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日出门机会尚少，更遑论走出国门之外。然而， 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 晚清女性在传教士的带动引导下不仅有了接触西方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
金雅妹、何金英（音译）、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位是清末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女性， 而且都是教会女校的学生。“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17]在清末政策的激励下，20世纪初中国女留学生留学风气大盛。1905年，湖南省选派20名女生留学日本，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遣女子赴外留学。之后，各省竞相效仿。据统计，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女留学生便达100名之多，大多为名门闺秀，可见女子留学风气渐开，发展迅速。女子赴外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女性史上的一大创举。
4.促进了中国女子传统观念的转变。
进入父权制社会后，男尊女卑的观念便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之中。女性自古以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的闺门之教对女性的束缚在清朝发展到了巅峰。“缠足”、“纳妾”、“守贞”、“殉节”等旧传统中的恶习无一不是对女性的摧残。随着教会女学的开展，女子解放的思想也逐渐传开。1895年，“不缠足会”成立，一时间全国纷纷响应，创立分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天足运动。《女界钟》、《中国女报》等刊物的出版，一方面愤怒控诉了妇女遭受的痛苦，抨击了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另一方面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女子的觉醒，为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传教士对清末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首开先河创办教会女校，翻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崭新一页，使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展开，使得女子留学教育蓬勃发展。对传统女性观的动摇则加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2]陈珺：《传教士与晚清女学》，河北大学，2000年6月。
[3]张飞飞：《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2004年6月。
[4]李慧娟、毕洪娜：《试论清末女子教育兴盛的原因及影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
[5]王美英：《晚清的女子教育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6]简·亨特：《优雅的福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7]南治国：《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8]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9]任春艳：《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宗教学研究，2007年12月。
[10]顾伟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杜学元：《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2]周廷勇、张兰：《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1898年版。
[1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学校》，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蔡永春：《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7]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
[18]王燕来：《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19]王海鹏：《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1920）》，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
[20]《妇女传教工作十年》，载《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第81—82页。
作者简介：赵阳（1992—），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关键词：传教士；女子教育；清末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15-02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趁势涌入，在中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其中大批传教士致力于中国的女子教育。这些传教士为何会选择中国女子来进行传教，当时中国社会中女子又处于何种地位，传教士对女子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传教士来华背景
1.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
自从16世纪之后，欧洲逐渐“发现”中国，随着商业贸易的开展，中国给欧洲人留下了幅员辽阔、物资富饶的印象。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开展使得欧洲国家渐渐强盛起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使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反观中国，由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其在欧洲人眼中变得贫穷落后、野蛮闭塞、虚弱腐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由开始的“中国热”转变成了轻蔑、侮辱。
正是在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下，西方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对中国展开侵略。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一批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将地大物博的中国看做传播福音的重要阵地，美国传教士明恩傅曾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 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 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 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 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更为远大。”[14]由此可见，传教士将中国当成了一个可以“和平征服”的地方，希望通过教义的传播对中国展开文化侵略。
2.选择女子教育的由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传教士很快发现，中国男子由于大多受过传统教育，在传教时容易拿起传统礼教的武器加以排斥，加之当时中国人对洋人恨之入骨，直接传教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便将传教的目光转向占据当时一半人口的中国女子。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国女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相信神仙菩萨之类，肯定会发现这些神秘的宗教和基督教教义存在想通之处。”[6]不仅如此，一位女传教士曾说：“我们教会的经验是，当妇女和男子一般接受基督教后，这个传教点周围的工作便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虽然今天的中国妇女在家庭地位上相对来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但仍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男子，男子皈依者的数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信徒。”[20]出于长远打算，“争取妇女归主并最后引导全家归主是亟待解决的头等问题。”[16]此外，考虑到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妇女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男传教士进入家庭传教困难重重。为了减小布道阻力，传教士一般多为女性。“妇女对妇女的布道方法，是在妇女中传教的唯一希望。”[19]
二、传教士对晚清女子教育的影响
