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们一起混着的这帮人，后来也就慢慢不再聯系了。
　　这帮人说到底都是一群神经病。无所事事，社会败类。整天泡在咖啡馆里、在大排档喝酒、说各种不靠谱的话，这都是表面，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总觉得自己异于常人，并且觉得因此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奇迹会在下一秒就出现。
　　还没到可以随便喝冰啤酒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家烧烤店里，就已经醉得差不多了。那天正巧碰到一个同行，另一个报社的记者，他对我招手：“过来呀，过来喝一杯。”
　　我走过去，两个老男人面对面枯坐在那里，好像已经山穷水尽了。对面那个男人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说：“喝呀喝呀。”
　　他举起杯子，“哐当”一声就喝完了。
　　临走的时候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跟他说：“给我打电话。”
　　那个时候M还是一个正常的中年男人，正在努力度过中年危机：离开了家庭之后，他对工作也已经厌倦之极。
　　毫无疑问，每个单位主要都是由各种傻瓜构成的，而偏偏他还要在其中索取点什么。他没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成功者，也没能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真正的导演。
　　他主要给各个单位、地方政府拍宣传片，这一点越来越侮辱他。
　　他去参加了一次竞岗，写了很长很长的竞岗报告，却在提问环节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纪录片如何市场化。”
　　“市场化？你说这种宣传片怎么市场化？！”他反问我。
　　我怎么知道。
　　所有这一切都在丢我的脸。不体面的失败者。毫无方法的中年唐璜。我倒宁可他变得更狡猾。笨拙的欲望让人难堪。好在时间逐步减少记忆，人们渐渐忘记他，连我也慢慢忘记了。
　　那个女人挑面包的样子好像她一向有大把的时间做任何事情，而旁边空无一人。事实上，队伍排得很长，宜家每到打折季最挤的地方就是餐厅。我跟在她后面，咳嗽了几声，她不为所动，后面的人则顺理成章开始推我。我转过头去瞪了一眼，没有人显得愧疚或者躲闪，我只好往别处张望了一下，看不见张浩，他说去找位子了。
　　我让他们给意面上多浇点酱汁，拿着勺子的那个人微笑着看着我，但什么都没有做。结账的时候我还在四处张望，依然不见张浩的身影。
　　等我终于端着两碟意面、两对鸡翅、一块提拉米苏，餐盘上还放着两个咖啡杯，转了几圈之后找到他时，他正在逗邻座一个小女孩，大概3岁多，脸颊鼓鼓的，眼神看上去却机灵得很，她正用这种机灵的眼神疑惑地看着他。
　　我把餐盘重重地扔在桌上，虚张声势地说：“也不来帮我拿。”
　　“要占位子呀。”他把东西从餐盘里拿出来，用勺子挖了一点点提拉米苏讨好地递到那女孩的嘴边，“吃这个吗？”
　　“吃这个牙齿会掉的。”那女孩严肃地看着他，往后面躲了躲。她妈妈一只手拽着她，正埋头在沙拉以及与丈夫的争执中。
　　被拒绝之后，他终于转过来脸来对着我，开始用叉子卷面条。我抱怨，当然是有理由的。“生日竟然吃这种东西。”
　　“三十多岁的女人还过什么生日。”他把卷好的面条塞进嘴里。我们这才想起来还没有去弄咖啡，咖啡机旁边也排满了人。他打量了一下我，评估我是否在发怒的边缘，然后，似乎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纷争，站起来，拿着杯子走了过去。
　　仅仅是为了买一个刨刀而已，“或许也再看看别的。”新家里空空荡荡，却又好像一样也不少。
　　准确地说我们俩都搞不清楚搬到这个房子里共同生活究竟需要准备些什么。但等我们走进宜家时，又觉得什么都缺。最后转了一圈，还是决定先吃饭再说。
　　我们都知道要跟对方过一辈子了，这一点让我们同时放松了下来，甚至因此有点瞧不起对方。
　　我远远看着他排在一群人后面，有那么一阵子我无法把他从那群人中辨认出来，反而盯着那个正在偷糖包的大妈看了很久，怎么说呢，里面有一种迷人的技巧性的东西。
　　我又转头看着巨大的落地窗外，树叶正在阴谋般悄悄转黄，进入最丑陋的斑驳时刻，离金黄色还得静待时间，像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忍受的尴尬，谁也不能例外。
　　等我把目光收回，在周围漫无目的徘徊的时候，家庭这个词语像是人群自动提炼出来端到面前的：
　　一个家庭。一男一女，有时还有一个孩子，有时还有一个老人。