1.教会女学的出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所受的教育大多是家庭教育，所接受的思想一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子拒于学校之外的教育传统， 从先秦开始延续到清末。西方教会在华开办女塾，使得中国女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教会在中国办女学，应该首推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传教士阿尔德塞女士（Aldersey）于 1844年在宁波开设的女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所教会女学。其后，一些教会女学陆续创办，其中既有中学，也有小学。“据1898年《女学报》统计，当时仅在上海一处便有15所的教会女学堂。1869年（同治8年）全国基督教会女学生有学生576人，到1877年（光绪3年）时增至2064人。到1902年，我国女子受教会学校教育的有4373人。”[1]由此可见教会女学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展比较迅猛。
在课程设置方面，大致有：讲授基督教教义的课本、圣经、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在传播教义的同时，极大程度的宣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一些教会女学在创办之初也会开设看护学及工艺家政等专科，以造成“贤妻良母”。[15]
总之，教会女学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我国妇女学校教育的先例。使一部分挣扎在封建礼教下受压迫的妇女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为之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培养了最初人才。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力量，极大程度上的促进了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为我国此后的教育发展以及具体办学提供了借鉴。这些虽然与传教士的初衷不相吻合，但却也应肯定其在客观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2.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改良主义者就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但是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到了维新时期，传教士教会女学的开办极大的刺激了他们办女学的热情。1898年5月3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堂正式成立。课程上除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外，还设有医学。同时开设《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另外还有女红、体操、琴学，可谓中西合璧。
不同于教会女学提倡的男女混校，这所学校男女之别极为森严，且学生“必择良家闺秀”，置奴婢、娼妓于门外。其“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方针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封建的禁锢主义。不论如何，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虽然有很深的封建时代的痕迹，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科目，为近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能办教育并能办女子教育的。虽然经正女学堂因为封建统治者的禁闭而最终终结，但从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逐渐增多，影响了以后几代人的女子教育。据统计，“自光绪27年（1901）至光绪30年（1904），每年都会增设一些女子学堂。其学生人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光绪32年（1906）为306名，光绪33年（1907）为1853名，光绪34年（1908）为2679名，宣统元年（1909）为12164名。”[18] 3.中国女留学生的出现。
清末的女子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日出门机会尚少，更遑论走出国门之外。然而， 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 晚清女性在传教士的带动引导下不仅有了接触西方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
金雅妹、何金英（音译）、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位是清末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女性， 而且都是教会女校的学生。“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17]在清末政策的激励下，20世纪初中国女留学生留学风气大盛。1905年，湖南省选派20名女生留学日本，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遣女子赴外留学。之后，各省竞相效仿。据统计，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女留学生便达100名之多，大多为名门闺秀，可见女子留学风气渐开，发展迅速。女子赴外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女性史上的一大创举。
4.促进了中国女子传统观念的转变。
进入父权制社会后，男尊女卑的观念便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之中。女性自古以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的闺门之教对女性的束缚在清朝发展到了巅峰。“缠足”、“纳妾”、“守贞”、“殉节”等旧传统中的恶习无一不是对女性的摧残。随着教会女学的开展，女子解放的思想也逐渐传开。1895年，“不缠足会”成立，一时间全国纷纷响应，创立分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天足运动。《女界钟》、《中国女报》等刊物的出版，一方面愤怒控诉了妇女遭受的痛苦，抨击了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另一方面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女子的觉醒，为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传教士对清末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首开先河创办教会女校，翻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崭新一页，使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展开，使得女子留学教育蓬勃发展。对传统女性观的动摇则加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2]陈珺：《传教士与晚清女学》，河北大学，2000年6月。
[3]张飞飞：《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2004年6月。
[4]李慧娟、毕洪娜：《试论清末女子教育兴盛的原因及影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
[5]王美英：《晚清的女子教育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6]简·亨特：《优雅的福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7]南治国：《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8]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9]任春艳：《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宗教学研究，2007年12月。
[10]顾伟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杜学元：《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2]周廷勇、张兰：《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1898年版。
[1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学校》，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蔡永春：《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7]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
[18]王燕来：《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19]王海鹏：《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1920）》，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
[20]《妇女传教工作十年》，载《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第81—82页。
作者简介：赵阳（1992—），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