　　各种各样的搭配：一个胖而高的男人和一个瘦小的女人，女人什么都不吃只是不停地说着什么，脸上充满了感情，而男人的背部显出一种丝毫没有被感染的坚不可摧，他埋头使劲吃着盘子里的东西。还有那对笑容几乎一模一样的夫妻，他们的孩子好像是第三个他们，一种复制体系。一群孩子在游乐区跳来跳去，家长们站在外面无助地伸着手，希望随时都能够接住他们，不管他们离自己有多远。这一切让我觉得有点头晕。
　　然后，有根钉子钉住了我的目光。一个熟悉的身影，本不该如此熟悉，很多年了，但他的形象过于突兀：
　　还是精瘦精瘦，两鬓夹杂着一点白发，牛仔裤和T恤，从侧面看去他像个毫不躲闪的问号。在由家庭组成的人群中，他是一个孤独的黑洞：没人靠近他独自占用着的那张桌子。他聚精会神又满怀忍耐地吃着盘子里的东西，不像在等任何人。
　　有那么一刻我几乎魂飞魄散，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就那样坐在不远处，显得我现在的日子都像假的。我把头低一低，怕他看到我，不管他看到我之后持何种态度都会伤害我：
　　他掉头就走显得对我很失望；或者好像他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更大的可能是他会走过来嘲笑我，他会看着我说：“哈。”虽然我没法具体想象他会说出些什么，但任何一句我一定都承受不起。
　　我隐隐觉得他肯定变成了一个无法与之对抗的人。
　　一时间所有的场景都回来了。他略微坍塌的身体，做爱仿佛是互相自慰的过程；他对食物毫无耐心，也无向往；所有消费主义在他看来都是骗局，一进商场就不由自主感到恼怒；朋友是一种虚构，亲密关系更是；看电影时他大量抽烟，并发出像鸟一样的笑声；“别装了”他总是这么对我说；当他发现我对这段关系有一种幼稚的认真时，他不鼓励也不阻止而是静待其结束。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他变成了那样，我变成了这样。如果有人此时来问我衰老究竟是什么，我什么也不会说。 　　张浩拿着两杯咖啡回來了，他坐下来之后我们之间的那种松弛气息简直惨不忍睹。他把少一点的那杯推到我面前：“少喝点咖啡，找个时间来我们医院做个身体检查。”
　　“公司刚组织做过体检，不是都挺好。”
　　“那些太简单。你们那种公司能安排什么像样的东西。”然后，他用一种似乎已经暗中考虑了很多遍终于下定决心的口气跟我说：“我希望生个女儿。”
　　我喝了一口咖啡，又苦又涩，真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我把咖啡杯推远了一点，想了想又拿了回来，似乎手上握着点什么才能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生孩子的？”
　　“要不然呢？”他镇定地看着我。如果不是此时，这段对话也不至于让我觉得这么羞耻。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时候比此刻更加确切了。但我却好像刚刚才明白似的。我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那个方向。他能听见我们在讲什么吗？
　　“或许等到明年吧。”我努力保持着一种女性在谈论此类问题上的矜持和权威。
　　“也不是想怀就能怀上。从现在开始准备，真的要生，确实要到明年了。”他用一种“别搞笑了”的表情看着我。时不时露出来的医生本色总让我觉得有点畏惧。所以我没再说什么。跟一个年龄相仿又“大有前途”的外科医生结婚后，“运气真好”的眼光围绕着我，顺带着好像我之前所有事情都做对了：包括换工作、单身很久、脸上总是带着焦虑的表情。没人发现这是一个多么疲惫的决定，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羞耻感，跟现在的又不太一样：那个已经彻底投奔失败的人，在距离我三米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仅仅用他的侧面就让我觉得无地自容。
　　跟M即将分手的那一段时间内，我多半在外面瞎混，有次她们撺掇我跟在场的一个男人回家去。这时手机响了。M说他又把钥匙丢在办公室了，让我回家开门，这已经是那个月第五次。我只好回去，他站在门口，脸上带着一种极其羞恼的表情。
　　过了好几年，其实就是现在，我才意识到：一个人不会那么频繁地把钥匙丢在办公室。他曾经做过一点毫无意义的尝试想挽留点什么，后来他再也不那么做了。
　　也就是在想到这些的同时，我忽然明白现在那个坐在不远处的人绝对不可能是M。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而我看见的毫无疑问是个40出头的男人，跟当年的M很像，因此绝对不可能是他。往昔的岁月在我脑海中奔腾了好一阵子，直到所有的感受都慢慢退去，我终于嘟囔了一声：“好。”